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學校體育的存在方式正在被人工智能逐漸改變和重塑，這需要運用嶄新的視角予以探討。基于技術現象學的視角，圍繞人工智能對學校體育的賦能予以考察，認為：（1）人工智能對學校體育的賦能可歸為4個方面，即具身關系中“代具”對身體運動能力的延伸，解釋關系中人工智能對學校體育數據的展現和解蔽，它異關系中人工智能作為“準他者”介入學校體育，背景關系中人工智能可搭建學校體育的“庇護所”。（2）人工智能對學校體育的賦能存在諸多局限，包括技術具身不能作為完全意義上的“強具身”，人工智能解蔽學校體育數據的有限性和風險，“外-主體”對體育教師和學生主體性的僭越，自然主義學校體育思想及“主動身體”的隱退。為更充分發揮人工智能對學校體育的賦能功效，提出通過“一般具身”創設富有層次的具身關系，“解蔽”與“遮蔽”不宜作為解釋關系的對立，促進它異關系中“人-機”的協調與融合，引導背景關系中自然主義學校體育思想及“主動身體”的復歸。關"鍵"詞：學校體育；人工智能；技術現象學；教育倫理；技術哲學人工智能的發展引發了教育環境、資源以及評價等結構性的變革，使教育領域煥然一新。教育技術作為教育領域重點關注的命題，旨在反映、揭示教育與技術二者間的深刻作用關系。具言之，教育技術既涉及技術何以實現對教育的賦能和重塑，也涉及技術與教育融合過程中存在的限度，以及由限度可能引發的教育倫理危機。其中，為更充分地對技術賦能教育中實然與應然之間的沖突開展考察，技術現象學已成為教育技術研究的第三種范式[1]。對于學校體育而言，人工智能的介入無疑為其發展帶來裨益，學界亦相繼圍繞人工智能賦能體育教學[2]、元宇宙體育教學[3-4]等進行了適時討論。然而，區別于教育領域，學校體育的視角略顯單一，多注重人工智能賦能學校體育的價值、功能以及場景構建等，而弱化了對其可能存在的限度和風險的系統性反思。人工智能的不可預見性表明，對其在學校體育的介入需保持謹慎姿態，以防范、紓解可能由其在學校體育中的應用而衍生的風險。教育技術領域對技術現象學的引介為思考該類問題提供了經驗和參照。鑒于此，研究旨在借助技術現象學的理論基礎，審視當前人工智能在學校體育中的應用，在廓清人工智能對學校體育的賦能功效外，著重對其限度予以考察，并基于技術現象學的分析框架對相關限度作出應答，以更好地促進人工智能與學校體育的深度融合。1"人工智能賦能學校體育——技術現象學的引入從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和海德格爾的存在現象學以降，技術便作為重要的議題被納入討論的范疇之中。技術現象學沿用了經典現象學（以胡塞爾、梅洛·龐蒂、海德格爾等人為代表）還原的方式[5]，旨在從先驗還原層面洞悉技術的本質問題。在經典現象學的系列觀點中，海德格爾使用“座駕”（Ge-stell）一詞描述現代技術的本質，在其哲學語境中，“座駕”并非被單純理解為具體的工具或設備，而是指一種思維方式和存在的狀態，其被視為人在認識世界過程中的中介加以存在，并能夠發揮出促逼和訂造的作用[6]。此后，阿爾伯特·鮑爾格曼[7]在《技術與現代生活的特征》中借用了海德格爾關于“展現”和“遮蔽”的框架描述現代技術對生活世界的影響，并通過設備范式的概念將該種影響表達為技術的設備化和背景化傾向。意向性是現象學的核心要素和研究根基，經充分參照和吸納經典現象學“意向性”的內涵后，唐·伊德將“意向性”引入其構建的技術現象學的理論體系中，并賦予其新的意義。在唐·伊德的認知觀念中，胡塞爾的意向性由于拋棄和忽略了真實物理世界的存在而導致技術在其理論中的缺席，而唐·伊德則從技術人工物的居間調節（人對技術的感知）作用出發將技術意向性表達為人-技術-世界的結構關系[8]。按照人與技術互動的不同維度來劃分，該結構關系大致涵蓋4種類型：具身關系、解釋關系、它異關系和背景關系[9]（見表1）。根據唐·伊德的理論，對4種關系下人工智能在學校體育中的應用進行釋義：（1）具身關系強調技術作為人體的延伸和具身化，該關系的意向性公式為“（人-技術）→世界”。該種關系下，技術與身體的界限日漸模糊使技術表現出較高“隱蔽性”，通常不為人們覺察。如智能腕表、運動手環等可實時監測學生的心率、步數和運動狀態，幫助學生以全新的方式感知和體驗運動。