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社會保障：我們該走哪條路摘要根據我國的國情和國力，社會保障究竟該走哪條路？目前，我們面前至少有三條路：一是正在走的路，叫做“社會保險+城市低?！保欢轻j釀好幾年的路，叫做“個人帳戶為主、社會保險為輔”；三是尚處于設想中的路，認為我國搞不起社會保險，只能實行狹義的社會保障。把社會保險作為我國社會保障的載體，并不是上策。但不主張搞社會保險，并不等于說不搞社會保障，這是兩回事。積極鼓勵發展補充保險的思路是值得提倡的，但把補充保險也歸于社會保障，混淆了政府與市場的界限。人們年老時從社會保障中得到的養老金，只能維持說得過去的或較為體面的基本生活；為不降低生活水準，在職時最好參加企業年金。而企業年金不該由政府去承辦，而應放給市場去發展。一、引言：我們面前的三條路根據我國的國情和國力，社會保障究竟該走哪條路？目前，我們面前至少有三條路：一是正在走的路，叫做“社會保險+城市低?！?；二是醞釀好幾年的路，叫做“個人帳戶為主、社會保險為輔”（周小川，2002）；三是尚處于設想中的路，認為我國搞不起社會保險，只能實行狹義的社會保障（高書生，2002）。這三條路的本質區別是：我國該不該采用社會保險的方式搞社會保障？實踐中，社會保險一直是我國社會保障的主要載體。近幾年，“兩個確?！钡膶嵤┖汀俺鞘械捅！钡某Ｒ幇l展，雖然對社會穩定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這并不能撼動或取代社會保險的主體地位。同現實中的做法不同，醞釀或設想中的另兩種思路并不倚重社會保險，但取舍程度有差異：一種思路建議保留社會保險，但要將其置于輔助地位；另一種思路觀點鮮明，我國搞不起社會保險。我國社會保障該走哪條路，這是涉及社會保障目標模式再選擇的大問題。這會使一些人產生某種誤解：仿佛又回到了10年前。因為1993年前后，在決策層曾發生過一場關于社會保障目標模式的爭論。本文所討論的主題，同10年前那場爭論不同。10年前那場爭論隱含一個前提，即我國社會保障的重點是改革和發展社會保險，爭論的核心是如何確定社會保險的制度模式，焦點在于養老保險該不該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結合；而本文所要討論的主題，恰恰是10年前被隱含的前提，即我國能不能搞得起社會保險。探討我國社會保障究竟該走哪條路，是社會保障理論界面臨的新問題，也應是決策層關注的大問題。近幾年，國內學術界特別是研究宏觀經濟的專家學者，對社會保障的議論很多。比如，面對我國宏觀經濟中出現的通貨緊縮趨勢，有人認為社會保障領域的改革走得太慢，也有人認為社會保障領域的改革走得太快，觀點雖然針鋒相對，但指向很明確：社會保障對居民未來預期的影響不可低估。又如，北京大學陳平教授提出的“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是自損國際競爭力的短視國策”觀點（陳平，2002），在社會保障理論界引起軒然大波，被視為“顛覆性意見”。陳平教授的觀點值得進一步推敲，但把社會保障同我國國際競爭力聯系在一起，這種研究視角是社會保障理論界過去所缺少的。目前，社會保障理論研究中出現的兩種傾向，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一種傾向是，只追求社會保險自身的制度完美和資金平衡，至于社會保險成本多大、對參保企業和個人會產生怎樣的影響，似乎不在研究視野內；另一種傾向是，以研究宏觀經濟見長的學者在探討社會保障問題時，往往也糾纏于社會保險某個險種的制度缺陷和資金平衡?？朔@兩種傾向，首先需要確立新的研究理念：社會保障雖說是件大事，但再大它也只能算是宏觀全局中的一粒棋子。本文擬按照這一研究理念，對我國社會保障中若干全局性問題，作些初步探討。二、社會保險：懸在頭上的一把劍社會保險被確定為我國社會保障的主要載體，大約是在1986年前后。改革開放初期，社會保障并沒有被擺上議事日程。被譽為我國經濟改革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中，增強企業活力被確定為改革的中心環節，像計劃體制、價格體系、勞動工資制度以及國家機構管理經濟的職能等方面的改革，均被列為配套改革的范疇。當時，社會保障改革沒被列入。但到了1985年2、3月間，中央決策層意識到：社會保障也是個大問題，是改革中必然提出和必須予以配套改革的重要方面，并責成有關部門制訂方案。