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論文-現代性與權威認同【英文標題】ModernityandAuthorityRecognition【內容提要】權威認同在本質上是對于“創造者”的創造性的認同。現代社會的權威認同淵源于“文明的創造”，是對現代性的世俗化困境和矛盾性困境的創造性轉化。創造力的衰退造成了現代性權威認同的危機。【英文摘要】Recognitionofauthoritymeans,inessence,recognitionofcreativityoriginatedincreationofcivilization.Ithelpstogetmodernityoutofthesecularandcontadictorypredicament.Adeclineincreativitywillleadtoacrisisofauthorityrecognition.【關鍵詞】創造性/現代性/權威creativity/modernity/authority【正文】現代性社會理論所廣泛爭論的現代性問題，多方面涉及主體意識中的創造性。從多種意義來看，馬克思主義都是現代性社會理論的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理論淵源和思想流派。馬克思主義關于現代社會的權威認同理論，值得深入研究。一、現代性中的權威認同（一）現代性現代性意味著主體性，更意味著主體意識中的創造性。馬克思指出：“在社會主義者看來，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因此，人對于歷史的“創造”，“有著直觀的、無可辯駁的證明”（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31.）。但是，在前現代社會，“創造者”不是“人”，而是“神”；“證明”不是自覺的，而是自在的；不是自我的肯定，而是自我的否定。馬克思還指出，傳統社會是“自然形成的”，而近現代社會則是“文明創造的”。從“自然形成的”社會到“文明創造的”社會，經歷了七個方面的轉變（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3104.）。現代性意味著自覺的主體性與創造性。亨廷頓也指出，“當人們意識到他們的能力，當他們開始認為自己能夠理解并按自己的意志控制自然和社會之時，現代性才開始”。現代性“意味著普羅米修斯將人類從上帝、命運和天意的控制之中解放出來”（注：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聯書店，1989.92.）。我們看到，就其正確性而言，亨廷頓所意指的“現代性普羅米修斯”，早在19世紀馬克思的階級意識和歷史使命感中就已經有了明確而深刻的哲學表達。（二）權威認同我們早就應該看到，所謂“權威”（Authority），它的本意和本質就是“創造者”。從詞源上看，西方語言主要分支（拉丁語、法語、英語、德語等）中的“權威”一詞，其詞根都是“創造者”的意思。希爾斯的考據表明，所謂“創造性”，原本所意指的就是“神創造了世界”這一歷史性事件。權威，首先有其宗教的和神學的歷史背景，然后經歷了文學藝術的創造，最后是人民群眾的創造（注：希爾斯.論傳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03204.）。從這個意義上看，宗教權威，是權威認同的早期原型。當然，這是一種異化的權威。“宗教創造了人宗教是還沒有獲得自身或已經再度喪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權威是“創造者”；權威認同是對“創造者”的“創造性”的認同。前現代社會把自然形成的“父親”、把“上帝”（“教會”）奉為權威。現代社會則把文明創造的“國家”、“法”奉為權威。現代社會的權威認同，不過是把神的創造變成了人的創造，把對彼岸世界的神圣權威的認同變成了對“此岸世界”的世俗權威的認同（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三）現代性權威認同的困境現代社會的權威認同，面臨著兩個方面的困境。一個是趨向世俗化的社會的權威認同是如何可能的，一個是日益分裂和分化的社會的權威認同是如何可能的。前者是一個從傳統到現代的歷史性困境，后者是世俗世界本身的社會性困境。現代性權威認同之能否成立，有賴于現代社會在什么基礎上、以什么樣的性質和形式、在多大程度上實現對這兩方面困境的創造性轉化。二、現代性權威認同的歷史困境（一）傳統權威的喪失傳統權威之喪失尊嚴，是資本主義的歷史功勞（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4275.）。這個喪失，在生產力（即社會與“自然”的關系）層面，根源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層面，受私有化、市場經濟和形成中的市民社會的沖擊。因此，最后在社會與自身的關系這個層面，傳統權威喪失了認同。僅就社會與“自然”自然在這里指一切對象的東西，包括社會在內的關系看，現代化（性）所伴隨和趨向的世俗化、感性化甚至于庸俗化，直接造成了傳統權威的認同危機。1.世俗化。世俗化意味著另一個世界，也是神圣的或崇高的世界的喪失。在前現代社會，世界被二重化為神圣世界和世俗世界（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圣俗的二分，使得什么是權威、權威的權威性程度和層次，十分明確，也十分確定。