當設備正常工作時，學生幾乎不會注意到它的存在，只有當設備發生故障時才會引起學生的關注。（2）解釋關系中的技術不再作為身體的延伸而存在，即不直接參與人類的知覺活動，其充當解釋媒介或工具輔助人類理解和解釋世界，人們通過對其傳達信息的轉化、解讀完成對世界的理解，該關系的意向性公式為“人→（技術-世界）”。如紹興市華舍小學推出的智慧教學區集訓練與測試于一體，可進行跳繩、立定跳遠、仰臥起坐等與學生體質測試相關的項目，教師可通過后臺數據實時分析，在課堂教學時幫學生糾正姿勢。（3）它異關系認為人與技術的關系并非總是指示性的，技術可扮演人類日常生活中的“他者”，并表現出某種獨立性、自主性或客觀性。該關系的意向性公式為“人→技術-（世界）”。如智能教練系統能夠根據學生的運動表現自動調整訓練計劃和內容，并提供個性化的反饋，以輔助學生提升運動技能和身體素質。（4）背景關系的意向性公式為“人→（技術）-世界”，這體現出技術已成為人類生活背景和環境，以“庇護所”的方式支持和塑造著人類生活。如智能運動場館管理系統能夠優化場館的使用、調度和安全監控，這為學生的體育活動提供安全、便捷的環境，成為日常體育活動的基礎背景。2"人工智能何以實現對學校體育的賦能人工智能是當前以及未來社會的一種重要數字技術，其持續革新著體育教學的資源、模式和評價等。基于技術現象學，結合目前學校體育人工智能應用的具體案例，可更清晰剖析人工智能何以實現對學校體育的賦能。2.1"具身關系：代具對學校體育中身體運動能力的彌補具身性概念首次由梅洛·龐蒂提出并使用，其主張身體作為感知覺活動的媒介加以存在。體育教學具有且格外強調梅洛·龐蒂提及的具身性，并注重通過體認的途徑對運動認知進行身體圖示的表達，即僅通過人類的器官而無需借助外物獲得知覺。然而，人類自身的缺陷（如體育教師因體力勞動明顯且工作量大而倍感疲勞等）某時需要外在技術的居間調節，以輔助人類延展自身的器官功能，這種方式被斯蒂格勒定義為“代具”[10]。隨著人工智能在學校體育中的介入，具身研究更加關注代具如何改變學生身體對運動的經驗和感知，以及這些變化如何影響學生在體育鍛煉過程中與世界的互動。在北京大學的數字體育課堂中，學生通過AR、VR眼鏡和運動手柄等設備能夠進入虛擬運動場景，并體驗到滑雪、高爾夫、拳擊等不同運動項目。該種以增強和虛擬現實等為代表所營造的虛擬實境，便成為物質性身體延伸活動范圍的另一場域。基于該場域，學生身體借助VR眼鏡、運動手柄以代具經驗著全新的世界，超越傳統體育教學在時空、場地、器材等多方面的局限。VR眼鏡、運動手柄等與身體的融合能夠創設深度的運動沉浸感，且相較于傳統在線體育教學的弱交互性，沉浸感能使學生或教師弱化甚至感受不到技術的實質性存在，技術由此形成一種“抽身而去”的天然代具作用，演化成為唐·伊德口中的“準透明性”的中介[11]，從而使技術在延伸人類身體的過程中彌補或增強了原生身體的不足，起到“器官強化”的作用。進言之，AR、VR等增強技術作為人視覺的延伸，參與并影響學生身體運動的感知覺的形成，且“代具性”地完成對身體運動經驗的轉變，重新定義了學生與世界的聯系方式。此刻，虛擬運動實境中的感知覺如同真實發生且存在的，這種技術與身體之間臨界感的消亡賦予學生強烈具身性。2.2"解釋關系：人工智能展現和解蔽學校體育中的相關數據在解釋關系中，唐·伊德認為技術的介入不再充當身體器官的代具而存在，也就意味著技術不再直接參與到身體的知覺活動中，并成為影響或改變人類認知世界的因素。技術此時發揮的是一種“去蔽”的功能，促使真理得以顯現，從而輔助人類更好地理解和認知世界。人工智能可將原本復雜或神秘的事物通過數據予以可視化，數據無疑是人工智能解蔽事物的有效形式。例如：智能腕表等可穿戴設備以及AI跑道、AI運動吧等可將心率、運動負荷（量、強度）、健康體適能（心肺耐力、肌肉耐力、身體成分等）等指標轉換為量化的數值，以便于衡量和評價運動表現，以及提示潛在的運動風險。又如：一視科技搭建的智慧操場平臺，不僅支持國家學生體質健康測試的開展，還允許各項目成績的錄入，且借助人臉識別學生能夠查閱歷史成績和運動檔案。上述人工智能在體育教學中的應用雖并未以代具形式參與學生身體的直接經驗，但其同樣對體育教學起到了賦能效果。人工智能對學生身體的生物刻畫使覺察學生在體育課堂的運動行為、身體機能、情緒變化、學習動機等成為可能，這些難以描述和言狀的信息均能夠被呈現為可視化的狀態[12]。此外，人工智能還能夠對運動技能教學等背后的規律和機制進行挖掘、分析。