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到現實：黨報頭條的內容演變【本文提要】本文考察了中共歷史上多份黨報頭版頭條的內容，結果發現，解放前的黨報頭條，領導人活動消息所占比重很小；解放后的前17年，領導人活動的消息在中央黨報頭條的比重由于新中國對外交往的增多而有所增加，但日常領導人活動的消息通常不上頭條，甚至不在頭版。凡主要領導人的活動消息一律在頭條，發生在“文革”時期，并持續到文革結束后的兩年。作者認為，這種黨報頭版編排制度化的表現，違背新聞傳播規律，不利于樹立黨的良好形象。【關鍵詞】黨報頭版頭條領導人活動消息精神生活制度化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之際，我想做一個長久以來想要探究的課題，即不同時期黨的主要報紙頭版頭條刊登些什么內容，黨的領導人的活動消息，在黨報上處于怎樣的位置。于是翻閱了19311935年出版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19411947年出版的黨中央機關報延安解放日報和1949年以后出版的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歷史上的黨報頭條，領導人活動消息所占比例很小中共中央第一家中央機關報是1930年在上海秘密出版的紅旗日報，因而對于我的研究話題意義不大。1931年創刊于瑞金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在黨中央退入蘇區后，實際上成為黨的中央機關報。該報的頭條通常是國內外重大政治消息、紅軍獲得重大勝利的消息、黨或政府的重要決議，例如1933年5月8日報紙頭條為消息日滿軍入侵沽源。只有在蘇區的重大政治活動或有指導性文章發表時，黨或政府的主要領導人才會出現在頭版頭條。例如1934年1月24日紅色中華頭條是毛澤東的莊嚴的開幕詞（速記），二條是黨中央主要負責人博古的致詞(見圖1，宋小衛提供圖片)。延安解放日報的頭條，自從1942年改版后，在加強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的同時，重視通過報道人民群眾的生產和生活來體現黨的精神，毛澤東的一般活動消息通常不放在頭條，甚至不放在頭版。例如1942年7月1日二版毛主席朱總司令歡宴晉西北士紳的消息，不起眼到可能被人忽略的地步（見圖2）。但遇到重大的政治活動或需要發表重大文章表態及指導工作的時候，領導人的活動或文章會上頭條，但這種情形發生的幾率不高。例如解放日報1944年9月21日頭條是警備團追悼戰士張思德同志（肩題），毛主席親致哀悼（主題）。毛澤東出席張思德的追悼會，發表講話，對于整頓黨的思想具有重大意義。解放日報除了各方面的模范人物上頭條外，體現黨的精神的各根據地黨政機關的活動和地方黨政領導人的講話，也經常出現在頭版頭條，甚至有一次邊區一個部門召開的記者座談會，一位部門負責人的講話也成為頭條消息，即1945年2月6日的頭條邊府建廳招待記者座談會上惠中權同志指出（肩題），利用報紙推動生產（主題）。這種情形，對現在的人民日報來說，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嚴格的黨內官階等級意識，使得普通省級領導人的活動或講話消息，是不可能上中央機關報頭條的。如果涉及到重大的新聞事件，該報基本按照新聞價值安排消息的位置。例如美國五星上將、駐華特使馬歇爾將軍訪問延安，這顯然是重要的新聞，解放日報1945年3月5日頭條便是延市各界熱烈歡迎馬張周三將軍，來者和主要陪同者的講話摘要，都放在毛主席、馬帥互致別詞的上面。毛澤東送行時與馬歇爾相互致辭，因為發生的時間靠后，故安排在報紙頭版的中間位置，消息加了花邊，以體現當事人的重要性（見圖3）。1949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通過了相應的決議，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1956年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形成的文件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指出：“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列寧）。個人崇拜也就是千百萬人的一種習慣勢力。這種習慣勢力既然在社會中還存在著，也就有可能給予許多國家工作人員以影響”。?“文革”前黨的政治生活總的說來，中央集體領導的情況是好的，因而體現在黨中央機關報頭條新聞的安排上，著意突出領導人的情形雖然有，但不是主流。例如1956年7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黨的主要領導人接見外賓的消息毛主席周總理接見薩巴大主教（消息僅111字）和照片，僅安排在頭版的右下角（即頭版最不重要的位置），標題字號與旁邊山東收割小麥的消息標題字號一般大，相當小。