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報告內容：

2001年11月至2002年1月，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組織開展了以“中國入世與企業”為主要內容的“2001·企業經營者問卷調查”。這是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在全國范圍內組織的第三次千戶企業經營者問卷調查，采取在《企業管理》雜志公開刊登問卷和郵寄問卷的方式進行，共發放問卷5000份，回收問卷1125份，其中有效問卷1012份，有效回收率為20.24%。調查以企業法人代表為對象，其中企業經營者職務為董事長、總經理（總裁）、廠長、CEO、企業高層副職或黨委書記的占95.0%，其它職務占5.0%；文化程度為大專以上的占95.5%，其中具有學士、碩士或博士學位的占74.0%。

本次調查主要涉及工業、建筑業、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訊業、批發零售貿易和餐飲業、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等行業，其中工業企業所占比重為87.0%。從企業規模看，大型企業占78%、中型企業占17.5%、小型企業占4.5%。從企業的地區分布看，東北占26.0%、華北占11.5%、華東占35.0%、華南占15.0%、西南和西北分別占7.5%和5.0%。從企業的經濟類型看，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分別占63.0%和37.0%，在非國有企業中有限責任公司占11.0%、股份有限公司占12.5%、集體企業占2.5%、私營企業占5.0%、股份合作制企業占3.5%、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企業占2.5%。

一、對入世給我國經濟帶來影響

☆1、入世有利于中國企業的發展

在問到入世對企業生產經營狀況的影響時，選擇入世有利于企業生產經營狀況好轉的比例最高，為35.5%，其中大型、中型和小型企業經營者分別為30.8%、51.4%和55.6%。而選擇入世會使企業經營狀況惡化的比例只有17.5%，其中大型、中型和小型企業經營者分別為21.8%、2.9%和0%。還有25.5%、21.5%的企業經營者分別選擇了不變和難以判斷。

在問到入世對企業未來發展的影響時，選擇入世對企業未來發展利大于弊的比例最高，為66.5%，其中大型、中型、小型企業經營者分別為66%、74.3%和44.4%；選擇入世對企業發展非常有利的比例為7.0%，其中大型、中型、小型企業經營者分別為3.9%、14.3%、33.3%；選擇入世對企業發展弊大于利的比例為11.5%，其中大型、中型、小型企業經營者分別為14.1%、2.8%、0%；只有1.5%的企業經營者認為入世非常不利于企業發展，還有13.5%的企業經營者選擇了難以判斷。

在問到對入世后企業發展是否充滿信心時，有47%的企業經營者對入世后企業發展充滿信心，其大型、中型、小型企業經營者分別為45.5%、48.6%和66.7%；有49.5%的企業經營者對入世后企業發展有一定信心，其中大型、中型、小型企業經營者分別為50.0%、51.4%和33.3%；沒有一個企業經營者對入世后企業發展沒有信心，只有3.5%的企業經營者認為難以判斷。

☆2、入世有利于我國擴大對外產品出口和吸引外資

75%的企業經營者認為入世有利于我國擴大產品出口，只有6%的企業經營者認為入世不利于我國擴大產品出口；92.5%的企業經營者認為入世有利于我國吸引外資，僅有2.5%的企業經營者認為入世不利于我國吸引外資。

☆3、入世有利于我國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

87.0%的企業經營者認為入世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61%的企業經營者認為入世有利于加快經濟結構調整，60.5%的企業經營者認為入世有利于我國融入國際經濟體系，但認為入世有利于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擴大對外貿易、吸收更多外資的企業經營者比較少，分別為11%、28%和33.5%。

☆4、入世對絕大多數行業都有影響，但對紡織行業最有利，對汽車行業最不利

86%的企業經營者認為入世對本企業所在的行業有影響，只有8.5%的企業經營者認為入世對本企業所在的行業沒有影響，還有5.5%的企業經營者認為無法判斷。

在選擇“入世對哪些行業最為有利”這一問題時，選擇紡織行業的比例最高，為85%，其余行業依次為商業、電子、機械、化工、金融、電信、冶金、保險、汽車，其比例分別為33%、31.5%、22.5%、19.0%、11.5%、8.5%、7%、6.5%、3%。在選擇“入世對哪些行業最為不利”這一問題時，選擇汽車行業的比例最高，為68%，其余行業依次為金融、保險、電信、電子、商業、機械、化工、冶金、紡織，其比例分別為47.5%、38%、38%、17.5%、13%、12.5%、10%、8.5%和7.5%。

