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社會階層與健康的關系現階段的中國社會,健康生活方式開始不斷被公眾、媒體和專家們提及。分屬各個不同的社會階層的人都自覺不自覺地開始通過健康的行為、健康的生活方式,化解由于日趨激烈的社會競爭帶來的壓力,分散由于醫療體制改革所不斷增加的風險,舒緩由于角色沖突、生活變遷帶來的緊張,通過生命的自我管理,履行健康責任,達到提高生活質量的目的。世界衛生組織指出:“醫學時代”的衛生政策主要關注如何提供醫療服務和支付服務費用,而新的“后醫學時代”的衛生政策則把重點放在如何達到更好的健康和強壯的狀態。在達到這種狀態的鏈條中,健康的生活方式無疑是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健康生活方式是人們根據自己的生活機會中可供挑選的方案所選擇的健康相關行為的一些集合模式,人們的社會經濟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的健康生活方式。為了更準確地理解“健康生活方式”，馬克思韋伯在經濟和社會這一社會學理論的經典著作中對生活方式的概念作過詳細的論述。他對生活方式的認識可以幫助我們更準確地理解所謂“健康生活方式”。針對卡爾馬克思有關個人在階級社會中的地位取決于其對生產資料的占有的觀點,韋伯認為它并不能夠完全解釋個人在社會階層中的定位問題。他以為,實際上除了對生產資料、金錢的占有之外,社會對個人的尊重以及個人的政治影響也在地位建立的過程中起到相當大的作用。韋伯認為,階層是社會生活的客觀維度,以一個人擁有多少金錢和資產作為象征;而地位是主觀維度,包括別人的態度。而且他認為一個人所從事的職業和其所受教育的程度是受到其他人尊重的基礎。在辨別一個人是屬于哪一類群體的時候,往往要看這個人特定的生活方式。因為同一個地位群體中的成員一般都有相似的生活方式,社會經濟地位高的群體的生活方式顯然與社會底層群體及中產階級群體的生活方式不同。韋伯觀察到,生活方式建立的基礎在于人們消費什么,而非人們生產什么。具體到對健康生活方式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韋伯的觀點也同樣適用。因為從主觀維度看,人們在追求健康生活方式時,就是這個人在嘗試按照自己的動機、努力和能力水平產生良好的健康狀態,這應當是人們的一個消費的過程;從客觀維度看,實現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礎是人們的社會經濟地位,處于社會上層和中層的群體擁有最充分的資源支持他們對生活方式所作的選擇。不過韋伯也觀察到生活方式常常超越其所產生的社會階層,新教理論滲透到西方整個社會文化中就是一個例證。這種宗教文化滲透的一個結果是新教理論在現代社會不再是新教的標志,而且也不再是西方人的標志。韋伯認為,雖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把不同社會的人互相分割,但生活方式也可以跨越社會階層。有證據表明,在當今的西方社會中,原先產生于中上階層的強調鍛煉和運動、合理飲食、避免吸煙等不健康行為的健康生活方式,已經開始傳播到所有的社會階層中。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注意飲食結構的合理性,注意保證充足的睡眠,注意在工作、學習之余放松自己,很多人都在嘗試著做一些保護自身健康的事情。雖然健康生活方式似乎是社會上層以及中層非常顯著的特點,但是它們具有超越社會階層擴展到全社會的潛力。人們參與的健康生活方式的形式和質量可能具有很大差異,但是在發達社會中人們的參與水平卻基本相當。雖然社會經濟地位非常重要,但不能認為它是決定生活方式的唯一因素。一個現代化社會的明顯標志,是無論屬于哪個社會經濟階層,人們都會在環境和機會允許的條件下接受健康生活方式。威廉科克漢姆曾對韋伯的生活方式概念的重要性作了精辟的概括:第一,韋伯發展了社會學中“社會經濟地位”的概念。社會經濟地位是個人社會階層地位最精確的體現,它決定于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以及職業地位的綜合作用;第二,生活方式反映了個人的社會地位,它基于人們的消費而不是生產;第三,生活方式是以選擇為基礎的,而理智的選擇又取決于實現選擇的社會經濟環境;最后,特定生活方式是特定社會經濟群體的特點,但一些生活方式依然會超越社會階層的界限,傳播擴散到其他社會階層。