經過1年的研討，最后確定：改革和建立新的社會保障制度，重點放在社會保險制度的改革。社會保險作為全新的保險福利制度付諸于實施，是在1986年的下半年。1986年7月，國務院決定：自1986年10月1日起，國有企業在新招收工人中普遍推行勞動合同制，同時為合同制工人建立社會保險制度，以解決其退休養老和失業保險（當時叫待業保險）問題。此舉可被看作是我國社會保險的“預演”，它旨在關閉“新人”踏進舊制度的大門，并依靠“新人”規模不斷擴大，讓留在舊制度的“老人”隨時間推移逐年減少，最終用新制度取代舊制度。從制度轉軌看，這項改革舉措屬于“漸進式改革”的范疇，是明智之舉。但在社會保險的全面建設中，這種改革策略漸漸被遺棄了。上個世紀90年代是我國社會保險的全面建設時期。1993年，中央確定了社會保險的制度框架；1994年，中央有關部門制訂了相應的實施方案。特別需要強調的是，社會保險是統稱，但它不是綜合性制度安排：方案是按照險種分別設計的，實施是分險種逐步推進的。這同1951年實施的勞動保險，在制度架構上有顯著區別。依照方案設計，我國社會保險包括養老、失業、醫療、工傷和生育等5個險種。目前，失業和工傷保險均已頒布條例，養老和醫療保險仍停留在國務院決定層次，生育保險則以部門規章加以規范。以立法的形式推動社會保險，一直是很多人多年的愿望，并為此付出了艱苦努力。八屆全國人大曾將社會保險法列入立法計劃，10年前，國務院有關部門還成立了專門的起草領導小組和工作班子，并于1995年5月向國務院提交了社會保險法（草案）。但一直到1999年1月，社會保險法仍被國務院列為“抓緊調研論證，條件成熟時提請審議”的法律草案。社會保險立法受阻，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其實踐尚不充分，但深層次的原因在于：社會保險像是懸在頭上的一把劍，并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改革、發展和穩定。社會保險像是改革路上的“城墻”。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在改制、改組和改革過程中，常被這堵墻撞得“頭破血流”。把國有企事業單位過去承擔的保險福利職能分離出來，由專門的社會保險機構承接，形成獨立于企事業單位之外的社會保險體系，為國企改革和結構調整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這是中央已經確定的大思路。但是，在現實中常常遇到社保機構“不予接納”的情況。某城市勞動保障局副局長直言不諱：并不是誰想參保就能參保的，離退休人員多、撫養比高的是不允許進社保的。社保機構更像是保險公司。企事業單位為分離其保險福利職能，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一是按規定繳納社會保險費，費率不低于工資總額的30%；二是為離退休人員支付不被社保機構認可的統籌外養老金，這也是一筆很大的開支，每人每月少則百余元，多則幾百元；三是建立補充醫療保險，國家規定單位出資額在工資總額4%以內的部分，允許從成本中列支。此外，國有企業在關閉破產時，要按在職職工工資總額的一定比例（資源枯竭企業為31%）計算10年，一次性撥付社保機構；事業單位轉制為企業，必須參加社會保險，除了按規定繳納社會保險費外，還被要求補交一大筆養老和醫療費用，其中補交醫療保險費用的標準為：按當地已參保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的人均醫療費用計算10年。面對社會保險這堵厚厚的“城墻”，下崗職工也常常表現出無助和無奈。誰都知道下崗職工的隱性就業率很高，但自愿同原單位解除勞動合同的卻不多。下崗職工最擔心的是，同原單位脫離關系，將來誰發給養老金、誰報銷醫藥費？理論上講，下崗職工再就業后由新雇主為其接續社會保險關系。問題的關鍵在于：數額并不算小的社會保險費由誰來負擔？在勞動力嚴重供過于求的就業環境下，讓私營企業主、個體業主等負擔這筆費用，顯然是不現實的，甚至會妨礙下崗職工再就業；而讓下崗職工自己掏腰包繳納社會保險費，僅憑那點經濟補償金恐怕是不夠的。現實生活中，“雇黑工”和“打黑工”現象的滋生和蔓延，是下崗職工接續社會保險關系難的佐證。下崗職工的社會保險關系一旦接續不上，若干年后，國家將面對幾千萬人員的養老和醫療問題，單單靠“城市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