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研究課程（6篇）第一篇：

唐詩自誕生以來，一直受到歷代讀者的喜愛，唐詩研究也一直是學界關注的重點。據不完全統計，1978年至今，以唐詩研究為主題的論文有11000余篇，1996年至今，相關碩博論文有2900余篇，鄰近學科涉及唐詩的論文約8000篇，合計超過20000篇。另據尚永亮《近20年唐詩研究述論》統計，1978-2018年唐詩研究的成果多達34930項。當然，唐詩研究的繁榮，不僅體現在成果數量的幾何式增長上，更體現在質量的明顯提高上。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唐詩研究有如下突出特點：鑒賞熱。新時期之初，百廢待興，廣大讀者熱切期待真正探索唐詩藝術奧秘的著作。由此，引領唐詩鑒賞風氣的作品應運而生，較具代表性的成果有：劉逸生《唐詩小札》、沈祖棻《唐人七絕詩淺釋》，而尤以后者影響為大。沈祖棻是現代著名詞人，其《涉江詞》《涉江詩》在抗戰時名震一時，同時她又是著名學者，以詩人之心解析詩詞，別有會心。《唐人七絕詩淺釋》從作品本身出發進行分析鑒賞，其方法是先精講一首七絕，然后列舉若干首題材、風格相近或相反的作品，加以比較，往往有舉一反三之效。此書與其《宋詞賞析》，是20世紀80年代初最流行的詩詞鑒賞類圖書。而真正的唐詩鑒賞熱，還是在《唐詩鑒賞辭典》出版之后。《唐詩鑒賞辭典》作者達百余人，均為從事唐詩研究、教學的學者，代表了當時的研究水平和學術眼光。該書發行數百萬冊，推動唐詩名篇走進千家萬戶，深入人心。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唐詩鑒賞集》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前者選材較廣，后者賞析較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閱讀與欣賞”節目，經常播出唐詩鑒賞節目，且將文字稿匯編成書出版。此外，唐詩選本的出版也盛極一時。清人孫洙所編《唐詩三百首》一版再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唐詩選》及李白、杜甫、王維、高適、岑參、韓愈、元稹、白居易、李商隱、杜牧諸人的詩選；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批唐代重要文人的“選集”。這些都為廣大讀者欣賞、閱讀唐詩，提供了優質的文本。周嘯天主編的《唐詩鑒賞辭典補編》則進一步推動了唐詩的鑒賞熱。近年來興起的電視講壇節目及詩詞大會等，因其雅俗共賞、老少皆宜，也對推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起到了積極作用。劉學鍇的《唐詩選注評鑒》則是近年出版的唐詩鑒賞佳作。該書分“選”“注”“評”“鑒”四部分，共鑒賞唐詩近700首，選目與《唐詩鑒賞辭典》有較大不同。鑒賞方面，既博采眾長又獨具慧眼，對李白、王維、李賀、李商隱詩的解析、鑒賞尤其深刻。數十年來，唐詩鑒賞的熱度不減，在促進唐詩普及的同時，也提升了民眾的文學修養。大詩人研究熱。唐代大詩人研究，近幾十年來成果豐碩，如王梵志、寒山、拾得、楊炯、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張說、張九齡、孟浩然、高適、岑參、劉長卿、韋應物、白居易、張籍、王建、劉禹錫、孟郊、賈島、貫休、皮日休、陸龜蒙、韓偓等，均有首創性的注釋本。而李白、王維、杜甫、韓愈、柳宗元、李商隱、溫庭筠、杜牧等，則有吸收舊注之長、后出轉精的新注本問世，且呈現出綜合研究的趨勢。如白居易研究，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首次對白居易集作了箋釋與校勘，用力甚勤，收獲亦多。其《白居易年譜》與《箋校》相輔相成。此后，謝思煒出版了《白居易詩集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謝注的一大特色是采錄了日本金澤文庫等數種白居易集，擴大了校勘的范圍，豐富、充實了白居易詩文注釋的內容。青年學者陳才智整理出版的《白居易資料新編》，共匯集了中唐至近代3200余位作家的8000多則評論資料，參考書籍3500余種，其字數是中華書局出版的《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白居易卷》的20倍左右。經過老中青三代學者不懈努力，白居易研究的成果已粲然大備，也大大突破了過去只重其諷喻詩、只討論其人民性的局面，取得了多方面進展。再如李白詩集，宋人楊齊賢、元人蕭士赟、清人王琦先后為其作注。當代李白研究的大家首推詹锳，其《李白詩文系年》《李白詩論叢》雖出版于20世紀50年代，但真正產生影響是在80年代之后。這兩本書是當代李白研究的奠基之作，而他在此基礎上主編完成的《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則是一部集李白詩歌校注之大成的著作。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吸收了《李白詩文系年》的成果精髓。安旗主編的《李白全集編年箋注》、郁賢皓的《李白叢考》《李太白全集校注》亦多創獲。周勛初的《李白評傳》《詩仙李白之謎》，內容十分精彩。裴斐等人主編的《李白資料匯編》，為李白研究提供了豐富資料。劉學鍇、余恕誠畢生從事李商隱研究，他們的《李商隱詩歌集解》集古今李商隱詩歌注解之大成，《李商隱文編年校注》《李商隱資料匯編》則為新創，另著有《李商隱詩歌研究》《李商隱傳論》《李商隱詩歌接受史》等。有學者認為，劉、余二位的李商隱研究，改變了中國文學史的格局，使得李商隱由原來文學史的一節，變成了現在的一章。文化學研究熱。超出單一的文學研究，從文化學的角度討論唐詩，也是唐詩研究的熱點之一。陳寅恪創“以詩證史”之法，并在其《元白詩箋證稿》中有充分展示。其研究著重探索隱藏于文學背后的歷史底蘊，對學界深有啟發。袁行霈、丁放《盛唐詩壇研究》討論了盛唐政治與詩壇的關系，如論述唐玄宗崇信道家思想與迷信道教方術對詩壇帶來的影響；玉真公主對詩人的提攜于詩歌發展的積極作用；盛唐賢相姚崇、宋璟、張說、張九齡對盛唐詩歌的正面推進作用；李林甫、楊氏兄妹專權跋扈對盛唐詩壇的傷害等，均從文史結合的維度作了自己的解讀。鄧小軍的《唐代文學的文化精神》《詩史釋證》《古詩考釋》等書，自覺運用陳寅恪的方法，對唐詩研究的若干問題提出了精到見解。傅璇琮、陳尚君、胡可先等學者，則由史學入手，探尋唐詩的歷史背景，既從正史、野史筆記出發，更重視敦煌文獻、地下文獻、域外文獻等，使唐詩研究扎根在歷史的沃土中。尚永亮關注詩人貶謫與創作的關系，李浩系統考察地域、士族與詩歌的關系，戴偉華關注唐代使府與文學的關系，也有系列論著問世。孫昌武、陳允吉及李小榮、張勇等，致力于研究佛教與唐詩之關系。如陳允吉的《唐音佛教辨思錄》《佛教中國文學溯論稿》論佛寺壁畫與唐詩之關系，論王維、韓愈、李賀詩歌與佛教之因緣；而對于道教、儒學與唐詩之關系的考察，孫昌武的《道教與唐代文學》、葛兆光的《想象力的世界——道教與唐代文學》、劉順的《中唐文儒的思想與文學》，都是較為重要的研究成果。任半塘開創的、以《唐聲詩》為代表的唐詩與音樂研究，為其弟子們傳承并發揚光大；袁行霈、陶文鵬關注繪畫藝術與唐詩之交集，《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唐宋詩美學與藝術論》中均有精彩論述。