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楚《揚州十日記》中的揚州之死

1645年5月（順治二年），滿族貴族多鐸（多爾根的兄弟）指揮清朝騎兵，在揚州被毀三天。“矢石如雨，尸體如山，清軍登陸時，”。揚州街道之內(nèi)南明軍民遂與清軍展開激烈的巷戰(zhàn),歷時一晝夜,“城內(nèi)戰(zhàn)死者甚眾,史可法自刎未殊,遂遇害”。(《明通鑒》)揚州陷落,多鐸下令屠城。“街中尸體陳橫,互相枕籍,血流入水中,池塘為尸體所添滿。”“初二日,傳府道州縣已置官吏,執(zhí)安民牌遍諭百姓,毋得驚懼。又諭各寺院僧人,焚化積尸;而寺院中藏匿婦女亦復不少,亦有驚餓死者,查焚尸簿載其數(shù),前后約計八十萬馀,其落井投河,閉戶自焚,及深入自縊者不與焉。”(王秀楚《揚州十日》)據(jù)幸存者王秀楚所著《揚州十日記》中記載屠殺共持續(xù)十日,故名“揚州十日”。時至今日,揚州仍流傳清軍當年在揚州殺了八十多萬人的說法。筆者對此疑竇叢生,眾所周知,截止2005年底,揚州城區(qū)面積71.8平方公里,人口66.7萬人,近四百年前揚州何來八十萬人給殺?百萬人口的概念是現(xiàn)代都市的概念,當時的北京城乃世界第一大都市也不過二十萬人口。1896年,日軍占領臺灣,用近一年的時間總共屠殺了六十余萬臺灣人。1937年日軍占領南京,用飛機、坦克、大炮、機槍等先進武器在六個多星期里殺我同胞三十多萬人。八十萬人,用最原始的大刀長矛在十日之內(nèi)能殺得完嗎?歷史是科學,科學是來不得絲毫虛假的,盡管我們譴責暴行,但我們還是要尊重事實。我們要從民族歷史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實事求是地做出評價。由于清朝大興文字獄,在官修《四庫全書》時,刪去了大量反滿言論,揚州大屠殺留下來的資料很少,今天要想確切考證揚州大屠殺的人數(shù)很困難,但從清軍兵力、清軍武器、揚州城池的面積、居民人數(shù)、守軍人數(shù)和屠城以后的尸體的運輸和焚燒等事宜幾個方面考查,大抵可以看出《揚州十日記》關于清軍屠殺至少八十萬人的記載應為夸大說法。當年進攻揚州的,基本是八旗兵,以正白旗為主。其時滿清人口為五十到六十萬,滿兵十萬人左右,《大義覺迷錄》卷一載雍正“上諭”說:“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師時,兵亦不過十萬。夫以十萬之眾,而服十五省之天下,豈人力所能強哉!”清朝初入關時,計滿洲八旗三百二十佐領共九萬六千人,蒙古漢軍八旗各一百七十一佐領五萬一千三百人,以上滿、蒙、漢兵合計才近二十萬人。但這二十萬人要留一部分人守衛(wèi)老巢,因此入關總兵力要少于二十萬。《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四記載:命多爾袞“統(tǒng)領滿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漢軍、恭順等三王、續(xù)順公兵”入關。入關侵略中原,所抽調(diào)兵數(shù)當在十四萬左右。徐鼐在《小腆紀年附考》卷五“吳三桂與闖賊戰(zhàn)于一片石”中亦記為:“攝政王度勢已迫,乃盡發(fā)騎兵而西,……全軍始至合十四萬騎。”