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中國的平等與社會公正問題一個偉大的民族并不會因為數千年光輝歷史的重負就變得蒼老！只要他有能力、有勇氣保持對自己的信心，保持自己歷來具有的偉大本能，這個民族就能永遠年輕。馬克斯韋伯近一個時期以來，一些“非主流經濟學派”和“新左派”（簡稱“非派”）人士針對目前社會上存在的分配不公和貧富分化現象，指責“主流經濟學家”們（簡稱“主派”）片面地鼓吹市場機制與效率優先戰略的優越性，卻對窮人和弱勢群體的貧困處境麻木不仁，并完全忽視了政府調節收入分配結構的職能。而自90年代中期以來社會成員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以及收入分配并沒有如政治家所預期的那樣趨向“共同富裕”的嚴酷社會現實似乎也確實給“主派”學者們造成了比較大的社會壓力，近期決策層在向經濟學家們“咨詢”時所倚重的對象似乎也在發生某種微妙的變化。此事表面看來是兩派經濟學家之間的發生的事情，但在筆者看來，他們爭論的問題恰恰是當今中國最熱點、最敏感的社會問題，其結果將對中國未來的改革路徑和重大方針政策的選擇產生某種微妙的影響，應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實際上，“主派”與“非派”們爭執的焦點并不在于應不應該主張社會公正、縮小貧富差距的問題上，在這個問題上雙方其實并不存在什么爭議，而是對如何看待中國當前的市場化改革及如何正確理解平等與社會公正等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上存在著分歧。在經濟學界，究竟有沒有人只講競爭和效率，不講平等與社會公正、只關注富人利益并以自己成為其中一分子而自豪，卻對下崗失業者和社會弱勢群體的疾苦漠不關心呢？確實有這樣的人，他們的聲音有時會通過某些媒體透露出來，個別“經濟學家”甚至公然稱自己就是某個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但如果仔細觀察分析一下就不難看出，這些人只是極少數，其偏激的觀點及利用其社會影響謀取一己之私的行為使其難以在重大經濟社會問題的研究方面保持一名學者應有的獨立意識和客觀公正的思維，他們在神圣的經濟學殿堂中注定只是一名過客，無論如何，這些人是不能真正代表中國經濟學發展主流的。筆者夠不上“主派”，當然也不是什么“非派”，作為一名普通的學者，只是想從平等與社會公正的一些基本的原理談起，對這個當前中國經濟生活中最熱點和最敏感的問題發表一點個人見解。一、如何理解平等與社會公正早在人類古代社會，平等即作為一個思想被提了出來，亞里士多德曾提出城邦公民的等級平等，認為政治上的至善就是正義，而正義便意味著平等，他要求社會的利益分配按照公平的原則進行，正當的途徑應該是分別在某些方面以數量平等，而另些方面則以比值平等為原則。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在著名的陣亡將士墓前的演說中說道：我們的制度是別人的模范，它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但是，上述各種平等觀念，不是等級的有限平等，就是絕對的均等，還沒有上升為所有的人都享有的普遍意義上的平等。羅馬法首次從法權關系上確定了公民的權利平等，對此，梅因寫道：我以為人類根本平等的學理，毫無疑問是來自自然法的一種推定。人類一律平等是當時法律命題之一，它隨著時代的進步已成為一個政治上的命題。羅馬社會在平等問題上比之于希臘城邦社會已有較大的進步，在法權上確立了平等的關系，特別表現在萬民法等私法領域，平等已不單純是一種政治上的平等要求，而且成為法律所保障的平等權利。在法權上確立平等的地位，這是人類政治史的一個進步，也是羅馬法對于人類的一個突出貢獻。在中國古代社會，平等也是人們世代追求的理想。早在先秦時代，就出現了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等帶有強烈平等色彩的觀點。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大起義陳勝、吳廣起義就明確地把平等視為奮斗目標：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以后的歷代農民起義高舉的的旗幟也都是要求平等或平均的，如“均貧富”、“等貴賤”、“均田免糧”、“迎闖王，不納糧”等。