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銀花賽”：20世紀50年代農村婦女的性別分工內容提要：本文選擇50年代陜西關中地區規模最大的一場以婦女為主體的勞動競賽“銀花賽”，通過大量的口述訪談和文獻檔案分析這場社會動員背后的多種因素，呈現國家的經濟政策如何與婦女解放的策略交織在一起，如何在推動婦女走向社會的同時制造并維持了社會性別差異和社會性別不平等。關鍵詞：勞動分工婦女社會性別性別差異20世紀50年代是中國婦女運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階段：伴隨著強大的意識形態宣傳和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婦女解放”、“男女平等”成為社會主流話語人人皆知；婦女被最廣泛地動員起來無論是農村還是城鎮，完成了從家庭領域走向社會化生產的過程；一場偉大而短暫的社會試驗人民公社的“食堂化”、“縫紉化”、“托兒化”等家務勞動的社會化企圖“徹底解放婦女”。整個50年代看起來都是在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的指導下進行著婦女解放的偉大實踐。而這一切至今仍在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著中國的社會和婦女運動以及我們每個人的生活。總結和研究這段歷史，對今天的婦女研究和婦女運動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情。以往關于20世紀50年代的研究通常離不開一些重大的“革命敘事”。本文選擇了一個小的側面“銀花賽”，陜西關中地區農婦女被動員參與到棉田管理勞動這一過程，來分析這場社會動員背后的多種因素，呈現國家的經濟政策如何與婦女解放的策略交織在一起，如何在推動婦女走向社會的同時制造并維持了社會性別差異和社會性別不平等。本文所用的資料有三部分：檔案資料，包括省、縣檔案館里所存的50年代婦聯的檔案；圖書資料，50年代國家及省級各大報紙、婦聯系統出版的刊物、書籍；口述資料，作者自1993年起先后在關中地區的西安市、渭南市（原渭南地區）、咸陽市等地做田野調查，訪談了40多位60歲以上的老年婦女，其中包括普通農村婦女、當時著名的植棉勞動模范和省、縣級婦聯干部及農業、衛生系統干部。此外，作者本人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在關中農村當知青時，也目睹和參與了這場運動。所在的生產大隊有一位很有影響的植棉模范（后來到公社、縣上當了干部），聽到了很多關于她及銀花賽的故事。作者也曾親身參與、組織過一個務棉專業小組并被當地政府多次評為先進。一、“銀花賽”的起因：棉花產量的壓力和經濟利益的趨力“銀花賽”是陜西省婦聯在關中一帶產棉區發動農村婦女參與棉田管理、奪取棉花豐產為目標的勞動競賽。它始于1956年，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形成高峰，文革后的70年代再度興起，一直持續到80年代初。1956年4月，陜西省婦聯在渭南縣主持召開了“陜西婦女棉田管理經驗交流大會”，正式掀開了這場勞動競賽的序幕。這次會議是根據陜西省委的指示召開的。盡管從1943年延安時期起婦聯的工作方針已經被確定為“以生產為中心”，但在這次會議之前，陜西省婦聯還從來沒有這樣近距離、實質性地介入到農業生產之中。省婦聯主任在大會的講話中檢討道：“過去我們在這方面確實做得很差，從現在起必須改變以往那種工作作風，從思想上把這項工作重視領導起來”（海濤，1956）。不僅是這次大會，以后在銀花賽的各個重要環節，都有陜西省委的批示或支持，正是因為有來自陜西省委和政府的重視和支持，銀花賽才搞得轟轟烈烈，在社會上產生了強烈的影響。1958年作者還是一個小學三年級的學生時，就知道張秋香并為一個偶然的機會見到張秋香而興奮不已。為什么在這個時期，省委和政府要指示婦聯發動一場空前規模的以棉花豐產為目標的勞動競賽呢？這里，需要對當時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有所認識。（一）經濟的驅力：國家、農民都對棉花發生了興趣建國初期，特殊的世界政治大環境使得中國政府工業化發展計劃不能走吸引外資的道路，只能靠自己的積累、特別是靠農業的積累來發展；再加上隨著戰后經濟的復蘇，人民群眾的需求和購買力也在增長，這兩個方面都刺激了對棉花的需求量的增加。