魏源在《圣武記》中也記為“時流賊李自成將精銳二十萬東擊三桂,……三桂軍其右,我軍其左,尚不及賊陣之半。”那么十四萬人中有多少人參加揚州戰(zhàn)役呢?分析如下:時清軍分為三大部分,多爾袞留守北京,阿濟格和多鐸率兩大主力軍進剿李自成大順政權,攻取西安以后,阿濟格率其部進一步追剿李自成,多鐸率其部進攻南明政權。多爾袞率大軍新進入北京,民心浮動,重兵保守京畿地區(qū),留五萬人到六萬人保衛(wèi)京城也不為過,但是,陜西戰(zhàn)場和江淮戰(zhàn)場是兩個最主要的戰(zhàn)場,應保持足夠的兵力,維護京畿地區(qū)的穩(wěn)定兵力應在二萬人左右。另外,清軍還有幾個小的戰(zhàn)場,六月遣肅親王豪格及石廷柱,巴哈納等“往定山東,河南”。遣都統(tǒng)葉臣等“往定山西”,這又各分去了約一萬人的兵力,剩下來的兵力由阿濟格和多鐸部對分,各占一半,即各不到五萬人。《欽定八旗通志卷首七》:“諭定國大將軍和碩親王奪鐸曰聞爾等破流寇于潼關遂得西安部不勝喜悅初曾指揮爾等往取南京今既破流寇大業(yè)已成即將彼處事宜交與靖遠大將軍核碩英親王等爾等相機即遵前命趨往南京大丈夫為國建功正及此時汝其勉之其隨英親王豫親王之烏真超哈自固山額真梅勒章京以下兵丁綿甲紅衣炮均分為二半著英親王督領半著豫親王督領若相去已遠可仍如舊”此前,南明興平伯高杰兵發(fā)徐州時,曾致書劉澤清曰:“清兵號稱二十萬,實七八千。”這說明多鐸兵遠遠沒有二十萬,我提出豫王所統(tǒng)大軍不到五萬是有根據(jù)的。根據(jù)《順治實錄》記載的順治二年五月多鐸向清廷奏報的戰(zhàn)功匯報,揚州戰(zhàn)役參戰(zhàn)各將領的軍銜如下:尼堪,晉貝勒;博洛,晉貝勒;屯齊,進貝子;拜音圖,固山額真;尚善,進貝子;富喇克塔,正藍旗滿洲梅勒額真;馬喇希:蒙古固山額真;佟圖賴:漢軍鑲白旗固山額真;李率泰:刑部參政兼副都統(tǒng);韓岱:牛錄章京;伊爾德,一等梅勒章京;阿濟格尼堪,一等梅勒章京;阿山,固山額真;阿哈尼堪,鑲黃旗梅勒額真;鄂碩,擺牙喇甲喇章京;努山,噶布什賢噶喇依昂邦;阿爾津,二等甲喇章京領擺牙喇章京;杜爾德,署擺牙喇章京;碩納代,擺牙喇章京;圖賴,超授三等公。還有伊爾都齊、費揚古、吳喇禪、格霸庫等。對于清軍的軍隊編制,據(jù)《八旗通志》載:“初出兵校獵,不論人數(shù)多寡,各隨族長屯寨行,每人取矢一,每十人設一牛錄額真領之。”(牛錄即大箭的意思,額真即主)八旗制度的基本組織“牛錄”,是從氏族社會中自然形成的。至明萬歷二十九年(1601),努爾哈赤把“牛錄額真”明定為官名,并以各種不同旗色分辨所屬,設黃、白、紅、藍四旗,旗皆純色,每三百人為一牛錄,以牛錄額真領之。萬歷四十二年(1614),始定八旗制度,“以初設四旗為正黃、正白、正紅、正藍,增設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四旗為八旗,每旗三百人設牛錄額真一,五牛錄設甲喇額真一,五甲喇設固山額真一,每固山設左右梅勒額真各一,以轄滿洲、蒙古、漢軍之眾。”可以得出結論:牛錄額真領300人,甲喇額真領300×5=1500人,固山額真領1500×5=7500人,左右梅勒額真領是固山額真的副手。