☆5、入世對公有制企業、大中型企業、壟斷性產業的企業沖擊最大

在選擇“入世對哪類所有制企業沖擊最大”這一問題時，選擇公有制企業的比例最高，為91.5%，選擇私營企業、“三資”企業、混合所有制企業的經營者分別為5.5%、1.5%、1.5%。在選擇“入世對哪類規模的企業沖擊最大”這一問題時，選擇大企業集團、大型企業、中型企業的比例差不多，都在30%左右，只有選擇小型企業的比例最小，為7.0%。在選擇“入世對哪類產業的企業沖擊最大”這一問題時，選擇壟斷性產業的企業比例最高，為53%，選擇競爭性產業的企業、公共服務性產業的企業的經營者分別為29%、18%。由此可見，入世對公有制企業、大中型企業、壟斷性產業的企業沖擊最大。

☆6、入世將直接沖擊我國企業生產的產品，導致企業人才外流

在選擇“入世帶來的不利影響有哪些”這一問題時，選擇產品受沖擊的比例最高，為82.5%，其中大型、中型、小型企業的經營者分別為85.3%、77.1%和55.6%，其余依次為人才外流、企業倒閉、失業加劇和市場萎縮，其比例分別為73.5%、41.5%、29%和15%。但中型、小型企業經營者認為“入世帶來的不利影響”居首位的是人才外流，其比例分別為77.1%和88.9%。

二、對中外企業存在的差距與優勢的評價

☆1、在技術方面存在的差距明顯

在“企業與國外同行一流企業相比存在的差距與優勢”這一問題上，差距很大的比例最高，為45%，認為差距一般的為38.5%，認為沒有差距、有優勢和說不清的企業經營者分別為10%、6%和0.5%。從企業所有制類型來看，集體企業、私營企業在技術方面差距最明顯，認為差距很大、差距一般的企業經營者占到了100%。而認為在技術方面有優勢的企業經營者中，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企業比例最高，為40%，其余依次為股份合作制企業、有限責任公司、國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其比例分別為14.3%、9.1%、4.8%和4%。由此可知，除外商投資企業在技術方面有一定優勢外，其余企業與國外同行一流企業相比還存在很明顯的差距。

☆2、在人才方面的差距很大

企業經營者認為中國企業與國外同行一流企業相比在人才方面存在差距。其中認為差距很大的為59%，差距一般的為31%，沒有差距的為7%，有優勢的為2.5%，說不清的為0.5%。從企業所有制類型來看，集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業、私營企業在人才方面的差距更明顯，認為差距很大、差距一般的企業經營者占到了100%，即使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企業也有60%的經營者認為差距很大，只有20%的經營者認為在人才方面有優勢。

☆3、在成本方面中國企業的優勢不明顯

不少專家學者在分析入世后中國企業的優勢時都認為，中國企業在與外國競爭時具有成本優勢，但此次調查結果顯示，企業經營者不完全贊同這一看法。有61%的企業經營者認為中國企業在成本方面存在差距，其中差距很大、差距一般的企業經營者分別為37.5%、23.5%；認為沒有差距、有優勢的經營者分別為10%、28%；說不清的占1%。從各種所有制類型的企業來看，只有集體企業、股份合作企業、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企業的經營者認為在成本上有優勢的分別為60%、57.1%和60%。這說明，盡管我國勞動力豐富，價格比較便宜，但真正變為企業的產品成本優勢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4、在管理、產品質量、品牌、市場規模以及經營者素質和能力等方面差距較大

調查結果顯示，認為中國企業在管理、產品質量、品牌、市場規模以及經營者素質和能力等方面與國外企業相比差距很大與差距一般的經營者，分別為87.5%、59.5%、64.5%、71.5%和63.5%；認為沒有差距的經營者分別為6.5%、26.5%、16%、9.5%和23.5%；認為有優勢的經營者分別為4%、13.5%、17.5%、17.5%和10.5%；覺得說不清的經營者分別為2%、0.5%、2%、1.5%和2.5%。從企業所有制類型來看，只有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企業的經營者認為在這些方面有一定的優勢，分別為20%、40%、40%、60%和60%。

