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分析內容摘要：本文對路遙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進行分析，探討各人物特點，剖析人物命運，解析人物所處的時代和社會階層，并對作者的人物創作手法進行評析。關鍵詞：平凡的世界

人物

分析

路遙

孫少平

孫少安

一、緒論（一）路遙的生平與創作路遙，陜西省清澗縣人，當代著名現實主義作家，文壇“陜軍”的領袖人物，1949年出生于一個貧困家庭，7歲時父親將其過繼給家境稍好的大伯。路遙勤奮好學，小學畢業后考入當地最好的延川中學，但因伯父已無力供養而險些輟學。后來他硬是憑著頑強的生存能力和同學接濟完成學業。文革時，他曾以群眾代表身份進入延川縣革命委員會任副主任，并開始文學創作，初期主要是詩歌。文革后期他退出革委會，種過地，當過民辦教師。由于其作品不斷發表，引起當地文壇名宿的注意，并被推薦至延安大學文學系深造，由此，他逐漸舍棄詩歌，開始寫小說。1980年，路遙發表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獲全國中篇小說獎，標志著路遙在中國文壇有了一席之地。1982年《人生》的發表，更是將其推向事業的頂峰。1988年，路遙瀝血之作《平凡的世界》問世，在全社會激起強烈的反響，該小說榮獲茅盾文學獎，也是路遙所獲的最重的文學獎項。之所以要簡要地介紹路遙的生平與創作歷程，是因為像路遙這樣的本色作家，其作品幾乎從未脫離他個人的人生經歷和他幾十年生存的土地——陜北，尤其是他小說中的人物，幾乎都脫胎于他本身的經歷。因此，只有了解路遙本身，才能對他小說中的人物作出客觀深刻的剖析。（二）選題的目的和意義路遙是一個有著深切的人文情懷和深厚文字功底的作家，他以前所未有的悲壯情懷和獻身精神創作了《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在全國引起強烈、持久影響的作品。他的作品以深邃的目光解析著我們所處的時代，剖析人物命運，作品中的人物閃爍著人性的光輝。在他的作品中，以普通農民、工人、知識青年、基層干部為主角，他以現實主義作家特有的歷史使命感和對普通人物身份的認同感，將他們塑造成了英雄，使他的作品贏得廣泛的群眾基礎。而且，他的作品曾兩獲全國中篇小說獎（《驚心動魄的一幕》、《人生》），一獲茅盾文學獎（《平凡的世界》），其作品水平已然獲得文壇的肯定。然而非常奇怪的是，路遙的作品卻很少得到評論界的關注。究起原因，主要是在80年代中期起（恰好是路遙創作的《平凡的世界》之初），一個所謂“文學精英集團”崛起并統治評論界，這個集團的基本核心是“語言學”轉型之后的西方理論為主要資源的批評家和研究者，他們提倡“回歸文學”本身，宣稱只遵守文學自身原則（所謂“自身原則”實際是西方文學為參照物）。而近乎以“白描”的現實主義手法創作出來的路遙作品其自然不入他們的法眼。而路遙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在創作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中說道：“按當時的文學形式，這部書的發表和出版是很成問題的。首先當然是因為這部書基本用所謂‘傳統’的手法表現，和當時大的文學潮流背逆……”于是他堅定地“干脆不面對文學界，不面對批評界，而直接面對讀者。只要讀者不遺棄你，就證明你能夠存在。”基于對路遙小說的喜愛以及對他本人的尊重，我決定以他的作品為素材撰寫畢業論文。在路遙的作品中，最大的特點是塑造了具有鮮明性格特征和豐富的人生內涵的人物形象。這是他的作品產生巨大影響的重要原因。因此，我擬以《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為對象，對路遙的作品作初步分析研究。