1956年7月19日報紙的頭條是社論把商品送到農民手里，二條消息為全國綜合大學和部分高等專科學校招收一千多副博士研究生，左下角才是關于毛澤東的消息毛主席致電問候格羅查同志，標題很不顯眼。1958年5月11日頭版頭條，是劉少奇的外事活動消息劉委員長歡宴阿議會代表團，還有一張較大的宴請外賓的照片安排在左下角。而毛澤東接見外賓的消息，只安排在報紙的中部，標題字號小于劉少奇的消息，沒有照片（見圖4）。當然，隨著各種政務活動和國家間外交活動的頻繁，人民日報中央領導人上頭條的情形遠遠多于解放前黨中央機關報的頭條，但并非所有主要領導人活動的消息都上頭條和頭版。看了較多的報紙版面，能夠摸索出大體的選擇標準。較為重大的外事活動，特別是蘇聯黨政主要領導人（例如赫魯曉夫、伏羅希洛夫）到訪，還有外國元首到訪（那時這種情形相對不多），以及每年五一、十一的慶祝活動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主要領導人的活動消息通常必須上頭條，而一般的外事接見，即使是主要領導人出面的，大都不會上頭條。有時也不上頭版。例如1965年3月14日，毛主席接見古巴、維瑞內拉（現譯為“委內瑞拉”編者）、巴拉圭外賓的消息和照片被安排在二版頭條（見圖5）；1966年3月14日，劉少奇、周恩來與外國客人合影的照片被安排在三版左下方。當時黨的主要領導人至少在個人名利方面，相當樸素，沒有強烈的領導人官階大小的等級觀念，報紙編輯依據自己對新聞事實的價值判斷自行編排版面，從未聽到過哪位領導人就自己在報紙版面上的位置編排提出指責性意見。主要領導人活動的消息必須上頭條始于“文革”1966年5月11日，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是毛澤東同志會見并宴請謝胡等同志，配以過去少有的特大照片；二條消息的主標題是毛澤東同志屬于整個進步人類（見圖6）。從此，毛澤東活動的消息永遠是頭版頭條，直至毛澤東逝世，持續十年之久，而且字號和圖片越來越大。這一變化，與林彪的大力鼓吹、形成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輿論氛圍不無關系。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根據這一思想，人民日報1967年11月3日，發表了大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的著名文章。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之時，我在光明日報總編室夜班工作，從臨時成立的中央宣傳口（負責人汪東興）接到通知，華國鋒的報道規格要與毛澤東完全一樣。于是，在“文革”結束后大約兩年內，關于華國鋒活動的消息，不論什么事情，大都位于黨報的頭版頭條。人民日報在公開“四人幫”被捕消息的第二天（1976年10月27日）頭版，通欄標語是“毛主席無限信任華主席，全國人民熱烈擁護華主席”（見圖7）。隨后在較短的一段時間內，各報充斥個人崇拜的胡言亂語.例如某報1976年10月29日文章寫道：“愛不愛我們的黨，愛不愛我們的國家，愛不愛我們的軍隊，愛不愛我們的人民，集中地表現為愛不愛我們的領袖。”當時我對這些東西是厭惡的，不過從政治上考慮，轉折時期需要一定的權威穩定局面，可以理解，但不能長久。對于將主要領導人活動的消息置于頭條的要求，人民日報在后來的執行中慢慢將其弱化，先是字號逐漸變小，后來時不時安排在二條。改革開放后黨報頭條的內容發生變化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堅持“少宣傳個人”的幾個問題的指示，該文件重申：“三中全會決定要多歌頌工農兵群眾，多歌頌黨和老一輩革命家，少宣傳個人。隨后在五中全會通過的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第二條就此作了一些正式規定。實踐證明，這個方針是正確的”。1982年，黨的十二大通過黨章的規定：“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要保證黨的領導人的活動處于黨和人民的監督之下”。至今，幾經修改的黨章都保留了這一條，現在的黨章將其列為第二章第十條第六項。在這種良好的氛圍下，人民日報關于黨的領導人活動的消息，只在重大活動和某些活動或言論具有指導意義之時，才會置于頭條，通常這類消息置于頭版其他位置，甚至安排在其他版。例如1982年7月19日頭條是人大副委員長彭真關于臺灣政策的談話，鄧小平的外事活動消息，安排在頭版的右下方，標題字號也較小（見圖8）。由于副總理、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等都算“國家領導人”，人數太多，凡是他們的活動都報道，使得人民日報版面一度充斥這類消息（盡管文字已經變得很短）。為此，那時中宣部曾有過一個內部規定，除非涉及的事情重大，一般只報道中央正職主要領導人的活動，沒有要求是否頭條報道。