從上列情況可以看到隨豫王南下并參加揚州戰(zhàn)役的將領中,固山額真有五人,其中蒙古旗二人,漢軍旗一人,滿州旗二人,另有梅勒額真一人,這就是說,約有六個固山(也有可能是五個固山)參加了揚州戰(zhàn)役,以每個固山7500人計算,約45000人。另外大概還有一些獨立的很小的不屬于這六個固山的編隊,人數(shù)在5000人之內(nèi),因為如果達到7500人,就可以組成一個新的固山。這樣加起來,清軍人數(shù)在42500～50000人之間。不到五萬人的清軍,要在五六天內(nèi),手刃八十萬余人,這可能嗎?再看清軍的武器,在明末清初之際,戰(zhàn)場上使用的武器,主要是冷兵器,即刀槍弓弩。清軍掌握少量的鳥槍,火藥仍然按照二百年不變的配方,在手工業(yè)作坊或工場里制作,由于沒有形成規(guī)模生產(chǎn),時彈藥奇缺,地位較高的軍官才擁有一支短火槍防身,清軍的鳥槍是一種前滑膛火繩槍,發(fā)射前須從槍口裝填火藥,再塞入彈丸,實是一些鐵砂,以火繩為點火裝置,火繩點火在風雨天效能極差,射程約100米,射速為1-2發(fā)/分鐘。手工打制的槍管壁厚薄不均,內(nèi)壁起伏不平,彈道紊亂,射擊精度差;且口徑也大小不一。口徑過小,即無法裝藥填彈,而口徑過大,易泄燃氣,彈出無力,飛行不遠即墜地。可以想見,清軍的鳥槍在戰(zhàn)場上遠距離能打痛人打不死人,近距離不如菜刀,因此清軍的揚州戰(zhàn)役中的主要武器還是刀矛,一般士兵只掌握(使用)一種兵器,不會比反抗一方手中的大棍、斧頭、鋤頭和大刀強多少,眾所周知,揚州的鐵器冶煉和鑄造打造技術海內(nèi)聞名,尤其是刀具的鋒利在中國罕有其匹,“揚州三把刀”遠在明朝中期就傳遍大江南北,如此利器在巷戰(zhàn)時是清兵刀矛的克星。因此稍具頭腦的軍事統(tǒng)帥都懂得要以大于敵人的兵力(個別以少勝多的戰(zhàn)例除外)去打擊敵人;最少也要投入和敵人基本同等兵力。由此看來,當年揚州城人數(shù)遠遠沒有八十萬人,其中老弱病殘占了大多數(shù),而城破之后,還逃走了一部分人。反之,如若揚州城里有八十萬人,史可法也非等閑之輩,盡可將多鐸全軍殲滅。八十萬人需要有容納八十萬人的生活空間。那么當年揚州府城的面積有多大呢?這一點我們倒能考證出來。康熙十四年官修《揚州府志城池》(現(xiàn)藏于揚州市圖書館)“揚州府城:揚州有城自春秋吳王夫差城邗溝處楚王熊槐城廣陵始也其后漢吳晉俱為廣陵自齊梁迄陳為兗州隋復為廣陵唐為揚州亦名邗州城皆無異周世宗命韓令坤筑小城于揚州周圍二千一百八十丈宋因之明初僉院張德林鎮(zhèn)守揚州以兵后人稀因宋大城西南隅改筑僅周九里一千七百五十七丈五尺厚一丈五尺高倍之設門五南曰安江北曰鎮(zhèn)淮西曰通泗東曰寧海又曰大東東南曰小東各門有壅城內(nèi)有盤詰廳樓櫓雉堞警鋪敵臺相望南北水門二引官河貫其中曰市河其新城經(jīng)始于嘉靖丙辰二月時以倭寇用副使何城舉人楊守城之議也起舊城東南角樓至東北角樓周十里計一千五百四十一丈九尺高厚與舊城等城樓五設門七南曰挹江鈔關在焉又南為便門東南曰通濟東曰利津東北為便門北曰鎮(zhèn)淮又北曰拱辰關北亦為便門南北即舊城濠口為二水門東南即運河為濠北濠引水注之萬歷二十年知府吳秀浚西北濠秋以石堤增城堞三尺二十五年知府郭光俊石濠未竟者四百余丈增敵臺一十有六屹然足恃。”