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政治(11)黨與社會中國共產黨對公民社會的認識經歷了一個由否定到肯定的過程。直到改革開放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政府對民間組織基本上持否定的態度，而且認為在社會主義的中國不可能產生相對獨立的公民社會。經濟上的命令體制和政治上的一元化領導體制確實也不允許相對獨立的公民社會的存在，這一事實強化了上述對公民社會的否定態度。黨與社會但是，正像中國領導人經常喜歡說的那樣，許多事情的發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公民社會在中國的產生就是如此。改革開放后隨著經濟和政治環境的改變，不管人們情愿與否，一個相對獨立的公民社會不可阻擋地在中國大地成長起來，而且要求中國的領導人必須正視這一事實，改變過去對公民社會的否定態度，承認公民社會的合法性及其對社會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時采取積極的措施引導中國公民社會健康地成長。黨與社會公民社會對執政黨的挑戰1.加劇了利益多元化時代執政黨決策和施政的難度;2.反政府的社會組織活動挑戰執政黨的執政權;3.分化執政黨的民眾基礎黨與社會中國社會組織的發展對黨的挑戰與沖擊：1.社會組織發展占據了黨的傳統空間2.社會組織在一些領域替代了黨的功能3.社會組織與黨之間的緊張影響著黨整合社會的能力黨與社會政黨與社會組織是可以互為利用的社會資源。社會組織既可以成為政黨的力量來源、溝通渠道、動員工具、執政基礎和執政幫手，也可以成為社會競爭對手，溝通障礙，動員障礙和執政抗拒者。黨與社會多樣化的社會組織滲透在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在各個角落發揮著不同的作用。這種格局打破了執政黨對中國社會的全面滲透和各種組織資源的絕對控制權，從而對執政黨的傳統執政方式及執政有效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即社會組織發展對中國共產黨的社會動員方式、政治灌輸方式、決策方式、運行方式的挑戰。政黨與社會組織的區別社會組織與政黨的最大區別，在于它不謀求國家政權、不介入政治權力之爭，而是通過影響政黨和政府制定政策和作出決策的途徑參與到民主治理進程中。換言之，政黨的奮斗目標和活動空間“在朝”，而社會組織的目標指向和活動空間“在野”。政黨與社會組織的聯系一方面，社會組織通過影響進入政治體系的政黨來更好地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或者借助執政黨的力量扶持資助自身的發展；另一方面，許多政黨也充分利用社會組織網聚的民眾力量尤其是來自草根的民眾力量擴展自己在基層群眾中的影響，社會組織的充分發展給政黨提供了聯系社會、動員社會和支持執政的力量來源。政黨與社會組織的聯系社會組織與政黨的相互關系,決定了二者的行動既可能協調一致,也可能發生沖突。社會組織既可能成為政黨聯系社會民眾的幫手,也可能成為與政黨爭奪社會民眾的對手。黨與社會組織在西方文化語境中，政黨與社會組織較為強調自身的獨立性與功能性。從本質上看，政黨利用社會組織，創設一種互動的組織環境，來聯系社會不同的群體或階層，使這些群體或階層成為政黨潛在的投票倉或者政策支持者。西方社會組織種類多樣，其組織結構、目標、宗旨與價值訴求也與政黨有很大差別。但是，社會組織與政黨都具有利益表達與利益綜合、政治動員與灌輸、精英訓練與集聚等功能，兩者也都是聯系與溝通社會的重要橋梁。當前，西方政黨大都是一種選舉型政黨，社會組織可以用自己所掌握的選票來換取政黨對其政治訴求的政策支持。從這個意義上說，兩者關系的本質是一種交易型關系。社會的變化

1.“單位人”變為“社會人”2.“兩新”組織迅猛發展“兩新”組織的最大特點，就是與政府沒有直接的資產紐帶和行政隸屬關系，他們或是獨資、合伙出資，或是自愿組合。3.流動人口激增4.網絡人群、拆遷人群等特殊人群相繼涌現

傳統體制下的黨領導社會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在以黨代政的一元化領導體制下，黨主要依靠強有力的行政手段，把黨、國家、社會高度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三位一體”、“行政一體化”的整合社會的體制與方式。

