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學論文-西方新聞倫理觀念論綱（下）關鍵詞：新聞倫理新聞自由新聞道德話語西方媒介閱讀：1031次摘要：西方現代新聞倫理觀念是一個矛盾的體系，同時也在西方普適價值的基礎上形成了一些基本理念，也即新聞之善或新聞道德的核心價值。這些核心價值是：新聞自由、報道真相（truthtelling）、社會正義、毋傷害（theprincipleofnonmaleficence）與媒介效益。Abstract：Thefundamentalethicalideasofmodernwesternjournalismwhichasasystemfullofcontravention，arebasedontheuniversalvalueofwesternsociety.Theyarealsothecoreofthegoodofjournalismandjournalisticmorality.Thisessayexploresandinterpretssuchbasicideaswhichshouldbefreedomofpress，truth-telling，socialjustice，nonmaleficence，andmediabenefit.Keywords：JournalisticEthics；FreedomofJournalism；DiscourseofJournalisticMorality；WesternMedia（接上）三、新聞道德實踐的五種原則我們界定新聞道德時，曾把一種信仰或愿望的原發性與獨立自足作為其稱為新聞道德的條件之一，但在闡釋這些道德話語時卻發現，每一種新聞道德被表達時，它首先又是一些更為基本的價值判斷邏輯推演的結果。這些更為基本的價值判斷形成于人們對人性善惡、人的認知能力以及人類生活的基本需要等問題的基本認識，也來自依據這些認識對人類的基本權利與合理的生活組織形式做出的基本假定，它們往往成為媒介或職業組織的“倫理規范”中序言或總綱表述的內容。這樣，從倫理學的觀點看，新聞道德就成為一個更為復雜的倫理學邏輯論證過程的中間環節，一方面，它們是對一系列邏輯上先于它們的價值判斷所進行的話語建構或再建構，另一方面，它們又以邏輯前提的方式進入新聞實踐的道德判斷這一更為具體的論證過程。這意味著，有關新聞道德實際上存在著兩種話語實踐過程。第一種話語實踐的實質是把人類新聞傳播活動放在個人、社會、媒介的關系架構中，依據新聞傳播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價值和功能對新聞做出基本價值判斷；第二種話語實踐則是判斷、比較五種新聞道德原則的內在價值，并在多元價值沖突的具體新聞道德實踐中建立起相對可靠的道德選擇次序。作為第二種話語實踐的邏輯基礎，第一種話語實踐涉及到本體論認識論哲學、民主政治學說、市場經濟理論等眾多的相關話語資源，這兩種話語實踐前后連貫，共同組成了新聞道德或新聞至善完整的邏輯論證與價值闡釋過程。在本體論認識論意義上，新聞道德實踐首先是以自由主義哲學話語形式表現出來的新聞與表達自由的價值論證，其邏輯基礎是歐洲17、18世紀以來革命與思想啟蒙運動中形成的普遍理性和自然權利假說。這一假定相信知識或真理不是來自上帝、教會或國王、皇帝等人類自身之外的任何神或權威，而是來自人類自身，來自人類運用普遍理性的自我努力。基于這種普遍理性的信仰，從彌爾頓（JohnMilton）、密爾（JohnMill）到霍姆斯大法官（OliverHolmes）都相信，因為人類依據理性進行辨別，真理就可以在“意見的自由市場”中自動現身：“吾人所欲求的至高之善（theutimategood）唯有經由思想的自由交換，才比較容易獲得，亦即要想測試某種思想是否為真理的最佳方法，就是將之置于自由競爭的市場上，看它有無能力獲得認可。”（SeeMiklejohn，p.59）同樣是因為真理是人人都可以通過理性獲得的，人人也就有了發現真理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有了發表意見的權利和自由，而壓制個人發表其發現的真理也就成了一種罪惡。這正是密爾1859年在論自由中說“迫使一個意見不能發表的特殊罪惡乃在它對整個人類的掠奪”時所闡發的觀點。如果仔細辨識這些關于真理（truth）的表述，我們會發現，彌爾頓等人實際上與柏拉圖并沒有根本的區別。雖然掌握真理的過程在柏拉圖那里被描述為某個特殊的洞穴囚徒悲壯的發現之旅，（Plato，pp.272-276）彌爾頓等人則將其視為眾多意見自由表達后的甄別和選擇，但他們幾乎都把真理看作了某種機械的近乎不變的客觀存在，其區別僅僅是特殊的人還是普遍的人可以獲得真理。歸根結底，真理是一種具有價值判斷意味的意見或觀念。但如果真理僅僅是一種意見或觀念，新聞自由的正當性就不可能獲得充分的論證，因為柏拉圖反復主張限制意見和公共討論的依據同樣也是對于真理的信仰，因此，這一論證的關鍵更在于普遍理性的運用，也就是看在探尋真理過程中是否真正運用了理性或如何運用理性。如果真理是真正運用理性獲得的，那么，柏拉圖的哲學王所能獲得的真理或知識，其它的普通人運用同樣的理性也應該同樣可以獲得。