據(jù)康熙二十三年官修《江南通志》揚州府圖得:左為宋大城,即所謂的揚州府城和江都縣衙所在地,原來周長2280丈,經(jīng)明朝張德林改筑后為周9里,計1757丈5尺。右邊為新城,即所謂的運司、府學、縣學所在地。系明嘉靖乙卯筑以防倭寇者,周長約10里,計為1541丈9尺。通志提供了城的周長,城池圖提供了城為矩形的,但未說明邊長。在四邊形中以正方形面積最大。按照正方形計算,其結果是:府城區(qū)面積約2144760.25平方米。新城區(qū)面積約1651255平方米。揚州府城面積約為3795985.25平方米。通過估算,城內(nèi)的民房、官廨、寺廟、學校、廳堂樓閣、園院場橋等建筑物及河渠所占地約為60%。假如王秀楚所記被殺人數(shù)“八十萬余”事實,不把清軍、揚城生存者及其他方式死亡者計在內(nèi),這“八十萬余”人的人均占有土地面積僅4.7平方米,如將建筑物所占面積減去,則人均僅占有土地不足1.9平方米。這些人在生前,要摩肩擦背,死后要像柴禾一樣地碼起來。人在這樣環(huán)境里是不能夠進行生存活動的。更何況揚州的實際形狀不是正方形的,其面積平方米數(shù)必定要小于上述數(shù)字,而人口采用了“八十萬”這個最小數(shù)字。如果把城內(nèi)面積數(shù)字減少而把“八十萬”以外的數(shù)字加上,那么在清軍入城前,揚州府內(nèi)人一個挨一個也容納不下了,這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康熙十四年《揚州府志卷十賦役》極具參考價值:“江都縣原額人丁五萬八千一百三十八丁內(nèi)除優(yōu)免外又加節(jié)次審壇共實在人丁六萬三千五百三十三丁每丁一例編征共征銀共征銀一萬一百一兩七錢四分七厘”。揚州府和江都縣在同一境內(nèi),康熙十四年《揚州府志卷二》建置二“而揚州統(tǒng)州縣十建府治于江都”。揚州府屬除政府機構外,并不另有自己直轄編戶丁口。揚州城的人口就是江都縣的人口,即63533人。再從“郊外人謂城可恃,皆相扶攜入城”的記載看,在清軍破城前,周邊有一些百姓涌入城區(qū)。考慮到兩個因素:一是城區(qū)的承受能力,揚州雖然繁華,可是乃彈丸之地;二是揚州地處南明和滿清交戰(zhàn)的前線,戰(zhàn)事一起,大量的百姓向南京和鎮(zhèn)江方向逃亡了,沒有多少人在這兒等死,留下來的無非是一些逃不動的老弱病殘和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的自認為是無所畏懼的赤貧者。竊以為困守揚州的人口約在十三萬人左右(有人甚至認為只有二萬七千余人),但苦于找不到足夠的證據(jù),因此筆者對攻城時擠進這個城市的人口數(shù)量作了最大的估算,應該是十五萬到二十萬人之間。再看揚州城里的軍隊人口,崇禎十七年(1644)五月十三日兵部尚書史可法奏設四鎮(zhèn),每鎮(zhèn)額兵三萬。東平伯劉澤清駐于淮北;興平伯高杰駐于泗水;廣昌伯劉良佐駐于臨淮;靖南侯黃得功駐于廬州,“史可法和他的30000人的軍隊集中在揚州和徐州之間,作為他們的督師”(費正清《劍橋中國明代史》),居中調(diào)遣。四月十九日,多鐸兵臨揚州。史可法的軍隊不是大量被調(diào)走就是開了小差,留下守揚州的人很少。