在這種“行政一體化”的社會管理體制中，“單位”成為主要甚至唯一的組織載體，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被歸屬到一個個單位中，國家依據每個單位的行政級別、所有制性質來分配人、財、物。這種嚴格按照行政級別、所有制性質來分配社會資源的行政手段，使得人們不得不高度依附于單位。傳統體制下的黨領導社會黨依靠具有高度行政依賴性的單位制，有效地控制了分散的社會人員；依靠對資源的壟斷，使分散的個人集中于單位，單位又集中于國家，黨又凌駕于國家之上，從而構成了一個堅固的金字塔。在這個金字塔內部，黨組織系統、行政權力系統、工青婦等群團系統，設立到每一個單位之中，由此，單位便具有了政治、經濟、社會三位一體的功能。黨通過單位這種多方面的功能，從組織、資源、思想上牢牢地把握和控制了每一個社會成員，于是形成了“以黨代政、以黨代社、政社不分”的體制模式。這是計劃經濟體制下，執政黨聯系群眾、協調利益、整合社會的主要方式與載體。這種做法，適應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需要，因而具有歷史的必然性。黨與社會組織與黨組織比較，社會組織在整合社會個體及其利益訴求上有著較大的優勢，其優勢主要在于社會組織具有民間性、草根性，這也就決定了社會組織在聯系群眾時的廣泛性和深入性。社會組織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是黨密切聯系群眾的橋梁和紐帶。在很多情況下，基層黨組織的作用被這些社會組織所代替，黨通過這些社會組織網絡與群眾發生聯系，從而將社會末端的群眾及其利益訴求整合起來，并納入政治系統。因此，社會組織在新時期發揚黨的密切聯系群眾的傳統，不失為改善黨群關系的一種途徑。黨與社會組織自主性不僅對社會組織的存在和發展具有基礎性的作用，而且也涉及社會組織的目標導向問題。如果社會組織的自主性得不到保障，社會組織功能的發揮就有可能出現萎縮或偏向。為此，要求執政黨充分尊重社會組織的自主性，不能隨意干預社會組織的內部事務，使社會組織與執政黨之間有著比較清晰的、以法制為基礎的功能邊界，執政黨在介入社會組織時要有法制化的通道。同時執政黨也應該積極培育社會組織的發展，對那些社會迫切需要，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發揮重要作用的社會組織提供積極的扶植，促進社會組織的健康發展。黨與社會組織執政黨對社會組織的聯系方式從現有的“消滅空白點，擴大覆蓋面”的機制向“擴大聯系面，構建同心圓”的機制轉換。黨與社會組織前一機制，一般強調黨對社會組織的滲透或嵌入，以組織覆蓋、費用投入、組織幫助的方式發揮黨在社會組織中的作用，實踐證明，這種機制雖然有推行的必要，但其功能的發揮受到限制，很難在根本上解決執政黨面臨社會轉型所帶來的挑戰。這種通過組織滲透的執政方式加大了執政成本，主要表現：黨的基層組織泛化、管理的層級增加會過濾黨的執政信息、組織生活的質量不高。黨與社會組織對執政黨而言，社會組織的發展是一把雙刃劍，引導、建設和管理得好，可以使其成為執政黨和政府聯系社會成員的紐帶、橋梁；反之，也有可能轉化成消極的甚至是異己的力量。

黨與社會組織隨著全國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隨著需求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等趨勢漸強，人民當家作主的愿望和要求，將會更加強烈地表現在從各個層面、各個領域有序地實現政治參與，表現在依法參與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方面，社會組織還有著巨大的生成空間。人民群眾的內在需求，與執政黨所追求的政治體制改革內涵相吻合，無疑形成了社會組織發展的原動力。黨與社會組織社會組織迅速發展是一個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黨應當正確認識這個趨勢，準確把握這個趨勢，因勢引導，順勢而為，主動擔當起推動和引領社會組織建設的歷史重任，為實現民眾“有政治參與”筑路修渠，為民眾實現社會需求自我滿足提供黨可以掌控的組織資源，從而不斷保持對處于深刻變化中的中國社會進行有效治理的主動權。