將唐詩研究與文化研究相結合，對唐詩研究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大有益處。新方法熱。“老三論”“新三論”、符號美學、新批評、闡釋學、接受美學等新方法、新理論，對唐詩研究也有較大影響。這對于解放思想、開闊視野，有一定積極意義。如董乃斌的《李商隱詩的語象—符號系統分析》、陳伯海的《意象藝術與唐詩》均用新方法解析唐詩；葉嘉瑩用新批評派的“文本細讀法”研討杜詩；傅道彬的《晚唐鐘聲》借鑒原型批評方法。但新理論的運用，一定要與中國傳統理論及唐詩創作實踐相結合，否則就會成為兩張皮，這是要深以為戒的。近年來，用接受美學理論研究唐詩，也出現了較多成果，如陳文忠的《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從理念與方法、經典作品闡釋史、創作影響史等方面，對接受美學理論的中國化，作了有益探討，并對《黃鶴樓》等唐詩名篇的接受史進行個案研究。以唐代大詩人接受史為研究對象的著作或博士論文，數量亦較為可觀。而域外漢籍的唐詩輯佚及其研究，近年來也頗為活躍。如東亞各國，自古以來就與中國交往密切，大量漢籍早已傳入這些國家，有些是中土已失傳的文獻，有些則與中土版本不同，足資比較與參考。這些國家的詩人、學者研究或者模仿唐詩的成果，有的也有較高水平，至少有文獻價值。歐美諸國則因種種原因，保存了不少我國大陸稀見的唐詩資料，充分利用這些材料，也有助于唐詩研究的進一步開展。總之，新時期以來的唐詩研究對“文學本位”的認識尚待加強，藝術研究亦嫌薄弱。我們要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確指導下，充分運用我國古典詩學理論，適當借鑒西方理論中的合理部分，推陳出新，使唐詩研究邁向新的高峰。第二篇：唐詩是中國古典詩歌發展的高峰，對東亞各國的文化產生過很大影響，詩人學者通過對唐詩的閱讀、評論和仿作，也一直在豐富著唐詩的文化蘊涵。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陳伯海先生提出建設“唐詩學”學科，認為“唐詩學是關于唐詩創作、傳播和接受的學問”，撰寫《唐詩學引論》，編撰《唐詩書錄》《唐詩匯評》，從目錄學、史料學和理論研究三方面開啟唐詩學建設工程。唐詩不僅是中國古典詩歌發展的高峰，也在東亞各國發揮著持續、深遠的影響力。我們既要繼承和發揚唐詩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代表的傳統，也要發掘唐詩作為“橋梁”在東亞各國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上海師范大學唐詩學研究中心有深厚的學術積淀，馬茂元先生、胡云翼先生開其源，陳伯海先生奠其基。陳先生上世紀八十年代任古籍所所長，后來調入上海社科院，數十年來一直是上海師大的兼職教授，幫助上海師大培養博士生和中青年教師，率領唐詩學研究團隊攻堅克難，取得標志性成果。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17卷本近1000萬字的“唐詩學書系”在學界產生深遠影響。此次會議的召開和研究會的成立，也是對上海師大唐詩學研究傳統的肯定、繼承和發揚。從中國傳統的唐詩學轉向東亞，不僅僅是一個擴大研究面的問題，還有一個轉換視角的問題。研究東亞唐詩學，至少要增添一個視角，就是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的視角。要留意他們自己的歷史背景、文化背景，跟我們中國傳統的歷史背景、文化背景不完全一樣。有一些結論看起來很相同，但其根底可能差異很大。對待不同民族文學要進行比較的研究，要有這個視野，特別是要注意它的同中之異或異中之同，總結不同民族研究唐詩的歷史經驗，揭示其真正的文化底蘊。陳尚君表示，東亞的唐詩研究不僅要有古今貫通的眼光，更要立足于現在的格局。東亞的唐詩文獻是研究唐詩不可或缺的部分，而東亞的唐詩文獻亦在文本的流傳和保存方面與中國本身保存的文獻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國文化影響之下，古代東亞漢文化圈，他們用漢字所寫的詩歌既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又與中國詩歌有很大不同。此外，他們對唐詩的閱讀、理解、傳抄、批評、分析等方面，皆呈現了非常不同的面貌。希望東亞唐詩學研究會的成立在基本文獻的發掘和傳播，各種問題的研究和展開，以及通過東亞唐詩學研究帶動整個中國唐代文學研究的水平方面，都能做出積極的、有意義的工作。國文學只有放在世界文學的大格局里，才能定位中國文學的意義、價值、地位以及中國特色。但這種價值和地位并非自然呈現，需要不同政治、文化、族群、語言之間的翻譯、介紹、交流和研究，方能揭示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獨特性，發掘哪些為中國獨有、哪些為世界共有，才能使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文學的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東亞唐詩學研究會的成立，以及幾次東亞唐詩學國際研討會意義重大。他還充分肯定了學會集刊《東亞唐詩學研究》不斷推出的系列成果，認為東亞唐詩學研究呈現出蒸蒸日上的大好勢頭。相信東亞唐詩學研究會能進一步聯絡東亞唐詩學研究的學者，為促進學術交流和學術發展發揮更大的作用。東亞唐詩學的研究，已成為當代唐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并且形成了頗有聲勢的研究力量。上海師范大學經過幾代學人的努力，在唐詩學研究方面積淀深厚，成績突出，為當代唐詩學研究的體系建立作出了突出的貢獻。近年來又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將研究的視野由中國古代的唐詩學擴展到整個東亞唐詩學領域。相信東亞唐詩學研究會的成立，一定能夠更好團結海內外相關研究的學人，給大家的學術交流與學術研究提供方便。希望東亞唐詩學的研究方面能以高遠的眼光精心謀劃、精心組織，使東亞唐詩學研究不斷深化，并開創出新的研究局面。唐詩學研究的新進展會議有四場大會發言，論題涉及各國有關唐詩的文獻、傳播、接受、詮釋等若干問題。中國唐詩之路研究會會長、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盧盛江，韓國延世大學國語國文學系講座教授許敬震，中國韻文學會會長、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肖瑞峰作第一場大會發言。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董乃斌主持第一場大會發言，董乃斌和詹福瑞、陳尚君作第一場大會發言評議。盧盛江認為，王昌齡《詩格》是詩路的產物，經由海外詩路流傳到日本。我們可以從詩路的角度研究東亞唐詩學。詩和路是一個基礎，人是主體，所以研究東亞唐詩學應研究文獻，但同時更要研究人，研究東亞唐詩學活的歷史。許敬震關注唐詩在古代韓國被閱讀、翻譯、注釋的情況。他對《李白七言》所載《唐音遺響》的諺解與原詩及其它現存抄本《遺響》進行了比較研究，并揭示了諺解李白七言詩的《李白七言》編撰者為韓伯愈。