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法律援助辯護質量提升研究摘要考察法律援助辯護的實踐現狀，需要在考察法律援助律師是否滿足相應資歷和能力要求的基礎之上，關注法律援助辯護的過程及辯護行為所產生的實效。通過對我國法律援助律師辯護的作用程度進行有針對性的實證分析，發現我國法律援助辯護存在法律援助律師資歷和業務水平普遍不高、辯護過程形式化以及辯護效果整體欠佳等問題。其主要原因在于現有的法律援助供給模式存在缺陷、經費保障不足以及辯護質量監管規范體系缺位。要改善法律援助辯護質量、提升法律援助辯護實效，應當充分利用《法律援助法》頒布的契機，構建多元化的法律援助辯護提供模式，強化法律援助辯護經費保障，設置成熟完備的質量監管體系，完善配套制度，并通過實踐進一步細化和完善相關實施細則，以推動我國法律援助辯護實現從有到優的跨越。。關鍵詞：刑事法律援助；法律援助辯護；辯護質量；實證研究；完善路徑一、緒論（一）研究背景辯護質量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可持續發展的生命線，是法律援助工作的核心和生命力。既關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受援人的人權司法保障，又關乎刑事司法改革成果的實現和政府法律援助形象的樹立。在理論上，學界已對法律援助辯護制度的域外經驗進行了充分總結，闡釋了“刑事法律援助全覆蓋”的重大現實意義。在實踐中，標志性改革試點工程“刑事法律援助全覆蓋”2在試點地區取得一定進展并積累相關改革經驗的基礎上，相應延長改革期限，進一步擴大全國試點范圍。與此同時，擴大援助范圍、提高援助效力的相關法律法規和制度體系也日漸趨于完善和健全，尤其是《法律援助法》3的制定和頒布，以專項立法的形式對《法律援助條例》實施期間出現的問題進行了系統回應，標志著我國法律援助工作新的帷幕已經拉開。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伴隨著改革不斷深入和刑事案件數量持續攀升的發展態勢，我國刑事法律援助的辯護質量依舊是當前理論研究和司法實務的棘手問題，法律援助案件的辯護質量不容樂觀，甚至有流于形式之嫌。在司法實務中，部分律師不愿意承辦援助案件，甚至基于自身利益考慮，草草辯護了事。如在趙作海案中，被指派的法律援助律師是一個既未取得律師執業資格，又無獨立辦案經驗的年輕實習律師。該律師在庭前階段介入較晚，在閱卷后僅會見過一次被告人，就在法庭上提出無罪辯護等程式化的辯護意見，而且其意見均未被法庭采納。媒體后續報道來看，該案本質上是聯合辦案，法律援助僅僅是個走過場的形式而已。（二）研究意義從實踐看，我國目前尚處于形式援助向實質援助過渡的關鍵階段，就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而言，辯護質量不佳是當下存在的、不可忽視的實際問題之一。因而，對當前我國法律援助辯護實踐中的主要問題進行分析和梳理，探索諸問題背后的現實要素和成因，并以此為基礎尋求提升辯護質量、保障法律援助辯護實效之路徑，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受援人人權，符合法律援助發展的客觀規律，對于完善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二、我國法律援助辯護的現狀考察法律援助辯護是指在刑事案件中國家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免費的辯護，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司法中的體現，在保護被追訴人合法權益不受侵害，保障無罪之人不受刑事追究，切實實現司法公正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我國的法律援助辯護制度在二十多年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從司法實踐中來看，援助案件數量、援助機構、援助工作人員不斷增加，援助范圍也呈現不斷拓寬的趨勢，所有這些方面都清晰地反映出我國法律援助辯護發展速度之快。但是需要注意的是，2014年以后，法律援助的案件數量、法律援助機構的數量幾乎都已經呈現出穩定的狀態，這說明2014年至今，我國法律援助辯護工作一定程度上正進入瓶頸期，從量的增長向質的飛躍過渡艱難。故而，為了實現新時期法律援助辯護工作質的飛躍，就當前法律援助辯護實踐中的主要問題進行有針對性地實證分析和研究，成為新時期新階段的新任務。（一）樣本說明本實證研究的基本結構如下：1.法律援助律師職業資歷分析。在中國法律服務網上通過律師姓名查詢律師執業編號，并根據判決文書上的時間信息計算得出該援助律師辦理案件當時的執業年限。此外，還通過限定律師姓名及其工作的律所的方式，在裁判文書網上對其辦理過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數量分別進行統計，進而合理地推測出其主要執業領域。