三、對企業如何抓住機遇、迎接挑戰、提高市場競爭能力的建議

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企業經營者認為，入世過渡期內企業應從以下七個方面做好應對工作。

☆1、應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和行動迎接挑戰

盡管有35.5%的企業經營者認為對入世已做好準備，但仍有59.5%的企業經營者認為目前準備還不夠，認為未做準備和不需要準備的經營者分別2%、3%。

做好入世準備，其中最主要的是要盡快學習和掌握WTO的相關規則，如WTO的反傾銷法律等。從調查結果看，這方面還做得不夠，只有42.0%的經營者認為已基本了解WTO的相關規則，了解一些和不了解的企業經營者分別為54%和4%；只有25.5%的經營者認為已基本了解反傾銷法律和反傾銷調查程序，了解一些和不了解的分別為56.0%和18.5%。

☆2、加強人才開發，調整發展戰略，開展技術創新

當問到“企業迎接入世挑戰需要做好哪些準備工作”時，選擇加強人才開發、調整發展戰略、開展技術創新的比例最高，分別為82%、80.5%和78%，而選擇提高信譽、加快聯合兼并、擴大經濟規模的經營者分別為24.5%、8%和7.5%。當然，從不同規模的企業迎接入世挑戰需要做的準備工作的優先順序有一定的差異，大型企業經營者認為首要的是調整發展戰略，占80.8%；中型企業經營者認為首要的是調整發展戰略和加強人才開發，都占88.6%；小型企業經營者認為首要的是加強人才開發和開展技術創新，都占88.9%。

☆3、主要應從轉變經營機制、提高技術創新能力等方面提高競爭力

對于入世后企業主要應從哪些方面來提高競爭力的問題，75.5%的經營者認為主要是機制轉變，61.5%的經營者認為主要是技術創新，認為主要是戰略調整、加強管理、引進技術、利用外資、擴大規模、政策引導的經營者分別為57%、52%、17%、9%、7%和3%。

要轉變企業經營機制，56.5%的企業經營者認為關鍵在于產權清晰、規范法人治理結構，認為關鍵在于企業自主的用人機制、科學的決策機制、企業家市場化、完善的企業約束機制的經營者分別為29.5%、49.5%、41%和29%。

要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能力，76.5%的經營者認為主要問題是人才問題，認為主要問題是資金問題、開發問題、體制問題、激勵問題的經營者分別為43.5%、16%、63.5%和53%。

要提高企業技術水平，69%的經營者認為應加大技術投入。認為通過引進技術、國家政策傾斜、引進高級人才、與跨國公司進行技術合作、積極自主開發的經營者分別為40%、25.5%、52%、41.5%和37.5%。

要提升企業管理水平，72.5%的經營者認為應從學習國外先進管理理論入手，認為應從企業自主創新、與管理咨詢機構合作、加強管理培訓、發揮職工智慧、應用現代化管理手段的經營者分別為41.5%、17.5%、51.5%、17%和58.5%。

☆4、把握企業經營成功的關鍵因素

78%的企業經營者認為提高競爭力（包括核心能力）是企業經營成功的關鍵因素，認為強化戰略管理、市場導向、強化技術創新、人力資源管理、成本管理、財務管理是企業經營成功關鍵因素的經營者，比例分別為48%、26.5%、41%、12%、39.5%、17%和12.5%。但不同規模企業經營者對此的看法有一定的區別，大型、中型企業的經營者都把提高競爭力列在首位，而小型企業經營者則把提高競爭力和人力資源管理列在首位。

☆5、加強企業文化建設和職業道德建設

69.5%的經營者認為加強企業文化建設是入世后企業信用體系方面改革的重點，而認為是提高重要性認識、加強職業道德建設、加強企業職工素質建設的經營者，比例分別為41%、58.5%和45%。從企業規模來看，大型、中型企業經營者把加強企業文化建設擺在首位，而小型企業經營者卻把加強職業道德建設放在了首位。