二、《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黃土地上的“鄉里偉人”?（一）孫少平——平凡世界的精神斗士路遙的小說通常有兩個主題：一個是苦難體驗，一個是道德善良，正是由于對苦難和道德的論述，使路遙的小說顯示出獨特的精神風貌和內在價值，《平凡的世界》也是如此，因此，主人公孫少平便擔負起實現小說這兩個主題的重任。孫少平走過的路可謂布滿荊棘，中學時只能啃著“非洲”黑面饃支撐學業，畢業后外出闖蕩只能做小工背石板，即便是招工入煤礦也是在惡劣環境中從事著高強度的體力活。當然，在本書中，承受苦難的并非孫少平一人，其兄孫少安所背負的苦難甚至要遠大于他——至少孫少平還能在父兄的支持下完成高中學業。但與孫少安及其他人截然不同的是，孫少平對苦難有著主動選擇和迎接挑戰的勇氣，他甚至能夠將對苦難的體驗升華到人生哲學的境界：“是的，他是在社會的最底層掙扎，為了幾個錢受盡折磨，但他不僅僅將此看做是謀生活命——職業的高低貴賤，不能說明一個人生活的價值，恰恰相反，他現在倒很‘熱愛’自己的苦難”……他相信，自己歷經千心萬苦而釀造出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輕而易舉拿來的更有滋味……他自嘲地把自己的這種認識，叫做‘關于苦難的學說’”。正是孫少平在巨大的苦難中表現出的人格尊嚴和道德激情，以及面對困難的從容淡定和自得其樂，才使得這個人物顯得熠熠生輝。道德的善良是孫少平的另一個特點。在自身積極追求和田曉霞不斷引導下，他與生俱來的質樸與善良逐漸蛻變成為道德力量。在學校時他先后救過曾深深傷害過他的兩個女子侯玉英和郝紅梅。如果說救侯玉英還是良知的本能驅使，而救郝紅梅則已是十足的理性舉動。此時孫少平已形成自己完整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如他寫信婉拒侯玉英求愛，顯得成熟而仁厚，與入學初的偏激與自卑判若兩人。再到后來為救被包工頭胡永洲欺辱的小女孩小翠而不惜自毀飯碗、與黑惡勢力勢不兩立，已是純粹的“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大丈夫形象。《人生》中的高加林與孫少平有些相像。他們都出身于貧苦家庭，都是高中畢業，都是當地農村的佼佼者，都曾在理想和現實巨大落差中痛苦煎熬，都將城市作為實現人生價值的目的地。但兩個人的區別也是顯而易見。高加林對現狀是被動接受的，如果不是靠叔父，他可能一輩子都會在農村，他接受巧珍的愛情就表示他當時已屈服于命運的安排，做好一輩子務農的準備。而孫少平則將人生道路把握在自己手里，勇敢地挑戰現狀。高加林的性格是陰郁的，而孫少平是樂觀、積極的。面對困境孫少平始終表現出一種征服者的咄咄逼人的態度，凸顯出一種舍我其誰的精神斗士的形象。（二）孫少安——負重前行的跋涉者本書中，孫少安是背負最沉重包袱的人，6歲開始干農活，13歲輟學幫助父親支撐起風雨飄搖的家，18歲憑借著“精明強悍和可怕的吃苦精神”被推選為生產隊長，成為雙水村的“能人”。正是在他的庇護下，弟弟和妹妹才得以完成學業，姐姐一家尚能夠勉強度日。而弟弟孫少平之所以敢放心到外面“闖世事”，前提也是有哥哥在，他的“后方”就平安無事。孫少安不僅要同與生俱來的貧苦搏斗，還要處處提防來自村書記田福堂的算計，出于對孫少安才干和威望的嫉妒以及“騷情”其女田潤葉的不滿，田福堂多次利用“階級斗爭”陷孫少安于困境。孫少安就是在這樣來自家庭和政治的“雙重壓力”下頑強抗爭，負重前行，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除了不屈服于命運外，孫少安品行中的“仁”、“恕”也是書中表現的重點。無論家庭多么“爛包”，他從未顯露出對家庭的厭惡和嫌棄，他對全家老少所表現出來的責任感令人起敬，而難能可貴的是，他能將對家庭之愛擴展到對全村村民的愛，這是超出農民狹隘門戶觀念的。從擔當一隊之長到后來招攬村民到自己的磚廠上工，以及慷慨捐資助學可以看到這一點。