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從制度上保障和諧社會構建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實踐進程中，建立健全調節各種社會利益的制度體系涉及和包括的內容非常廣泛，是一個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現階段的實際情況來分析，主要得解決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第一，疏通和拓展一般民眾特別是弱勢群體利益表達的制度性渠道。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結構特別是所有制結構、市場配置結構和分配結構的逐步調整，隨著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市場競爭優勝劣汰原則以及“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政策的貫徹實行，使得計劃經濟條件下原有的社會利益格局被打破了，社會利益主體發生了較大幅度的重新分化和組合。由不同職業、不同行業、不同層次、不同地域乃至不同部門、不同單位、不同非正式組織的人們所構成的不同社會利益主體，雖然仍然有共同的根本利益，但他們各自具體的利益內涵、利益結構、利益訴求已經日趨個性化、多元化，他們相互之間的利益關系已經日趨復雜化、顯性化，并一直處于不斷變動、不斷發展的狀態中。根據權威部門的研究結果，我國社會目前已經形成了10大社會階層，它們各自的利益內涵、利益結構差異明顯，每個階層內部各群體、各個體實際獲得利益的情況又有一定區別。從它們的利益表達渠道和利益訴求得以實現的情況來看，大體上又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強勢階層，即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他們占有或可支配的社會資源雄厚而多樣，利益表達渠道寬廣而通暢，利益訴求基本上都能夠得到超額實現。第二類是中勢階層，即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他們占有的社會資源一般化，利益表達渠道基本通暢，自身利益的相當一些訴求能夠得到實現或基本實現。第三類是弱勢階層，即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和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他們除作為勞動力的自身資源以外，基本上不占有什么社會資源，利益表達渠道很少、很狹窄，其利益訴求的實現大都需要以強勢階層的明智、省悟和“良心發現”為前提，否則很難有實現之可能。這種狀況無疑是不正常的，很不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針對這種情況，應該從制度上對社會各階層占有社會資源的狀況進行調配，朝著大體上比較合理和均衡的方向逐步過渡。特別是要致力于中勢階層特別是弱勢階層利益表達渠道的疏通和擴展，從制度上予以保障。第二，建立健全縮小、緩和、化解社會利益差別及矛盾的制度平臺。在過去計劃經濟條件下，對于社會各主體之間難以避免地存在著的利益上的差別、矛盾和對立，一方面，是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對被認為是敵對勢力的利益主體堅決地予以打擊和鎮壓；另一方面，對于被認為是人民內部范疇的問題，則著重從思想政治上來認識和處理，實行“團結、批評、團結”的政策和方式，基本上沒有從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調整的角度來考慮，更談不上為其提供解決問題的制度平臺和操作機制。而且，當時“大鍋飯”、平均主義盛行，大家都比較窮，除政治上等級森嚴、利益差別懸殊之外，經濟上的利益差別、利益矛盾并不十分明顯。現在，隨著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社會各主體的利益差別越來越顯著，利益關系越來越復雜化、顯性化，相互之間的矛盾乃至沖突勢不可免地越來越增加。從目前的現實情況看，這些利益矛盾主要表現為以下八個方面：1、中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特別是以非正常手段獲得高收入者之間的矛盾；2、經濟欠發達地區特別是未脫貧地區和經濟發達地區之間的矛盾；3、農村居民特別是其中貧困者和城市居民特別是其中富裕者之間的矛盾；4、私營企業中的雇傭勞動者和私營企業主之間的矛盾；5、進入城市和企業謀生的農民工和顧主之間的矛盾；6、國有企業職工特別是下崗、失業的國有企業職工和國有企業管理者、經營者之間的矛盾；7、市場競爭性行業從業者和壟斷性行業從業者之間的矛盾；8、一般社會成員和黨政干部特別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腐敗現象嚴重的黨政干部之間的矛盾。