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學論文-掃黃經濟學仿效加里?貝克爾【背景知識】加里?貝克爾（GaryS.Becker1930-）是現代經濟學領域中最有創見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著述通過把廣泛可見的、但在外表上沒有聯系的現象與某種單純的一般原則的作用相聯系，而具有開闊經濟分析的新視界的獨特性質。在他的博士論文歧視經濟學（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57年；第二版，1971年）中，他首次運用了這種方法。在這本著作中，他借助于將對歧視的偏好）引入雇主和雇員的效用函數這種簡單方法，試圖使競爭的勞動市場模型與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之間可觀察到的工資判別事實相符；這本書最初沒有引起什么反響，但是最終它引發了說明勞動市場中種族的和性別的收入判別持續存在的一系列完整解釋。當他把其他人（參閱Mincer,j.）的一些早期提示發展成一種經由學校教育和勞動訓練的人力資本形成一般理論時，他第二次運用了這種方法。他的著作人力資本(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64年；第二版,1975年)是被恰當地的描述為經濟思想中人力投資革命的起點,這種思潮席卷了60年代的經濟學。他在犯罪與懲罰：經濟分析法（政治經濟學雜志，1968年3、4月）中第三次運用了這種方法，這篇文章提出了一種驚人的觀點：給定犯罪的預期收益、用被捕和受懲罰的可能性來表示的犯罪的預期成本以及他們特殊的風險偏好，犯罪是某些人因完全合理的原因而從事的另一種職業！貝克爾在時間配置理論（經濟雜志，1965年9月）中第四次運用了這種方法，這篇論文考察了家庭成員之間的勞動分工，這是一種迄今為止幾乎完全被經濟學所忽視的社會制度。貝克爾以后的研究都以這篇文章為基礎，首先加進了要孩子的決策，然后是給這些孩子受教育的決策，最后是結婚的初始決策和通過離婚來解除婚姻的最終決策，這最終導致了一種對家庭行為事實上所有方面的完整解釋。家庭行為的經濟分析（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76年）是他對這種理論的首次闡述，以后，他又出版了一部更加綜合的著作家庭論（哈佛大學出版社，1981年）。貝在爾的新家庭經濟學不同于把家庭當作一個人的消費單位的傳統觀念，而是把家庭視為多個我的生產單位，它借助于由家庭成員的時間、技能和知識構成的投入來生產聯合效用；在此之后，生產理論就能被有效地應用于家戶行為。除去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十二年（1957-1969年）以后，貝克爾自他在1954年開始任教以來在芝加哥大學度過了他的全部學術生活生涯；并且他的著作被普遍地認為是芝加哥學派觀點的典型代表。現在，芝加哥學派通常意味著把市場做為大多數經濟問題的一種解決方法以及相信盡管有政府活動的巨大增長市場機制事實上仍然是西文世界中占優勢的經濟組織方式。它也意味著這樣一種信念：即經濟學家的標準假設經濟人-一種總是試圖使其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單位-能夠解釋人類行為的所有方面，而不僅僅是經濟行為。正是后一種、而非前一種信念代表了貝爾對經濟學貢獻的特性，有時它也被指責為帝國大廈和知識帝國主義。評論這種指責是否公正尚為時過早，因為在這里同在經濟學的別的地方一樣，布丁的證明是在于吃，而經濟學們成功地所做的事情最終決定著什么是或不是經濟學。這足以表明貝克爾開辟了原先只為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心理學家所關注的研究領域；在這方面，貝克爾在拓寬經濟學的范圍方面所做的工作幾乎比所有的其他經濟學家都多。