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中國古代戶籍管理與現代戶籍管理比較中國戶籍制度的歷史考察與對現狀的簡要分析論文關鍵詞：戶籍制度王權國家農耕文明金字塔型社會結構論文摘要：不了解歷史，就不能掌握未來。中國歷史上的戶籍制度是由征賦派役戶籍制、世襲身份戶籍制、人口統計戶籍制和保甲治安戶籍制四種不同功能的戶籍制有機結合運行的整體，本文通過對這四種戶籍制歷史發展進程的考察，以及對中國現行戶籍制的簡單介紹，分析了兩者之間在社會背景因素和文化傳統觀念上的相似之處，從而得一.中國古代的戶籍制度（一）古代戶籍制度歷史上中國存在著四種基本戶籍制度征賦派役戶籍制、世襲身份戶籍制、人口統計戶籍制和保甲治安戶籍制。各類戶籍制度產生與存續時間互不相同，它們的目的、功能和所起的歷史作用也不一樣。就持續時間、實施的范圍和影響的深度而言，均以征賦派役戶籍制為最，其余三類戶籍制度都可以視為對它的補充。建立在全體編戶齊民基礎之上的征賦派役戶籍制與其后始為獨立的人口統計戶籍制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中國歷史上戶籍制度發展與演變的主線，而只對部分國民有效的世襲身份戶籍制與時斷時續的保甲治安制則只是偏離這條主線的若干插曲。11.主線：征賦派役戶籍制的發展、興盛、衰亡與人口統計戶籍制的獨立征賦派役戶籍制以為國家丁稅戶調的征收和兵役賦役的征派提供可靠依據為目的，是王權直接役使與剝奪其直轄領地上勞動者的基本方式，所以它的產生直接與中央王權的產生緊密聯系在一起。當商代王權萌芽時，戶籍制度也隨之萌芽，商王籍田與借助民力助耕公田是戶籍制度萌芽的標志。殷墟卜辭中記載：“王其蒞籍”、“王往蒞籍”。據近人考證，商朝的官職中有“小籍臣”之職，主管籍田之事。可見，早在殷王武丁時期，商朝已經有了征派民力共耕公田的籍田之制。到西周時，戶籍制度已大體形成，其中千里王畿之內的習民數制度是周代戶籍制度的重要內容。相比于商，周王朝更以一個王權強大的形象呈現在世人面前。與古西方王權有限（“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相比，中國的王權對其所轄領地享有無限的權力（“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2），王畿之內的勞動者是天子可以直接役使與剝奪勞動的對象，也是王權鞏固的基礎。要達到最大限度的剝奪量，就必須知道而且最大限度的知道勞動者的數量。“習民數”制度就是為了掌握與控制被征用者的基本情況而產生的制度，它一方面由各部門主要官員在履行其本職工作時登記他們各自管轄下的人口數量，另一方面又由王室成員在天子率領百官和庶民于春籍、夏獵、秋收、冬狩之時登記與核實應役民眾的狀況與數量。3在周王室衰微的春秋時期，齊國首創嚴格的以定四民之居為目的戶籍制度，這一制度于秦獻公十年（公元前375年）被秦國接納并更新，演變為秦國自己的“戶籍相伍”制度，至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商鞅將之發展為“什伍連坐”法。商書君書境內：“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史記商君列傳：“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于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至此，戶籍制度又增加了一項十分重要的職能，即成為統治者控制人民，實行專制的一個重要手段。不過，從商鞅變法“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的規定中可以看出，征賦派役仍然是秦國戶籍制度的首要目的。當時戶籍登記的內容比較簡單，大體包括：戶主、家庭成員和奴隸的姓名、性別、身高、家庭狀況、財產，而且只登記人的身高尺寸而不登記其年齡，財產項中也不包括地產。在兩漢時期，口賦（未成年人的人頭稅）和算賦（成年男女的人頭稅）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一項主要來源，兵役與徭役（兵役1年，徭役1月，戍邊3日，后二者可輸錢代役，稱為更賦）則是國家要求每個丁男承擔的重負，這些都決定了封建國家必須掌握各地民戶與丁口的基本狀況。為此，兩漢政權一直實行編戶齊民制度。凡被編入國家統一戶籍的民戶，都稱為編戶。為了保證編戶齊民的嚴密與完善，兩漢政權還實行“八月案比”之制，進行嚴密的戶口登記的查驗工作，規定每人必須著名戶籍，并以法律作為約束，防止人戶脫籍。