他“檄各鎮(zhèn)赴援,無一至者”,只有總兵劉肇基率四百兵馳援,斯乃車薪杯水。甘肅鎮(zhèn)總兵李棲鳳和監(jiān)軍道高歧鳳帶領部下兵馬四千入城,兩人的意思卻是劫持史可法,以揚州城投降清朝,然史可法堅決不從,二人便連夜“拔營投敵”,(《明通鑒附編》卷二上)以四千人馬就準備劫持史可法,可見揚州守軍的人數(shù)和四千人是半斤八兩,在這一點上史書和民間傳說是一致的,吏可法實際上是以三千士兵孤守揚州城。因此可以斷定,破城前夕揚州城里人口絕不超過20.5萬人,其中絕大多數(shù)是老弱病殘,士兵約3000人。王秀楚《揚州十日記》記述的是揚州城內(nèi)的大屠殺,不是揚州府全境的大屠殺,而揚州城內(nèi)從來沒有過80萬人,也容納不下80萬人。所以,即使把全城殺光,也不會有八十萬人,更何況不可能殺光,“初二日,傳府道州縣已置官吏,執(zhí)安民牌遍諭百姓,毋得驚懼。……而寺院中藏匿婦女亦復不少……”城中還有不少百姓可以安撫,寺中也藏匿不少婦女,可見沒有殺光。事實上,揚州遇難的兵民之中,有一部分人是早在揚州十日之前就死于亂軍高杰之手的。《揚州城守紀略》:“初,高杰兵之至揚也,士民皆遷湖潴以避之;多為賊所害,有舉室淪喪者。”計六奇在《明季南略》卷三更是直言:“揚州初被高杰屠害二次,殺人無算。及豫王至,復盡屠之。總計前后殺人凡八十萬,誠生民一大動也。”筆者對計氏所云的“凡八十萬”不以為然,但從中可以看出計氏已經(jīng)認識到所謂的清軍殺人八十萬與事實相差懸殊,而有意將高杰所殺人數(shù)歸入八十萬的一部分,以增加這一數(shù)字的可信度。那么屠城之后的善后事宜又是如何進行的呢?《揚州十日記》:“又諭各寺院僧人焚化積尸,……,查焚尸簿載其數(shù),前后約計八十萬余,……”這就有幾個問題需要解決,其一,焚化積尸八十萬余具,必須搬移集中焚化,這樣大的運輸量從何處來呢?王秀楚所謂“各寺院僧人焚化積尸”。那么各寺院有多少僧人呢?據(jù)康熙十四年《揚州府志卷之十九·寺觀》載,揚州府城和江都縣城(含郊區(qū))共有古今寺觀76座(其中玉皇閣在江都縣瓜洲東門外是康熙十三年建的,應排除在外。)按照75座寺廟計算,如平均每寺有30人(清朝揚州的廟宇都佷小,平均應遠不到30人),約有僧人2250名,按照康熙十四年《揚州府志卷十賦役》“江都縣共實在人丁六萬三千五百三十三丁”計算,僧人與居民數(shù)的比例是1:28.2,即每28個居民中有一人是僧民,這種假設數(shù)字,肯定大于實際僧人數(shù)字,因為僧人是不從事生產(chǎn)的,這就意味著28名居民要供養(yǎng)一名僧人,以當時的生產(chǎn)力能否辦到尚成問題?即便如此,這2250名僧人全部出動去運輸集中如此多的尸體,也是不可能的辦到的。我們以每具尸體60公斤計算,共48000000公斤,2250名僧人搬運這些公斤的尸體,平均每人搬運約21.333噸,當時沒有現(xiàn)代化的運輸工具,在那種戰(zhàn)爭的環(huán)境里甚至連最原始的平板車都奇缺,21噸的重量對一個人的人力來說是天文數(shù)字。其二,揚州地處江畔,河流縱橫,焚尸用柴量巨大,采自何處?如何運來?要焚多久?這些困難,不要說是戰(zhàn)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