貝克爾1930年出生于賓夕法尼亞州的波茨湯，1951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完成文學士學位學習，1955年獲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60年，他在30歲時成為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并從1970年起在芝加哥大學任教授。貝克爾是蒙特?皮萊林學會的成員、國民教育學院的創建人之一，曾于1967年獲美國經濟協會著名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也曾于1974年任該協會的副會長。（劍虹評論編委會搜集整理）【作者正文】1引言堪稱當代顯學的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意義，不在于它的研究對象，而在于它的分析方法。人類的一系列理性選擇行為原本可以同時作為多門學科的研究對象；例如，人類的生育行為既可以是社會學的考察對象，也可以同時是人類學、經濟學、歷史學甚至是政治學的考察對象。當代經濟學之所以引起“人神共憤”，并非單純因為經濟學家的越界行為，而是因為經濟分析方法自許能“對各種各樣的人類行為作出一種統一的解釋。”2經濟分析方法包含了三個基本的邏輯前設：（1）理性人假設，即每一個參與市場交易的個人（社會組織如企業等，無非是“放大”了的個人），都有能力作出理性選擇，以追求效用最大化。即使在信息殘缺或存在交易費用的情況下，也不能隨意斷定人們的選擇是“非理智的”，因為他或她必然會考慮到獲取信息所需成本或潛在的交易費用完全可能超過預期獲利。（2）市場有效性假設，即無論在何種約束條件下，市場總能自動達成某種程度的均衡；并且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中達成帕累托最優的結果，即社會資源處于有效配置狀態。即使在外來強制力量（如政府稅收）干預下，即使在“不完全競爭”條件下，市場仍會自動達成某種程度的均衡。（3）偏好穩定的假設，即個人偏好的理性排序是穩定的，不會因為今天心情好相信利他主義，明天受了氣相信利己主義；并且相對于同一種基本偏好，反映在闊佬和窮漢、革命遺老和商界新貴、美籍華人和華籍美人身上，其表現也不會有太大的差異。不難理解，經濟學所謂的“穩定偏好”，并非指人們對特定產品（如冰箱）或特定勞務（如美容）之類偏好，而是指“選擇的實質性目標”。每個人都“可以使用市場產品與勞務、時間和其他投入要素實現這些目標。”3在經濟學家看來，正是“最大化行為、市場均衡和偏好穩定的綜合假定及其不折不扣地運用便構成了經濟分析的核心。”4“經濟分析是一種統一的方法，適用于解釋全部人類行為，這些行為涉及貨幣價格或影子價格，重復或零星決策，重大的或次要的決策，感情或機械似的目的，富者與窮人，男子與女子，成人與兒童，智者與笨伯，醫生與病人，商人與政客，教師與學生等等。”經濟分析方法在廣闊領域內的成功運用印證了蕭伯納的名言：“經濟是充分利用人生的藝術”。52賣淫與掃黃色情業是一種極其古老的行業。色情業的起源及其興衰與社會制度沿革之間的因果關系，當代色情業與市場經濟之間的關聯度不屬本文的討論范圍。在現階段，我國政府視色情業為非法行業，婦女賣淫為違法活動。然而有組織的和零星自發的色情交易從未真正杜絕過。因此，動用部分公共資源以掃除屢禁不止的地下色情交易，通常稱之為“掃黃”，便成為當前政府一項重要的公共決策。本文旨在試用經濟分析方法，建立若干數學模型以衡量地下色情交易對社會造成的損失程度，并指出必定存在使上述社會損失減至極小的最優掃黃規模。2.1色情交易的社會成本為簡約起見，只考慮非法色情交易的直接成本即其對社會造成的直接損失，包括：（1）嫖客的非法消費支出；（2）警察在掃黃行動中的公共開支，包括人員薪金、車輛折舊和汽油費、監押場所租金等。