肖瑞峰將劉禹錫的唱和詩置于唐詩新變的視域中加以考察。他認為其區別于同儕的特異之處，首先是滲透于其間的哲學元素以及為宋人導夫先路的理趣，其次是豪健爽朗的抒情格調，再次是對藝術形式的極致追求。中國劉禹錫研究會會長、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戴偉華，日本京都大學大學院人間·環境學研究科教授道坂昭和李芳民作第二場大會發言。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陳飛主持第二場大會發言，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副會長、東亞唐詩學研究會副會長、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查屏球，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沈文凡作第二場大會發言評議。戴偉華通過對杜甫《秦州雜詩》之十二的現地解讀，探討了詩歌創作現場與環境的還原。他認為，現地考察對理解“山頭南郭寺”一詩的意義體現在直觀性、準確性（破舊注之誤）、啟發性和整體性。道坂昭廣關注“初唐四杰”對陶淵明的接受和塑造。他認為，陶淵明長期以來被看作是歸居田園的隱士，但楊炯和王勃卻往往引用他彭澤縣令的身份，目的在于彰顯陶淵明社會身份下獨特的價值觀和充實的精神世界。李芳民探討了“渭城”作為一個詩路別離意象的生成與經典化。他認為，“渭城”作為秦都故地，入唐后成為一個意旨豐富的詩歌意象，入宋以后確立了“渭城”意象的別離意旨。由于宋代文人的詩、詞及畫家的繪畫創作，“渭城”作為文學作品的“別離”意象遂得以經典化。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副會長、蘇州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所長羅時進教授，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副會長、浙江大學文學院惟學書院院長胡可先教授，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李德輝，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左江作第三場大會發言。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盧燕新主持第三場大會發言，《南寧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教授張震英、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羅寧作第三場大會發言評議。羅時進認為，“唐詩之路”研究需要專門性、特色化的研究方法，我們可以將路程、生活、經驗作為“唐詩之路”的三重構境，通過唐人的行走路程，表現唐人豐富的生活和情感，抉發唐詩書寫的經驗貯存和審美意識，為唐詩研究開辟出一片新天地。胡可先考察了宋人注杜的三種整理本，指出《杜詩趙次公先后解輯校》是在原本散佚較多的基礎上重在輯佚的整理著作；《新定杜工部草堂詩箋斠證》是融合較多整理者見解的新著；《新刊校定集注杜詩》則是恪守古籍整理規范的精審著作。李德輝認為，南行北歸文學是唐代行旅文學的重要主題，有特定的含義和范圍。交通體系與政治制度相結合，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文學生產場域，具有強大的文學生產效能，并有一定的路線分布規律。左江認為，朝鮮行紀中的次杜詩很豐富，使行路上的次杜詩是朝鮮詩壇風尚轉變的外化，是人在旅途、局勢動蕩等艱難時刻的情感流露，也是使臣們對兩國關系、華夷觀念的重新審視。東西方文化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碰撞融合，東方人在面對強勢的西方文化時，它的自我文化自救意識已經愈發強烈，這時候東亞文化共同體的意識越發突出。在這樣一個人文思潮的背景下強調對東亞唐詩學的研究，應該是符合學術思潮發展的趨勢的。應該看到，唐詩是東亞文化共同體的重要構成部分，東亞人以唐詩作為基礎教育的重要成分，還與包括我們本土在內的東亞人對唐代文化、對唐代的歷史記憶有關。在世界文明進程過程當中，唐代的文明在那個時期一枝獨秀，處于世界文明之巔。正是基于這樣一種文化記憶，所以東亞人學習唐詩，也是在傳承著中華文明或者說以漢字為代表的儒家文明。唐詩成為東亞的共同經典，其審美范式與審美理念磨礪出了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詩學意識。這樣看來，上海師范大學唐詩學的研究基地將新的學術增長點定位在東亞唐詩學，不僅僅是第三代唐詩學傳人自身學術發展的需要，也契合當前學術發展的時代趨勢，迎合了學界的需求。諸位與會者表現出的探索精神與學術熱情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這表明東亞唐詩學將成為中國唐代文學一個新的學術亮點，成為唐代文學研究的一個新的推力，必將促進中國唐代文學研究。第三篇：

唐詩研究述評多維視野下的唐詩研究當“文革”結束，廣大學者對“文革”中流行的實用主義的所謂學術進行反省和批判的時候，有少數學者就覺得只重視定性分析和只著眼于詩人與政治關系的研究模式是不夠的，他們提出更科學地理解和貫徹實事求是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研究指導原則，提倡研究方法多元化，但是，這種想法在當時還是空谷足音，反響不大。到了80年代中期，隨著文化熱美學熱、新方法熱的興起，古代文學界也普遍地對研究方法問題產生了自覺。回頭看來，當時文學研究界在借鑒新方法方面處于一種盲目狀態，頗有不少生搬硬套的失敗之作。經過實驗和反思，尤其是一批學者采用新的視角或方法撰出的成功之作的號召力量，唐詩學界在80年代后期以來在研究方法研究視野方面進入了穩定期。傳統的研究注重定性分析，重點考察詩人與政治的關系及其政治傾向性，應該承認，這樣的研究有其合理性，但是，難免簡單化之嫌，以詩人思想價值作為研究選題的取舍標準有礙于對文學客觀發展過程的準確了解。目前的研究真正做到了實事求是，以文獻考證為基礎對具體作家作品和各種文學現象作綜合分析，從選題來說，既重視文獻考證，同時重視理論概括，既有作家研究，還開展了宏觀研究、群體研究、時段研究等。這些研究將批評和考證結合起來，將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結合起來，具體說就是將詩歌置于社會歷史文化整體系統中進行審視，研究具體的歷史事件、政治制度、社會生活物質條件和哲學、宗教、美學、藝術、民俗文化社會心理、語言變遷等因素對詩歌的復雜影響。對于這種研究特點，目前學者們概括的名目有所不同，有人說是文化研究，有人說是整體研究，還有人說是宏觀研究，名目不同，所指實一從某種意義。上說，陳伯海、董乃斌主編的“宏觀文學史叢書”和傅璇琮主編的“大文學史觀叢書”就是以上文學研究新觀念的反映。唐代文史研究領域其實，在唐代文史研究領域，敦煌學研究一直就采用這種研究文化視角，有一些學者（如任中敏）就是從敦煌學的研究開始而推廣到對整個唐詩的研究。這里還要說明一點，在作家作品研究中已經滲透了多種研究方法，這里只能就有關作概述。