這才是普遍理性的信仰對于真理發現的實際意義，于是，理性的運用方式問題就突顯出來。在這個問題上，英國哲學家培根、洛克等與大陸哲學家如笛卡爾、康德等又形成了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區別。經驗主義的洛克認為，“我們所有的知識都是建立在經驗之上，知識歸根到底導源于經驗。”（Locke，p.68）這種經驗是作為觀察者的人針對作為觀察對象的世界或心靈的感性認識，它們構成了人類運用理性的原始材料，經過歸納或演繹等適當的邏輯過程，經驗性認識就鑄成了知識。笛卡爾等人則認為可靠的普遍的知識和認識不可能來自感性經驗，而只能來自邏輯推理，其基礎是一些自明的先驗的原則和知識（Decartes，p.16）。當然，理性主義也并不是絕對否定經驗的可靠性，它也認為毫無經驗依據的純粹思辨并不總能得出確切的知識，與可靠的經驗相違背的思辨更不可能獲得知識或真理。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對立往往使人誤解其本質上的一致性，實際，它們同樣都要求所有的知識、觀點必須建立在可質疑和探究、可邏輯推導或論證的基礎上，而不是訴諸無法論證的、因人而異的直覺或非理性的體驗，它們在理性的運用方法上區別更主要的表現為是可以經驗到的個別的具體的事實和現象還是自明的原則和先驗的邏輯形式這種著重點、出發點的不同。它們同樣都不會認同1735年曾格誹謗案的審判中“越是事實，就越構成誹謗”的表述，事實的可靠性與邏輯原則的自明性有著同等重要的意義。如果進行粗疏的類比，我們可以把現代新聞中事實與意見的分立看作是哲學認識論上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分離，而強調敘述與事實的一致性的經驗主義真理觀則成為現代新聞的主導性信仰。新聞道德話語實踐的第二個原始假定是個人主義的權利觀念。這一假定包含著個人主義與自然權利兩種意義，它們各自有所側重，但卻又密不可分。這里的所謂自然是相對于社會化的人類狀態，西方所有原創性思想幾乎都是訴諸某種未經社會化的原始狀態，啟蒙運動前后的思想家如霍布斯（ThomasHobbes）、洛克、盧梭（Jean-JacquesRousseau）等人更是如此，對這種自然狀態和自然權利最早進行闡述的是洛克的政府論（TwoTreatisesofGovernment）。洛克所說的自然權利是指每個人擁有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權利，它們是每個人先天就具有、不需要論證的。雖然除了論宗教寬容，洛克對新聞或言論自由并沒有進行多少論述，但他的自然權利觀念對于新聞道德的話語實踐卻影響深遠，成為新聞與言論自由的價值論證最有力的依據。因為每個人具有與生俱來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權利，每個有理性的人是其自身利益以及如何促進這些利益的最佳判斷者，公開主張和表達個人的自然權利、在公開辯論中維護個人的利益就成了極其自然也極其合理的推論。自然權利理論賦予每個人以選擇其自身目標和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的最大自由和責任，任何合乎理性的社會和政府權力都不應該侵犯個人的這種自由、妨礙其實現責任，相反，它們更應該為這種自由和責任提供保障和支持，這種保障和支持就包括不對新聞和表達自由施加法律之外的任何限制。顯然，從這里開始，新聞道德的話語實踐很快就轉入了個人與社會（政府）之間權利與義務關系的政治學話語表述，新聞的社會價值和功能與公開辯論、政治民主密切地紐合在一起。政治學話語為新聞道德話語實踐提供了第三個原始假定，即社會契約學說。包括洛克在內的所有社會契約論往往僅僅表述了契約的需要和目標，但對如何締結契約本身卻總是語焉不詳，更遑論其中新聞的價值和功能。其原因自然是所謂社會契約只是一種理論假設，在這些思想家闡述這一假設時，人類社會并沒有任何關于締結這種契約的歷史記錄。直到美洲殖民地的革命者創建美國，社會契約理論才有了某種形式的實踐驗證。托克維爾（AlexisdeTocqueville）在論美國的民主（DemorcatieenAmerique）一書中關于報刊的描述大致揭開了這個過程。自然，托克維爾的寫作目的并非展示社會契約，他的目的實際上直接就是探討民主政治中新聞（報刊）的角色參與問題。這個過程的第一步是志同道合者的聯合。顯而易見，除了古希臘時代的城邦，一個社會共同體所包含的人群往往超出彼此相識、直接交往的范圍，如果希望締結契約協調彼此的權利和利益，那首先就必須實現締約者、尤其是代表著各種利益或主張的志同道合者之間的相識與結合。托克維爾寫道：“大多數人希望聯合和需要聯合，但是辦不到，因為他們每個人都微不足道，分散于各地，互不認識但是，有了報紙，就使他們當中的每個人可以知道他人在同一時期，但卻是分別地產生的想法和感受。于是，大家終于會合而團結在一起了。”其次是共同行動。