事實上非法色情交易的社會損失還應包括：由于性病發生率遞增導致醫藥保健費用遞增的額外消費支出；由于少數黨政干部嫖妓而損失了國家專為提升這部分人道德水準的額外公共開支（如黨校培訓費），等等。可將非法色情交易的社會總成本看作是色情交易次數的函數H=H(O)且有H=dH/dO0（1）式中H表示非法色情交易的社會總成本，O表示交易次數。H0說明非法色情交易的社會總成本與色情交易次數總是正相關的。同理，亦可將非法賣淫者的社會總收益看作是色情交易次數的函數G=G(O)且有G=dG/dO0（2）式中G表示非法賣淫者的社會總收益，O表示交易次數。G0說明非法賣淫者的社會總收益與賣淫次數總是正相關的。色情交易的社會總成本或總損失與賣淫者非法收益之間的差額D(O)=H(O)-G(O)（3）合乎情理的預期是：隨著交易次數的增加，最終會出現賣淫者邊際收益遞減和社會邊際損害遞增的情況，即有G”0，因此D”=H”-G”0（4）由式（4）可得D(O)0對所有OA，若D(A)=0及D(A)0（5）式中A為一常數，即對于交易次數大于常數A時，非法色情交易造成社會損害的遞增大于賣淫者收益的遞增，這也是政府取締非法色情交易的正當理由。2.2掃黃成本掃黃活動投入的警力m、物力r、財力c與產出之間的關系為A=f(m，r，c)，這里f表示當前水平的生產函數。如果f和投入要素的價格一定，則掃黃總成本必然隨邊際成本的遞增而遞增，即有C=C(A)以及C=dC/dA0（6）判斷掃黃活動有效性的近似方法是被定罪色情交易次數與實際交易次數之間的比率。可以證明，定罪比率的提高或交易次數的上升都會增加掃黃總成本；并且隨著掃黃規模的擴大，掃黃邊際效益必然下降。2.3賣淫者的供給采用經濟學家常規的選擇分析可知，當非法色情交易的預期效用超過將時間及少量額外資源用于其他活動所帶來的效用時，她才會去賣淫。一些人成為“罪犯”不在于他們的基本動機與別人有什么不同，而在于他們的收益與成本之間存在差異。因此，“犯罪”行為理論只是一般選擇理論的擴展，用不著訴諸道德的頹廢、心理機能的欠缺以及先天遺傳等特殊范疇。6賣淫次數與定罪可能性、懲罰手段、從事其他合法活動的收入、逃避拘捕的機會、賣淫的自覺意愿等變量之間的關聯函數為OO(p，f，u)（7）式中O表示特定時期的賣淫次數，p表示每次賣淫的定罪可能性，f表示針對單次賣淫活動的懲罰，u代表所有其他影響的混成變量。只有判定有罪，賣淫者才會受到懲罰（在我國，被掃黃警察現場拘捕即可定罪，毋須通過司法程序，故節約了部分公共開支）。賣淫者相當于為每次色情交易支付的額外“課稅”f具有不確定性：小到為零，大到因首次賣淫被罰而遠遠超過其收益及社會損失。p或f的任何增加都會減少賣淫者的預期效用，因而減少賣淫總次數，即通常說的減少賣淫現象。另外，可以預期u的某些要素的變化后果，如合法活動收入的增加有助于減少賣淫的沖動，從而減少賣淫總次數。在我國，賣淫者對f的預期可說是已知的，即懲罰手段通常為罰款或三年以下的勞動教養。一般而言，賣淫者對被拘捕風險p持更慎重態度，在掃黃風聲緊時會自動減少賣淫活動。2.4懲罰的成本2.4.1勞動教養的成本受勞動教養懲罰的賣淫者事實上處于被監禁狀態，其成本包括：（1）賣淫者被迫放棄的非法收入，被限制的消費開支，以及被限制自由價值的“貼現值”。（2）監禁需要的警衛、監管人員、建筑、食物等方面的支出。由于筆者手頭缺乏實證數據，無從獲悉勞動教養所的產品和勞務收益能在多大程度上抵充上述成本。猜想在我國已加入WTO的情況下，勞教產品和勞務無疑會受到市場游戲規則的排斥，故其“產出”對成本的貼補極其有限。2.4.2罰款罰款作為一種轉移支付手段，其邊際價值能充分補償社會損失，包括補償掃黃的公共開支。當然，一個毋庸多言的前提是罰款必須如數進入公共庫房。一種看法認為，罰款成了色情交易者“購買”交易權的價格，因而是不道德的。事實上，勞動教養同樣是色情交易者支付的額外價格，并且社會為此擔負了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