如深圳大學體育學院聯合深圳市悅動圈科技公司成功研發AI運動測評系統，可通過高清攝像頭捕捉學生擊球的動作，實時分析并提供反饋。該系統能夠識別包括正手攻球、反手撥球、搓球和弧圈球在內的多種技術動作，并評估學生的動作標準度，以此提升輔助學生的運動技能教學[13]。由此可見，人工智能通過對學校體育的數據化“解蔽”，已經促成學校體育從經驗驅動走向數據驅動，這不僅便于教師和學生均能清晰、動態了解教學進度或目標達成，深化對體育教育規律的解讀和認識，也提升了體育分層教學、個性化教學的可能[14]。2.3"它異關系：人工智能作為“準他者”介入學校體育它異關系中的技術不再是構造于身體的代具，其轉而代表獨立性的個體將人類的感知演變成“機器化”狀態，即學習者的認知方式從身體感知走向機器感知，認識對象也從現實世界延伸到數據構造的虛擬世界[15]。在該關系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術均成為身體全新的知覺對象，其可被視為學校體育中“準它者”的存在。該類技術一旦被投放使用，便可以脫離于學習者身體的感知成為客觀存在，按照既定的運行程序服務于教學過程。以“上體體育大模型”為例，其中的體育文獻垂直大模型便能通過學習國內外體育文獻資料，融合體育訓練專業知識和經驗，對體育問題進行更加專業、系統性的回答。基于強大的數據檢索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學資源的搜集方面較人類擁有速度優勢，有教師便借助其生成運動處方、創編故事腳本、制作運動技能評價量表等。教育數字人是人工智能在它異關系中的另一表現。例如：明途科技打造的AI跳繩數字人能夠與學生對話式交互，實現對學生跳繩數據的實時問答以及姿勢智能糾正。另外，健身鏡中的虛擬健身教練，元宇宙中的虛擬體育教師等也逐漸在學校體育中普及開來，因其具有不知疲倦、反應快、無生理缺陷和情緒波動等特點，可在運動技能教學、課后體育服務等方面分擔體育教師的工作量[16]。上述它異關系中的任一技術形式，均被視作以自身特定“座駕”對學校體育中師生關系的促進。當前，該處的“座駕”更多表現為數據，數據是構造“它異關系”發生的環境基礎。如Chatgpt通過對數據的采集、分析和推演得出最終的結論，數字人通過數據的關聯促成“人-機（外主體）”的交互等，上述學習方式直接繞過人類的身體感知，均基于大量數據和算法展開[17]。2.4"背景關系：人工智能可搭建學校體育中的“庇護所”人工智能技術使學校體育環境的重塑和變更顯而易見，眾多數字化設備的引入已成為事實，作為一種隱性的技術環境已成為數字化體育教學不可或缺的背景。按照唐·伊德的觀點，背景關系下的技術是不“在場”的，是完全融入人類的生活世界，并對人類生活的延續發揮支撐和“庇護所”（保障）的作用。從學校體育場域看，此時人工智能將不再作為學生理解知識和技能的中介，而是為學生的知識和技能學習提供特定的背景和環境，如智慧體育場館、智慧體育操場等均是對該種背景關系的體現。從智慧體育場館來看，其能夠提供更加便捷和安全的運動環境。如深圳南山區的學府中學通過自研的智慧場館中控系統，使場館管理員能夠在比賽模式、羽毛球訓練模式、排球場訓練模式及演出集會模式之間輕松切換。此系統可實時監測場館的安全狀況，確保學生的安全，還能進行設備的智能管理，及時提醒維護和保養，延長設備的使用壽命。在智慧體育操場方面，青竹湖湘一外國語學校引入的“智慧操場”系統覆蓋了實心球、立定跳遠、引體向上、仰臥起坐、短跑等多個運動區域，其能夠實現對學生體育運動成績、運動姿勢、運動過程的實時采集、分析與指導。這一創新模式達到為老師減負、為課堂增效、讓體測、體考更公平的效果。當學生走進智能化的體育場館或操場等，其并未覺察或刻意觀察周圍技術的存在，而是直接沉浸在由技術構造的運動環境之中。需要注意的是，技術在背景關系中表現出唐·伊德所稱的透明性、模糊性，這種技術的“撤離”在現象學中被視為“缺席”，但這并非代表人工智能對于學校體育的干預作用被“消解”，而是人工智能在學校體育的廣泛存在已經成為學習者的一種“無意識”的環境（保障），學習者仿佛被包裹在“技術繭”中[18]。環境卻又是學校體育活動賴以生存的關鍵要素，這具體關涉體育課堂教學組織與管理、校園體育風氣與文化的形成、師生行為等。