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林學類論文-論自然資源物權受限下的生態補償機制摘要生態補償機制是為防止自然資源配置扭曲，通過制度設計來修正發展平衡的問題。在自然資源物權人的權利受到合理限制的情形下，應當通過生態補償機制對這類權利人的受損利益進行補償，以保證國家的生態治理過程順利實施。關鍵詞自然資源物權合理限制生態補償一、自然資源物權和生態補償機制的意義（一）自然資源物權的意義自然資源，從最廣泛意義上說，包括在改造自然與征服自然過程中自然界中包括土地在內的一切可以被人類利用的物質和能量。自然資源物權是指以自然資源為客體的物權，即權利人為滿足其權益需要，對自然資源依法或依合同所享有的直接支配與排除妨礙的權利。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沒有分清對土地本身的使用與開采埋藏于地下的礦藏以及采伐生長于土地之上的林木之間的關系。實際上，土地是承載其他自然資源的載體，其他自然資源均依賴于土地而存在。但是我們也應當認識到，資源是可以與土地分離或相對分離的，或者具有獨立于土地的自身價值，同時由于資源本身具有稀缺性、價值性與可支配性，因此，從法律的角度尤其是從民法的角度來說，資源可以成為物權的客體。而學界也一般將自然資源劃分為兩大部分即土地與除土地以外的其它資源(也有簡稱資源的)。相應地，自然資源物權亦可分為土地資源物權和與其他自然資源物權。與一般物權不同的是，自然資源物權屬于一個社會或國家的基礎物權。原因在于對自然資源的控制和支配，意味著對人們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自然要素的壟斷或專有。在此基礎上，學界認為，自然資源物權體系是指由自然資源物權制度的基本的物權權利類型，包括自然資源所有權和自然資源他項權利組成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整體。由于自然資源可分為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因此，自然資源物權體系又可分為土地資源物權體系和其他自然資源物權體系。（二）生態補償的意義對于生態補償的意義，國內外有不少定義。歸納起來，大致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指自然生態系統對由于社會、經濟活動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所起的緩沖和補償作用。另一種則是將生態補償理解為一種資源保護的經濟手段，通過對損害(或保護)環境的行為進行收費(或補償)，提高該行為的成本(或受益)，從而激勵損害(或保護)行為的主體減少(或增加)因其行為帶來的外部不經濟性(或外部經濟性)，達到保護自然資源的目的。我們認為，生態補償不單是為了控制生態破壞，而應該包括因自然資源的使用所造成的生態功能喪失的恢復和補償，具體包括對為保護和恢復生態環境及其功能而付出代價、做出犧牲的單位和個人進行經濟補償，對因開發利用土地、礦產、森林、草原、水、野生動植物等自然資源和自然景觀而損害生態功能，或導致生態價值喪失的單位和個人收取經濟補償。（三）生態補償機制的意義生態補償機制是社會生產不斷發展與資源環境容量有限之間矛盾運動的必然產物，它以“資源價值論”的觀念重新評價生態環境資源的現實價值，運用政府調控與市場化運作的方式，讓開發、利用、破壞生態環境資源的人們支付相應的經濟補償，用于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為社會發展提供可持續利用的資源基礎和生存環境。生態補償機制調整的對象和政策制定的方向是，矯正生態環境保護或破壞行為產生的環境利益和經濟利益的分配關系，以經濟激勵為主要特征的環境經濟政策和其他相關的制度安排。這里的環境利益是保護活動產生的生態服務功能的提高，或破壞行為造成的生態服務功能的損失。經濟利益是生態服務功能的市場價值或效益。糾正后的利益關系應該是，享受因勞動付出而帶來的生態服務的主體要支付費用，生產生態服務的主體應得到經濟回報；相反，造成生態服務功能損失的主體支付費用，生態服務功能的產權代理人或恢復生態服務功能的主體(如政府)應得到經濟賠償。生態補償機制涉及生態補償的法律規范的形成、實施到產生調整社會關系效果的整個運行過程的綜合原理，有系統和過程的意義。作為一種法律機制，它是從法律的各個方面的系統性聯系和從法律的動態上來考察法律對社會關系的調整功能的運行過程。其主要包括三個層面：一是不同主體之間利益的相互聯系，即結構；二是事物在有規律的運動中發揮的作用、效應，即功能；三是發揮功能的作用過程和作用原理。因此，生態補償機制可以理解為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它是指政府和有關部門通過一定的政策手段,促使環境、資源、生態的受益方給予施益方以合理的補償,實現索取與稟賦的相對平衡,以達到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制度和法規。