而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則拒斥了那個彼岸的、宗教的和神秘的世界，把現代社會變成了一個此岸的、非宗教的世界，也即世俗的世界。整個世界因此而成為一個非常世俗和平凡的“此在”，而且，僅僅是一個其意義還有待于創造出來的、僅僅如此的“此在”。2.感性化。感性化意味著神性的喪失和人性的高揚。而人性的現代化（性），既是理性的覺醒，也是感性的光明，二者是息息相通的。但是，理性蛻變為感性，理性化蛻變為感性化的趨勢，則是現代主義者和理性主義者所始料未及的。我們知道，早在費爾巴哈那里，“感性的人”就被宣布為“真正的上帝”和“人的本質”。理性主義的這個轉變，是一個重大的轉折。它表明，感性是現代性（化）的必然結果。尼采指出，“上帝死了”，這之后經歷了一場“人性化”的運動。但是，這場運動卻使得尼采驚呼“人性的，太人性的”。默茨認為，這是一場“（形而上學的）理性危機”（注：J.B.默茨.歷史與社會中的信仰M.北京：三聯書店，1996.4546.）。舍勒認為，這更是一場“社會歷史性的情緒運動”（注：舍勒.價值的顛覆M.北京：三聯書店，1998.101.），它造成了全部“價值的顛覆”（注：舍勒.價值的顛覆M.北京：三聯書店，1998.128.）。3.庸俗化。庸俗化意味著深刻性的喪失。世俗化并不等于也不意味著庸俗化（注：蘇國勛.理性化及其限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46.）。但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世俗化卻在諸多方面和很大的程度上流于庸俗化。“古代的觀點和現代世界相比，就顯得崇高得多”；而現代社會享樂主義和拜金主義的自我滿足則是鄙俗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6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86.）。認同于某種權威，無論如何總是被認為是對某種值得尊重、享有威望的事物的認同。但是，對于一個傾向于世俗化、感性化和庸俗化的社會來說，如何可能去認同于某種權威，權威又是如何確立起來，這是一個巨大的時代性矛盾。（二）這個矛盾的創造性轉化，首先是在路德的宗教改革中開始的。馬克思指出：“的確，路德戰勝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對權威的信仰，是因為他恢復了信仰的權威。他把僧侶變成了世俗人，是因為他把世俗人變成了僧侶。他把人從外在的宗教篤誠解放出來，是因為他把宗教篤誠變成了人的內在世界。他把肉體從鎖鏈中解放出來，是因為他給人的心靈套上了枷鎖。”（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路德宗教改革造成了一種入世禁欲主義的工作倫理，它在俗而又不流俗。這種轉變把權威（“父親”、“上帝”、“教會”等等）內在化了（注：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5859.），也把世俗神圣化了。這種轉化并不改變封建的或資本的奴役制實質，但它卻在主觀上和形式上為近現代社會的發展作了極好的心理的和信仰的準備。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對于資本主義的發展來說，“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別是資產階級發展階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適當的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6.）。16世紀以來，現代性資本主義因素已經萌動并不斷地生成和發展著。資本主義的商業精神、個體性和主體性已經破土而出。在這種背景下，正統的基督教越來越喪失了它傳統的威望和正在形成中的市民社會對它的信心。而教會內部不可遏制的腐化則更加劇了這種信仰上的危機。教會的所謂腐化，和近現代社會的共同趨勢一樣，本質上乃是一種傾向世俗化。它和現代社會世俗化的享樂主義、拜金主義并無本質的區別。教會變成了斂財的機構，宗教變成了一項世俗的事業。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兩個方面是成功的和富有創造性的。一方面，宗教改革堅持基督教必須對一個日益世俗化的現代社會有某種歷史性的適應，但這種適應又絕不能流于世俗甚至庸俗。路德的宗教改革，既堅持和維護傳統基督教權威的正統性和絕對性，又改革了它對現代性傾向愈益顯露的僵化和外在性，從而有效地完成了對彼岸世界的完善。另一方面，就宗教改革對此岸的影響來說，這種在俗而又不流俗的宗教信仰和工作倫理，特別是它以勞動化解圣俗對立緊張的“天職”觀念，又賦予現代資本主義初期已現端倪的世俗事業以崇高的甚至神圣的意義，并有效地拒斥了它日后逐漸趨向的庸俗化，從而給現代資本主義的歷史起源和初期發展提供了積極的也是前瞻性的心理和信仰準備。路德的宗教改革在雙重的意義上都創造性地把權威的信仰轉換成了信仰的權威。對權威的信仰來說，宗教改革解決了傳統權威的認同危機，也可以說是一個從傳統性到現代性的認同危機。對信仰的權威來說，宗教改革解決了現代性權威的認同危機。對于神圣權威來說，宗教改革解決了它的世俗化的困境。對于世俗權威來說，宗教改革解決了它的神圣化困境。