3"人工智能賦能學校體育的限度審視3.1"具身關系：技術具身不能作為完全意義上的“強具身”體育教育作為一種特殊的知覺活動和實踐，需要依賴充分的身體感官的參與。按照體育教育中具身程度的差別，有學者將體育教育中的具身劃分為“一般具身”和“強具身”[19]。“一般具身”著重強調在體育教學過程中的碎片化運動技能教學，即單獨或部分的身體知覺活動是非完備的身心體驗，難以形成完整的運動項目的身體圖示。例如：排球教學中的墊球、發球、扣球、攔網等技術環節分屬單一的技術動作，其中各部分之間又可進行技術動作的拆解（插、夾、提、移、蹬、跟），但這僅能夠支撐、強化學生對該單獨技能的感受，而無法為其提供對排球整個運動項目的理解。“強具身”則指向對原初具身的重視，認為原初具身突出身體的直接性體驗，注重身體與經驗世界通過最為直接的接觸以達到最為強烈的本體感受。從技術具身在體育教育中的主要表現看，其聚焦兩個維度：一是通過可穿戴設備等人工智能技術裝置對人體的附著，以拓寬人體視覺、觸覺等官能的邊界；二是通過元宇宙中學習者數字身份的確立，幫助學習者建立虛擬空間的“自我”在場。綜合來看，兩者的意向性結構均應表示為“（教師或學生-人工智能）→教學”，在原初身體與經驗世界之間存在人工智能這一技術介質，該介質能否與人融合，形成“（教師或學生-人工智能）”一體的關系是具身強弱的關鍵。在“一般具身”中，可穿戴設備對人體知覺能力的增強通常是局部的，目的是代償或彌補身體某些能力的缺陷。例如：當使用AI耳機輔助游泳教學時，其能夠跨越水的環境阻礙，借助骨傳導技術幫助學習者在水中也能夠隨時接收到教師的指導。如前述，該項技術僅提升人體在水中的聽覺能力，故其在運動技能學習中也僅可視作“一般具身”存在。因為，游泳技能難以僅憑純粹的語言指導便可習得，即時的模仿以及教師手把手的動作糾錯在完整技能鏈的形成中也至關重要，而這又涉及對視覺和觸覺等的調動和運用，基于這些感官的整體知覺活動才得以構建完整的運動圖示。在“強具身”中，數字身份的使用實則為一種虛擬在場，其雖從一定程度強化了人工智能技術與主體的交互性，具備了運動技能學練過程中同時綜合運用多種感官的可能，但仍不是“強具身”所指的原初具身。究其原因，原初具身是物質性的，而數字身份則是虛擬性的，后者具有流動性（學生依據個人偏好創建虛擬身份，如采用某位運動員的形象）、不穩定性、不安全性的特征[20]。例如：VR等技術在體驗運動過程帶來的頭暈、目眩等，反而對運動體驗造成干擾。但唐·伊德認為，技術只有在使用中達至“抽身”而去的“上手”狀態時，才能夠實現具身的增強。故而，從當前人工智能的不穩定性和不可預見性看，其在學校體育中并不能幫助學習者達到“強具身”的狀態。3.2"解釋關系：人工智能解蔽學校體育數據的有限性和風險解釋關系中的數據對體育教學過程的解蔽和遮蔽是一組共生關系，換言之，在體育教育的某些范疇，其無法通過客觀性的數據予以呈現，這決定了數據解蔽的有限性。通常而言，人工智能對體育教育數據的采集聚焦在那些可被量化的指標，如涵蓋生理健康數據、體（個體化）技（片段化）能的部分指標等，相關渠道則來源于體育課堂、體育中考、國家體質健康測試等，并以最終量化結果評價學生體育素養發展水平。然而，衡量和判斷體育教育價值不應局限或止于單一的“育體”維度，這意味著在參照體能、技能及其所衍生的健康功效之外，對樂趣、品德、精神、意志等人文性要素的納入和關照也至關重要。進言之，學校體育的“育化”意義不僅體現為功利性的身心發展和教育價值，而且其作為人的精神、心靈寄托的載體，以及作為與“文化學習”形成參照、張力的一種放松、休閑、娛樂的生活方式[21]。但就目前而言，人工智能顯然難以對摻雜人類主觀經驗和情感的人文價值作出分析和評判，這表明其詮釋范疇的有限性。且突出人工智能對于學校體育中生物性指標的量化，無形中將造成對上述不可量化指標的遮蔽。唐·伊德將這種現象看作一種“放大-縮小”結構，被技術“放大”的一方是感興趣、刻意強調的；相對地，被遺忘的一方將被“縮小”。最終，體育與健康課程或將圍繞一串串冰冷的生物性數值展開，導致學校體育全域價值的功利化、矮化、窄化，尤其是人文價值在學校體育中的式微和衰落。即便在量化上述生物性指標中人工智能具備可行性，但其也無法避免某些弊端，數據的解釋或將引發新的教育信任危機。一方面，數據詮釋的個體化信息存在泄露的風險。智能設備作為量化人體生理機能、學生體技能的載體，其通常交由外包公司研發并集中推行，在采集、分析、存儲數據的過程中，難以保證數據不被外流、泄露或兜售、變賣。