黨與社會組織一是要發揮社會組織在擴大民主參與方面的政治功能，二是要發揮社會組織在增強社會自治方面的社會建設功能在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分配方式日前多樣化，民眾政治參與意識空前提高的情況下，為統籌協調社會成員利益關系，有序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應當通過各種社會組織把分化了的社會成員重新組織起來。在社會組織中建黨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積極推動新社會組織的黨建工作，組建率和覆蓋面不斷擴大。但由于新社會組織的組織特性與黨政部門、國企事業單位差異明顯，新社會組織與執政黨利益疏遠缺乏交集，從而導致執政黨在新社會組織當中的黨建活動困難重重。在社會組織中建黨當前，新社會組織開展黨建工作主要采取行政推動的方式，各級黨委、組織部門、民政部門乃至業務主管部門借助于政治與行政權力，發揮著組織籌建的主推力作用。新社會組織黨建工作被納入到各級黨委的任務體系，組織覆蓋面作為考核獎懲指標之一，有著明確的比例增幅要求。這可以看成是一種“嵌入式”的組織建設，黨組織建設的動力來自新社會組織外部而非自身的自覺要求。在社會組織中建黨嵌入式組織建設有助于在短期內擴大新社會組織黨建“覆蓋面”，但現實中卻容易導致另一種負面后果：新社會組織的內部排斥和消極應付。由于組織特性與政治特性的分離，新社會組織普遍以社會影響和經濟效益為取向，與黨組織政治取向缺乏利益交集，導致新社會組織對黨建工作存在漠視、排斥甚至抵制態度。并且，由于面臨嚴峻的市場競爭和業內淘汰，對于那些中小社會中介組織如職業中介、信息中介、房屋中介而言，黨建工作對于其組織發展看似助益不大反而可能會增加人員、時間和經濟的成本。因此，這些組織普遍存在黨組織設置不健全、組建率低，黨的工作覆蓋小等特點.在社會組織中建黨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底，甘肅省10015家新社會組織含有黨員40971人，建立黨組織614個，僅占社會組織總數的6.13%。社會組織黨建工作的“空白點”較多，“有黨員無組織，無組織無陣地”的現象比較突出在社會組織中建黨與此同時，職業環境的變化與競爭壓力的加劇也導致新社會組織黨員對組織生活較為淡漠。與黨政部門和事業單位相比，新社會組織中的成員崗位流動性強，工作穩定性差，加之黨員身份對于他們的職業發展并不能提供多少優勢，因此不少新社會組織成員政治意識淡薄，入黨愿望不強。而黨員從業者則隱瞞黨員身份，從而淪為“隱身黨員”、“口袋黨員”“地下黨員”，長期游離于黨組織之外。在社會組織中建黨當前新社會組織黨建一個常見的誤區是“重建黨、輕黨建”，即過分關注黨組織籌建絕對數量，片面強調黨組織“覆蓋率”，而忽視已建黨組織的活動開展、黨員教育以及組織功能開發，最終出現“組織空轉”現象。所謂“組織空轉”就是指基層黨組織未能發揮應有功能的現象，表現為組織生活不正常、組織機構形同虛設、無所事事、工作被動，以及組織生活“儀式化”等在社會組織中建黨2007年，長沙市對于新社會組織黨建工作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38.3%的被調查者認為“較經?！遍_展黨組織活動，34.4%認為“不太經常”，16.9%回答“基本上不開展”，“不清楚”的占10.4%。認為所在行業基層黨組織在實際工作中發揮作用“不太好”的占9.2%，“不了解”的占10.5%，“一般”的占44.7%。2008年，深圳市民政局的調查結果顯示：調查樣本中超過半數沒有開展過黨員活動，7.3%的基層黨組織很少開展黨員活動，22.3%偶爾開展黨員活動，經常開展活動的基層黨組織只占19.8%。此外，19.1%的社會組織認為黨組織生活形式呆板、乏味、缺乏新意，17.2%的社會組織表示黨組織生活經常不能正常開展在社會組織中建黨多頭管理是當前新社會組織的普遍遭遇，其主要表現就是新社會組織登記歸屬民政或工商部門，而業務指導歸屬各類不同的行政職能部門，還有不少新社會組織黨建工作實行屬地化管理。在現實當中，哪些組織適宜采取“屬業化”、哪些組織適宜采取“屬地化”、哪些組織適宜采取“部門化”并未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多頭管理導致黨建工作主體不清、責任模糊交叉，出現部門間扯皮推諉現象，極易形成黨建工作的“空白地帶”。在社會組織中建黨根據某省的調查，一家擁有400多家會員企業的商會，其業務主管部門是省經委，登記機關是省民政廳，黨支部卻“倒掛”在其下屬企業的黨委，黨組織的關系難以理順[3]。