早在1936年，陳寅恪就在《哈佛亞細亞學報》上發表了《韓愈與唐代小說》的英文論文，曾述及中唐小說之繁榮與科舉制之關系，此文后被程千帆譯成漢語在國內發表。40年代末，馮沅君撰寫了《唐傳奇作者身份的估計》。作者通過仔細的查考，說：“唐傳奇作者應隸屬于這個由進士集團所組成的新統治階層。”六七十年代，程千帆受前輩學者研究的啟發，撰成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一書，作者提出：“唐人雖因以詩取士而工詩，但其工是由于行卷，而不由于省試。”這些討論主要內容是小說（傳奇）與科舉制的關系。70年代末、80年代前期，學術界討論唐詩繁榮原因，正反雙方則進一步就科舉試詩賦以及科舉制在唐詩發展中的作用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這場討論促使學者們突破原先只是關注政治事件對文學的影響這一固定思路，研究視角擴展開來，開始注意到具體的歷史制度對文學的影響。傅璇琮通過對唐代科舉制度的清理，著成了《唐代科舉與文學》。如果說，此前的研究還局限于科舉制對文學的影響這一論題，傅著則上升到一個更明確的研究觀念，試圖通過具體歷史文化環境的綜合考察，了解士人生活環境、生活內容及心理，從而研究其文學。他在該書序言中說：“這種方法，就是試圖通過史學與文學的相互滲透或溝通，掇拾古人在歷史記載、文學描寫中的有關社會史料，作綜合的考察，來研究唐代士子（也就是那一時代的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并努力重現當時部分的時代風貌和社會習俗，以作為文化史整體研究的素材和前資。”可見，這種研究思路空前宏大，而制度研究或者說科舉制度研究僅僅是這一宏偉目標的一個細節而已。戴偉華則將研究視野限定于中晚唐這一時期，以幕府與文人生活為題，深人研究，完成了系列著作《唐代幕府邪兒半戶用皮、交層似的際合所元545與文學》、《唐方鎮文職僚佐考》、《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應該說，這一研究達到了目前研究的最高水準。發現與研究當然，無論科舉制度還是幕府制度，都只是對唐代文人生活與創作產生巨大影響的局部因素，而就制度史、政治史與文學史的關系研究來說，可研究的內容還是很廣闊的。文人藝術形式往往起源于民間文藝，這是古今中外文學發展的鐵律，但是，古代文人對民間文藝的輕視又造成了民間文藝資料的散佚失傳，從而也影響著我們對文人文學發展過程的把握和了解。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敦煌文獻的重見天日，使當時豐富的社會生活相對真實地、相對全面地呈現在當代人面前，其中保存的大量的民俗生活資料、民間文藝資料已經使得某些古代文體的發展過程清晰起來。唐詩作為一種在唐代廣泛普及的并且與音樂有著密切聯系的重要的藝術形式自然與民間文藝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以往的學者也注意到這個問題，但是由于使用文獻的狹窄，限制了結論的普遍意義。敦煌文獻的發現與研究，不少敦煌學論著涉及了唐詩與音樂、民間文藝的關系。但是，研究唐代歌舞表演藝術與唐詩關系者，最有成就的首推任中敏，他圍繞這一專題從敦煌人手而對現存至今的唐代文獻進行徹底的清理，由于在唐代中國本土文化與域外文化交流密切、民間生活與文人文化相互滲透，著者圖還原歷史的真實狀況。第四篇：張天健教授的《唐詩答疑錄》，事過多年，今天看來，仍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獨樹一幟、耐讀耐看的學術著作。書中融104個專題，全面觀照唐代詩歌人、事、篇，以設疑解難方式導引讀者步步深入，不失為一部體例新穎、別開生面的研究唐詩的著作。筆者試就《唐詩答疑錄》這部著作的學術成果和體例形式特點作一評析。一、構思新穎，形式獨特首先從該書的大的架構上看，論者在構思上把內容分為兩編，其一為唐詩釋疑，對歷代唐詩研究中聚訟紛紜的部分迷疑，包括詩、人、事、史等作出有理有據有趣的剖析，見出其疑之所疑的因由及論者步步為營的釋疑。其二為唐詩雜議，從宏觀上評價唐詩的論爭、流派、詩體、掌故逸聞以及唐詩知識。以上二編可以見出論者在構思上宏觀思路清晰，且獨運匠心。而每一專題作者又運用獨特的一問一答形式，對唐詩具體疑難進行全面介紹和細致評析。其中既包括對唐詩研究中聚訟紛紜的歷史疑案的剖析，也有對歷代唐詩論爭、詩學流派、文人掌故等逸聞趣事的梳理。如篇中《杜甫“前、后出塞詩”及“詩史”之疑》，論者從看似“無疑”中發現出“有疑”，采用比較研究方法，先從文學的杜甫和史學的杜甫入手生出疑竇，杜甫詩歌向稱“詩史”，其安史之亂前后系列反映兵禍與人民苦難的詩歌無不契合史實，那么詩人是否屬于史學家之列？自然地引出前、后出塞詩，再比較二詩，提出新的疑竇，“因為從來人們都將前、后出塞兩組詩分別獨立看待，以為前出塞刺‘開邊’，后出塞刺‘祿山市寵’”，論者認為這是單從表面詩旨區分兩組詩的獨立性，“我以為疑點是忽略了兩組詩的統一性與連貫性”，進而得出兩詩應該是雖斷復連描寫一個征戰士兵經歷的新論斷。論者分別從史學與文學角度加以細析，在解疑中闡明文學與史學關系，即二者的區分與聯系。再如《李白<靜夜思>“床前明月光”之疑》，論者又從看似明白的詩句中生出疑難，千百年來對“床”的理解的誤會是問題的癥結，論者思維綿密，從甲骨文字形考察到《康熙字典》，令人信服地指出床為“井干”的解釋，這樣才符合李白的詩意。見解新穎，論據服人，像這樣的專題書中甚多。可以說全書構思精巧，設計的問題令人叫絕，層層探問，步步展開，格局安排奇巧，上海社會科學院古代文學室主任孫琴安教授評價為“讀此書而知才情學識為何物，必有所獲”。二、材料精當，切入奇巧四唐詩史人事眾多，浩如煙海，可以用皓首窮經形容也無法說盡疑難。論者擷取材料力量集中，其一，選取一、二流詩人為重點，不舍棄三、四流詩人的方式，努力做到在詩人上觀照全唐。書中如杜甫、李白、白居易、杜牧等詩人占了較多的專題，其中杜甫10個，李白6個，白居易5個，杜牧5個，這可謂全面中又有重點。歷史的順序中又有突出詩人，唐詩中雙星閃耀的李杜，得到特別的關注。其二，論者特別注重選取名篇名章，耳熟能詳、廣為讀者認知的，如李白的《靜夜思》、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石壕吏》等等，對于名人名篇中疑難的破解，極易引起讀者的關注。其三，各個專題對詩人不作全面介紹，只選取詩人詩事中存疑或聚訟紛紜之處為切入點，選點精當準確，切中肯綮。另外，選名篇中名句，如“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溫庭筠的“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切入，然后層層推入，步步展開，切入奇巧。如書中《杜甫“輕薄桃花逐水流”之疑》，論者從“詩人真以為桃花輕佻浮浪嗎”切入，選點新鮮，針對人們對“輕薄”的流行看法，縱橫比較，既有杜甫其他描寫桃花的詩的細析參證，又有對其他注家錯誤的糾正，指出“輕薄”是“細觀物理，描寫桃花落英狀態，寫花瓣物性因薄而輕，故繽紛飛落，歡快逐流水而去。”表現杜甫對桃花的喜愛之情，才有此比喻狀寫。三、學術前提，發現創新論者非常注重書著的學術性，這是保證質量的重要條件，書中許多專題都曾是在學術刊物或大學學報發表的，但又經過論者梳理、補充、升華。所謂學術性，我認為有兩個要點，一指發現，即前人未曾發現的疑難，經著述人有價值的論定。如專題《杜甫“前、后出塞詩”及“詩史”之疑》，對前、后出塞詩統一的認知，“他為何要用同樣的詩題，只是以‘前’‘后’加以區別，詩人這樣命題意欲如何？