趙樹理的文學史意義摘要趙樹理是現代小說家，戲曲家。他的作品始終以農村、農民為出發點，密切關注變化中的農村和農民生活，他是一個真正為農民寫作的作家。當今社會也在重塑趙樹理的地位，他不僅只是農民的傳聲筒，更是農民的朋友。本文將從多方面論述趙樹理在文學史上的意義，重塑趙樹理形象。關鍵詞趙樹理 農民作家 共識趙樹理來自山西沁水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他是一位長期致力于小說創作民族化、大眾化的作者。在四十余年的創作生涯中，以我國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農民生活及農村斗爭為題材，表現出濃郁的生活氣息和地方特色。其作品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創新實踐，在國內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得到了文學界的高度評價，他更是當代社會“九大家”之一。一、唯一的農民作家他是一位扎根農村，真正為農村而獻出自己一生的作家。他不像有些作家那樣，居住在繁華都市舒適的寓所，身著名牌服飾，出入于燈紅酒綠之處，他是唯一一個勤儉節約、愛農村、敬農村、深入農村的作家。在生活方面，趙樹理有了固定的收入，工資待遇都不低，在北京買了房子，接來了家屬。按說，他完全有條件過舒適的日子，可他骨子里流著的是農民的血液，讓他無法與城市融合。他關注的仍然是農村的狀態和農民的生活。從1949年進京，到1965年舉家遷回山西，16年的時間里，他有一多半是在晉東南農村生活的。他跟農民們吃住在一起，一方面是為了體驗生活，獲取創作素材；另一方面是要同農民一道，尋找過好日子的途徑，讓農民能盡快從千百年的貧窮落后中擺脫出來。因而，他總是心甘情愿地充當農民的代言人，時時處處維護農民的利益。“一個知識分子，也許可以做到像趙樹理這樣關注農民但不會真正地融入農民丟掉輕視農村和農民文化的意識而是不同程度上抱著啟蒙者的心態企圖喚醒和改造農民。”論者劉雄飛的觀點揭示了趙樹理文學創作在農民群體中獲得巨大成功的又一要因。在現當代文壇，再沒有一位作家能像趙樹理這樣，在生活和心靈上如此貼近農村，貼近農民。這源于作家終生堅守的農民情懷，其典型特征是質樸善良的人格與平等意識，其行為表現是終生心系農村、關愛農民，為農民群體的利益訴求而真誠寫作、熱忱呼吁。應該承認，能夠像趙樹理這樣無論政治環境和個人地位如何變化都能終生保持著質樸善良的農民情懷者在現實中很少，因此這種堅守便顯得愈為可貴，尤其是當作家的理想與政治環境要求發生抵觸的時候。二、對五四精神的繼承與發展趙樹理是一位擁有最廣大農民讀者的作家。他的創作繼承了“五四”以來新文學的精神，并吸收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發展成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民族風格。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孟祥英翻身、地板、福貴等作品，體現了強烈的時代精神和革命思想，能夠使廣大人民群眾喜愛、接受，使新文學呈現出剛健清新的民間風格。反封建是五四新文學的一個重要的主題，趙樹理繼承了這一革命精神，面對一切封建陋習，他給予了堅決的、不妥協的揭露和批判。在他的作品中，反封建的思想也始終如一。在解放區，新政權剛開始建立，農民掌握了自己的命運，但是舊的反動勢力仍然存在，封建思想意識也根深蒂固的存在于農民的頭腦中，他們也在不自覺的維護舊的秩序，這一切阻礙著他們徹底解放。趙樹理也意識到了將農民從封建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的重要性。他為此進行細致的觀察并深刻思考，將“五四”反封建精神同現實生活結合起來，懷著啟蒙、教育的心態，批判現實中的落后、消極因素。趙樹理在小說中，緊抓農村家庭矛盾、人物厲害沖突，從容描繪出封建思想對農民的滲透，批判了農村中的愚昧習俗，進行生動形象的道德勸誡，啟發農民擺脫因襲的傳統，走出封建傳統的精神牢籠。趙樹理繼承了五四新文學的精髓，處在新時代中，高舉反封建大旗，揭露和批判了舊思想，舊制度。他關注落后的人和事，真誠的幫助他們改正，用文學的力量推動了革命事業的發展，啟發了人們的斗爭勇氣。他以自己的文學實踐開拓了“五四”以來提倡的大眾化的要求，并且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趙樹理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成長，又在中國農村的土地上開辟了自己的藝術天地。三、趙樹理作品的時代意義1942年毛澤東同志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旗幟鮮明地提出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才真正為文學創作從“西化”向“民族化”、從“貴族化”向“平民化”的根本性轉變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政治基礎。正是在講話精神哺育下，新一代作家在解放區茁壯成長，名副其實的大眾文學、民族文學之花在解放區爭奇斗艷，形成了一派“亂花漸欲迷人眼”的壯觀局面。歷經20余年的不屈努力，新文學從“歐化”到“民族化”、“大眾化”這一富有歷史意義的根本性轉變，終于在上世紀40年代解放區作家的手中得以圓滿實現了，趙樹理正是實現這一根本性轉變中最為杰出的代表性作家，他“成功地開創了大眾化的創作風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區文學創作的最高成就”。