三、現代性權威認同的社會困境（一）現代社會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彼岸世界消逝以后”（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此岸的世俗世界并沒有成為世間的理想國，也沒有成為人間的天堂。相反，世俗基礎本身產生了更為嚴重的，也是為現代社會所獨有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資本和勞動相分離，造成死勞動和活勞動的分離。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相分離，實際上是抽象勞動脫離了豐富的、感性的具體勞動，形成了自己的獨立價值。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相分離，并形成了自己的獨立價值。死勞動與活勞動相對而獨立，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相對而獨立，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相對而獨立。它們在形式上獲得了自足的意義。因此，“世俗基礎使自己從自身中分離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為一個獨立王國”（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實踐基礎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世界的“二重化進程，從階級社會以來就已經存在，并且在整個前現代社會中一直發展著。恩格斯指出：“那種關于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肉體之間的對立的荒謬的、反自然觀點這種觀點自古典古代衰落以后出現在歐洲并在基督教中取得最高度的發展。”（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4.）但是，勞動與勞動資料的徹底分離，只是從近現代社會以來，才開始最終完成。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這種分離只是在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中才得到完全的發展”（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30）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1.）。馬克思恩格斯的這兩個指示表明，精神與物質等等的對立，在基督教中和在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中具有不同的性質和形式。從性質上看，前者是“自然形成的”，后者是“文明創造的”。從形式上看，在前者之中，是基督教之下的對立或基督教內部的對立；而在后者之中，“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則已經是一種平等的或外在的對立。因此，在現代社會，世俗基礎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二重化進程，不但具有世俗的形式和意義，而且是公開的、赤裸裸的和直接的，也是更加徹底、深刻和尖銳的。社會分裂為兩大對立和對抗的階級，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相分離，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相分離，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相分離，價值合理性與工具合理性相分離，形式合理性與實質非理性相分離，學術中立與政治參與相分離，如此等等。現代社會已經分化和分裂成為一個支離破碎的和高度風險的社會（注：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M.北京：三聯書店，1998.31.）。前現代社會，借助于出世或入世的神秘主義，在“神人合一”的神性直覺或“天人合一”的詩性生活中，還可以化解精神與物質、靈魂與肉體、神圣與凡俗等等的緊張對立。而現代社會則已經完全暴露在并置身于一個徹底世俗化和分化、分裂、無時無處不充滿矛盾對立的世界中。但是，現代人卻喪失了神性的世界，也喪失了神性的信仰。他們不得不在一個人性的世界中，以無信仰或非信仰去獨自面對一個動蕩不安的社會（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二）現代性權威的認同困境現代社會的這種生活情境，給現代性的權威認同帶來了兩個方面的困境。一方面，從勞動這個生存的根基起源和發生的本質性、存在性的分裂和矛盾，給個體的、階級的、社會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帶來了全面的（內在的或外在的）壓力和緊張。這種壓力和緊張造成的“持久的內心不安一種無法解決矛盾的感覺”（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必須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