這些利益矛盾的性質并不完全一樣，但它們的存在，無疑是構建和諧社會或潛在或外現的威脅和障礙，必須盡力予以解決、化解和排除。如果掉以輕心，很有可能使矛盾趨于嚴重和加劇，甚至有可能演化為對抗和沖突，干擾和危害構建和諧社會的實踐進程。解決這些矛盾的手段與方式多種多樣，對不同性質矛盾解決的手段和方式自然也要有所區別，但是，注重建立健全相關的制度，通過一定的制度平臺和操作機制來解決這些矛盾，或者說為解決這些矛盾提供必需的制度條件，顯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比如，對于因為經濟收入差別懸殊而形成的矛盾，可以通過改革和改進分配制度、稅收制度、財政制度來逐步加以解決；對于因為微觀經濟管理或宏觀經濟管理原因而形成的矛盾，可以通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健全相關的經濟管理制度特別是逐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來解決；對于因管理者、掌權者工作作風和以權謀私形成的矛盾，可以通過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強化對公共權力的制約和監督來解決，等等。只要類似的制度平臺和操作機制建立健全起來了，社會各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差別和利益矛盾，無論是潛在的還是顯性的，解決起來就比較容易了。第三，建立健全必要的監測預警、預防預控和應急處理機制。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權力過分集中政治體制向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的根本改革和轉變，是一個艱難而又相當長期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里，由于舊體制的固有矛盾和弊端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可能馬上消除，而且又增加了正在衰亡的舊體制和正在興起的新體制的矛盾，增加了新體制創建過程中因其不成熟、不完善乃至探索失誤和遭受挫折而產生的矛盾，增加了社會結構重新調整、社會資源重新配置、社會機制重新組裝、社會利益重新整合勢必要帶來的一系列新矛盾，所以，體制改革和社會轉型時期的各種矛盾必然表現為多發性、復雜性、持久性的特點。任何健全、有效的制度體系，只能盡可能地減少、緩和與化解這些矛盾，不可能杜絕和根除這些矛盾。而且，當各社會利益主體之間和同一社會利益主體內部各成員之間的利益矛盾，同其他社會因素和社會矛盾交織在一起的時候，在某種特定的具體情況下，一般性的利益矛盾還可能轉變和激化為利益對抗和沖突。這是客觀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當改革推進和社會轉型愈是進入關鍵時期，愈是觸及舊體制的中樞神經和要害部位，各種利益矛盾轉變和激化為某種對抗和沖突的可能性就愈大。近些年來，發生在效益低下、嚴重虧損甚至瀕臨破產的國有企業職工因生活窘迫而聚眾鬧事的事件，發生在私營企業、合資企業、外資企業內部的勞資沖突事件，發生在官僚主義、腐敗現象比較嚴重的地方和單位的群眾集體上訪甚至引發秩序混亂事件，等等，之所以屢禁不止、持續不絕，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我們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注重建立健全應有的監測預警、預防預控、應急處理機制，對于有可能發生的社會利益對抗和沖突事件，或防患于未然，或化解于“青萍之末”，或將損失和危害減少到最低程度。從一定角度上來說，這方面的工作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最后一道防線，其意義和重要性自不待言。道理很清楚，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實踐進程中，不可能完全杜絕某些社會利益主體之間對立、對抗和沖突，但必須將其制約在影響最小、損害最少的范圍之內，否則就會對構建和諧社會造成干擾、阻撓和傷害。第四，建立健全確保掌握公共權力者只有在服從和服務于“法的利益”的條件下，才能實現其自身利益的制度規范和運作機制。恩格斯指出，掌握和行使公共權力者，一般都具有力圖實現“和授權給他們的人相對立的特殊利益”，這種“特殊利益”同掌握和行使公共權力者所應該代表的整個統治階級的利益并不一致。恩格斯揭示的這個客觀規律，只要階級和國家還存在，就不可能根本改變。充分認識這個規律，對于分析我國現階段公共權力行使的實際情況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我國現在相當一些掌握和行使公共權力者，特別是其中的某些擔任黨政領導職務者，比較嚴重地存在著為了謀取自己“特殊利益”而無視甚至踐踏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