而該類數據關涉學生的個人身份、健康狀況、訓練成績、課堂表現、運動偏好等私有信息，且數據自身表現的高流通性、不易損性，以及因教育數據的敏感性使其具備相當的經濟價值，如未得到嚴格的安全保證，極易引發數據安全風險。特別在關乎隱私和安全的信息（如國家體質健康測試數據、體育中考數據），需要嚴格的保密措施。Sophos2022年發布的報告便指出，56%的基礎教育機構和64%的高等教育機構在過去一年均受到了勒索軟件的攻擊。另一方面，算法黑箱或許引發學校體育中的數字化歧視，其將放大并固定“某一種”教育倫理傾向。研究認為，算法計算的類型和程序較為單一和模式化，這就導致人工智能技術所表征的教育主體的教育行為數據可能并非全是“原始”數據，也可能是已經過技術解釋的信息[22]。這意味著在關于一些運動項目的評價上存在漏洞或偏見。換言之，算法的不可解釋性難以保證完全的價值中立，如部分智能設備對仰臥起坐的測評只能通過統一的判斷基準裁決，但學生之間有高矮胖瘦的區別，統一的識別方式并不公平，且相關群體因數字技術鴻溝難以對評價結果進行監督、申訴，甚至存在借助算法篡改成績的可能。3.3"它異關系：“外-主體”對體育教師和學生主體性的僭越技術與人的互動是它異關系中技術表現的新維度，唐·伊德將該類技術定義為準他者性的存在。相對而言，具有準他者性的技術一般表現出技術的相對獨立性，在與人交互的過程中可視為“外-主體”。在學校體育領域，人工智能扮演的“外-主體”角色通常是較于教師和學生而言的，因而，由“外-主體”引發的教育風險也與教師和學生密切相關。從體育教師的層面看，“外-主體”可能弱化體育教師的身份認同，甚至沖擊其職業地位。人工智能在知識檢索、作業評價以及難以產生職業倦怠感等方面優勢明顯，體育教學中那些簡單、可復制性的工作將逐漸由其替代人類教師展開。如體育作業評價、組織競賽和體育數據分析等重復性和勞動密集型工作，均有被人工智能接管的可能，這或將使原本身份認同較低的體育教師產生更強烈職業焦慮，在優勝劣汰的教育環境中加劇內卷，該種影響對理論教師的影響更加顯著。對術科教師而言，其兼顧對操作性（運動技能）和認知性兩種知識的傳授，故人工智能在短時間內對其影響尚且有限。但隨著元宇宙中虛擬體育教師的出現，傳授運動技能或不再作為人類體育教師的專利品，其生存壓力和職業危機感也將持續加重。可以預見，未來體育教師的職業素養及其門檻要求，將伴隨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越來越高。“外-主體”的出現對學生造成的負面反饋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人工智能可能弱化學生的思考能力及其主觀能動性，使學生形成技術依賴；二是式微對學生的價值-情感教育。從前者來看，過度依賴人工智能分析和解決問題，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學生的思考能力。此外，由虛擬現實營造的運動情境，雖能使學生體驗更多運動項目、更多難度系數，但其終究是將虛擬世界中的體驗移情至現實的“物質我”，這揭示出現實與虛擬之間存在難以跨越的情境藩籬。運動心理學的類似研究也表明，沉浸式訓練提高運動員在真實比賽中的運動表現效果并不明顯[23]。學生若長期與虛擬教師進行交互學習，可能流連和沉溺于人工智能營造的運動“幻象”中，逐漸模糊現實與虛擬的界限，并最終產生自我認同危機[24]。例如：部分殘疾學生通過人工智能可在虛擬空間獲得沉浸式的運動體驗，甚至感受高難度的技術動作，但這種運動獲得感容易導致技術性“成癮”，一旦回歸現實可能難以接受該種虛實落差。后者主要強調學校體育的教育價值既是知識性的又是人文性的，而這種情感、態度的培養有賴于師生間的交流、互動。虛擬體育教師縱然能夠在某些方面與學生進行交互，但其仍然難以準確感知和洞悉學生的情感需求，甚至可能存在對學生意圖的誤解。且虛擬體育教師的出現減少了教師學生之間的肢體、情感交流，而教師對于運動技術的糾錯等是體育教學中的重要環節，這也或將削弱學生在真實世界中溝通、合作等能力。3.4"背景關系：自然主義學校體育思想及“主動身體”的隱退背景關系中的人工智能為學校體育形態的改善提供了科技保障，學生享受在人工智能營造的優渥而又舒適的運動環境中，減輕了運動時的身體負擔。