阿德霍托德和馬克費爾德在法國的一項調查研究發現,在上層和中產階層中,健康被認為是增強活力、享受生命的物質,是有教養的體現,而較低社會階層則認為健康是繼續工作的能力。較低社會階層認為健康是達到目的(工作)的手段,而上層社會則認為健康本身就是目的(活力和享受)。克勞丁赫茲里奇和賈尼皮埃爾認為法國人的觀念正向“健康就是責任”這個規范轉換。他們認為,贊同這個規范的人在中產階層中最普遍,但在階層較低的人群中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認可。雖然健康生活方式在英國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但不同社會之間仍然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傳統保守的英國社會依然保留著比美國和德國更刻板的階層劃分。根據米爾德布萊克斯特的一項研究結果,英國各階層之間保持的活動方式有明顯的不同,上層及中產階層比工人階層和其他較低階層具有更好的自我保健。在意大利的一項研究表明,缺乏教育的人群中吸煙及飲酒者較多,接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群則更可能戒煙并參加體育鍛煉。不過總的說來,意大利人以健康為目的而參加體育鍛煉的人比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相對較少,較低社會階層的人群參加鍛煉的就更少。這些研究發現,在發達社會中健康生活方式顯然非常普遍,因為人們對生活方式有更多的選擇,更有機會實現健康。而發展中國家人們生活水平相對較低,可供選擇的健康生活方式較少。并且對于發達國家來說,也存在社會經濟發達程度越高,人們參與健康生活方式的程度也越高,不同階層之間的健康行為、健康生活方式的差異也越小的趨勢。對此,美國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都有相同的研究結果。從美國人哈維格林撰寫的1830-1940年間美國健康和健美活動史中,人們可以發現許多美國人中一直保持著對健康生活方式的濃厚興趣。就像韋伯在新教理論研究中指出的那樣,許多研究說明健康生活方式正以一種超越階層的方式傳播著。這并不是說每個人都在嘗試健康生活方式,但說明各個社會階層的許多人是這樣做的。合理飲食、體育鍛煉、飲酒和吸煙等行為方式是一些社會群體的共同特點,不管其階層地位如何。美國的研究表明,雖然人們認為接受過良好教育的白人出于關心自己健康的一般目的參與健康生活方式,但處于較低社會階層的成年黑人由于出于擔心自己患心臟病,也可能采取健康保護措施,兩者的結果是一致的:健康行為超出了階層及種族的界限。德國人參與健康生活方式的模式與美國人越來越相似。有研究表明,除了參加體育運動的多為上層和中產階層之外,其它的健康生活方式基本與人們所屬的階層無關。凱瑟林羅斯和喬爾伯德開展的一個研究表明,男性比女性可能更多地參加肌肉鍛煉和漫步活動,但是吸煙和超重的可能性也比女性大。經濟條件好的男性(高薪或擔任領導),如果他們也常常吸煙、經常攝入高脂飲食、并缺乏運動鍛煉的話,尤其面臨更高的疾病風險。因此他們指出,雖然男性在與生產資料的關系中占據優勢地位,但他們在與消費資料關系中占據的優勢地位將可能損害他們的健康。研究表明,男性對于酒精和煙草的消費持續高于女性,而女性較男性更加注意飲食。人們還發現,人的年齡越大越傾向于關心自身健康,表現為注意選擇飲食,注意放松,戒斷或減少吸煙和飲酒;同時,老年人的另一個特點是隨時間的流逝,體育鍛煉這種健康生活方式顯著減少。這些研究發現說明,社會經濟地位固然非常重要,但顯然不是決定生活方式的唯一因素,應該充分重視年齡和性別等其他因素對健康生活方式的選擇的影響。國內對健康生活方式討論的一個主題,是介紹和宣傳健康生活方式的內容,在這一方面有大量的文獻和宣傳材料,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北京安貞醫院洪昭光教授有關健康生活方式的講座和一些書籍。這些推廣普及醫學和健康保健知識的工作,對影響和改變人們的健康理念與生活方式起著積極的作用。對健康生活方式討論的另一個主題是其與特定人群和疾病關系。