而他對自己初次創業失敗村民對他的“背叛”更表現出令人敬佩的胸襟，在二次創業成功后仍不計前嫌地幫扶他們，孫少安是作者極力塑造的“仁者”的典型。盡管只有高小文化，孫少安憑借生活的歷練和聰慧的天資，使他對社會有著超出一般農民境界的獨到理解。例如他初次見到田福軍時一番讓“農民撒手干想干的事，上面不要老指手畫腳”的言論，其實質就是解放農村生產力；還有他在文革末期搞的“生產承包責任組”，其內容已同改革開放后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相差無幾。（三）兩位主角的人生道路選擇比較有評論認為，對于孫少平脫離農村的羈絆闖蕩世界，孫少安的留守顯得保守而庸俗，作者是在抑“安”褒“平”，我不這樣認為。在孫少平的全部人生經歷中，其“出走”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也是眾多評論爭論的焦點。其實，這并不是孫少平本人的問題，對于80年代初的青年農民，“出走，還是留守”，幾乎成為一個莎士比亞式的難題：出走，就有機會擺脫貧瘠的故土，把握城市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但當時城鄉之間巨大的體制鴻溝，意味著他們背井離鄉后仍很難獲得城市身份，真正分享城市；留守，就必須繼續忍受精神世界的巨大空虛和單調乏味的農村生活，但在自己最熟悉的土地上至少會溫飽無憂，左右逢源------這個命題的背后就是城鄉二元化制度，這是一個誰也無法改變的現實，孫少平只能艱難地做出選擇。孫少平選擇出走的勇氣是令人贊嘆的，無論結局如何，一個敢于為自己的理想拋棄安穩的生活去主動冒險、挑戰的人在當代中國都不多見。而且，作為一個有知識、有思想的高中畢業生(在當時已屬高學歷)，農村精神生活的匱乏是他最無法忍受的，因此，離開家去闖蕩一番也不失為一種可嘗試的選擇。然而，孫少平出走多少有些盲目，出去干什么？只能做小工。難道做小工就能放飛他的理想？就能滿足他的精神生活？城鄉二元化體制使得孫少平根本無法計劃他的未來。幸運的是，他遇到賞識他的曹書記一家，又重逢了他的“女神”田曉霞，前者給他提供去煤礦當工人的機遇，后者幫他操辦完成。然而我們知道，這種可能性在現實生活中近似于零，只能說“無巧不成書”罷了，因此，孫少平的路在當時可復制的意義不大。我們再回頭看看，如果他留在農村會怎樣。百廢待興的農村恰恰缺的就是這樣的人才，從他勸說發財的哥哥不要投資什么電視劇就可以看出，他的眼光和水平是遠高于雙水村的一號能人孫少安的。如果他在農村，雙水村就又多了一個農村領導人，至少有了他，孫少安就不會遭受創業初的慘敗！當然，世上本無路，人走得多了便成了路。也許孫少平走的是一條幾乎無法走通的路，但是“此路不通”的原因在于社會大環境，而不在于孫少平本身。正是有了千千萬萬個孫少平不斷去沖擊這條路，才會有了現在政治環境的日益開明，農民工生存環境和工作質量的大幅度提高，社會的包容性更大，城鄉之間差別不斷縮小。因此，孫少平出走的意義不在于出走后的成就，而在于出走的本身，這種“唐吉訶德式”的挑戰命運的舉動本身就有著象征和示范意義。他敢于主宰自己的命運的勇氣，敢于挑戰現實困境和未知世界的膽識必將被年青一代追捧和模仿。而孫少安則從小與土地相依為命，他認同自己“莊稼人”的身份，堅信“世事變好”的那一天，自己能憑借雙手靠土地過上好日子。所以當機遇來臨時，他能憑借敏銳的眼光把握住。孫少安的發展道路是立足于他自身條件和農村現實情況的，相比起孫少平有冒險和運氣成分，他腳下的路更堅實，更寬廣，更可行，也更有借鑒意義。因此，這兄弟二人的選擇只是代表當時農民所能走的不同的道路而已，并無孰優孰劣之分。三、《平凡的世界》中的女性形象。（一）田曉霞——男性的精神導師田曉霞出身于一個干部家庭，殷實的家境使她不必像男主人公孫少平那樣為溫飽所困，更重要的是，在這樣一個家庭的熏陶下，她的思想境界和內在品質都遠勝于同齡人。如果我們仔細研讀孫田兩人初次見面的片段，會得出這樣一個印象：此時的田曉霞自信、熱情、主動，而孫少平在這樣一個“又洋又俊、穿戴漂亮的女同學”面前，變得像“農民一樣笨拙”。