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數字化能夠推動企業創新發展，而社會資本積累是企業數字化助力創新績效提升的重要路徑。論文選取微觀企業數據，采用負二項回歸模型檢驗企業數字化、社會資本及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企業數字化對社會資本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社會資本對創新績效的影響呈現U型；社會資本在企業數字化對創新績效的影響中具有部分U型中介效應，即社會資本積累達到一定閾值，數字化會通過提高社會資本水平提升創新績效。【關鍵詞】企業數字化；社會資本；創新績效；非線性中介效應1引言數字化逐漸成為驅動技術進步及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方向[1]，而數字技術實力也成為企業創新發展的核心動力。企業數字技術應用程度的提高，在推動生產運營提質增效的同時，也為創新成果轉化提供了一定的技術支撐。如何借助新一代數字化技術進行全方位轉型，進而提升企業科技創新能力，成為當前學界和業界關注的焦點。目前，有關數字化對企業創新績效影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業個體層面，認為數字化轉型通過企業戰略變革、商業模式創新[2]、組織結構及治理機制調整、技術進步[3]等方面，影響企業創新投入結構和投入水平，進而影響創新產出。然而，創新不僅依靠個體能力，隨著企業創新對外部資源的依賴性持續增強，來自相關利益者的社會資本也能夠幫助企業選擇更好的合作伙伴[4]、獲取多元化的技術知識[5]、促進企業間知識轉移以及提升企業影響力[6]，為創新發展提供政策、資金和技術的多重支持保障。現有研究通常聚焦于數字化帶來的組織內部結構的變革，而忽略了其對外部社會資源積累的影響。針對上述研究的缺口，本文構建了企業數字化、社會資本與創新績效之間關系的研究框架。本文以社會資本作為中介，基于企業利益相關者角度詮釋數字化促進企業社會資本積累從而影響企業創新發展的作用機制，并結合制造業實際數據進行實證檢驗。2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2.1企業數字化與社會資本社會資本來源于社會網絡，其涵蓋了企業通過社會關系網絡所能夠獲取和吸收的知識、信息和資源。依據利益相關者理論，可將企業社會資本分為政企關系資本、供應商關系資本、客戶關系資本、合作競爭關系資本、銀企關系資本和員工關系資本[7]。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夠通過數字技術革新以及隱性信息傳播為企業帶來一定的社會資本積累，從各方利益相關者角度來看，數字化的發展對社會資本積累的促進作用不可忽視。據此提出以下假設：H1：企業數字化對社會資本具有顯著正向影響。2.2社會資本與創新績效社會資本對企業創新績效的貢獻作用被許多研究所證實，研究認為良好的社會關系能夠幫助企業從利益相關者處獲取技術創新活動所需的內外部資源，進而促進技術創新[8]。然而，也有研究認為社會資本投資實際上是一種負和博弈。縱觀以往文獻，本文認為社會資本對創新績效的影響呈非線性關系，即在社會資本積累前期，其對企業的創新績效實際上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當社會資本的積累達到一定閾值之后，又會促進企業創新。社會資本對創新績效的影響呈現U型關系，即社會資本積累前期由于企業精力與資源消耗會抑制創新發展，當社會資本積累達到一定閾值后，創造出的大量可利用資源，便可以作為一種外在推力為企業創新賦能。據此提出以下假設：H2：社會資本對創新績效具有U型影響，即社會資本積累初期對創新發展有所抑制，當其達到一定閾值后，會推動企業創新績效提升。2.3社會資本在企業數字化對創新績效影響中的中介效應基于前文所述，企業數字化的發展能夠通過各方相關利益者幫助企業獲得政策支持、減輕融資約束、吸引優質供應商及人力資源，而這些外部資源正是企業創新所需。其中，政府的支持能夠降低創新風險，強化企業創新投資的動力[9]；優質的供應商能夠為企業提供產品創新所需的零部件、知識和技術，或者通過雙方優勢互補與互動，幫助企業改善產品創新的效率和效果；良好的競合關系可以彌補資源不足、獲取前沿的創新信息[10]，提高彼此創新質量。除此之外，穩定的銀企關系、員工關系及客戶關系能夠為企業創新提供資金、人力等多方面支持。鑒于此，企業數字化能夠通過社會關系網絡途徑，來達到提升創新績效的效果。然而，由于社會資本與創新績效之間U型機制的存在，社會資本在企業數字化與創新績效之間的中介作用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U型非線性關系。即數字化技術發展達到一定程度，能夠有效賦能企業發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業社會資本的積累水平，而當這種促進作用達到一定閾值之后，會進一步促進企業創新績效的提升，但在達到閾值之前會對其有所抑制。據此提出以下假設：H3：社會資本在企業數字化對創新績效的影響中具有顯著非線性中介效應。基于上述假設，梳理本文概念模型如圖1所示。3實證檢驗與分析3.1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以制造業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樣本選擇期限為2014-2017年。為提高樣本代表性，參考500強企業排行標準選取制造業前500強企業，剔除樣本期間內的ST公司并剔除缺失數據，最終得到202家樣本企業，共計808條年度觀測值。企業基本數據來源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3.2變量選擇與定義被解釋變量：創新績效。本文參考以往學者的做法，采用專利申請數來衡量企業創新績效。首先，對企業各類專利的年度申請數進行求和；其次，為了剔除極端值影響并縮小數據絕對值，對數據取對數處理后進行回歸分析。解釋變量：數字化水平。本文參考吳非等[11]的研究，運用通過文本挖掘獲得的數字化相關詞頻數作為企業數字化的代理變量。中介變量：社會資本。本文將各種社會關系資本按比例加權平均形成社會資本的衡量指標。其中，政企關系資本與銀企關系資本作為體制社會資本，對其數據取平均數后占比50%；其余作為市場社會資本，數據取平均數后亦占比50%。控制變量：結合現有研究，選取企業上市年限、企業現金持有、創新投入、獨立董事人數占比、資產負債率等企業特征作為主要控制變量，同時控制行業效應的影響。具體變量定義如表1所示。3.3模型構建與方法由于本文部分變量數據較離散，均值與方差相差過大，本文采用負二項回歸模型。模型（1）僅代表控制變量對被解釋變量創新績效（PATENT）的影響。具體模型如下：PATENT=α0+∑ηi