自古以來，從未有人思考這一問題”，經論者從形式到內容的研究，確為前人未曾道及的新說。又如專題《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向誰留別》，從對詩題“留別”二字的考察，發現這首詩非常不簡單，它不應是舊說寫給東魯諸公，而是寫給帝王的，故可知是詩人遭遇唐玄宗賜金還山后之作，明確體現李白布衣傲王侯的精神內核，明白這兩點（詩作的時間和向誰吐訴心曲），對排除諸端異說使詩的主題升華很有意義，這也是關于此詩從未有過的新見。再如專題《“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之疑》，發現杜牧寫給張祜的詩末句可能有誤，“千”疑為“一”，可信度較強。學術性之二指創新，即是指問題應在前人基礎上有拓展。例如第二編專題《杜埔<飲中八仙歌>的新奇章法和“八仙”是什么人》，前人論述如明末清初的王嗣奭《杜臆》說：“此系創格，前古無所因，后人不能學，描寫八公，各極平生醉趣，而卻帶仙氣，或兩句，或三句四句，如云在晴空，舒卷自如，亦詩中仙也。”似乎語焉不詳，論者張天健先生從句、韻、重字的量化統計，以不拘古、破陳規升華到與西方美學意識流作比，新奇章法更令人首肯。四、依托資料，更重勘察這部書著或引前人舊議，或引當代新說，形成資料繁富，比照充分，于釋疑解難中不顯主觀臆斷，如同著名學者王運熙教授在《序言》中所說：天健先生“廣泛參考有關史料，吸收近人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深入思考辨析，提出自己的見解”。除此之外，論者張天健教授在釋疑解難中更看重實地勘察，也不絕對以資料論事，盡量以耳聞目見為釋疑解難之點。如專題《“窗含西嶺千秋雪”中“西嶺”在何處》，舊注都以為屬泛指，或錯謬至松潘，張天健先生經歷艱辛，深入大邑縣原始林區，實地考查訪問，以耳聞目見證明西嶺是大雪塘峰所在。又如專題《關于杜甫<八陣圖>之疑》，錄載了大量資料進行比照后，論者張先生還是親臨奉節縣考察了礫石河灘的地貌特征，合理破解它的存在與用途。又如專題《白居易“夜雨聞鈴腸斷聲”“聞鈴”何處》《關于王勃<送杜少府之蜀州>之疑》《關于花蕊夫人及其結局之疑》，無不以資料為前提，實地勘察作判斷，使論列的迷疑逐一破解，其真實性與可信度更具說服力。總之，這是一部融學術性、知識性、趣味性于一體的佳作，而且，論者張天健先生行文都以娓娓敘述的風格，使之更具親和力；處理材料做到“深者淺出，淺者深入”，故而引人入勝。它開通各個層面，是能為廣大讀者喜愛的一本唐詩研究之作，也為“學術書的走向”打開了一道新的門窗。第五篇：

近三百年《全唐詩》的整理與研究一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康熙大帝玄燁第五次巡視江南，命江寧織造曹寅刊刻全唐詩，以翰林彭定求等十人分校。五月，曹寅在揚州天寧寺組建唐詩局，制定全書凡例，開始校刊，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月，全部刻成，“裝潢成帙，進呈圣覽”（《全唐詩進書表》）。編成共九百卷，收詩49403首，句1055則，作者2576人（不計神鬼怪等）。應該說，清編《全唐詩》在中國文學史上，確是一部頗具規模的斷代詩歌總集，但在書成之始，已經給當時及后世留下一些遺憾和難解之謎，對它的研究和整理，也是從書成之日起就開始了。當時，著名學者朱彝尊寓居江南，受曹寅邀請至揚州輯《兩淮鹽志》，到康熙四十七年八月告成二十卷，在此期間，曹寅曾當面請他補綴《全唐詩》，朱彝尊指出，在第十一函七冊無考卷孫元晏以下，43人的官職并非無考，并列出《全唐詩未備書目》達149種，但已經裝潢成帙，業經進呈，故有“成事不說”之嘆，見《晨風閣從書》中《潛采堂書目四種·全唐詩未備書目》后馮登甫跋。此書經康熙“御定”，清代二百年中無人敢于批評，乾隆時修四庫全書，對此稱贊不已，推崇備至：“是編秉承圣訓，以（胡）震亨書為稿本，而益以內府所藏全唐詩集，又旁采殘碑斷碣稗史雜書之所載，補苴所遺。……得此一編，而唐詩之源流正變，始末厘然。自有總集以來，更無如是之既博且精者矣。”但是，就在同時，日本學者根據海外東瀛所存的文獻典籍，開始了《全唐詩》的補逸工作，可以說是對此書作整理研究的第一人，這就是日本富山藩教授市河世寧。市河世寧（1749—1820），字子靜，又字嘉祥，號西野，別號寬齋、半江，稱小左衛門，日本《事實文編》卷四九有林衡撰《市河子靜墓碣銘》，云其先為甲州武田氏支族，世居上州甘樂郡南牧山中。“子靜少志學，不愿終老于畎畝，負笈游學，業成名騰。會昌平學員長缺，正良公（林衡祖父）以子靜補之。居五年，以病解去。寬政三年（1791年），富山侯聞其名，征為黌舍教授，在職二十馀年，至文化八年（1811）以老致仕。”市河世寧治學精敏，尤長于詩，著作除《全唐詩逸》三卷外，尚有《日本詩紀》五十卷、《陸詩意注》七卷、《陸詩考實》三卷、《宋百花詩卷》、《金石私志》、《青蚨私志》各六卷，《半江暇筆》五卷、《瓊浦夢馀錄》一卷、《詩文集》十卷。晚年編《上毛志》未竟而卒，門人私議謚號文安先生，葬于都城北谷中村本行寺中。市河世寧終于文政三年（1820）七月十日，林衡之墓銘撰于該年十月，而《全唐詩逸》早在天明八年（1788）淡海竺常已為之撰序，日本當代學者平岡武夫教授，曾敘述此書傳入我國的情況，說：“《全唐詩逸》三卷，市河世寧（1749—1820）編。世寧號寬齋，上州人，是昌平黌的都講，匯集遣唐使和留學僧帶來的唐人詩句，在中國已佚，僅傳于我國者，編成《全唐詩逸》，上冊45人，詩22首，句124；中冊80人，詩12首，句139；下冊收無名氏的作品和《游仙窟》中的詩和李嶠的詩，共有詩38首，句16。各篇記其所出，其用意正確，《全唐詩》中無此，出版也很不容易。其子米庵精心書寫了版紙，半葉11行，行21字的版式，也用軟字書體，仿《全唐詩》。友人下田衡出資，在文化元年（1804）刊行，我們用的就是此版本，米庵另作副本，給中國人，經鮑氏之手，于道光三年（1823）刊刻，收入《知不足齋叢書》。”此文見平岡武夫主編《唐代的詩人》序說中。《知不足齋叢書》為乾隆年間鮑廷博輯，其后人鮑志祖續輯，將詩逸三卷刊入叢書第三十集中，署名為“日本上毛河世寧”，顯脫“市”字，此誤一直沿襲到中華書局排印本至今。《全唐詩逸》共收詩人128人，其中82人為《全唐詩》所無，收詩72首，句279則。《全唐詩》成書后，補輯唐詩之舉，首功應推日本學者，時當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三年之間。從今天唐詩輯佚已經取得的成就看，市河世寧所補之數量并不多，但它在學術上的意義卻是發人深思。唐時，日本不斷派遣唐使及留學僧，返回時帶走大量的詩卷、佛經及字畫，故唐代詩人的作品，有些已亡佚于中國而存于彼。《全唐詩逸》的輯成，使后人將研究的目光，不再局限于海內，更要關注海外的漢籍及學術動向，而且不只對唐代文學典籍的流失有輯補之意義，對唐以后宋、元、明、清各代總集的整理，也有著普遍的廣博的意義。二乾隆四庫館臣敘及《全唐詩》時，曾說“益以內府所藏全唐詩集”。那么，在揚州詩局刊刻《全唐詩》時，是用了內府所藏的一部唐詩總集呢，還是用了內府所藏的各種唐詩別集？終清之世，此謎未曾解開。辛亥革命，清廷遜位，武進陶湘受命整理故宮圖書，在殿本書庫發現了一部《全唐詩》，他著錄說：“全唐詩七百十七卷，康熙年季振宜據錢謙益稿本重編，墨格寫本，季振宜有序，一百二十冊，原藏太極殿。”（載《故宮殿本書庫現存目》）。至此，這部內府所藏的《全唐詩》才漸露面目。