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復自白的界定分析綜述1.1

理論認識“嚴格證據規定”為重復自白排除規則明確了定義與例外情形。對其第5條規定進行逐一要件解讀，分為如下幾點。（1）非法取供僅限刑訊逼供萬毅認為“嚴格規定”第5條將重復自白范圍僅限于偵查機關采取刑訊逼供這類極嚴重取供方法收集的供述，嚴重抑制了該法律法規得適用對象和范圍，該法條核心的人權保障功能難以實現。此外，其他在人身權益侵害以及心理壓迫強度上與刑訊逼供相當或略遜但程度依舊嚴重的，例如利用親屬人身安全的威脅、非法拘禁、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取供行為未，并沒有針對此類行為特別規定相應的重復供述排除規范，會嚴重導致重復性供述的排除范圍過窄，僅限于極其嚴重的“刑訊逼供”，不利于完全推廣排除規則。從排除范圍上說，將重復自白排除規則的違法取供行為限于刑訊逼供將限縮該法律規制的群體。刑訊逼供具有方法的殘酷性與影響的不可逆性，實務中嚴重程度遠高于一般取供行為。由于犯罪嫌疑人自白具有任意性，嚴重程度低于刑訊逼供的取供行為仍存在影響自白的任意性的可能性，因此將違法取供行為僅限于刑訊逼供將難以對偵查機關起到威懾作用。（2）例外情形過于廣泛“嚴格證據規定”對重復自白排除規定了兩種例外，第一為訊問主體變更，第二為訊問階段變更。針對例外情形的范圍規制，學界爭議較大。龍宗智認為，如果所有例外情形全部被排除，十分不符合我國目前的現狀，并不利于打擊違法犯罪行為。應當根據訊問主體、階段的變更等來考慮重復自白的證據能力。也有學者認為公檢法聯系緊密，相互之間存在難以割裂的影響，一旦訊問方的非法訊問行為證明為真實存在，即使訊問階段、訊問主體均發生變更，審判階段、偵察階段所形成的所有口供全部應當視作一體進行排除。該觀點更多的偏向被訊問方的相關權利保護，一定程度上可以被我國的刑事司法所借鑒。事實上，例外情況如果越廣泛，可能會導致在實務應用中該規制的失效和被規避。但如果過于狹隘，導致大部分情形下的證據均被認定為重復自白而被排除，又不利于打擊犯罪，難以適用于我國目前的司法現狀。1.2

本文觀點1.2.1重復自白的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對刑訊逼供的定義做出解釋，即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變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為。根據定義可以看出，刑訊逼供限定了較高的標準，即肉刑等生理上的嚴重摧殘方式。事實上，威脅、利誘等刑訊逼供取證行為，也存在對被告人的一定的心理壓迫，致使其存在因為受到巨大精神壓力而做出虛假陳述的可能，同時給予了偵查機關過多的使用多種手段逼迫被告人做出陳述的權力，嚴重危害被告人的人權，因此在限定重復自白范圍時，應當考慮威脅等一般非法取證行為。而將一般非法取證行為全部排除在實務中難以實施。最高法有關人士在解釋在實務中為什么沒有排除引誘、欺騙等取證方法取得的證據時表示，“如果這些訊問方法都被認為非法，將導致大量口供被排除，給偵查工作帶來較大沖擊”。由此可知，實務相關案例中通過引誘、欺騙等方法取得的口供數不勝數，可見在案件證據不充足的情況下，為了實現破案目標，偵查機關較為普遍的適用引誘、欺騙、威脅等手段。《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條將引誘、欺騙納入非法取證范疇的規定，并未獲得實務上的認可。從犯罪嫌疑人角度出發，當有罪供述將產生對生命、人身自由等的不利后果時，絕大多數犯罪嫌疑人將傾向于選擇拒絕做出有罪供述；從審訊者角度出發，為了獲取真實口供、查明案件真相，將或多或少地對犯罪嫌疑人施加壓力。面對打擊犯罪與人權保障的兩難境地，龍宗智教授認為應當從主觀角度犯罪嫌疑人對生理心理痛苦的忍耐力，從客觀角度判斷取供的侵權程度，即“痛苦規則”。筆者同意該種觀點，認為需要參照一般非法取證行為的強度、方式、嫌疑人的耐受性等綜合考慮，將取供行為規范在合理的限度內。事實上，不同非法取供行為的強度存在區別，如引誘、欺騙等常常引起犯罪嫌疑人的認識偏差，基于其他的非人身安全目的而做出供述，不具備精神壓迫性而導致犯罪嫌疑人“痛苦”；而威脅常常利用“酷刑”威懾或者涉及嫌疑人近親屬的生命安全，將給予嫌疑人精神上的劇烈壓力，應當被排除。同時需要注意，威脅也存在強度的差異，如果僅是模糊地宣稱某種不利影響，不應當被排除。而對于一般非法取供行為的判斷，需要輔之以審判時的錄像、錄音綜合判斷。1.2.2審判階應當段適用排除規則眾多的學者認為，除開偵查階段，在審判階段過程中，由于過程公開且流程具備規范性，法官通常會在庭審開始前告知被告人所有的權利義務，并給予犯罪嫌疑人暫時“逃脫”公安機關掌控的氛圍，切斷了事先訊問人非法取供的影響，多方溝通處于相對平等的地位，犯罪嫌疑人有充足的空間表達自我，其供述具備了任意性的要求。但盡管審判中心主義的改革和直接言詞原則的貫徹減少了對庭前供述的依賴，被告人得到了充足的為自己鳴冤、推翻先前可能存在、在非法取供行為下做出虛假供述的空間，但庭審事實上是否能夠徹底打消被告人信任防線、做出真實供述，其結果存疑。“嚴格排除規定”第5條將“審判人員告知訴訟權利和認罪的法律后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供述的”作為例外情況之一，筆者推測該法條將審判階段被告人的供述也納入重復供述排除規則的范疇內考慮。一旦有足夠的線索表明被告人在庭審階段不具備自白的任意性，那么該階段中的供述證據應當被排除，不具有可采性。1.2.3重復供述排除的主體范圍重復供述問題的關鍵,是先前的非法取供能否威脅到后續供述的自愿性任意性。訊問人不但可以利用非法手段侵犯嫌疑對象、原告的意志自由,甚至對其造成身心壓迫,同時可能侵犯證人、被害人或者鑒定人的自由。“嚴格證據規定”中提出對嫌犯、原告的再次供述應該消除,而對包含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內容等犯罪證據而被刑訊逼供的,隨后供述內容證據能力則未作明文規定。因為證人、被害人等都未被拘留,在遭受不法獲取證據活動的影響之后不會一直處在辦案人的掌控范圍,非法取供的持續影響力也容易被稀釋,所以在司法實務中觸及到證人和受害人的問題并不明顯。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56條中已經明文規定了"采取家庭暴力、脅迫等不當方式獲取的證人證言、被害人敘述,應該加以剔除"。可見對證言、被害人非法獲取證據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