☆6、充分利用國際資源來推動企業的發展

70.5%的經營者認為入世后企業對國際資源利用最有利的是國際金融市場融資，認為到國際技術市場購買技術、國際人才市場引進人才、國際保險市場投保的經營者，其比例分別為67.5%、49.5%和13.5%。由此可以看出，入世后企業應充分利用國際資源，到國際金融市場融資、國際技術市場購買技術和國際人才市場引進人才來為企業發展壯大服務。

☆7、加強企業環境保護

64.5%的經營者認為企業加強環境保護的重點是搞好資源的綜合利用，而認為是提高環保意識、加大環保投入、實行清潔生產的經營者，其比例分別為61.5%、52.5%和39%。

四、對政府在入世過渡期內應主要做好哪些工作的建議

☆1、轉變政府職能，增強服務意識，提高服務水平

79.5%的經營者認為，入世過渡期企業最關注的問題是政府職能轉變。認為目前政府機構設置和職能作用不能適應入世需要的經營者占60%、相差很大的經營者占27%、基本適應的經營者只占13%；認為現行經濟管理體制嚴重不適應入世要求的經營者，比例高達74%。由此可見，絕大多數的企業經營者盼望入世過渡期內，政府應進一步轉變職能，精簡機構，深化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

為了提高政府為企業的服務水平，經營者認為政府應該從營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調整完善有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加強管理按國際慣例辦事、取消行政審批制、增強服務意識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其選擇比例分別為67%、53%、44.5%、43.5%、42%。

☆2、創造有利于企業經營者發揮作用的環境，調動企業經營者的積極性

62%的經營者認為目前制約企業經營者發揮作用的主要因素是政企不分與行政干預，54%的經營者認為是激勵不足，認為是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不完善、選拔與任命制度不健全、治理結構不規范、自身素質與能力不適應、市場環境不好的經營者，其比例分別為27.5%、38.5%、37.5%、15.5%和17.5%。在問到經營者的就職方式時，實行主管部門任命的經營者比例最高，為57.5%；實行董事會任命、職代會選舉、投標競爭、人才市場招聘和其它方式就職的經營者，比例分別為31.5%、2.5%、2%、2.5%和4%。由此可知，要調動企業經營者積極性，必須實行政企分開，減少行政干預，加大激勵力度，改革經營者選拔與任命制度。

☆3、加快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步伐

國有產權主體不清、國有產權主體責任不落實被經營者認為是入世后國有企業生存發展的主要體制障礙，其比例都是56.5%；認為國有資產管理體系不完善、多元產權沒有形成、政府直接行使出資權、國有資產監管不利是主要體制障礙的經營者，其比例分別為47.0%、46.0%、22.5%、和22.5%。因此，國有企業當務之急是加快產權制度改革的步伐。

☆4、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

83.5%的經營者認為政府在培育企業國際競爭力方面主要應發揮提供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的作用，認為政府主要作用是社會保障機制建設、市場體系建設、給予財政、金融、稅收等政策支持和推動企業間聯合兼并的經營者，其比例分別為58.0%、53.0%、41.5%和14.5%。

要提供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經營者認為政府需要在以下方面進行改進：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秩序、治理“三亂”、建立信用體系、建立統一的市場體系、政府放權、融資、打破行業限制和經濟立法的民主透明，其經營者選擇比例分別為72%、41.5%、37.5%、28%、26.5%、25.5%、18%和13.5%。

要建立社會保障機制，經營者認為社會保障方面改革的重點應放在政府加大資金籌措力度、提高職工保障金收繳水平、加大企業保障金支付水平，其經營者選擇比例分別為85.8%、42%、和39.5%。

要建設市場體系，經營者認為重點應放在資金市場、人才市場、技術市場和中介服務市場，其經營者選擇比例分別為77%、69%、61%和30.5%。

五、對發揮協會、商會等社團組織作用的建議

有52.5%的經營者認為入世后工商領域協會等社團組織作用很大，認為作用一般和無法判斷的經營者，比例分別為30%和17.5%。有86%的經營者認為加入WTO后企業需要更多的中介服務。同時經營者認為入世后工商領域協會、商會主要應在制定有關的行規與行約、傳遞有關信息、組織適用于具體領域規則的研討會、參加政府安排的磋商、對世貿談判、議題提出建議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其選擇比例分別為62.5%、61%、43.5%、37.5%和23.5%。前言一次于2002年年底完成，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組織下，由“中國私營企業研究”課題組執行，針對中國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203萬戶私營企業主進行的權威調查，得出以下發現：