1937年俞大綱到故宮圖書館，閱讀胡震亨《唐音統簽》時，也看了季振宜這部書，他寫下了《記唐音統簽》一文，刊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三分卷上，但是，真正對《全唐詩》底本的研究，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我將在本文第四節再談。本世紀三十年代中，對《全唐詩》的補遺又有所進展，青年學者王重民遠涉重洋，在倫敦、巴黎查閱了收藏在歐洲的大量敦煌殘卷遺書，同時從中輯錄唐人佚詩。而國內學者孫望先生也著手從《永樂大典》及野史、筆記、小說、詩話中搜求，并得到一些清中葉以后發現的唐集，如呂從慶的《豐溪類稿》45首，有些是域外漢籍，如高麗活字校印本之《桂苑筆耕錄》二十卷。王重民是從1934年開始這項工作，孫望是在蘆溝橋事變時，舉家流徙、奔走西南途中，而從事輯補的。1982年在西安成立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時，在楊虎成將軍公館舊址“止園”，孫望先生曾漫話唐詩，追憶當年工作的艱難。王重民、孫望的輯補直至八十年代初，將近半個世紀。而當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間，國內對《全唐詩》研究質疑，出現了一個小高潮。聞一多發表《全唐詩校讀法舉例》，載北京《文哲月刊》一卷五期，劉師培有《讀全唐詩書后》，收入《劉申叔先生遺書》四十《左庵集》卷八。1939年2月，岑仲勉寫成《讀全唐詩札記》，說：“開卷之際，覺篇章復累，小傳疏舛。”1941年李嘉言發表《全唐詩校讀法》，載當年《國文月刊》。這批文章主要指出《全唐詩》編得草率，考訂未精，誤收甚眾，作者小傳生平失實，校勘誤字，作品張冠李戴等。在此議論的基礎上，1945年李嘉言草擬了《改編全唐詩草案》，從校訂、整理、刪汰、補正四個方面，提出對《全唐詩》的改編計劃，后于1956年發表在12月9日《光明日報》上，并說改編之計劃，“決非一人之精力所能為，宜由專門學術機關，聘請專家多人，共同研究之”。此文發表后，立即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支持，王仲聞、丁力接連撰文，見1957年1月6日、4月7日《光明日報》。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平岡武夫教授亦從海外來信，贊注此舉，并先后寄來所編《唐代的詩篇》、《唐代的散文作品》等。1959年，中華書局點校出版《全唐詩》，以“王全”筆名寫了點校說明，王是王國維的長子王仲聞先生，全是當時任中華書局文學編輯的傅璇琮，璇諧音全。在點校說明中，將《全唐詩》的缺點歸納為五類，一、誤收、漏收。二、作品作家重出。三、小傳小注舛誤。四、編次不當。五、其他，注出處之誤，訛字奪字等。最后指出，“這部《全唐詩》實有重新加以徹底整理的必要”。這時，原文化部齊燕銘部長，責成中華書局負責整理出版三部總集，即《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詩》、《全宋詞》及重編之《全唐詩》。中華書局即與開封師范學院（即今河南大學）聯系，由李嘉言、高文教授組成唐詩研究室，于六十年代初開始了基礎資料的準備工作，完成《全唐詩首句索引》，但不久，此項工作就被迫全面停止。然而，當時日本學者在戰后經濟恢復的艱難時期，卻進行著《唐代研究指南》等十幾部索引的編制，其中《唐代的詩篇》就是在揚州詩局《全唐詩》的基礎上，又參閱了相當數量的唐詩總集與別集，而編成的唐詩大型研究資料索引。涉及唐代詩歌總集、選集、合集有《文苑英華》、《唐文粹》等17部，史籍《舊唐書》1部，唐代詩人別集約有151部，且多為善本珍本，另外尚有唐宋人的筆記小說、詩話野史、地志、僧傳以及金石碑帖書畫藝術類圖書38種。關于編集這部索引的目的，平岡武夫在序中說：“唐代是中國人文歷史上最繁榮的時期，唐代文化最大的成就就是唐詩。……可是，在此以前，作為研究資料，綜合性有見地的整理唐詩，還不充分，所以研究有很大的不便。因為在未整理的情況下，工作是不容易做的，除數量過多之外，各個作者、篇目、內容等等方面，還有版本方面，有各種各樣的復雜的問題，相當難以開展工作。而我們想在被充分整理過的基礎資料上，來開展自己的研究，不管有怎樣的困難，都不能回避，立志編集此書的原因就在于此。”在同時編成的《唐代的詩人》序中，又談到《全唐詩》的整理問題，說：“以《全唐詩》編成之時起，已經過了兩個半世紀，其間，也向學術界提供了更完全的版本，敦煌的調查業已進行，無論對作者還是作品，已經進行了大量的出色研究。無論在未收詩篇的增補上，還是在版本的校訂上，即無論是在量的方面還是在質的方面，都有待定本的再編集。”可以說，日本學者在本世紀六十年代，已經預見到唐詩的新編，而且為此做了大量細致的學術準備工作。三七十年代后期，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也和科學技術一樣，走上了迅速發展的軌道，唐詩的研究，在整個中國文學研究領域中，進展尤為突出。這期間，唐代文學的工作者，已進入對歷史文獻系統全面的挖掘整理階段，貫穿著對歷史的整體審視，趨向于綜合精深的探索。在學風和研究方法上，極其重視史料的占有和分析，力避空談，在清代樸學的基礎上，更講求典籍文獻的綜合及準確詳實，追尋著實事求是的優良學風。同時并不只停留在煩瑣的資料考證上，而是明確地朝著綜合研究、總體突破的方向踏踏實實地前進著。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是國內唐詩學的繁榮時期，首先表現在對唐代詩人的生平研究上。《全唐詩》中的作者，有很多不能確知其年代生平，即使是一些有成就有影響的作家如李頎、王昌齡、劉長卿、錢起等，其生平事歷依然存在許多待解之謎。因此，對唐代詩人生平的研究，始終是唐詩學中最重要的課題。這方面的工作，以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詩人叢考》為代表而形成一代潮流，這部專著雖然只收27篇論文，考證了唐代32位詩人生平中的一些問題，但其研究視野卻遠比前代宏大寬博。這部著作完全立足在古代文獻堅實的基礎上，對于唐代作家作品和文學風格流派的形成原因，及其創作活動中涉及的政治、歷史、經濟、科舉制度、地理、宗教等因素進行綜合研究分析，正如周勛初先生所說：“傅璇琮以為研究唐詩必須考查清楚每一位詩人的生平，還應注意群體的活動，因此對于揭示唐詩發展的各個階段的文學集團和風格流派尤為致意。每立一論，必輯集豐富的資料，駁正舊說的迷誤。這在當時來說，確有使人耳目一新之感。”又說：“對于轉變學術風氣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見周勛初著《當代學術研究思辯》）南開大學羅宗強教授亦說：“他越出了個案考辨的范圍，從個案考辨通向了整體研究。”（見臺灣文史哲出版社《唐詩論學叢稿》羅宗強序）。傅璇琮著眼對舊說進行辯證，廣徵博引史料，考訂詩人生卒、仕履、交游、著作，揭示當時詩壇的文學流派，訂正作品寫作年代。如對劉長卿兩遭貶謫的時間、原因、事件、人物及影響，不只駁正了姚合《極玄集》及《新唐書·藝文志》記載的疏漏，且大量補充了高仲武《中興間氣集》之不足。同時，傅璇琮組織國內唐詩學界的力量，對元代辛文房《唐才子傳》做全面校正箋注，探索材料來源出處，糾正史實錯誤，補考原來未備的事跡及其詩集的著錄存佚。中華書局陸續出版《唐才子傳校箋》四冊。這部書無疑是國內一批學者，對唐代詩人生平所做的高層次整體水平的考證，是有組織有明確目的的一項學術研究活動。