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人物行政處罰決定公開的突出問題及發(fā)生機理分析綜述目錄TOC\o"1-2"\h\u23056（一）公眾人物行政處罰決定公開的法律挑戰(zhàn)與實踐迷失 1172051.法律條文的邊界模糊 1175592.不可逆轉的首因效應 1262893.權益保護的過度擠壓 214224（三）公眾人物行政處罰決定公開問題的發(fā)生機理 2249951.公權威力的過度強調(diào) 217382.預防與責罰相均衡 32243.絕對法治的過分威懾 3（一）公眾人物行政處罰決定公開的法律挑戰(zhàn)與實踐迷失公權力的行使通常會伴隨著對公民基本權利在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將對公民個人的行政處罰決定加以公開，就意味著某一特定公民的個人身份信息和受到處罰的原因及其后果都會受到社會大眾的關注和品評，尤其是廣受關注的公眾人物。由于法律并沒有細化規(guī)定而賦予行政機關極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往往出現(xiàn)隨意公開公眾人物行政處罰決定的問題，可能過度擠壓其合法權益，造成種種惡果。1.法律條文的邊界模糊《行政處罰法》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是行政處罰決定公開的主要依據(jù)，《行政處罰法》第48條雖然明確了處罰決定向社會公開，但“具有一定社會影響”的表述過于彈性和模糊，不同行政機關會產(chǎn)生不同的理解，賦予了過多自由裁量的空間，有必要對此進行細化，防止裁量權的濫用。另外，公眾人物因其身份的特殊性，相較一般人，更容易被侵犯合法權益，法律規(guī)定也需要更為嚴格。因此，盡管行政處罰理論研究已經(jīng)達到比較完善的程度，但是現(xiàn)實生活中不斷出現(xiàn)新的素材，理論與實踐都不能固步自封，行政處罰公開需要慎重斟酌考量，防止因權利邊界模糊而損害相對人合法權利，造成執(zhí)法混亂的局面。2.不可逆轉的首因效應個體在社會認知過程中往往會憑借最初獲得的信息，即第一印象對對象做出判斷，而對之后的信息不太重視，這一現(xiàn)象在心理學上被稱為首因效應。魏猛：《首因效應視角下的網(wǎng)絡謠言控制》，載《江蘇警官學院學報》2012年第27卷第1期，第121-125頁。行政機關做出行政處罰決定并進行公示，假設之后新的證據(jù)材料表明由于政府沒有經(jīng)過多方證實所做出的公布行為錯誤，雖然《行政處罰法》第48條新增行政處罰撤回制度，但社會公眾往往因為首因效應影響更愿意相信行政機關此前發(fā)布信息的準確性，甚至質疑撤回的合法性和背后動因，而既往公開的處罰信息已在較短時間迅速發(fā)酵、無法消除、無法彌補。魏猛：《首因效應視角下的網(wǎng)絡謠言控制》，載《江蘇警官學院學報》2012年第27卷第1期，第121-125頁。陳武略：《論行政處罰決定的公開——<行政處罰法>第四十八條評介》，載《湖南警察學院學報》2021年第33卷第1期，第35-44頁。3.權益保護的過度擠壓實踐中，行政機關做出行政處罰決定后進行公布時往往同時公開了當事人個人信息，當行政相對人為公眾人物時，雖然可以對隱私權適當加以限制，但也會導致對其權益保護的過度擠壓。毋庸置疑，雖然這種方法能有效地實現(xiàn)行政機關處罰的目的，但由此對相對人帶來的隱私權、人格尊嚴等侵害也讓人擔憂，不容忽視。例如北京警方就曾公布過演員黃海波嫖娼的辦案細節(jié)與涉案人員的照片，對他來說，除了接受法律的懲罰，還需承擔的代價或許是余生一直背負著輿論的強烈譴責，事業(yè)幾乎斷送，在生活中也受到極大影響。無獨有偶，行政機關的隨意公開也往往會造成對公眾人物人格尊嚴的極大踐踏。比如網(wǎng)絡上曾流傳出著名導演王全安嫖娼現(xiàn)場圖片及視頻，這樣“高調(diào)”執(zhí)法無疑有利于肅清社會風氣，提高道德要求，但背后違法者的人格尊嚴是否得到保障卻備受爭議。賣淫活動縱使違法，但卻并未構成犯罪，行政機關應本著教育和懲戒相結合的原則。