?25.8％的私營企業由國有或集體企業轉制而來

?資本與管理權仍然高度集中于業主

?私營企業納稅額年均增長率是24.65％，遠高于利潤增長率

?17.4％的私營企業主是各級人大代表、35.1％的私營企業主是各級政協委員

?29.9％的私營企業主是中共黨員，其中0.5％是江澤民“七·一”講話后入黨的,另有11.1％表示要爭取入黨

?30％的私營企業高管人員與主要技術人員持有股份，占總股本的9％目錄22000年后私營經濟發展狀況（一）私營企業數量增加，規模擴大（二）積極參與國有、集體企業重組、改制（三）從業人員增加（四）向高科技產業發展（五）參與外向型經濟意愿加強附表1：2001年實收資本總額分組附表2：私營企業規模比較（中位數）附表3：私營企業經營狀況比較附表4：2001年高科技企業與整體水平各項指標比較私營企業內部管理改進（一）資本、風險、決策管理權三個“高度集中”是今天私營企業的普遍特征（二）私營企業工會數量增多，但功能有待加強（三）改制企業的內部管理附表1：不同類型企業投資者人數附表2：歷次調查中私營企業權利結構附表3：不同規模程度私企業主對直接掌握管理權的態度附表4：不同文化程度私企業主對直接掌握管理權的態度附表5：不同文化程度私企業主的成年子女在什么地方工作附表6：不同規模程度私企業主的成年子女在什么地方工作附表7：改制成為私營企業后主要投資人資本構成附表8：改制成為私營企業后內部主要組織構架私營企業主的社會特征與職業經歷（一）私營企業主的社會文化特征及其變化（二）私營企業主的代內社會流動附表：私企業主開辦本企業前的職務和職業分布私營企業主財產的獲得與分配（一）資本與財富的增長（二）經營狀況分析（三）私營企業的財富分配狀況分析附表1：私營企業主開業時從銀行、信用社借款的分組分布附表2：2001年私營企業主家庭人均收入、金融資產和生活支出統計分析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地位（一）私營企業主的組織狀況（二）私營企業主目前思想動態（三）私營企業主對自身地位的評價附表1：私營企業主參加組織的狀況（2002年）附表2：對“江澤民‘七·一’講話后，有什么具體打算”的回答統計附表3：對“江澤民‘七·一’講話后，還有什么要求？”的回答統計附表4：私營企業主對自身三項地位的評價（中位數）私營企業發展中的問題、私營企業主的要求與希望（一）私營企業發展環境中存在的問題（二）私營企業發展中的資金需求（三）缺乏誠信是私營企業發展的嚴重障礙（四）應發揮政府和行業組織在拓展國際市場和對外貿易中的作用（五）私營企業主的希望（一）私營企業數量增加，規模擴大自中國共產黨的“十五大”明確了“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以來，私營企業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規模上都取得了飛速發展。

進入新世紀，江澤民關于非公有制經濟的一系列重要論述使全社會對私營經濟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七一”講話肯定了民營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等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廣大人員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這一重大理論突破，無疑使廣大私營企業主備受鼓舞，私營企業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以下是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公布的數字。

從表1－1可以看出，各項指標的絕對數量都有了較大的增長，但是，由于近兩年國內需求不太旺，所以除注冊資金增幅上升外，其他指標的增幅均略有下降。總體來看，兩年中私營企業的發展依然呈穩步增長的態勢。

本次抽樣調查的數據也證實了這一點。

1.資本規模和經營狀況

2001年底，被調查企業的實收資本總額中位數為250萬元，比1999年底增長了66.7％；實收資本在1000萬元以上的企業比重是18.8％，比1999年底的11％增長了7.8個百分點。由此可見，近兩年來私營企業不僅在數量上快速增長，其規模的擴大更是迅速。