由此可見,建立公平有效的生態補償機制,不僅能直接受益于每個人,也是我們最終建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基礎。二、我國在自然資源物權受限下生態補償中存在的主要問題目前,我國生態補償還存在很多需要解決的難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基礎研究薄弱自然資源物權人在物權受到合理限制之下，遭受的損失是一個相對的概念，難以用貨幣來進行衡量，而且補償對象有時很難準確確定。如何科學準確地界定生態補償標準和對象，成為制約我國生態補償機制在全面實施的一個很重要因素，主要體現在：1、補償強度難以貨幣化。要對物權受限者進行合理科學的補償，就必須對生態環境保護和重建的投入成本及效益進行科學的計算，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保護和重建行為的科學性。由于生態環境的公共物品特性,很難計算出間接成本或收益，從而難以科學確定補償強度的量化。2、補償者和補償接受者問題。產權的界定是生態環境補償的前提，只有生態環境的產權明晰了，才能確定誰補償誰的問題。但在資源和環境領域，產權界定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許多生態環境的產權往往是模糊和虛化的，甚至是不可能清楚界定的,這樣在實踐中往往使生態環境的權利和義務失去主體，導致無法清楚地確定補償承擔者和接受者。在對自然資源物權人進行補償時，補償承擔者難以確定的問題將更加突出。3、生態補償的內容不明確。生態補償的內容很多,涉及面極廣,而且隨著人們認識水平的不斷深入,需要補償的范圍還要增多。由于國家和政府對在重點保護區農民的自然資源物權有更多的限制，導致當地居民的生活問題日益顯現。（二）補償方式比較單一，沒有建立良性投融資機制補償資金渠道以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為主，補償的重點為西部部分地區，而且以重大生態保護和建設工程及其配套措施為主要形式；投入主要以國家為主，地方投入較少；有限的資金主要以毛毛雨的形式，分散用于各個地區，造成資金的低效使用和浪費。（三）征收和使用方式不合理由于生態補償機制不完善,補償不能完全依法進行,基本上是采取“搭車收費”的方式，收費和使用主要以部門或行業為界，部門間各自為政，行業、部門之間的條塊分割，不能形成合力，也沒有真正實現收支兩條線。部門行政色彩濃,導致生態補償不到位,補償受益者與需要補償者相脫節。（四）全國還沒有形成統一、規范的管理體系缺乏有效的監督，資金的收取和利用存在很大的漏洞。目前許多證據已經證明國家用于生態建設項目而投入的巨額資金，被廣泛用于部分地方和政府部門的私自漁利行為上，“暗箱操作”現象層出不窮，這就導致了權利受限者無法得到充分的補償，并產生了高額的管理成本，從而危及到了項目的順利實施。（五）觀念上存在障礙我國公眾的環境意識還比較低，“資源無價”的錯誤觀念還未根除，廣大民眾對生態補償知之甚少，許多人甚至認為征收生態補償金是“亂收費”，這些錯誤觀念的存在是生態補償制度建立的很大障礙，也為生態補償工作的展開帶來了巨大阻力。（六）資金籌集問題資金積累和籌措不足,是建立補償機制面臨的一個瓶頸問題，沒有充分的資金來源，生態補償機制的建設也就無從談起。（七）補償強度問題一般來說，對生態環境保護和重建的直接投入成本進行計算相對比較容易，可等同為將受到破壞的生態環境恢復到正常或預期的狀況所需支付的費用。但是由于生態環境的公共物品特性,它的保護和改善對社會提供的服務以及它的破壞對社會造成的影響比較容易感受，但是很難評價到底得到多少利益或受到多少損失，并且在不同地區及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人們對生態環境的評價值和需求是不同的，對生態環境影響的認識水平也是不同的，因而很難計算出間接成本或收益，從而無法科學確定補償的強度。（八）法律法規體系不夠健全就目前我國對該方面的立法，還存在不小的缺陷，主要有：1、立法體系上的缺陷。主要表現在自然資源保護法律中資源有償使用原則未體現資源生態效益價值；有些資源保護法未將維護生態平衡作為其立法目的以及資源保護法律的有些規定不利于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刑法對破壞自然資源罪的規定欠缺生態效益考慮。2、技術上的困難。征收生態補償稅需要準確確定稅率，補貼需要確定補貼率，而稅率和補貼率的確定都面臨技術難題，政府為獲取這些信息會支付較高的成本。生態補償數額的確定應以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量和生態建設或恢復的效益量為標準，而生態影響的定量評估技術尚未充分開發、建立和普及。