隨著我國人口結構及疾病發病與死亡模式的變化,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對人們的威脅正在逐漸加大,尤其是當人們進入老年的時候,這種威脅更加直接明顯。逐步富裕起來的生活和精神文明、健康教育的滯后導致人們不適當的生活方式,慢性疾病發病率因此逐年上升。在此期間,李紀堯、伍法同、許可、胡曉敏、王燁菁、李亞萍等許多研究者對中年知識分子、離退休干部、老年人、醫務人員、中學生、機關公務員等不同人群的一些影響健康的不良行為和生活方式調查和分析。毛游森、胡曉敏、郭晉武、胡迎芬、邢小燕、覃玉、王梅等人針對不同疾病與健康行為與健康生活方式可能存在的聯系與關系,開展了對高血壓、腦卒中、消化性潰瘍、婦女骨密度、糖尿病、胃癌等一系列疾病的研究。這些對特定人群、特定疾病與健康行為、健康生活方式關系的研究應當說有許多重要的成果。然而這些研究多數具有流行病學研究的特點。因為這些研究基本上使用的都是醫學研究的理論、觀點和方法,而較少使用社會學的理論和觀點,也較少從醫學社會學的視角觀察問題,有關社會階層與健康行為、健康生活方式研究的文獻目前尚不多見。對現階段城市社會不同階層健康生活方式查閱分析發現：對調查隨著社會階層的上升，能定期檢查身體的增加了,更多的人享有了更加自由的帶薪休假,過量飲酒行為減少,有更加主動對飲食進行控制的意識。但是還無法了解究竟是經濟因素還是文化因素或者是職業因素在決定健康相關行為的過程中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但即便如此我認為社會經濟地位的提高為人們對健康生活方式進行選擇提供了更多的機會,社會經濟地位提高也增加了實現這些選擇的可能性。例如有一些行為可能與人的社會階層關系不明顯,比如說飲酒的行為。因為喜好飲酒的行為原因復雜,一般認為受遺傳因素、民族傳統和風俗習慣以及心理因素影響較大,與人的社會屬性關系并不明顯。分析過程中發現的一些各個社會階層都普遍存在或很不普遍的健康相關行為,有可跨階層傳播的特性。吸煙也好,堅持有規律的運動也好,更清楚地了解合理科學飲食結構的內容也好,都是可以在各個社會階層廣泛實現的。目前可能在某一階層成為主流的一種健康行為的選擇,可能很快成為城市社會各個階層的共同選擇。無論在國外還是在國內,社會階層與健康生活方式的研究都還將繼續下去。如果我們把這項研究放在中國社會經濟已經發生而且還要繼續發生重大變革的背景中,我們不難發現它的必要性。首先,由于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城市社會中的許多人都變得更加富裕,都面臨對生活機會不斷增加的選擇，是選擇健康生活方式或是相反。有論者曾提出這樣的觀點:用苦行僧一般的方式生活幾十年來換取生命中最后幾年老而無用的生命是否值得?無論這樣的觀點如何錯誤,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生活方式的選擇已經是城市人群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其次是富裕生活導致了許多生活方式病,生活方式引致的慢性病已成為城市人群中主要死因。無論是流行病學、預防醫學還是醫學社會學都應當適應疾病譜的這種變化,研究社會經濟地位在其中的影響。再次是中國社會不同階層的出現,豐富了這一研究的對象和內容,對社會階層與健康行為、健康生活方式的研究應當是社會結構發生重要變化之后醫學社會學及時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對健康生活方式的研究除了在理論驗證社會階層與健康生活方式存在的聯系之外,在實踐上也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在國外,人們通常將良好的健康與國家的活力聯系起來。從國家的角度來說,國民體質的強健是國家強盛的基礎;一個病怏怏的國度,無論其文明多么燦爛華麗,在世界民族之林也最終難以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健康生活方式還代表著逐漸形成的團隊精神,這種精神是贏得生意場和戰場勝利的必要條件;健康生活方式還體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