由于企業規模的迅速擴大，其銷售額和納稅均呈快速增長態勢。值得注意的是，與1999年底相比，2001年的銷售額增長了45％，而繳稅額卻增長了57％。這是由于近兩年國家對私營企業的稅收征管力度進一步加大，私營企業主的納稅意識逐步增強的緣故。由于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私營企業的銷售利潤率逐年下降，1996年為7.9％，1999年為5％，2001年下降到3.6％。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信號。

2.行業和地區分布

比較前后進行的五次私營企業調查、跨度為12年的主營行業變化可以看出，制造業和商業飲食業依然比重最大，分別為38.3％、21.4％。制造業基本上呈逐年遞減的趨勢，近年來其比重趨于穩定；商業餐飲業原來一直呈增長趨勢，但最近一次調查顯示，其比重下降得很快，說明有相當大一批從事該行業的私營企業由于行業競爭過于激烈而倒閉或轉業。從表1－5中還可以看出，第一產業所占比重雖小，但增幅較大；從事建筑業、交通運輸、科研技術的私營企業所占比重有所增加。

從表1－6中看到，絕大部分被調查企業的總部及其生產或經營場地主要集中在城鎮，在農村的比例依然很小，只有10.3％和12.4％，其中，中小城市所占比重最大，基本達到了三分之一。

綜上所述，私營企業的行業分布正逐步趨于合理，資本規模逐步擴大，偷稅、漏稅等現象逐漸減少，但企業的經營狀況和效益卻沒有明顯改善。企業的管理成本居高不下和產品的科技含量低下是目前私營企業普遍存在的問題。（二）積極參與國有、集體企業重組、改制2000年至2002年正是各地國有、集體企業改制的高潮，有8.0％的被調查企業回答他們已兼并或收購破產的國有企業，有13.9％的企業準備兼并或收購國有企業，有2.8％的企業已承包或租賃效益差的國有企業，有6.6％準備承包或租賃效益差的國有企業。

改制企業改制前的所有制性質分布如表1－7所示。

有25.7％的被調查企業是國營、集體改制變為私營企業的，可見私營經濟參與國有企業改制數量之多。在這些企業中，以東部地區的被調查企業所占比重最大，占45.6％，中部和西部基本上平分秋色，各為26.6％和27.8％；改制以前原來是國營企業的占25.3％，原來是城鎮集體企業的占41.9％，原來是農村集體企業的占32.7％；有60.6％的企業主原來是該企業的負責人，有9.8％的企業主原來是該企業的一般職工，有23.1％的企業主與該企業沒有關系，是通過外部收購來的，以其他方式收購的企業主占6.5％。（三）從業人員增加被調查企業2001年全年雇傭員工人數的中位數是60人，雇傭半年以上不足一年的員工人數為20人，雇傭半年以下的員工人數為2人。在全年雇傭員工中，有90.6％的企業雇傭了國有企業下崗職工，下崗職工占員工總數的20％（此處采用中位數。由于私營企業之間存在較大差距，不同企業的同一指標很多呈偏態分布，少數畸大畸小的極端數據往往使平均數值受到過大影響而失去代表性，因此在本報告中，我們除使用平均數外，也使用了中位數，即用所有數據中大小居中的數值來表示一般水平，在一些指標中同時列出平均數和中位數，兩個數值的差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示數據分布的偏斜程度。）

西部地區的被調查企業在吸納國有企業下崗職工方面低于一般水平，只有17％，而西部地區是國有企業下崗職工最多的地方，反差很大。從企業的規模看，實收資本在100萬以下的被調查企業吸納下崗職工的能力較強；從部分行業來看，從事商業、餐飲業、房地產和交通運輸業的企業吸納下崗職工的能力遠遠高于其他行業，而從事制造業和建筑業的被調查企業吸納下崗職工比一般水平低很多，只有13％－15％，這兩個行業在地區分布上并沒有畸形分布。這說明，下崗職工中具有一定技術技能的愿轉崗的人相對較少，建筑業用工多為農民工。（四）向高科技產業發展本次抽樣調查顯示，被調查私營企業中高科技企業占企業總數的3.84％。與前幾次調查相比，高科技企業所占比重明顯加大。此外，2001年有43.6％的被調查企業對新產品、新技術、新項目的研發投入了資金，其投資金額的中位數為30萬元，占2001年銷售額的4.5％；有12.7％的被調查企業擁有自己的專利技術。