盡管解放后棉花連續豐收，1951年產量超過戰前最高水平，如以戰前產量最高的1936年為100，則1951年為123，1952年為152，1953年為139。棉花的大量增產使棉紗和棉布生產也有很大的發展，全國平均每人每年對機織棉布的消費量也在逐年增加，1950年為11.99市尺，1953年已經增加到23.08市尺。同上年比較，各年的市場棉布供應量增長比例是：1951年33.47%，1952年17.18%，1953年47.8%（薄一波，1991：272，273）。棉花產量的增長遠不能適應社會對棉花棉布需求的增長，為此國家采取了兩個方面的措施：一是限制棉布的供應，1954年7月13日，中央批準中財委關于改變棉花購銷制度的建議，9月9日，政務院第224次政務會議通過了關于實行棉布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關于棉花計劃收購的命令，即統購統銷（薄一波，1991：273）；二是增大棉花產量，1955年國家制定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規定：“在十二年內，棉花每畝平均年產量（皮棉），由一九五五年的三十五斤（全國平均數），按照各地情況，分別增加到四十斤、六十斤、八十斤和一百斤。”關中地區歷史上就是全國主要的產棉區之一，棉花品質較好，但建國前產量一直很低，1949年平均畝產只有26斤。1956年是實施“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第一年，國家給陜西省的棉花生產任務是：棉花種植面積擴大50萬畝，達到471萬畝，總產皮棉283萬擔，畝產皮棉平均要達到60斤，比1955年提高50%以上，同時，要在涇陽、渭南等11個縣培植66.5萬畝棉花大面積豐產田，畝產籽棉要達到350400斤。這是一個很大的壓力，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陜西省政府提出開展棉花增產運動，在全省范圍進行自上而下的社會動員。擴大棉花生產的計劃正好也和合作化以后農民增加收入的愿望相吻合。19世紀中葉隨著帝國主義進入中國形成的買辦工業，洋務運動以后官僚資本的形成，以及城市以輕紡、食品為主的民族工業的興起，促使中國農村種植結構不斷調整，農產品商品率增加。比如國際需求刺激了茶、絲、棉、糖、花生和大豆幾種經濟作物的種植，到20世紀20-30年代全國逐漸形成了專業化程度較高的農業種植區域，如蘇、鄂、魯、冀、豫、陜、浙為主要棉產區（黃宗智，1986：124頁）。棉花成為關中棉區農民重要的經濟收入來源，因為棉花的價格高于糧食作物，當地農民中流傳著“要發家、種棉花”的民謠（陜西省農業廳檔案，1952：194-8）。新中國成立之后，棉花因其在國計民生中的重要作用受到政府的重視。“棉花不僅是紡織工業的重要原料，而且也是國防工業和化學工業必需的物資之一。比如制造飛機、汽車的輪胎、絕緣材料以及人造絲等，都需要棉花。因此，大力增產棉花，是關系國計民生的一件重大事情，也是我們農業生產戰線上的一項重大任務。”（謝懷德，1956）。建國初期，政府為刺激棉花生產制定了糧、棉比價。1950-1955年的糧棉比價在6.8-8.5之間波動，即0.5公斤棉花折合小麥3.4-4.25公斤，均高于當時勞動力水平下的糧棉比價的應有值1：6.5，促進了棉花生產。1956年統購統銷以后政府不再公布糧棉比價，但糧棉比價一直對棉花生產起著重要影響。以1956年陜西為例，每50公斤小麥的平均價格為10.05元，而50公斤的標準級棉花的收購價格為78.35元，糧棉比價為1：7.8（陜西省志物價志106頁），棉花的價格優勢顯而易見。因為種棉花比種糧食價格合算，這是當時政府號召種棉花、農民也愿意種棉花背后的經濟趨力。棉花有多種用途，正如農業干部常說的“渾身都是寶”：棉籽可以榨油，油渣是上等的肥料，棉桿可以當柴燒等。關中地區菜籽產量不高，群眾的食用油主要是棉籽油，燒的柴火也主要靠棉稈，這也是農民愿意種棉花的原因。（二）棉花豐產需要推廣新技術，而新技術推廣是需要投放大量的勞動力關中一帶解放前棉花種植管理上相對粗放，每畝留苗僅2000-3000株，很多地方實行帶鈴殼摘花，即棉桃沒有暢開之前帶鈴殼摘回，待曬開后再慢慢收花。要想在短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