2.法律援助律師辯護過程分析?？疾旆稍蓭熢谕徶械姆ㄍフ{查、法庭辯論等環節的辯護積極性、專業性程度和舉證質證情況及辯護意見的發表情況。3.法律援助律師辯護效果分析。主要根據辯護意見被法庭采納情況以及案件定性情況兩方面展開，結合對律師辯護意見的采納情況即“采納率”和對案件的定罪、量刑結果的分析，考察法律援助辯護實效。（二）法援律師資歷和業務水平偏低公平的審判來自對抗制，對抗制的實現在于貫徹“平等武裝”原則。1實現控辯平衡，增強控辯雙方的對抗性是必然要求。因而，具有相應職業經歷和業務水平的合格法律援助律師，是實現辯護效果的先決條件。然而，當前我國法律援助律師的職業資歷、業務水平整體偏低，群體結構與理想狀態不相適應，制約了法律援助辯護實效的發揮。總的來看，委托辯護律師的執業年限在審級上略有不同。中級法院一審案件中，委托辯護律師的執業年限一般集中為6-19年，明顯高于同類的法律援助辯護律師執業年限；而在基層法院審理案件中，委托辯護律師的執業年限雖集中為3-19年，但執業年限在20年以上的律師也并不罕見。與之相比，Y市承辦法律援助案件的辯護律師執業年限普遍較短，無論是中級法院還是基層法院的一審案件，除了法律援助中心常年辦案的專職律師，平均執業年限明顯集中為3-14年，有些甚至是處于實習階段、辦案經驗欠缺的新人律師。而由多年執業經驗的資深律師承辦的案件數量較少，即便是接受了法律援助機構的指派，他們的積極性也普遍不高，也可能會為了幫助年輕律師積累辦案經驗，而派年輕律師單獨出庭參加法律援助案件的辯在所檢索的案例中，存在部分資深律師甚至既未參加庭審，也不提交書面辯護意見的情況，存在明顯的失職行為，使得受援人權益無法得到切實保障，刑事法律援助實效難以真正發揮。律師的專業素質也會影響辯護實效?？紤]到法律援助案件的指派過程中，按順序輪流指派的方式較為普遍，使得被指派律師的專業特長不能與具體案件合理適配。盡管Y市近年也搭建了法律援助資源庫，并采用簽約打包的方式直接將部分案件分配給某些律所，但總體上全市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指派仍未實現專業化、精細化。并且，結合筆者對裁判文書網上承辦律師代理刑事案件或民事、行政案件類別的統計（不排除某些案件可能尚未登載），同樣可以發現，在法律援助案件中，大部分援助律師辦理的民事案件數量明顯多于刑事案件，說明大部分援助律師并非專門從事刑事辯護的律師，欠缺獨立辦理刑事案件的經驗，有的甚至可以說是民事領域的資深律師。而在法律援助中心承擔援助義務的專職律師也存在類似的情況，因為專職律師往往數量有限，通常也不專門從事刑事辯護工作。三、法律援助辯護過程的形式化傾向庭審中的法庭調查、法庭辯論等階段都是評價律師辯護是否有效展開的關鍵環節，可以綜合反映辯護律師的辯護積極性、專業性程度，以及舉證、質證和發表辯護意見的質量。（一）法援律師舉證、質證表現欠佳發現法律援助辯護律師的舉證情況欠佳，大部分法律援助律師在法庭調查環節未充分舉證。而在有限的舉證當中，證據來源也值得關注。結合律師所提交證據的內容，可以推知多數法律援助辯護律師主要是通過查閱案卷或當庭聽取公訴方發表的證據來發表簡單意見，很少提出新的證據。有些援助律師甚至“照本宣科”，在未對案情和被告人作全面了解的情況下出庭，根據案件排列組合成一套“模板”，而非根據庭審實際情況進行相應地補充或調整。其賴以獲得案件信息的渠道，根本不足以讓其提出充分、有力的辯護主張，尤其是在一些二審案件中，部分援助律師照搬一審提出的主張，也就導致了“程式化”辯護的存在，無法產生任何辯護效果。（二）法援律師未能充分提出辯護意見在法庭辯論階段，辯護意見可以反映援助律師的實質參與程度，綜合體現援助律師對于受援案件事實、證據、實體、程序等事實與法律問題的看法。對Y市刑事法律援助辯護意見相關信息的統計，反映出法律援助辯護活動過程存在一定的形式化傾向。從所收集的判決書中經過分析可以發現，援助律師主要是針對量刑情節發表辯護意見，尤其是酌定量刑情節的辯護，一般只是籠統地建議法院“從輕處罰”。而回避從定性進行辯護，相對而言有一定的保守傾向，體現在無罪辯護、罪輕辯護等較少，對罪與非罪以及犯罪構成的辯護則相對薄弱，這也反映了庭審中控辯雙方的對抗激烈程度較弱、部分法律援助律師未能做到充分發表辯護意見。四、法律援助辯護整體效果不甚理想辯護的最終目的是對裁判者的說服?；诖耍稍蓭煹霓q護活動能否真正起到說服裁判者的積極作用以及該作用發揮的程度，才是衡量律師辯護效果的因素。其中，最為直觀的是辯護意見的采納情況，它“直接反映了律師辯護效果，而無論被告人最終是否被認定有罪，以及量刑幅度如何”。另外，司法部相關研究曾將適用定罪、量刑結果作為法律援助辯護作用程度的衡量因素之一。那么，對法律援助律師辯護效果的評價要結合最終判決結果，從律師辯護意見的采納情況即“采納率”以及案件定性情況兩方面來考察。（一）意見采納方面，較委托辯護實效不足法院最終全部采納率為29%，部分采納率為43%，部分采納率較高。從采納的意見類型看，“酌定量刑意見”采納數量最多，無罪辯護意見及從犯、輕罪及免刑辯護意見采納數量最低，極少獲得成功。