編戶齊民制度的形成與完善，使大量的人丁民戶時時處在封建國家政權的直接控制之下，對保障政府的財政收入、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統一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因此，這一制度一直被歷代封建王朝繼承。三國兩晉時期，紙張的使用被推廣到戶籍制度中，使得戶籍登記的內容大為增加，登記事項更為詳盡。此后，隨著征稅制度的發展，為征稅服務的征賦派役戶籍制度也日益發展。經過東魏、西魏、北齊、北周而至隋唐，確立了均田制的絕對統治地位。在均田制下，每一丁口的土地占有量相差不大，政府的田租與戶調都以丁口為單位來收取，因而作為登記丁口數量與特征的戶籍受到了統治者的高度重視，該階段的戶籍登記也最為繁瑣。以隋唐為例，要進行戶口登記的項目有戶主姓名、性別、年齡、丁中老小、戶等、身份、是否課戶、現輸與否、是否勛官，以下家庭成員的情況，項目與戶主同，最后登記該戶應受田數、已受田、未受田等項，有的還需要登記應納租調數。隋代及唐前期，是中國征賦派役戶籍制的鼎盛時期。是征稅制度的改革帶來了征賦派役戶籍制的鼎盛，同樣也是征稅制度的改革使其走向了衰微。安史之亂后，土地兼并風行，失去土地的農民因無法承受原來的租調負擔而紛紛逃亡，成為浮寄于他鄉的客戶，政府的財政收入與徭役來源日益枯竭，為了解決危機，唐政府開始改革征稅制度。唐德宗時推行兩稅法，規定：“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兩稅法的推行，不以戶籍及其登記內容而以土地和財產的多寡為征稅依據，這意味著戶籍制度在保障國家財政與徭役來源方面的作用大大降低了，征賦派役戶籍制從鼎盛向衰微的深淵走去。到明洪武年間，封建政府進行了一次全國范圍的土地清丈和地籍整理運動，整理的結果被編制為魚鱗圖冊，這是中國歷史上地籍的正式獨立。地籍與戶籍彼此獨立，各司其職，相互驗證，共同維持統治者的財政收入來源。萬歷年間，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將各自名目繁多的賦稅和徭役合并征收，并將部分丁銀與雜稅攤丁入畝，按畝征收，使身丁稅與戶籍相分離而與地籍相聯系。從此，地籍便成為統治者征收賦稅的主要依據，而戶籍的作用則退居其次了。清康熙帝則把封建國家的征稅對象由丁口向土地轉移的歷史大勢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他于1712年發布了一道在中國歷史上享有盛名的被稱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上諭，使人丁與錢糧脫鉤，丁稅與戶籍分離。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又發布上諭：“是戶口之歲增繁盛，俱可按籍而稽，而無籍五年一次，另行查辦。嗣后編審之例，著永行停止。”這意味著，持續了兩千多年之久的征賦派役戶籍制壽終正寢，而同時專門以統計戶數人數為目的的人口統計戶籍制正式自立。2.插曲：世襲身份戶籍制與保甲治安戶籍制無論從存續的時間、使用的范圍還是從其影響來看，世襲身份戶籍制與保甲治安戶籍制都屬于中國戶籍制度史上偏離主線的插曲。前者以固定社會成員尤其是卑微的社會身份與地位為目的，最初出現于春秋時期的齊國。國語齊語中記載：“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商之子恒為商，工之子恒為工”，便是對世襲身份戶籍制的恰當概括。此后長期停滯，直到三國時期才迅速發展起來，以士家制度為代表。東吳士兵及其家屬合在一起稱為士家、兵戶或營戶，有獨立的戶籍，叫“士籍”。士家世代為兵，父死子繼，兄終弟及，非有特殊軍功或皇帝恩詔不得脫離士籍。士家的婚配限于同類，士家必須屯田，但對其開墾的田地沒有所有權，受剝削極重。到北朝尤其是北魏時期，身份戶籍制達到極盛，隋唐時逐漸衰落，到兩宋已趨于滅亡，但元朝初年又出現了一次大倒退，明朝時大為淡化，清朝雍正時期正式退出歷史舞臺。保甲治安戶籍制以維護社會治安，代行基層政權，統一兵、警、民系統為目的，始于春秋齊國管仲的“叁其國而伍其鄙”之制，公元前356年商鞅實行“什伍連坐法”對管仲之制進行繼承和發展。此后，保甲戶籍制銷聲匿跡，直到北宋中葉王安石變法又重新實行。這項制度一直延續到清朝，不過功能發生變化。清初編排保甲的目的，還在于控制人民維護社會治安，以為“彌盜之法，莫良于保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