同樣是由于人們散處各地，彼此之間沒有鞏固和永久的聯系，盡管這些人可能具有相同的個人利益，但他們卻未必明了其利益的共同性，因此，就必須提供一種表達與交流方式，使他們明白有一種共同的利益“要求他們將自己的力量與其它一切人的力量自愿聯合起來”，共同行動。托克維爾說，“只有利用報紙，才能經常地和順利地做到這一點。只有報紙，才能在同一時間將同一思想灌注于無數人的腦海。”他接著還說，“報紙的功用不僅在于向大多數人提出共同的計劃，而且還在于向他們提供所擬計劃的共同執行辦法。”（Tocqueville，pp.641-642）有了這樣的聯合與共同行動，各個不同的志同道合者群體就可能相互交流與妥協，從而締結彼此都可以接受的契約。這種契約可能是實體形式的代議制政府制定的政策或法律，也可能是無形的社會輿論。對于前者，報紙發揮著一種間接的功能，但對于后者，報紙的功能便可以獲得淋漓盡致的發揮：它（報紙）使政治生活傳播于這個遼闊國家的各地。它經常瞪著眼睛不斷地觀察政治的秘密動力，把搞政治活動的人依次推上輿論的法庭。它把人們注意力集結到某種主義或學說的周圍，并為政黨樹立旗幟。它使那些彼此對話、但未見面的政黨能夠聽到對方的聲音，從而得以不斷接觸。當大量的報紙在同一道路上前進時，它們的影響久而久之就變得幾乎是不可抗拒的，而始終被另一個方面控制的輿論，最后也將在它們的打擊下屈服。（Tocqueville，p.210）托克維爾所描述的新聞在民主政治過程中的參與功能成為新聞道德話語實踐的政治學表述的先聲，此后，這一問題受到眾多學者和思想家的關注。盡管新聞實踐在民主決策與公共討論中的實際效果受到眾多批評，但幾乎沒有人會懷疑，健全的民主政治、活躍的公共輿論與自由而負責的新聞和評論三者之間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關系。新聞的主要民主功能就是使意見公開、使共同體的生活擴散出去使公眾知曉，以便使公眾能根據共同體的需要和利益去討論、判斷(SeeCarey，pp.57-60)。現代傳播技術已經使新聞越來越信息過載（informationover-load）的情況下，僅僅報道事實或真相往往會產生“心煩意亂的公眾”（distractedpublic），如何使公眾重新成為民主政治的參與者而不是旁觀的看客，因此也就成為新聞道德話語實踐的明確目標。新聞道德話語實踐的第四個假設來自經濟學話語中的市場理論，它涉及到新聞媒介作為一個經濟實體的生存與發展，即媒介效益的正當性論證問題。盡管效益關懷幾乎是媒介和它的職員的一種職業本能，但職業組織和媒介的倫理政策卻對把媒介效益表達為職業價值采取了一種曖昧態度。其原因在于，作為一種商業行為的媒介生產長時間里受到媒介批評的深刻批判。但這種批判并非針對媒介獲取經濟利益本身，而是針對媒介唯利是圖的過度行為。實際上，我們完全可以對作為一種新聞道德的媒介效益進行有效的正當性論證。這一論證首先來自馬克斯韋伯（Max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描述的以經濟理性主義為精髓的“資本主義精神”。韋伯認為，這種資本主義精神由蘊含在新教教義中惜時如金的時間觀、敬業遵紀的天職觀、誠實守信的信用觀等宗教倫理發展而來，它賦予了把增加資本本身作為一種理想和倫理的正當性。盡管這種經濟理性主義最初只表現為對顧客、雇員和利潤的關心，但古典經濟學也認為，通過創造工作機會、通過利潤、工資和銀行存儲，贏利的企業強化了社區的社會結構，擴大了它的經濟基礎，從而實現了其社會責任（Friedman，p.32）。其實，媒介效益作為新聞道德的正當性依據更直接來源還是市場新聞理論，也就是媒介不依附于政府、政黨的經濟獨立在保障新聞與言論自由，即保障多元化的輿論和公眾民主而負責的行動所必需的信息方面的重要價值。約翰奧尼爾（JohnONeil）援引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觀點認為，自由的市場經濟是民主繁榮必不可缺的條件，而新聞和媒介在其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它把市場和民主的聯系起來。在開放社會中，自由市場、新聞和民主形成了三位一體、相互依存的社會機制。奧尼爾認為，“自由市場為自由的媒介所必需，而媒介的自由則是言論自由的核心構成。”（ONeil，p.15）當自由的媒介為言論（新聞）自由所論證之后，媒介在市場中按市場經濟準則行動也就成了其應有之義，這個準則就是媒介資本增殖，或者說媒介效益。但需要說明的是，無論是市場經濟理論還是新聞自由對媒介效益作為新聞道德的正當性的支持，都不意味著媒介可以無條件地追逐經濟利益，如果媒介以純粹的經濟目的進行新聞生產，它實際上已經違背了另外一些更為根本的道德要求。因此，作為新聞道德的媒介效益并不具有其它新聞道德所具有的完全自足的正當性，它需要通過其它道德（新聞自由）獲得論證，因而，必然需要其它新聞道德加以限制，而不能作為獨立的道德訴求。在具體的新聞案例中，其它所有的新聞道德都可以成為質疑媒介效益正當性的理由，只有在與其它新聞道德不發生沖突的情況下，媒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