然而，這種由人工智能技術形成的“包圍圈”在重塑學校體育外部結構的同時，自然性的體育場域卻也因科技的過度介入而發生改變。當學校體育環境越來越依附于技術物而存在，其自然性將逐漸退卻，而在這種人工智能塑造的溫室效應中，學生對運動環境的要求將變得愈發挑剔，物質性的身體與經驗世界的距離也越來越遙遠。通常而言，體育運動推崇的是面向流動性、自然性和生活性的場景，而不是被概念化、主題化的特定空間，因為只有在真實自然的運動情境中，身體才能去感知和建立與外部世界的不同聯系。以杜威為代表的自然主義學校體育思想也認為，需要在自然環境中陶冶學生的身體和品格，利用自然條件讓兒童自然發展，大自然完全可以承擔起教育的使命和責任。如學生在不同環境里進行的活動，能夠體驗到濕滑的路面容易滑倒，會對高低、寬窄的限制環境產生正確的空間知覺，學會在摔倒過程中如何保護自己，會對冷、熱、燥、濕等自然環境產生準確的認知，提高生物適應性等[25]。反觀當下人工智能技術對學校體育環境的過度改造，使學生處在一個又一個被“物化”和“同質化”的運動情境中。例如：人工智能運動設備雖然可監測和反饋運動狀態，但學生的意向性將過于關注數據指標，而忽略運動的自然感受和身體與環境的互動。在被科技化的學校體育環境中，似乎具有同等功能的人工智能產品都擁有類似的操作程序，學生的運動參與仿佛變成了機械式的流水線工程，身體也趨于從主動身體轉向被動身體。例如：在某些智慧運動設備設定的習以為常的打卡制度中，使用者的身體無形中成為被主宰的對象。當你參加完一套課程后，你首先會聽到一個振奮人心的女聲“恭喜你！完成訓練！”；接著，你將看到鍛煉時長超過多少其他用戶；與此同時，軟件還會溫馨地詢問你要不要把鍛煉成果分享到朋友圈，讓朋友們看到你有多么“自律”。在這一套完整、快捷的機制中，人的身體已無需也不能作出任何能動的反應，只需按照這些物品、制度預先設定的使用功能或行為規則作出相應的身體動作，并達到某種預定的行動目的，可謂是生成一種被動的、固定的身體“應答”方式[26]。而區別于人工智能技術構筑的運動環境，自然環境中的身體感知和行為是不被預設和規制的，其崇尚身體主動與自然環境接觸、交互，并在動態的運動體驗中去發現和體悟身體的意義、獲取教育經驗。正如在一場勢均力敵的足球競賽中，博弈的雙方將通過身體對抗活動爭取最終的勝利，而這個過程是難以被設定的，它可能全程是緊張刺激的，又或者是平淡無奇的，再或者又因裁判、觀眾等因素的影響呈現為戲劇化的……總歸，身體在該過程中是恣意發揮的，是主動地對外敞開的過程[27]，身體也正是主動在這種與不同境域的對話中才能持續豐富身體的實在意義。4"人工智能賦能學校體育的超越路徑無論是具身、詮釋、它異或背景關系，均涉及自身的意向性公式，上述公式均又包括人、技術、世界3個要素。故而，對于前述相關限度的技術現象學應答，需圍繞人（教師、學生）、技術（人工智能）、世界（教學）具體剖析。4.1"通過“一般具身”創設富有層次的具身關系1）“一般具身”需配以“強、弱具身”綜合運用。針對體育教學，有學者介于“一般具身”和“強具身”之間，還創造性提出“弱具身”的概念，其認為“弱具身”是體育精神的載體、體育規則的體現，并影響到學生對運動技能的理解與掌握[19]。通過技術現象學的考察，人工智能對身體知覺的功能性放大雖然僅能視為“一般具身”，但其對體育教學依然具有重要價值，因而，人工智能呈現的“一般具身”作為人最好的技術性存在的表達，需要被承認、接納，并激發其聯動效應。究其因，具身的強弱及其一般性在體育教學中均不能加以獨立存在，三者之間能夠彼此轉化并共同指向體育教學。例如：運動技能教學通常存在重難點部分，該部分的技能練習需要給予必要的重復和單獨性練習，以強化所需關節和肌肉的運動記憶。此時，通過借助人工智能對身體某部分的感官功能進行放大，將加深肌肉的功能性訓練，從而逐一攻克技能學練中的重難點。盡管人工智能并未從整體增強人類的身體知覺，但技能學練的泛化階段需要單獨肌肉的重復操練，這也是強具身形成的必要前提。又如：運動體驗過程中同學的鼓勵和吶喊等精神性要素作為“弱具身”的構成，總是能夠激勵運動者繼續堅持。該種運動延續性的增加某種程度又提升了人工智能等技術與身體融合的效果，為運動者提供了更多時間和不同運動境遇下感受人工智能技術的可能，這對運動者認識人工智能技術、認識自我、認識體育教學均起到促進作用。2）提高體育教師數字素養以增強對人工智能的“上手”效果。