可見，追求平等在中國民間有著廣泛的基礎，具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體現著一定的社會正義。但是也應該看到，由于缺乏普遍的權利意識，中國社會政治關系中的平等觀念一直沒有上升到法權上的權利平等上，因此具有重大的缺陷，并隱藏著某種危機。平等如果只是量上的平等要求，就易于導致平均主義，也無法真正克服它所反對的不平等，或者說，從實質上也是在認同著一種價值觀上的不平等，它所反對的只是自己成為不平等關系中的被動一方，而希望變為不平等關系中的主動一方而已。因此，歷代的農民起義從根本上不可能鏟除不平等，即便起義成功了，所改變的也只是自己的身份地位從不平等關系中的一極轉變為另外一極而已。農民成了皇帝，他代表的依然是舊的生產關系，社會不平等絲毫沒有改變。薩托利曾指出，我們不再談論對所有人一視同仁，而是說對每個相同的人一視同仁。于是問題就變成：哪一種相同才是可以接受的相同？這就象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可見，無原則的等同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不平等的社會關系，它只會以一種新的不平等取代過去的不平等，帶給人類的與其說是寶貴的公正，不如說是可怕的災難。人們在平等問題上應當建立深層次的價值理念。基督教第一次在人類社會政治史上建立起所有的人一律平等的一種全新的平等觀念，使得人人平等的觀念率先在神權關系中確立起來。于是，古代社會的法權關系經基督教創新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人人平等的平等權利在基督教社會轉變成為一種新的法權，這種法權所依靠的不再是古代的羅馬法，而是神法。在阿奎那看來，人類社會具有兩種法權，一種是世俗的政治法權，另外一種是超越的神圣法權。神法和人法兩者之間的關系構成了中世紀社會政治關系的主線，與此相應，社會正義論也就擺脫了古代社會單極的框架模式，而在兩種法權的雙極運動中展示出來。在現代社會，平等（equality）的基本含義是指所有社會成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人人平等的目的是為了讓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選擇自由，以充分實現人的潛能。具體到經濟方面，平等指的是機會的平等，即國家向每一位社會成員提供這樣一種經濟制度（公共產品）：它確保個人通過自身的努力追求物質財富利益的權利與機會，并且這種權利與機會免受來自于其他任何社會團體和機構（包括政府）的干預和限制。在人類社會中，財富和社會地位的差異是一種客觀存在，也是一個良性社會正常運行所必需的。人既然在天賦和能力上是不平等的，在社會中就會表現為個體之間的差異，這種多樣性與復雜性正是文明社會的重要標志之一。不同的工作需要有不同的人來做，不同的貢獻得到不同的報酬。如果人類社會中缺少這樣的差異，人們將失去工作的動力。在“差別論”基礎上形成的現代平等觀認為，人的欲望是無限的，而滿足人們欲望的資源是稀缺的和有限的，人要獲得歸屬于自己消費的那部分物質產品（或精神產品）就必須經歷一個努力奮斗的過程，只有在與他人的公平競爭中取勝的人才有權利得到這些產品。因此，市場經濟制度下的財富分配方式并不保障人人占有均等的份額，它只是為人們創造財富盡可能地提供充分的自由和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它一方面鼓勵人們去不斷地創造新的財富，把“餅”做大，從而為更多的人能擺脫貧窮創造條件；另一方面，它又主張按照創造財富者可以正當占有財富的準則來分配財富，而不是根據等級、特權或強制性來進行分配。現代平等觀視財產權的平等是人類所追求的最重要的平等之一，視市場經濟制度為實現社會平等與社會公正的唯一正確途徑。因為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發現別的什么手段能夠比市場機制能更有效地改善資源配置和有效地提高經濟活動的效率，也沒有別的什么手段像市場經濟那樣能有效地調整貧富差距、改善窮人的境遇。我們再來觀察社會公正問題。公正（justice）作為一個規范性范疇，是人類給自己提出的一個歷史性的難題，是人類普世性的基本價值之一。在漢語語境中，公正與公平、正義的意義很相近，但亦有區別。公正常被用來評判是非功過，公平則常用于評判交易，而正義則常用于評判倫理道德。相對來說，公正與正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