孫少平此時的智力和眼界均未完全開發，而使這塊未經雕琢的璞玉綻放奪目光芒的，正是田曉霞。田曉霞在高中時期已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看問題往往和社會一般的看法不一樣，甚至完全相反”，此時的孫少平“每次和她交談，都能使自己的頭腦多開一扇窗戶”，孫少平已開始自覺接受田曉霞的指教，而田曉霞則慧眼獨具地發現孫少平與眾不同的“氣質”，并有意識地加以引導賀秀蓮的出場集中在兩次，第一次是與孫少安結婚前后，主要是介紹了賀秀蓮的品行及其少女情懷，以及她與孫少安婚后的恩愛，此時賀秀蓮體現出妻子的柔美。第二次是孫少安創業階段，更確切地說是在孫少安初次創業失敗后，她成為孫少安的精神支柱和堅強后盾，千方百計幫丈夫走出低谷，最后卻因為過度勞累罹患肺癌。作者對這個傳統婦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憐愛，比起如圣女般無瑕的田曉霞，她只是一個普通的勞動婦女，她甚至保留著一些農村婦女的固有缺點：比如說鬧著分家等，但她對丈夫的摯愛，對公婆的孝順，對家庭的任勞任怨都使我們對她由衷地充滿敬意，些許缺憾反而使她的形象更豐滿、真實。（三）從屬和邊緣地位——《平凡的世界》中女性形象總論《平凡的世界》中的女性，大多處于男性世界中的從屬和邊緣位置，這一點類似于武俠小說：盡管她們可能美麗、聰明、武藝高強……卻不過是男人追逐的對象和豐富故事的花瓶。這不能不說是《平凡的世界》書中的最大的遺憾。如田曉霞，她存在的全部意義是啟發引導孫少平，除此，她沒有自我價值，沒有個人世界。作為一名省報記者，完全能在80年代初城鄉巨變的環境下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華，實現自身的人生價值。但本書對她工作僅有的描寫是她借工作之便到煤礦去看望孫少平和她救人犧牲。還有她與同事高朗的感情，本能夠通過此事窺探到田曉霞豐富的內心世界，但也僅僅是讓她輕描淡寫的拒絕了事。還有金秀，一個同田曉霞一樣美麗優秀的女大學生，她存在的意義是什么？不過是為了證明在失去田曉霞后，孫少平仍不缺乏高層次的女性追求罷了。田潤葉本是一個知書達理，端莊嫻雅的女性。當她的愛情被孫少安拒絕及違心嫁給李向前后，就變成了一個歇斯里底的魔鬼，不僅折磨著自己，同時折磨著深愛她的李向前和她的親人，她完全陷入了對兩個男人的感情糾紛，絲毫看不到一個地級市共青團主要干部的風采和業績。比起遭受妻子背叛后能夠迅速走出低谷的武惠良，田潤葉直至丈夫車禍后才翻然醒悟。只有孫蘭香與其他女性不同——她不是為了某一個男人而存在的，她從小自立、自信，擁有過人的天賦和美貌，如果能夠重點塑造，完全是一個新時代知識女性的光彩形象。但作者對其欲言又止，惜墨如金，實在可惜。四、《平凡的世界》中的眾生相（一）農民——來自社會底層的掙扎與吶喊《平凡的世界》書中，農民是重心，作者憑借豐富的農村生活閱歷，對75年至85年社會大變革時期的農民作了外科手術般精確的解析。在路遙看來，農民的生命力是頑強的，除孫少安外，金俊山、田海民等是農民的杰出代表，他們雖無高瞻遠矚的境界與胸懷，但在畸形的社會形態和社會意識統治時期不盲從，保持著一份獨立與清醒，他們在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和嚴酷的政治環境中默默堅守，一旦社會變革便迫不及待地展示出他們令人驚嘆的創造力和才華。這一類人無疑是農村的希望，是國家與民族興旺的基石。農民也有著與生俱來的劣根性，這是這個階級固有的特點，路遙顯然對此了如指掌，并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比如，實行家庭承包制“分家”時的混亂，農民展示出他們小農意識的自私性和破壞力：“哪怕是一根半韁繩，也要剁成幾段麻繩頭，一人拿走一段……不能用就不能用！反正我用不成，也不能叫你用得成！”