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協商民主中相互賦權的和諧社會摘要：本文通過觀察福區政府與福街草根商會長達八年的互動歷史與現狀，探討權利平等性是國家與社會協商民主的主要前提、權利正當性是兩者互相賦權的主要條件的現實路徑。草根商會通過自身偏好轉換主動接近國家，以民主協商方式擴展自身合法性，從而在維權活動和政治參與方面更具有實效；國家通過主動轉換偏好接近社會，在政策制訂和社會動員方面獲取更廣泛社會認同。國家與社會通過協商民主，相互賦予對方生存與發展所必需的權利，以有效避免潛在的沖突。關鍵詞平等性；正當性；協商民主；相互賦權一、問題的提出1、沖突：草根商會對政府的“憂慮和擔心”改革開放以來，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管理型政府，向著服務型政府不斷進行角色調整和功能轉換。然而，社會政治化和政治社會化的時代浪潮似乎一浪緊過一浪地沖擊著舊有觀念和傳統思維：政府到社會這種單向線型的服務型理念，盡管一定程度上能緩解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張力，但一定條件下也會引發國家與社會潛在的沖突。南方市福街草根商會的興起就是這樣的實例。南方市成為特區之前，福街屬于金州地區寶安縣金城公社的一大塊農田；1981年成立特區后，1983年它劃歸北埗工業辦事處（1984年易名北埗管理區）。“福街所在地方，原來叫北埗管理區，那時還沒有福區區，福區區是1990年9月時成立的。當時的北埗管理區，沒有什么人來，所以，中央把中央部委的一些企業遷到這里，劃撥土地給他們。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這里的成本不斷增高，他們搞不下去，就大多遷到關外了。而廠房就租給了一些商家來經營。”慢慢地，計劃中的工業加工區開始了向商業經營區的第二次轉型。“當時，政府不看好這一塊商業街，不樂觀。福街是工業廠房，后來97年允許改成商業用。當時順電因不批改造為商業用區而停了三個月。執照辦不了，商家通過關系疏通才能被批準。政府的主導思想不支持，他們的想法是把商業中心遷移到市中心。萬佳是94年9月份進入福街的。順電是94年4月份進入福街。萬佳倉儲式模式打破了傳統，租下華聯發的倉庫，大概是在下半年。當時就有人懷疑萬佳能否成功。萬佳95年4月開張，帶來了人氣。其后，很快，其他商家，如國際電子城等也來了。賽格、萬佳、女人世界都很紅火。95年底，這條街開始初步形成，96年大發展，97年膨脹起來。順電、國際電子城、女人世界、萬佳在94年到95年期間打下了底子，96年大家開始來了，97年大家開始搶了。這才基本形成了商業街。”福街所在區域的第一次轉型，是按照政府的規劃方案，由原來農耕區轉型為“三來一補”工業區。但工業區的遠景規劃沒有如期實現，卻在市場這只無形之“手”的強力下，第二次轉型為經商做買賣的商業區。“國”字號企業大規模撤向關外后，出人意料的景象出現了：清冷的工業區突然熱鬧起來，大批沒人要的閑置廠房成了“搶手貨”，只有一條9路公交車的街道人流急遽暴漲。的確，這條街誠如其名，實在是“福”氣沖天：廠房業主無所事事卻日進斗金，政府不“筑巢引鳳”卻招來巨商大賈，政府投資不多而稅金卻扶搖直上。到上世紀90年代后期，福區政府對福街商業奇跡的既成事實形成了共識，由開始不批準經商、后來任其發展，終于轉變為積極引導。福街商業街改造工程也由此擠身市政府1998年“為民辦實事”十件好事之列。“當時的福街那條街啊，是一個破破爛爛的幾棟廠房，雖然連成了一條街，但是那確實是一個破破爛爛的，啊，它顯得陳舊。來南方以后，在我的任期內，應該是在公務員的這個隊伍里面，后來我到公務員隊伍里面，最耗的幾年，就是從事了南方市福街的商業改造。哎，大概就是，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噢，大概就是1998年的6月，就開始進入組織落實。它的思想落實應該是在1998年的3月或年初。真正開始，從組織上組閣、組班子是1998年的6月。”改造福街的善舉，是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富民“計劃”。按照過去多年的習慣，政府做好事老百姓感動還來不及呢，哪里還想到有什么麻煩？事前也就沒來得及再征求商家業主的意見。但是，問題偏偏就出在了這里：商業街是自發的私營經濟膨脹而來，改造前并沒有沒有政府的資金投入和政策傾斜。在這里，業主、商家和顧客之間已經習慣于約定成俗的游戲規則，現在政府一期改造工程要強勢介入，一下子就要打破既有的利益生態平衡。原來一盤散沙成天想著怎么賺錢的業主商家停下手邊的“生意經”，十來家主要大商場的老總們自愿地聯合起來，以發函的形式向區政府“反映情況”。“我們這個福街聯誼會呢，這個開始的時候，就是有順電啊，有金總，有我。我們有個想法，就是開始我們，嗯，沒有成立聯誼會。開始我們就是一種聚會性質，聚會性質。從98年開始，我們以一種聚會形式，大家互相交流的形式，來輪流坐莊。每個月，比如說，我們所有參加的商家，啊，那么輪流坐莊，一二十人，互相大家經常交流，各商場各單位，他們目前的一些狀況，就是互通信息吧。然后呢到那個時候，根據這個實際情況呢，牽涉到福街第一期改造。就是政府98年開始吧，就是南方市為民辦十件好事，其中就有一個福街的一期改造。我們大家就迫切地認為我們要組織起來。一方面，好維護我們每個商場的正當利益；第二個方面呢，就可以配合政府的各項一些行動。啊，對福街的規劃。另外，就是我們的宗旨是，大家互通信息，互相幫助，互相提高。”福街草根商會從要求和政府商量緊急問題的初衷出發，在政府推行“為民辦實事”的“計劃”中，就這樣自發產生了。當時來福街創業的經理階層，大都有創業精神，知識層次也較高，他們對于“非法”集會的利害關系心知肚明，所以活動僅限于“互通信息，互相幫助，互相提高”。“福區區政府各位領導：最近，區改造工程領導小組向福街部分商家初略地通報了商業街改造方案，并準備年底前動工，但我們認為，實施方案中有些很不妥之處，引起了我們極大的憂慮和擔心，覺得有必要及時向區政府領導陳述，希望區政府領導慎重考慮。”（以下正文約萬余字系具體意見，故略不詳）第一封赫然文字署名“福街商家聯誼會”的準公函，就這樣矛頭直指當地政府首腦機關，發出了溝通對話的請求。2、理論：國家與社會在協商民主中相互賦權中國社會轉型中的民間組織一嶄露頭角即引起國內外學界高度關注，有的從族群角度研究沿海地區傳統民間組織的興起（DavidFaure，1986：71），有的則從合作主義角度直面中國民間社團的新現象（王穎等，1993：85-125）。這些研究逐步引發學界從民主價值和管理模式兩個主要角度，展開一場理性界定國家與社會關系，進而完善國家統治方式的學術討論。首先，民間組織引發了學界對民主價值的再思考。一是國際學界方面。代議制民主制度無法容納草根組織。草根組織在某些場域具備社會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甚至行政合法性，但因缺失合法律性而委身國家權威（高丙中，2000：100-109）。另一種傳統民主范式即協商民主理論（deliberativedemocracy）（Besset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