另根據江蘇省的一項調查顯示，新社會組織黨建工作五花八門，如一些參照機關模式，黨組織關系隸屬于各級機關工委;一些參照非公企業黨建模式，黨組織關系隸屬于企業工委;有些參照流動黨員管理辦法，組織關系掛靠在社區;還有的社會組織黨組織關系既隸屬于業務主管單位，又按就近原則在鄰近社區參加組織活動。還有調研顯示，有些新社會組織愿意掛靠在業務主管部門開展黨建活動，但業務主管部門擔心增加經費負擔不愿接受;反過來，一些社區黨組織愿意接受，但行業層次較高的社會組織黨組織又不愿進入，形成組織管理體制的兩難境地[在社會組織中建黨當前，許多地方在開展新社會組織黨建過程中，普遍按照中央要求著力構建新社會組織黨務工作的制度體系，從組織建設、領導體制、職責任務、活動開展等方面進行了較為精細化的制度設計。一些東部沿海發達省市，不僅強調“組織的全覆蓋”，還關注到“工作的全覆蓋”，努力構建新社會組織黨建工作資源共建共享體系以及黨員發展、教育、培訓、管理、服務及評估體系等。在社會組織中建黨然而，保障條件的缺失使得完美的制度設計懸空，無法得到落實。作為一種外部嵌入式的組織建設方式，新社會組織黨建活動很大程度上需要上級黨務部門的“輸血”，“培育”和“養護”。地方財政實力的大小和重視程度決定著黨建投入的多少，當前各地調研顯示的一個普遍現實，是新社會組織黨建工作在黨務工作人員、活動經費和場地等方面投入明顯不足。許多地方的新社會組織缺乏素質高、號召力強的黨務工作者;新社會組織普遍缺乏專門的黨建活動經費;大多數中小社會組織自身辦公場地有限，根本無力專辟黨員活動場所。這一狀況直接導致新社會組織黨建工作處于“有組織無活動，有活動無質量”的尷尬局面。黨對社會組織的反應首先是控制其次是規范再次是組織滲透最后是整合并開發其有益功能黨與社會組織黨如何發揮社會組織的積極作用?十七大報告強調”發揮社會組織在擴大群眾參與、反映群眾訴求方面的積極作用，增強社會自治功能“。十八大報告強調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必須加強社會管理法律、體制機制、能力、人才隊伍和信息化建設。改進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方式，加強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建設，增強城鄉社區服務功能，強化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在社會管理和服務中的職責，引導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充分發揮群眾參與社會管理的基礎作用。黨與社會組織十八屆三中全會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關系，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支持和發展志愿服務組織。限期實現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真正脫鉤，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成立時直接依法申請登記。加強對社會組織和在華境外非政府組織的管理，引導它們依法開展活動。黨與工會列寧的定位:作為無產階級政黨與階級基礎之間的“傳動裝置”，工會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工會建立起先鋒與群眾之間的聯系，工會通過日常的工作說服群眾，說服那唯一能夠領導我們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去的階級的群眾”黨與工會中國的規范: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工會是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中國工會章程》“中國工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職工自愿結合的工人階級群眾組織，是黨聯系職工群眾的橋梁和紐帶”?！