后來，陳尚君、陶敏又對前四冊中不足之處進行補正，出版了第五冊。同時，為推動唐代詩人生平研究，充分掌握第一手史料，編集有關的文獻資料索引亦是勢在必行。1982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傅璇琮、張忱石、許逸民編），就是這方面的突出成果之一，本索引涉及83種古籍，收錄唐五代人物近3萬人，是唐代文學工作者案頭必備之工具書。以后出版的方積六、吳冬秀編《唐五代五十二種筆記小說人名索引》，更拓展了文獻材料庫。而周勛初主編之《唐人軼事匯編》，以唐宋人撰寫的雜史、傳記、故事、小說為主，涉及263部，是研究考證唐代詩人必讀之書。這期間，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詩大辭典》（周勛初主編）、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周祖撰主編），是對整個唐代詩人研究學術成果的一大總結，這兩部大辭典分別收錄唐代詩人近四千人，每人以《辭海》式列出條目，敘述其生卒年、字號、排行、籍貫、郡望、科第、仕歷、交游、著作等情況，言必有據，并注明文獻資料出處，對《全唐詩》及《全唐文》的作者生平小傳，從整體上有重要的突破，是體現當代研究水平的學術成果。同時，在唐代人物考證方面，先后尚有兩部專著，一是吳汝煜、胡可先著《全唐詩人名考》，一是陶敏著《全唐詩人名考證》。唐詩詩題中的人名，不僅涉及到唐人的字號、別稱、行第、官職、籍貫、郡望、謚號等，而且大多數還涉及到家世、氏族以及唐代的典章制度、地理方志、金石碑刻、佛經僧傳等，工作量大且難度很深。這兩部人名考，大量匯集了歷代和當代唐詩、唐史的研究成果，在考訂辨偽上，陶敏考尤其出色。以上這些成績的取得，有一個共同的特點，較突出的表現在對唐代史料的系統掌握和深入整理研究上，同時，唐代文學領域尚有一些力作，如郁賢皓著《唐刺史考》，是繼前人《登科記考》、《郎官石柱題名考》、《唐兩京城坊考》、《唐方鎮年表》、《唐仆尚丞郎表》后的又一部史學著作，卻完成于唐代文學研究者手中。尊重史料的原始性和可靠性，進行縝密細致的考證，是這一時期共同的特點。出版界亦緊跟研究形勢，文物出版社《千唐志齋藏志》、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代墓志匯編》等，對考辯唐代詩人的生平則更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對《全唐詩》的補佚，是八十年代唐詩整理研究中更為突出的又一個方面。王重民從敦煌殘卷中輯錄佚詩，陸續發表在《中華文史論叢》第三輯、《文物資料叢刊》一輯和《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第四輯上，其中最著稱的是輯出晚唐韋莊的《秦婦吟》，并據九種敦煌寫本校勘。這時孫望的《全唐詩補逸》及安徽大學童養年的《全唐詩續補遺》完成，以上三種由中華書局于1982年刊出《全唐詩外編》，合計935人，其中395人《全唐詩》無，詩2170首，句600則，是繼日本市河世寧之后，至八十年代在唐詩輯佚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這時，上海復旦大學陳尚君先生，已經著眼于唐宋文獻及域外漢籍的搜集披覽，在《會稽掇英總集》、《天臺詩集》、《翰林學士集》中，發現有成批逸詩。當時孫望先生對此發現亦十分重視。以后，中華書局約請陳尚君對《全唐詩外編》進行修訂，同時，更廣泛搜羅群書，在兩年多時間，又新增逸詩4663首、1199句，詩人1191人，并刪去外編中的誤收重出之作，增寫了十馀萬字的修訂說明和校記，合稱為《全唐詩補編》，共收詩6327首、句1505則，約相當于《全唐詩》作品的七分之一，詩人1600多人，其中新見者900馀人，約相當于《全唐詩》詩人的三分之一，可謂洋洋大觀。1992年11月在廈門國際唐代文學會議上，樣書剛一露面，立即受到海內外唐詩學者的稱贊，至此，《全唐詩》的輯佚歷經了二百八十馀年，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補編之博已遠遠超出前人，在工作過程中，陳尚君涉獵群書約五千余種，其中僅地志即翻過二千幾百部，而日本、韓國等所藏之漢籍，多是前人所未曾披撿，如日本尾張國真福寺原藏唐寫本《翰林學士集》、唐寫本空海《性靈集》、《新撰類林抄》殘簡、日本藤原公任（966—1041）撰《和漢朗詠集》，高麗李仁老《破閑集》等。補編所收詩必注典籍出處，書中對詩人生平之考訂、詩作互見之鑒辨、詩題詩句之校勘皆十分精審，一批罕見書所載之軼事亦適當錄取，日本學術界對此書評價很高。四辛亥革命以后，武進陶湘以及俞大綱，都在故宮發現了季振宜的唐詩寫本以及胡震亨的《唐音統簽》，但是這兩部書的面目如何？在《全唐詩》刊刻中起過什么作用？并無人認真研究過。1979年《故宮博物院院刊》第1、2期，刊登了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研究員朱家溍（字季潢）的兩篇文章，介紹了故宮藏足本《唐音統簽》全帙與季振宜寫本《全唐詩》。1980年，南京大學周勛初教授在《文史》第八輯上，發表了《敘全唐詩成書經過》，詳細論述了季振宜《全唐詩》的出現與汩沒，揭開了揚州詩局迅速刻成《全唐詩》的秘密。在此期間，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又影印出版了季振宜《全唐詩稿本》七十一冊，對于研究季氏纂輯唐詩提供了第一手珍貴資料。以后周勛初在臺灣國際學術會議上宣讀了《季振宜唐詩的編纂與流傳》，河南大學佟培基在1983年2期《中州學刊》上發表《季振宜與全唐詩》，以后又寫成《全唐詩工作底本探秘》，刊登在《文史》第43輯，對揚州詩局用作工作底本的季氏唐詩抄本，進行分析研究。季氏唐詩在抗戰勝利后，鄭振鐸在上海發現，購藏中央圖書館，后留藏北京，書面揚州詩局編臣朱筆題批很多，從中可以看出他們在季稿基礎上，改寫詩人小傳，校勘詩集，辨別重出誤收詩，增補集外佚詩殘句，厘定全書編次，發寫發刻，其編纂工作進程各個環節大略可見。總結其中的功過得失，對今天新編唐詩總集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同時，南京大學嚴杰博士，在季振宜稿本的基礎上，探討了其中一些詩集的底本情況。蘇州大學羅時進博士，對康熙揚州詩局十位編臣的情況略作敘述，發表了《全唐詩十編校敘錄》一文，揭示出他們的家世、生平、科第、仕宦、著作等情況，尤其對他們在揚州參編《全唐詩》的活動及康熙命曹寅所組成的工作班子，進行了細致的研究，使我們能更全面的認識揚州詩局的人員組成素質及其工作狀況，這些都代表著九十年代初期的研究成果。對《全唐詩》中重出誤收作品的甄辨，是與詩人生平考訂、詩篇輯佚鼎足而立的三個重要問題之一，現代學者如聞一多、岑仲勉、李嘉言等，或多或少論及此題。六十年代初期，河南大學唐詩研究室即著手普查《全唐詩》中的重出詩篇，編成《全唐詩重篇索引》，1964年交中華書局，后未能出版，1985年由河南大學出版社刊印。此書列出重出作品六千馀首，有關作家七百馀人。1984年，復旦大學陳尚君完成《全唐詩誤收詩考》，列出非唐五代詩626篇，作家99人，其中對《全唐詩》無考作家李謹言、王揆、趙湘、令狐挺等一批宋人的詩考訂，尤見學術功力，而對中唐周渭詩，混入北宋時周渭詩，更具灼見，全文刊《文史》24輯。這期間，唐詩學界對唐代詩人別集中之重出作品，甄辨論文甚多，如吳企明先生《錢起錢珝詩考辨》、《樊川詩甄辨柿札》等，對整理《全唐詩》中的重出，卓有建樹。