技術現象學認為，技術在使用過程中能夠達到“上手”的狀態，決定著技術具身的程度差異。人工智能技術賦予的具身即便作為“一般具身”，也應具有內在的強弱之分，而產生該種落差的原因不僅在于人工智能自身的質量，及其與體育教學的契合度，更為關鍵的是有賴于體育教師對人工智能的合理性使用。體育教師對人工智能的使用越熟練、越恰當，那么人工智能技術就會越具身、越“上手”，而這關乎教學時機的選擇、教學方法的搭配等。例如：在啟用VR設備模擬運動教學的過程中，體育教師不僅需要熟知相關的技術操作流程，還須對體育教學產生的健康類、運動技能類等多樣化數據進行甄別和安全化處理。又如：由于體育課包含理論課和實踐課兩種課程形態，不同的課程可能在人工智能產品的使用頻率、類型（如頭戴式、手戴式、服飾類）又有所區別。而這些體育課的特殊屬性均對體育教師的數字素養提出更高要求。因而，體育教師未來應根據《教師數字素養》中強調的數字化意識、數字技術知識與技能、數字化應用、數字社會責任以及專業發展5個維度，具體通過體育課程虛擬教研室等相關會議、教科研競賽的交流、學習不斷提升自身人工智能素養，從而在教學的經驗累積中實現人工智能技術與教師“知覺-身體”的深度融合。此外，職前體育教師的培養工作也至關重要，可在培養方案中增設與人工智能相關的課程設置，如武漢體育學院開設的智能體育工程專業等。同時，還需對體育教師教育者的教學理念、教師資格證的考核以及體育師范類專業認證等，適時做出人工智能教學的要求。4.2"“解蔽”與“遮蔽”不宜作為解釋關系的對立1）合理定位和使用人工智能已“解蔽”的數據。其一，教師及學生應辯證看待相關數據，不宜將其絕對客觀化。一般而言，人工智能對學校體育數據的詮釋和分析集中于對體能化、生物化、技能片段化的考核，并以特定的數值作為參考標準，但這在某些時刻并不適用。例如：為防止學生心率過高發生意外，體能測試中可通過佩戴可穿戴設備對心率進行實時監測，但設備傳輸的心率可能與實際心率存在偏倚。如當學生明顯處于運動疲勞時，其心率檢測值并未發生異常，此時若過度相信客觀數據，則可能引發運動風險。其二，需要明確數據的收集及使用范圍，界定清晰哪些數據可被采集及其使用去向。基于此，可對采集的運動數據、基因數據、生物特征數據、醫療健康數據、環境數據等進行風險劃分，并依據風險高低確定使用人員的訪問等級及權限，以加強對學生的權益保護。如基因數據可允許被學生個人查看，醫療健康數據則可允許學生個人、校醫、教師等查看。其三，加強對該類數據的安全監督，這包括學校體育數據泄露、反壟斷以及跨境安全管理等方面，不宜將相關數據商業化。該過程需要體育、教育、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市場監管、公安等多部門的共同介入，可具體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數據管理制度，通過身份認證、數據脫敏、數據溯源、數據審計等方式加強對數據的安全保護[28]。2）關注涉及學校體育倫理的被“遮蔽”數據。其一，學校體育未來需關注情感類測評工具的研發和使用。基于“體育與健康”的語境，圍繞學校體育指標的評價絕大部分以“健康”為參照而展開，這也促進了體育領域體能類、生理類測評工具的大面積開發和使用。學校體育在有限的“健康”功效之外，更多發揮和展現出一種育人價值，且該類體育素養通常因其隱性特質難以被量化和可視[29]。而隨著自然語言處理、情感識別等技術的日臻成熟，通過人工智能識別體育教學中學生的情感變化將成為可能。例如：運動競賽中學生賽前、賽中、賽后的心理情境一般是大相徑庭的，具體可以通過微表情、心境狀態等對其加以觀測，這些相關數據又間接體現出學生的抗壓能力、對待成功和失敗的態度等；還可以通過肢體和語言等觀測運動中的攻擊行為、領導行為，以此評價學生的體育品德。因而，學校體育應投入必要的精力、人員、技術、資金等強化對該類人工智能學校體育設備的研發。即便該類產品難以表征學校體育全部人文價值，但其至少能夠為學校體育評價的開展提供更全面的依據。其二，產品的研發和使用需關注教育公平，并及時披露和闡釋算法標準。研究指出我國的教育存在很大的區域差異、民族差別，評價數據采集中的偏向性可能會導致算法歧視風險[30]。以人工智能技能測評類產品為例，其評價指標一般包括角度、力度、高度、遠度等，但由于城鄉體育教育間數字資源的差距以及不同人群（含特殊人群）間的運動差異，算法數據來源的偏倚可能導致最后的結果有利于特定地域或人群，從而引發技術性的教育歧視。