豆ā穭t規定，工會必須遵循黨所制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指導思想，依照章程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黨與工會在新中國成立初期、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及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工會曾進行過三次大的改革，力圖通過改善工會與黨和政府的關系、降低工會的“官辦”色彩、增強工會的自主性與活力、加大維護職工群眾合法權益的力度等手段來加強工會與職工群眾之間的聯系。黨與工會密切聯系職工群眾也是黨對工會的基本要求。一旦脫離了職工群眾，工會就無法滿足黨對工會的要求，當然也就無法發揮其“橋梁”、“紐帶”和“社會支柱”的作用。黨與工會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工會只是黨的外圍和輔助組織，沒有相對獨立的實際地位和法律地位。這種關系符合當時全社會的同質整體性。市場經濟使我國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分化日趨明朗，不僅出現了新的社會階層以至階級，而且工人階級內部的階層差別也越來越大。黨與工會共產黨作為一個執政的黨，與工人階級的關系出現新變化：雖然工人階級依然是共產黨的主要階級基礎，但共產黨為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更好地執政，就不能僅僅局限于代表和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要擴大其社會基礎，代表其他社會階級階層利益。由于執政黨與工人階級關系的這種變化，執政黨與工會的政治分工就明確形成了：黨代表全國人民的總體利益或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工會則代表工人階級，尤其是代表普通工人群眾的具體利益。工會的困境工會組織在改革過程中的續存危機。隨著國有經濟的戰略調整和產業結構的優化改革，不少國有企業逐步改制，在國有企業的重組、兼并、出讓過程中，出現了撤并和弱化工會的現象。另一方面，非公有制企業“建會難”更是工會工作中的一個突出問題。1993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組織、協調全國工商聯、中國私營經濟研究會等單位，在全國30個省、市、自治區對1440戶私營企業進行了大規模抽樣調查，其中，8%的人所在私營企業已經建立工會，87%的雇工企業沒有工會。[20]與此同時，工會經費由企業行政撥交的方式遇到了越來越多的困難。例如，廣東省國有企業的上繳經費，改制后比改制前下降了13%以上，而在已組建工會的40%的非公有制企業中，80%以上的企業拖欠工會經費。工會的困境工會工作者的尷尬處境：在“夾板”中掙扎。《工會法》第六條規定：“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是工會的基本職責。工會在維護全國人民總體利益的同時，代表和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一方面，工會作為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要代表職工的利益，依法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工會又要維護全國人民的總體利益，要積極配合企業的改革和發展。特別是在企業中，工會的經費來源、人事安排都受到企業行政的重大影響，因此，在現實中，工會工作者處境十分尷尬，“工會的地位很尷尬，處于夾板之中，領導會說你不支持改革，職工會說你不能夠代表職工，只吃干飯，不干事，因此，如何協調好矛盾是工會的主要工作”.工會的困境對于工會組織的認同度普遍很低。工會組織作為職工自愿結合的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其吸引力和凝聚力就來自廣大職工對工會的信任和認同。然而目前職工對工會的認同程度普遍很低，下面是國有企業職工對工會的典型評價：“工會本身以前沒有什么作用，現在就更沒有什么作用了，工會沒有自主權。行政想么樣就怎么樣。工會是一個形式，今年夏天發了4瓶可樂。以前工會還搞搞生產競爭，組織一下班組學習，現在這些活動也沒有了”。