此外，在部分二審程序審理的援助案件中，基本上判決結果都是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原因在于法律援助律師未在充分了解受援人實際情況的基礎上重新提出一審的量刑建議，被法院以“原判已充分考慮，量刑適當，該辯護意見不能成立，不予采納”為由駁回。（二）案件定性方面，較委托辯護尚有差距案件的定性包括定罪、量刑兩方面，這取決于法官對于案卷、公訴意見所做出的判斷，更與辯護律師的參與密不可分。從上述辯護意見的提出以及采納情況分析，可以初步得出“法律援助辯護對于案件定性具有積極作用”的結論，但其作用效果如何及其對各類案件影響狀況，須以委托辯護為對照對象，通過考察案件的定罪、量刑結果來進行具體比較。五、我國法律援助辯護質量的提升路徑（一）構建多元的法律援助辯護提供模式從當下法治發達國家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發展趨向而言，構建多元化法律援助辯護的提供模式實乃大勢所趨。舉例來說，在疆域遼闊且內部發展不均衡的美國，若都適用指派律師提供法律援助服務，則會增加國家法律援助經費支出，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但若結合采用合同制模式和公設辯護人模式，就可在更好保障辯護質量的前提下，實現效率和成本的平衡。因此，為保障法律援助律師資源充分和有效供給，應當把多元化作為我國法律援助辯護提供模式的完善目標，通過引入新模式，完善現有模式，使二者實現社會向度之上的互補協同，形成多種模之間的競爭效應。（二）強化法律援助辯護經費保障合理的補貼與適當的獎勵機制是律師承擔法律援助辯護的關鍵激勵，不僅能提高律師參與法律援助辯護的積極性，形成辯護質量提升的內生動力，更能從結果上為提升法律援助辯護的質量提供必要保障。因此，應當增加法律援助特別是刑事法律援助的財政投入，促成法律援助辯護經費保障長效機制的形成。在法律援助經費逐步充足的基礎上，可以進一步設立法律援助辯護的專項經費。這主要是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定性和強制性而做出的考量，同時，應當在遵循“優先保障”和“專項專用”原則的基礎上推行。3“優先保障”是指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緊迫性，由國家財政優先予以核算并及時撥付?！皩ｍ棇Ｓ谩笔侵冈谪斦?、審計部門的監督之下，4保障刑事法律援助專項經費只能用作規定用途，嚴禁擠占和挪作他用，保障專項經費的合理使用，讓承擔法律援助辯護的律師擁有充足的物質保障。（三）完善多維度辯護質量監管體系為確保法律援助辯護高質、實效，更好地維護待援對象的合法權益，設置成熟完備的質量監管體系對辯護工作進行及時、有效的監督與把關，科學評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工作的得與失，對于提升辯護質量也是必要的。但不可回避的是，當前，我國尚未建立關于刑事法律援助辯護工作的質量監督體系，從而導致援助律師及其辯護質量無從制約。針對這一問題，《法律援助法》中規定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監督方法。例如其第五十六條規定了法律援助工作投訴查處制度，第五十七條規定了第三方評估的質量考核機制，第五十九條規定將采取庭審旁聽、案卷檢查、征詢司法機關意見和回訪受援人等措施提高援助質量，第六十條則規定將法律援助質量納入律所考核標準。綜上，通過對法律援助人員的資質要求、服務過程的全程監督、服務結果的評估與考核，現有立法已經建立起了一套比較成熟的質量保障體系，所以實踐中可從事前審查、事中控制、事后評價三個層面來細化實施操作。六、結論本文通過對審判階段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辯護情況進行區域性實證考察，發現我國法律援助辯護在實踐中存在著部分法律援助律師資歷、業務水平偏低，辯護過程的形式化傾向以及辯護實質效果欠佳等問題，這些問題正在成為制約法律援助辯護質量提升的障礙。究其根本，主要原因在于現有的法律援助供給模式存在缺陷，法律援助經費保障不足以及援助辯護質量監管規范缺位等。參考文獻[1]郭婕.法律援助制度研究[M].北京：紅旗出版社，2018.[2]吳羽.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3]陳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14.[4]張能全.社會轉型中的刑事司法改革與制度創新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5]王艷等著.刑事辯護的理論探討與制度完善[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8.[6]徐昕主編.刑事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