也正鑒于此，晉冀魯豫邊區文聯才向文藝工作者發出了“向趙樹理的方向大踏步前進”的莊嚴號召。從中國新文學民族化、大眾化的必然趨勢這個意義上說，趙樹理的出現絕不是歷史的偶然，乃是時代的必然，世上即使沒有“這一個”趙樹理，也必定還會有“另一個”趙樹理來肩負時代之莊嚴使命。僅此而言，趙樹理英名不朽，百世流芳，“趙樹理方向”是既有合法性，亦有合理性。中國的傳統小說，從總體而言，是一部帝王將相史、才子佳人史，如果說正是魯迅第一次大批量而非偶為之地把農民引進現代小說領域，真誠而嚴肅地為他們畫像立傳，直面他們的生存狀態，為新文學著重貢獻了閏土、阿Q等辛亥革命前后尚未覺醒的老一代農民的形象；那么，正是趙樹理第一個真誠謳歌了農民的解放與勝利，塑造了小二黑、孟祥英、李有才等在魯迅筆下從不曾有過的新一代覺醒的農民形象。如果說，正是魯迅以一個個“幾乎無事的悲劇”對“瞞”和“騙”的封建舊文學、對廉價的“大團圓主義”，予以迎頭痛擊，引領了一個文學悲劇時代的到來，使中國文學至此來了個大轉彎；那么，正是趙樹理以其李家莊的變遷、孟祥英翻身等一系列“翻身”故事，昭示了一個魯迅夢寐以求的“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與“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之外的“第三樣時代”的真切來臨，在趙樹理筆下，樂觀代替了感傷，團圓代替了悲劇，五十年代新中國文學的“早春”情調在其藝術世界里已是撲面而來，中國文學至此又轉了一彎，實現了“團圓悲劇團圓”的一次螺旋式回環。如果說魯迅以狂人日記、孔乙己等創作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從而使胡適、陳獨秀等人所力倡的文學革命理論得以開花結果，使中國小說從傳統所固有的故事框架中徹底解放出來，奠定了中國現代小說多樣化發展的基礎，無可置疑地確定了其現代文學奠基者的地位；那么，趙樹理則以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高度民族化、大眾化的作品風行于世，標志著新文學民族化、大眾化的最終勝利，真正實現了新文學與人民大眾的第一次親密接觸、熱情擁抱。倘若從引領了一個新文學時代的誕生這一視角來評價，那么，趙樹理之于中國現代文學的貢獻，可說是超過了巴金、老舍、沈從文等文學大師的，甚至可以與魯迅相提并論。四、趙樹理與講話的關系在一些人看來，“趙樹理方向”的確立，主要是當年解放區主流意識形態大力倡導的結果，趙樹理的創作是功利性的，甚至是“趕任務”的。這樣的認識，無疑直接關系到對趙樹理的評價問題。客觀地講，趙樹理在當年解放區的走紅，很大程度上確實借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股東風，是講話成就了趙樹理，這只需聯系其最富盛名的作品小二黑結婚得以出版的實情便可明了。倘若沒有彭德懷的親筆題詞，后來給趙樹理帶來那么大聲譽的小二黑結婚真不知何年何月方能見刊，大眾化民族化的創作路向在知識分子把持著的文藝界是怎樣的舉步維艱由此可見一斑。正因為趙樹理的創作風格與講話精神相合拍，并且又找不出比趙樹理更有成就的另一人，故而“方向”這一桂冠就因緣巧合地花落趙氏了。早在上世紀30年代的文藝大眾化討論時，趙樹理就發表了歐化與大眾語等一系列文章積極參與討論，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的觀點。按他自己的說法，他“有意識地使通俗化為革命服務萌芽于一九三四年，其后一直堅持下來”。趙樹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結婚寫于于1943年5月，而李有才板話寫于同年10月，都在毛澤東講話公開發表之前，延安解放日報于1943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7周年時才發表了講話全文，其后解放區各報紙轉載，而傳到趙樹理所在的太行山已是1944年。這些不爭的事實雄辯地說明，追求文藝的大眾化、民族化品格是趙樹理自覺的理性選擇，不是趙樹理有意去趨附解放區的主流意識形態，而是解放區的革命形勢需要趙樹理這一榜樣。退一步說，即使沒有毛澤東的講話，嚴重“歐化”的新文學最終也必定要走上民族化、大眾化之路，否則就難以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開花結果、蔚為大觀，連綿不斷地關于文藝大眾化方面的討論與實踐正說明了文藝界有識之士之于這方面的艱辛努力。從這個意義上說，趙樹理創作的民族化、大眾化追求是符合新文學本身之走向的，“趙樹理方向”遲早會浮出水面，毛澤東的講話只不過使了這一方向的早出現而已。趙樹理小說創作語言所具有的鮮明民族化大眾化的藝術風格,對于后來的小說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20世紀50年代形成了被人們親切地稱為“山西派”“火花派”“山藥蛋派”的藝術流派。趙樹理以“農民的知識分子身份”準確發現并再現了農民的內心世界,采用平實、樸素、簡潔、活潑的大眾化民族化的文學語言,融合了新文學形式和民間通俗文學優勢的一種新的小說體式,去反映農民的情感生活、審美心態以及思維方式,使文學真正進入農民的內心。他表達了那一時期新文化傳統以外的民間傳統與政治意識形態之間艱難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