而在私營企業中，雇工對已建立的工會組織的認同程度更低：54%的雇工認為工會僅僅組織一些文體活動，23%認為是幫助老板組織生產的，只有8%的雇工覺得工會能夠維護工人權益，其他15%的人認為工會根本不起什么作用。工會的困境市場經濟條件下傳統工會職能的缺失。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工人面對的是作為代表國家的企業行政一方，無論是在經濟利益還是在意識形態的宣傳上，他們都被看作一個統一的整體，沒有利益上的分化與矛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逐步建立，資本一方的主體地位逐漸明確，這樣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家與職工兩方之間的行政化的勞動關系演變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家、勞工與資方（業主）三者之間的關系。這樣，計劃經濟條件下由國家規定好的用工、工資等問題，就要由企業來決定，新的勞動關系就需要一定的組織和機制來調整，從而實現力量的制衡與工業秩序的維持和穩定。計劃經濟體制下，工會僅局限于福利、教育方面的職能顯然不能適應市場條件下代表、談判、協商等職能的要求。工會的困境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勞動關系面臨著許多新特點，工會組織尤其面臨著如下問題：工會組建率下降，會員入會率降低；工會的身份不明，代表的利益關系不清；工會活動內容和方式不相適應；工會在職工群眾中的信任率降低工會的困境在市場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工會被定義為“中間人”，并賦予兩種角色：一是充當原有的“傳送帶”，負責黨和工人中間的信息溝通；二是充當“協調人”，負責工人和管理方的聯絡工作，或作為兩者之間矛盾的“緩沖器”。第一種角色導致工會對黨的服從地位，第二種角色反映政府需要一些中間組織分擔來自社會基層的壓力，使改革在平穩的環境中順利進行。但在這兩種角色的實施過程中，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處于一種相對微弱的狀態。黨與工會在現實生活中，工會與黨-國家有如下矛盾：第一，工人利益與黨-國家的利益存在著不可化解的矛盾。第二，黨-國家為工會規定的角色背離了社會需要和工人的要求；第三，全總有它自己的與黨-國家不完全一致的集團利益。因此，工會的行為，受其組織集體利益和其成員個人利益的支配。但中國則不考慮工會與黨-國家的利益矛盾而進行制度安排（黨賦予工會模糊的職能），因此，這種制度因素成為兩者之間沖突的原因黨與共青團中國共青團是中國共產黨為了實現對青年有效領導以及保持自身可持續發展而建立的，它存在和發展的根本目的就是通過有效影響和整合青年，從而為中國共產黨長期和持續的領導和執政奠定青年基礎《中國共產黨章程》第四十九條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先進青年的群眾組織，是廣大青年在實踐中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校，是黨的助手和后備軍。共青團中央委員會受黨中央委員會領導。共青團的地方各級組織受同級黨的委員會領導，同時受共青團上級組織領導。

第五十條黨的各級委員會要加強對共青團的領導，注意團的干部的選拔和培訓。黨要堅決支持共青團根據廣大青年的特點和需要，生動活潑地、富于創造性地進行工作，充分發揮團的突擊隊作用和聯系廣大青年的橋梁作用。

團的縣級和縣級以下各級委員會書記，企業事業單位的團委員會書記，是黨員的，可以列席同級黨的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的會議。群團組織如何發揮群團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群團組織一是社會職能被遮蔽的現象普遍存在。理論上，群團工作應包含宏觀的社會政治層面的工作和微觀的社會服務層面的工作，但在實際運作中，群團組織的社會角色及社會職能常被其政治角色和政治職能所遮蔽。在強國家—弱社會的狀態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