2001年高科技企業銷售額的中位數是700萬元，比整體水平高20.7％，納稅23萬元，比整體水平高4.5％，稅后利潤41萬元，比整體水平高95.2％。其資本增值率和利潤增值率均高于整體水平，分別為19％和22％。（五）參與外向型經濟意愿加強由于中國已經成為WTO的正式成員，所以本次問卷特別設置了與WTO有關的問題。有46.1％的被調查企業認為“只要競爭是平等的，本企業就不怕”，有35.3％的被調查企業認為“本企業將在競爭中更好地發展”，只有5.7％的被調查企業認為入世后會對本企業不利。

在與海外合作方面，問卷中有近22％的企業已經或正在著手同海外合資合作，近30％的企業打算在今后三五年內與海外合資合作，只有6.2％的企業不準備同海外合作，另有41.9％的被調查企業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已向海外投資的企業投資額平均為2.73萬美元，占其資本總額的3.1％。已同海外合資合作的企業最多的是制造業，其絕對數占到47.8％；相對比重大的行業主要集中在衛生體育和交通運輸業；正在著手與海外合資合作的企業，相對比重較大地集中在農林牧漁和科研技術行業。從數據分析我們還看出，企業規模越大，越希望與海外進行合資合作；企業規模越小，與海外合資合作的興趣越低。附表1：2001年實收資本總額分組附表2：私營企業規模比較（中位數）附表3：私營企業經營狀況比較附表4：2001年高科技企業與整體水平各項指標比較私營企業內部管理改進（一）資本、風險、決策管理權三個“高度集中”是今天私營企業的普遍特征隨著私營企業規模的擴大，隨著近年來私營企業主階層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的提高，私營企業主對企業的管理更加重視，并且取得一些進步。這主要表現在企業經營管理的組織構架趨于完善，決策管理的機制更為規范。雖然企業主個人仍處于管理的中心位置，但一切都憑個人決斷的色彩有所減弱。

（一）資本、風險、決策管理權三個“高度集中”是今天私營企業的普遍特征。

現階段我國私營企業資本高度集中于企業主本人、投資的收益和風險也高度集中于企業主本人。私企業主不但握有決策權，還都直接掌握企業的經營管理權。雖然有關法律規定獨資企業“由一個自然人投資”，合伙企業“有兩個以上合伙人”，有限責任公司由“二個以上五十個以下股東共同出資”，但事實上私營企業類型與投資人數并不完全相符。私營獨資企業中一人投資的占85.5％，14.5％為兩人或兩人以上投資；而私營有限責任公司中有約七分之一實際上是一個人投資。登記為何種類型的企業，完全取決于私營企業經營的需要。

無論什么類型的私企，企業主個人投資都占據投資總額的一半以上，包括有限責任公司在內，即便有多位股東共同投資，但企業主在大多數企業中都是“一股獨大”的。多年來資本高度集聚的現象并沒有很明顯的變化。根據我們近三次調查，1996年業主個人資本占企業資本總量約80.1％，1999年為80.0％，2001年為76.7％。

根據國家工商總局統計，近兩年來，在私營企業各種類型中，獨資企業、合伙公司比例在減少，而有限責任公司比例增加很快。1999年這三種類型的比例是32.8％：8.8％：58.4％，到了2001年則變為25.5％：6.5％：68.0％（據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工商行政管理統計匯編》2001年），本次抽樣調查得出的三種組織類型比例也與官方的統計很接近，為28.7％：5.7％：65.6％。

從表2－2中可以看出，私企業主在獨資企業和有限責任公司這兩種類型企業中都占有資本的絕對多數，因此，雖然可以從中得到企業收益的絕大部分，但也分別承擔著“以其個人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或“以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主要收益和風險都集中在業主身上。

隨著公司型企業的迅速增加，公司內部治理結構趨于完善。從1993年第一次開展對私營企業的全國性抽樣調查起，本課題組就一直在觀察這一問題。十年來變化趨勢是組織架構越來越完備，企業治理結構在向規范化方向發展（見表2－3）。

在目前階段，決策權與經營權，主要投資者與主要管理者的身份都呈現高度的二者合一態勢。從我們連續三次調查可以看出，1996年有97.2％的業主兼任企業的廠長或經理，1999年為96.8％，本次調查為96％（2001年），“一身二任”略有減少的趨勢，但不明顯。