同時，算法黑箱的不透明性使算法可能成為新型作弊工具，一旦被用于體育高考等場景，將附帶倫理和法律風險。因而，關于算法產品的使用，除了強化對研發人員的職業道德培訓外，還需對有關產品的算法標準及時披露，以增強結果的可信度。4.3"促進它異關系中“人-機”的協調與融合1）體育教師應辯證看待人工智能技術帶來的“時間紅利”。人工智能幫助體育教師解決的是那些重復性和勞力性強的工作，如作業評價、運動成績分析、競賽組織管理等。某種程度上，上述工作使體育教師在日常生活中疲于應對，而人工智能可為解決該類任務縮減必要的時間，體育教師在得到休息的同時，應將更多精力投入人工智能難以替代的任務中。其一，體育教師應更注重對學生高階素養的培育。人工智能可較好傳授確定性的知識與技能，而體育教師在保障教會學生體育知識與技能的基礎上，能實現對學生更高維度素養目標的培育，如批判性思維等。且體育教師的諸多身體語言（如表情語、身姿語、聲音語）[31]均是學生培養高階素養的寶貴資源。其二，體育教師應勇敢、積極地擁抱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與體育教師并非對立的替代關系，對其使用得當時可促進體育教師的教學。例如：體育教師可針對某個技術動作教學環節中出現的問題詢問Chatgpt有何高效的改進方式，以獲取更多學習資源，進而體育教師可在結合自身教學經驗的基礎上將學習資源進行整合。此外，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意味著教師不再是知識權威的代表，這需要體育教師將教育者、學習者和陪伴者的身份融合，從而真正實現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教學相長。2）謹防人工智能誘發體育教學中情感的異化和流失。他者的存在改變了體育教師和學生之間傳統的關系形態，其不再充當技術代具或介質的同時，也從某方面直接切斷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聯，這或將引起體育教學中情感的變異。具體為：（1）虛擬情感對人類情感的替代；（2）學校體育人文價值的流失；（3）教師與學生認知能力的固化和下降。對此，需要教師和學生保持對人工智能的有限使用和適度警惕。其一，體育教師及學生在應用人工智能的同時，需要選擇合適的時機和比重，不可完全將教學任務交由人工智能完成。例如：虛擬現實中的身體動作和感覺反饋可能與現實中的體驗有所脫節，這或導致學生對身體感覺產生不確定或困惑的負面反饋，從而影響其運動技能的發展和信心。因此，教師應在學生進行虛擬教學后，通過組織比賽或實際運動訓練以展示他們的技能，及時幫助學生對現實和虛擬進行區分。其二，體育教師應選擇適當的介入節點兼顧對學生的心理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等。例如：VR體育教學可能會造成學生的情感問題，如運動技能的習得性無助感、焦慮、孤獨感或挫折感等。體育教師應及時與學生進行情感溝通，提供必要的心理咨詢或情感調節技巧。又如：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已被證實存在意識形態風險[32]，為防止學生被該類虛擬教師錯誤引導，體育教師應對人工智能的答案進行判斷、甄別，防范腐朽體育文化的傳播。其三，體育教師及學生不應成為人工智能的膜拜者。技術具備意向性結構，技術的意向能力在其作為工具統一體中延續并發展。雖然技術作為工具，其外在形態發生著變化，但其作為工具的內在意向弧卻一直延續并增強[33]。但這并不意味著技術總能夠引導人類做出恰當的選擇、決定。4.4"引導背景關系中自然主義學校體育思想及“主動身體”的復歸1）學校體育應保持“技術-自然”的合理張力。伯格曼在“技術人工物”的邏輯起點之上提出“裝置范式”理論，即“人們總是傾向于將世界改造成一種裝置，而不需要過多關懷和身體性的互動，以減輕人在完成任務過程中的負擔”[34]。但問題在于，學校體育被人工智能“裝置”化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