我國的防沙治沙法、土地承包法、草原法、環境保護法等法律對植樹造林、草地保護作出了明確規定，但并未對自然資源物權人的權利受到合理限制的情況下，國家給予受損利益的補償加以規定，即使有體現，約束力也不強，而法律條款之間本身存在著矛盾，更加影響了生態補償制度的實施。三、自然資源物權受到合理限制下生態補償機制的具體對針對上述問題，我們認為，當自然資源物權受到合理限制時，生態補償機制的運作應做好以下幾個工作。（一）明晰界定自然資源產權環境產權界定應該是對環境歸屬、環境質量及環境侵權程度，從質和量、近期和長期、局部和整體上的權威性、可操作性的行為規定和使用約束。我國現行憲法第9條規定“礦床、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規定屬于集體所有的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除外。”這意味著在我國生態環境是整個社會的財富，它在本質上不屬于單一的個人或某個團體，是公共財產。但在實踐中，往往因這種復雜的關系使生態環境的權利和義務主體缺失。生態環境所有權的虛化現象在我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客觀事實。所有權的虛化直接導致產權的模糊。建議在國家和集體對自然資源的所有權不變的前提下，盡可能地分散自然資源的經營權和管理權，將因生態治理過程中發生的補償直接分配給自然資源經營者和管理者，并且強化社會經濟主體的環境產權意識，把環境資源視為環境資源資產，逐步將其劃入資產領域進行有效調整，給予自然資源物權的享有者相應的產權的確定與保護。只有這樣，才能賦予權利人以制度上的保障。在此基礎上，通過市場機制建立環境產權的作用和流轉機制。（二）明確補償主體生態補償機制的主體是參與生態活動的各關系人(自然人和法人)，它包括兩類：公共主體和市場主體。生態補償機制的公共主體就是政府及各類相應的機構和組織。由于生態經濟的公共性，而且本文討論的是自然資源物權受到合理限制時的補償主體，這就決定了政府作為公共主體參與生態活動補償的必然性和重要性。由此，應當充分發揮政府在該生態補償機制中的主導作用，即主張補償主體行政化。具體表現為對生態治理中的受損權利人的補償需要政府實施。從而權利人的權利將得到政府穩定而有力的保障，充分體現了補償機制的有效性。（三）補償制度法制化生態補償實質上是一種利益協調，也是一種矛盾協調。利益協調可以通過經濟途徑、觀念途徑、制度途徑等多條途徑予以實現。利益沖突的制度協調是指針對利益關系直接進行協調，是通過對人們之間利益關系的重新定位和對人的利益行為范圍的限制來實現利益協調的。從人類社會利益協調的歷史來看，利益沖突的利益協調通常是以國家協調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利益協調是國家的重要職能。在對社會利益沖突的制度協調中，法律制度是其中核心的內容之一。通過法律機制的協調，可以有效降低政策協調、經濟協調和觀念協調的主觀隨意性，從而最大限度地保持利益制度和整個社會的穩定。強調法律制度在生態補償中的重要性和權威性，對于整個生態保護和建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實踐證明“補償政策法律化”使補償制度名副其實地成為使受損權益得到恢復和彌補的一種法律手段。1、確立生態補償的憲法地位。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而生態補償是推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所以只有明確生態補償的憲法地位才能順利實現可持續發展。確立生態補償的憲法地位主要是對生態環境的產權進行嚴格的界定。2、制定與完善我國的環境保護法。修改現有的環境保護基本法，在環境保護基本法中把可持續發展戰略確立為環境立法的指導思想，并以此為指導，把自然資源有償使用的原則和生態補償制度確立為我國環境保護的基本原則和基本制度，在此基礎上，修改環境保護單行法，對森林法、草原法、野生動物保護法、水土保持法等已確立的生態補償制度要進一步具體化、完善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和科學性。對其它資源保護和污染防治法增加生態補償制度，尤其是生態補償要融入環境影響評價法中。通過這些立法措施，對自然資源物權受到合理限制的權利人的權利加以具體規定，并且給予權利受限后的有效補償。（四）確定補償標準補償標準的確立是生態補償機制中的一大難點。很多人將其歸結為生態環境的功能價值的難以計量。需要指出的是，我國的生態資源所有權屬于國家，國家實施生態環境保護的政策和措施，是對生態資源的開發利用權的限制性征收的行政法律行為，生態補償是基于這一行政行為對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