于是，報紙的版面得到適度解放。上世紀80年代的黨報頭版版面的悄然改革在90年代中止，主要領導人活動的消息越來越多地上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字號也呈現變大的趨向。由于政治局常委從5人增加到9人，關于他們活動的消息占據了更多的黨報頭版版面。領導人一般情況下不在頭版占據主要位置，這是老一代革命家上個世紀50年代就意識到的問題。黨報嚴格按照官位排座次安排領導人活動消息在頭版的位置，開始于“文革”時期搞的對毛澤東的“無限崇拜”，完全背離了上世紀50年代黨報的光榮傳統。改革開放以后，這種不好的做法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糾正，但沒有從思想上和制度上得到認真的糾正。2003年中央關于進一步改進會議和領導同志活動新聞報道的意見沒有得到認真貫徹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胡錦濤主持下召開會議，討論關于進一步改進會議和領導同志活動新聞報道的意見。意見指出，中央領導同志出席部門召開的會議，一般不做報道。中央領導同志題詞、作序、寫賀信、發賀電、參觀展覽、觀看演出、給部門或地方的指示或批示、出席地方和部門舉辦的頒獎、剪彩、奠基、首發、首映等儀式和接見、照相、聯歡、探望、紀念會、聯誼會、研討會等活動，一般不作公開報道。除了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會議外，會議報道不應把中央領導同志是否出席作為報道與否和報道規格的唯一標準，不應完全依照職務安排報紙版面和電視時段。胡錦濤擔任黨和國家主要領導職務后，一再要求改進關于領導人的報道。這個文件通過了，收入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然而，文件卻基本沒有得到執行。除了胡錦濤的有些活動消息不再上人民日報的頭條外，各中央常委的活動仍然以固定的報道格式（每個人的報道字數均相當）和嚴格的黨內座次排序，安排在人民日報頭版，若常委們都出來活動，整個頭版都裝不下，不得不轉到二版。上行下效，各省級黨報依照同樣的模式，將本省主要領導人的活動消息置于頭條，其他黨委常委的消息必須得上頭版。于是，各級黨報頭版形成一種新的不好的“傳統”。這種突出主要領導人的報道安排，本來是為了制止更多的官員上版面，但無形中又不適當地強化了主要領導人在黨委中不應有的地位。2006年底，重慶市發布了一個長達40條的涉及傳媒改革的文件。文件明確規定：通常情況下，重慶日報一版、重慶廣播電臺、電視臺主要新聞欄目對基層的報道不低于各自總篇幅的三分之二。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市長、市政協主席除涉及全局性重要活動以外的常規性調研活動，只發重慶日報二版，廣播、電視報道不上頭條，還有具體字數的限制規定。文件于2007年1月1日開始實施，重慶日報做出了積極、有效的反應。一位記者對2007年1月和2006年1月重慶“兩會”報道進行了統計，2006年該報一版共刊發232條稿件，2007年1月共刊發234條稿件，數量基本持平，但其中關于市三位主要領導人的報道數量下降48，篇幅下降53%。這是唯一貫徹中央關于進一步改進會議和領導同志活動新聞報道的意見的可操作的省級文件，隨著市委書記汪洋調離重慶，重慶的傳媒實際上停止執行這個文件。2003年中央的意見所要求的“不應把中央領導同志是否出席作為報道與否和報道規格的唯一標準，不應完全依照職務安排報紙版面和電視時段”，為什么沒有得到貫徹執行？從重慶的經驗和教訓看，除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制度性問題外，缺乏配套的可操作文件是使傳媒編輯人員難以執行的顯在問題。傳媒都是在具體的黨政機構領導之下的，傳媒的總編輯若把主要領導人的活動消息安排在不大顯著的位置，他的頂頭上司是有權力“報復”他的，誰敢冒這個風險？倒是不論大事小事，只要是主要領導人的活動消息就放在頭條，還可能會受到賞識。這種體制鼓勵總編輯只向上級負責而不對人民負責，因此，需要中央出臺類似重慶市2006年那樣具體的可操作文件，來落實意見的貫徹執行。否則，就會出現2009年遼寧日報改革難以進行下去的尷尬局面：遼寧日報2009年7月1日實行改版，努力回歸新聞本位，進報亭，進家庭，試圖走出一條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黨報的改革之路。然而有一個問題他們基本沒有變化，即頭版領導人的活動消息。我統計了2009年11月的該報，30天中，省委書記出席講話和視察報道頭條10個，省長的同類頭條5個，占全月報紙頭條的一半。還有3個頭條是省級的黨政文件。黨報報道領導人的活動，只集中到省委書記和省長兩個人，亦是一種進步。但這15個領導人活動消息的頭條，真是這一天省內最重要的新聞嗎？其余的12天中，除了一天是王歧山副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