這種隨意曝光侮辱了當事人的人格，甚至會造成其心理的極度歪曲，反倒不利于對行政違法行為的矯正。從上述案例看，規(guī)范行政處罰決定的公開任重而道遠。其實,把握處罰決定公布的時機和程序，平衡公布時的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都是行政機關在采取這一手段時需要審慎考慮的因素。所以，公安機關在發(fā)布公眾人物違法案件信息之時，除了要符合國家規(guī)定的法律和條例外，也應適度踐行信息把關機制，將不適合放在公眾視野下討論的細節(jié)信息從源頭上隔離開來，健全現(xiàn)行立法規(guī)范中關于公開行政處罰決定的規(guī)定已經(jīng)迫在眉睫。（三）公眾人物行政處罰決定公開問題的發(fā)生機理如前所述，公開對公眾人物的處罰決定存在規(guī)制過度、侵犯合法權益等問題，其發(fā)生的內(nèi)在機理是過度依靠公權力治理，導致公開濫化，對國家權力過度依賴導致的權益損害加大行政處罰的力度，國家與社會形式上粘合，實質上脫嵌。1.公權威力的過度強調(diào)國家治理過度使當下公眾人物行政處罰決定公開出現(xiàn)了“國家權力過密”現(xiàn)象。王衛(wèi)民：《國家權力過度“下沉”的結果與反思：基于我國鄉(xiāng)村治理體制的回顧》，載《青島農(nóng)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2卷第3期，第57-64頁。行政機關執(zhí)法的終極目標是保障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但是實際在行政機關內(nèi)部充斥的思想?yún)s是權力本位，為誰服務、為誰掌權、為誰執(zhí)法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政府過于重視對社會的管理和公權力的掌控，家長意識濃厚，忽視其應有的依照法律規(guī)定服務社會的職責，依法行政原則便落于下風。這種思想反映到對公眾人物處罰決定的公開中來，便是以一種“訓政”的思維來進行執(zhí)法，將公眾人物視為“需要教化的子民”。那么，過度干預私人生活，使公眾人物信息遭遇“裸奔”的危機就不足為奇了。因此，行政權唯有對每一位公民保持一份必要的謙遜與尊重，保持權力的克制，才有可能贏得公民對公權力的尊重與信賴。王衛(wèi)民：《國家權力過度“下沉”的結果與反思：基于我國鄉(xiāng)村治理體制的回顧》，載《青島農(nóng)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2卷第3期，第57-64頁。門中敬：《控制行政權的范式轉換：從分散控制到相對抑制》，載《政治與法律》2021年第8期，第71-84頁。2.預防與責罰相均衡顯然，在一般意義上難以否認行政處罰決定公開具有預防的目的和功能，此處的預防是主觀面向的，表現(xiàn)為心理威懾、嚇阻，包括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只要違法的公眾人物具備認知能力和行為能力，公開就具有特殊預防的意義，也能讓公眾對其日后行為進行監(jiān)督；只要處罰決定對外公開，就不乏一般預防的意義，有助于給社會大眾敲響警鐘。然而，在實踐中，公開是為了追求預防效果，也可能導致公眾人物處罰決定公開引發(fā)更高的社會關注度，容易走向過度責罰而脫離法治框架。群眾對公眾人物的道德進行譴責，會對其人身和財產(chǎn)利益造成一定影響，日后也難以繼續(xù)回歸社會，因此，要讓“防患于未然”和“懲惡于己然”實現(xiàn)一定程度的衡平統(tǒng)一。3.絕對法治的過分威懾任何一個社會對強制力的承受能力都是有一定限度的，國家完全依靠法治方式解決社會矛盾并不現(xiàn)實，必須用多元治理手段來彌補法治缺失的領域。章越松；戴大新：《“楓橋經(jīng)驗”時代變遷的倫理之善》，載《紹興文理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2018年第38卷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