還有就是孫玉亭與王彩娥“麻糊”事件引來了兩大家族的群毆，反映了封建宗族意識在農村仍大有市場，再有就是孫少安初次創業失敗時村民們所表現出來的冷漠、刻薄、短視。作者對農民的刻畫真的是纖毫畢現，力透紙背。值得一提的是，路遙已注意到當時社會剛剛出現的一個群體——農民工，他們位于城市最底層，無身份，無地位，干著最苦最累的活，拿著微不足道的工資，他們是遠在農村全家人的希望，但他們自己卻不知希望在何方，他們如落葉般在城市中隨意飄蕩（如“蘿卜花”），甚至墮落（如小翠）。路遙以一個現實主義作家的敏感和洞察力描述了這個社會群體的生存狀況和帶來的一系列的社會問題，而這些問題在20年后才得到全社會的重視二）工人——民族與國家的脊梁路遙對工人描述不多，卻飽含著熱淚與激情，他對工人驚人的創造力和價值熱情地歌頌：“他們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用超強度的體力勞動，把詩人稱為‘黑金’的東西從巖石中挖掘出來------變為看不見的電流，使我們的生活和整個世界都能動起來”。除孫少平外，王世才是煤礦工人的杰出代表，他有著精湛的技術，在工友們中間享有很高的權威，他對徒弟孫少平的照顧猶如父兄，他在關鍵時刻犧牲自己挽救另一名徒弟安鎖子的場面更令人動容。路遙敏銳地把握住工人的最基本的特征：在大機器時代中鍛煉出來的團結、友愛和紀律、責任。（三）干部——復雜而平衡的官場生態雖然都不是書中的主角，但“干部”卻是《平凡的世界》中出場有名有姓的最多的群體，而且從村干部到省委領導，跨度大，涉及面廣。究其原因，可能是作者認為在社會變遷的時代，干部是掌握社會權力資源和推動社會更迭的中堅力量吧。田福堂是舊時代農村的既得利益者，掌握著農村政治資源，是不折不扣的“土皇帝”，這類農民政治家醉心于玩弄權術，在文革期間“興風作浪”，將“革命”變成揮舞在普通農民頭上的大棒。當改革開放到來時，他不可避免地落伍了，不得不將權力交于金俊武、孫少安這樣的新時代的農民領導人。路遙對縣、鄉兩級干部的描寫，主要體現在“爭論”兩個字上，如田福軍與前期的馮世寬、田福軍與后期的張有智、田福軍與苗凱、田福軍與徐治功和前期的周文龍、白明川與徐治功、后期的張有智與周文龍等等。田福軍是整個官場矛盾的中心，通過他從失意到升遷的歷程，將同時期中國政壇的風云變幻和政策的大變革圖表式地記錄出來。這樣的設定是非常巧妙而合理的。在社會變革時期，首先站在風口浪尖上的是干部，他們所處的地位與職業迫使他們必須作出抉擇，而不能象普通百姓一樣觀望。他們之間的爭執大多是路線之爭，意識形態之爭，很少有個人矛盾。有爭論就有選擇，于是如田福軍、白明川這樣有才有識的干部脫穎而出，馮世寬、周文龍這樣曾經有過錯誤的干部也迷途知返，及時把握住歷史的契機，苗凱、李登云這樣鉆營之流只能無可奈何東逝去，而像高鳳閣這樣的心術不正之徒只能身敗名裂。喬伯年、石鐘等省級領導在本書中著墨不多，是作為背景人物描寫的，因此有些臉譜化，算是書中的一個缺點。五、結語作為一部優秀的作品，《平凡的世界》無疑是成功的，然而“金無足赤”，作品自然也有遺憾之處，除以上提到的，再羅列一些如下。首先是對主人公描寫的單一，無論是孫少安、孫少平，還是《人生》中的高加林，必定是高大、英俊的，似乎兒時的貧寒并未讓他們發育不良；女主人公田曉霞、孫蘭香、劉巧珍等也必然是美麗多情的。這可能是路遙“自戀”的結果，因為路遙筆下的人物大多取材于本人年少時的經歷，如孫少安考上初中而放棄的情節就險些在路遙身上發生。路遙對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偏愛顯而易見，但難免入俗。其次是對苦難的癡迷。悲劇與苦難是路遙作品的主線，正是人物在苦難中表現出來的積極向上的態度和高尚的人格，才讓我們深深被吸引。但有時作者難免夸大苦難，甚至沉迷于其中。如《平凡的世界》中賀秀蓮患癌癥的情節就有些過于突然。假如田曉霞的死是作品發展的必然結果（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