controlsit+εit

（1）式中，i和t分別表示第i個企業和第t年度；α、η表示相關系數；ε表示隨機誤差項；controls表示控制變量。模型（2）用于驗證數字化對社會資本（CAPITAL）的影響；模型（3）用于初步驗證社會資本對創新績效的線性影響；模型（4）通過加入社會資本的平方項（CAPITAL2），進一步驗證社會資本對創新績效的非線性影響；模型（5）用于執行最后一步中介效應檢驗，以驗證社會資本的中介效應是否存在，并對完全中介與部分中介效應進行檢驗。具體模型如下：CAPITAL=α1+α1DIG+∑ηi

controlsit+εit

（2）PATENT=α1+α1CAPITAL+∑ηi

controlsit+εit

（3）PATENT=α0+α1CAPITAL+α2CAPITAL2+∑ηi

controlsit+εit"（4）PATENT=α0+α1DIG+α2CAPITAL+α3CAPITAL2+∑ηi

controlsit+εit"（5）3.4實證檢驗與結果討論表2列示了實證檢驗結果。模型（1）僅檢驗所有控制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結果顯示，控制變量均具有良好的顯著性，表明本文選取的控制變量合理。在此前提下，首先驗證企業數字化對社會資本的影響。模型（2）中，企業數字化的系數為1.287，且在10%的水平下顯著，說明企業數字化對社會資本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本文假設H1得到支持。其次，模型（3）和模型（4）用于驗證社會資本對創新績效的非線性影響。模型（3）的結果顯示，社會資本的回歸系數為-0.084，且在5%的水平下顯著；而加入社會資本的平方項后，模型（4）中平方項的系數為0.079，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此外，模型（4）的R2值大于模型（3），表明模型（4）的非線性關系更優。因此，社會資本與創新績效之間存在U型關系，即在社會資本積累的初期會對創新績效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但隨著社會資本水平逐漸提高并達到一定閾值后則會促進企業創新績效的提升。因此，本文假設H2得到支持。通過進一步計算發現，當社會資本達到2.14時，社會資本開始對創新績效具有促進作用。再次，基于模型（5）進行中介效應檢驗。結果顯示，社會資本的系數為-0.253，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負；社會資本的平方項系數為0.062，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這表明企業數字化對創新績效的影響至少有一部分是通過社會資本這一中介變量實現的，且其影響呈U型關系。最后，驗證社會資本的中介效應是否為完全中介效應。模型（5）中，企業數字化的系數為0.351，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此結果說明，社會資本具有部分中介效應，即企業數字化對創新績效的促進作用，僅有一部分是通過提升企業社會資本水平來實現的。整體中介效應檢驗結果顯示，社會資本這一中介變量在企業數字化對創新績效的影響中具有U型中介效應。因此，本文假設H3得到支持。4結論本文采用微觀企業數據，運用實證研究方法分析了社會資本在企業數字化對創新績效的影響中的中介效應。得到如下結論：第一，企業數字化能夠促進社會資本的積累。企業數字化的發展可以通過信息披露及數字技術等渠道向外部展示企業數字實力，以此獲得政府、銀行及供應鏈等利益相關者的認可與支持，進而為企業贏得創新以及生產經營所需的資金、技術等相關社會資本。第二，社會資本對創新績效具有U型影響機制。社會資本積累前期，由于非生產性活動造成注意力轉移以及資源消耗，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