以后，河南大學佟培基完成了《全唐詩重出誤收考》，1996年由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全唐詩》中重出誤收總計達6859首，句178則，涉及唐代906家，而誤收尚有北周弘執恭，隋薛道衡，宋何蒙、王禹偁、劉賓、程俱、王安石、朱熹、姜夔、羅大經、周端臣，元薩都刺、虞集、丁鶴年，明戴表元、史瑾、劉崧、張以寧、汪廣洋等作家。八十年代末，國內新編唐詩之議起，1989年4月，在河南大學召開了新編的學術工作會議，國內部分唐詩研究學者出席了會議。會議學者一致認為，修訂改編《全唐詩》已經不能適應當代學術總集的要求，在近三百年來唐詩整理研究的基礎上，充分吸收今人的研究成果，新編一部唐詩總集，書名叫《全唐五代詩》為宜。提出應充分發揮國內唐詩學界的整體實力，形成有效的組織形式，立即開始新編的準備工作。1989年傅璇琮在《文學遺產》第四期上發表了《關于全唐詩的改編》，認為新編全唐詩的時機已經成熟，并詳細論述了新編的學術質量及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意義。這篇文章基本上概括了這次會議的共識。1992年3月，陳尚君、羅時進發表了《全唐詩的缺憾和全唐五代詩的編纂》，載《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56期。《全唐詩》編成至此已285年，在這期間，新出現的古籍為數甚巨，很多是揚州詩局編臣所未曾見，十位編修官雖皆有才學，但多數人皆不以校勘考訂見長，所以《全唐詩》缺收、誤收、互見迭出，校勘粗疏，不注出處，小傳簡陋，又編次不當，故嚴重影響唐代詩歌總集的學術質量。文中說，隨著唐詩研究的深入，《全唐詩》已不能適應當前的需要，重新編一部能反映當代學術水平的唐詩總集，與目前《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全宋詩》、《金元詩》、《全明詩》等古代詩歌總集成系列，已是唐詩研究工作者的共識。并認為應當充分利用存世文獻，重新編《全唐五代詩》，在輯佚、校勘、辨偽、小傳、編次等方面超越前人。1993年春，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將《全唐五代詩》列入重點規劃項目，以蘇州大學、河南大學為基地，周勛初、傅璇琮、郁賢皓，吳企明、佟培基、陳尚君任主編承擔此項目。主編委員會討論制定了詳細的編纂凡例和工作細則，并邀請國內40馀名唐詩專家學者，分工點校各集。現已完成四部群書、佛道兩藏、金石方志、敦煌遺書及部分域外漢籍的資料普查，約八千種文獻圖書，錄出資料卡片6萬馀張。至1996年底，已編成初、盛唐700馀家二百三十卷詩稿，即將付梓。本世紀末，《全唐五代詩》將在全國唐詩學者集體努力下，以全新的面貌取代清編《全唐詩》。而《全宋詩》、《全宋文》、《全元文》、《全明詩》、《全清詞》、《清文海》等詩文總集，亦將大部分問世，屆時，全世界將以新的目光認識中國古代文學史，我們會自豪地大步跨入二十一世紀，開創新的未來。第六篇：中國古典文學對日本古代文學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在上個世紀的大半時間內，學界主要是從比較文學的角度，探討中日兩國古典文學在表現內容、題材、意境和風格等方面的異同關系。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作為域外漢籍研究的一個主要對象，對中國古代典籍在日本的東傳和影響以及日本所抄刻漢籍的研究，漸漸成為學術熱點。近年來，學術界對建立在典籍流播、詩史考證和文本分析基礎上，將古典文獻學、文學文本學、文學接受學有機結合的“中日古典文學交流與融通”研究的呼聲越來越高，有鑒于此，我們特組織三位中青年學者，立足于典籍考證和文本分析，分別從文學典籍、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三個方面，就中國古典文學對日本古典文學的影響問題進行具體考察、專題研究，以推動中日古典學交流與融通、日本漢籍研究、中日比較文學諸領域朝一個更為具體深弘的方向發展。近百年來，中國學者在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時多注意利用上世紀初新發現的敦煌殘卷中的資料，視為新材料，謂之“預流”，而對數量更多、價值更大的日本古代典籍，則相對關注不夠。本文在吸收學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就筆者之所知見，談談日本古代典籍對唐詩研究的獨特價值。首先，日本早期漢文典籍反映了唐人詩文集當時流播日本的盛況。中國典籍之大規模東傳日本，是在公元七至九世紀，時值中國唐朝，日本的飛鳥、奈良和平安朝前期。唐時漢籍東傳的主體是日本派往唐朝的遣唐使和學問僧。唐時日僧攜歸書之目錄，《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冊就收了近20種，如最澄《傳教大師將來臺州錄》《傳教大師將來越州錄》、空海《御請來目錄》、真然《根本大和尚真跡策子等目錄》、常曉《常曉和尚請來目錄》、圓仁《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慈覺大師在唐送進錄》《入唐新求圣教目錄》、圓珍《福州溫州臺州求得經律論疏記外書等目錄》《青龍寺求法目錄》、佚名《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錄》《錄外經等目錄》等書目中有不少中土已經失傳的唐代詩歌典籍。另外，以《正倉院文書》為代表的，從奈良時期文武天皇大寶二年（702）至光仁天皇寶龜十一年（780）間的古文書，也記載了唐人詩文集近10種。而藤原佐世編撰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則全面反映了平安朝前期在日本傳世的漢籍情況，其中著錄的唐人別集就有90種，唐人大型詩文總集和類書有35種。從這些日本早期漢文典籍中著錄、引用的唐代詩文書目，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唐代作家作品在奈良與平安朝前期流傳和影響的情況。就唐人別集而言，當時在日本流傳的多是初唐人的作品集，其中許敬宗集、王勃集、盧照鄰集、李嶠集、武則天集都不止一種，這幾位初唐作家的影響應當相對較大；盛唐別集僅有張說集、李白集、王維集和王昌齡集等為數不多的幾部，其中李白集還只是《李白歌行集》三卷，杜甫集當時未見傳來，故李杜在奈良、平安朝前期之影響不可能太大；中唐別集雖只有李益集、令狐楚集、白居易集、元稹集寥寥數家，然白居易集則有《白氏長慶集》廿九卷和《白氏文集》七十卷兩種本子，白居易對日本平安朝中前期漢文學影響之深巨，蓋有以矣。其次，日本現存的唐人文集古抄本尤其是唐抄本，對輯佚唐詩作品、考察唐集原貌，具有極大的文獻價值。從奈良時期開始，日人抄寫中國典籍蔚然成風。據阿部隆一編《本邦現存漢籍古寫本類所存略目錄》，日本現存各類漢籍古抄本就達700多種，其中不少是中國早已失傳的唐代詩文典籍。作家別集類的日本古抄本主要有王勃、趙志、白居易等人的集子。正倉院藏抄本《王勃詩序》一卷（卷末所題“慶云四年七月廿六日”，系唐中宗景龍元年，公元707年，距王勃去世僅40年）收序文41篇，其中20篇不見于今本《王勃集》，見于今本《王勃集》者亦多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