從歷次調查數據中也可看出，雖然企業主直接掌握著管理權，但十年來無論是企業重大經營決策，還是一般管理決定，企業主個人獨斷專行的色彩已經減弱，董事會和其他管理人員的作用正在上升，組織構架的完善并不是毫無意義的表面文章，在權力結構中確實在發生某些實質性的變化。

在今天，主要投資者同時扮演企業具體管理舞臺上的中心人物，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表2－5中提出了兩個理由，一是為了企業穩定，二是難以找到可以信賴的專職經理人才。

私營企業始創階段，經營管理機制必須靈活多變，才能適應中國制度轉型的大氣候。不正規的管理結構和管理方法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形成的。它一方面適應了“船小好調頭”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深深留下了創業者個人行事特點的烙印。這種管理屬于“個人魅力”型。今天一些私企規模擴大了，隨著更多的干部、知識分子下海，海外留學生回國創業者增多，隨著國營、集體企業的陸續改制，出現了一批文化水平較高的企業主。企業規模越大，具體管理越復雜、越專業化，決策的要求也越高，企業主對于直接管理就越由贊成轉向反對。同樣的情況也可在不同文化程度的私企業主中看出。

但是，今天絕大多數私企仍是小型企業。根據國家工商總局公布的數字，2001年底全國私企為202.9萬戶，雇工人數為2253萬。即使把460.8萬投資者加上去（從前幾次調查中可以知道，私企投資者絕大多數在本企業工作），每個企業平均僅為13.4人。這種企業規模，與其實行規范的科層制管理，疊床架屋，還不如老板一竿子插到底更為簡捷高效。

至于表2－5中第二個原因，即“找不到可信的管理者”，這說明我國社會經濟轉型中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信用制度。缺乏誠信，確實是當前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一大沉疴。職業經理人在監管制度失效或制度不完善時，利用企業經營管理中的信息不對稱，侵占企業財產、挪用企業資金、泄露本企業商業秘密、私下從事與本企業相競爭的業務并轉移本企業設備，挖走或擠走技術人員，轉讓定單等種種手法搞垮了相當一批國有企業，使得私營企業主看到了慘痛的前車之鑒，不敢貿然聘用職業經理人員。可以預見，對于職業經理人的培養、選拔、聘用、考核、監管還有很多工作有待摸索，大部分私營企業今天并沒有兩權分離的迫切需求，即使是少數大型私營企業已有兩權分離的要求，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并不完全取決于私營企業本身。

在私營企業中，與“兩權合一”伴隨在一起的是家庭制管理。我們在前幾次的調查報告中都分析了這一現象。本次調查中私營企業主平均年齡在42.9歲，對于子女的教育抓得很緊，在3258名被調查私企業主中，就有542名學齡子女在國內上大學，有182名子女在國外上大學。這些子女學成后不一定就接父輩企業的班，但良好的教育畢竟為他們在需要接班時繼任父輩的企業打下知識基礎。對于企業的延續來說，可以有兩種策略，一是從社會上招聘優秀人才來管理企業，二是把可能的接班人（主要是子女）培養成優秀人才，而華人私營企業相當多的采用了后一種辦法。

企業主已成年子女中，有一半在父輩企業中工作，還有7％～8％自己開辦企業。文化程度越高的企業主，子女越少在父輩企業中工作，而是出去自己開業（二）私營企業工會數量增多，但功能有待加強從前面表2－3中已可看出，私企工會的建會率逐年增加。1999年以后，中華全國總工會加強了在非公企業建會的力度，建會率大大提高。私企工會主要的功能是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爭取改善職工在勞動收入、勞動安全、勞動衛生、勞動穩定性等方面的處境。

從表2－10中可以看出，對比已建工會與未建工會企業職工的收入、勞保、福利等，差別并不明顯，組建了工會的企業職工在勞保費用等方面并不占優，在三項保險的覆蓋面上稍微大一些，距政府要求相差仍很遠。

（三）改制企業的內部管理2000年至2002年私營企業數量快速增長，一個重要原因是大批國有、集體企業通過改制成為私營企業。

江蘇省私企總數已近30萬戶，超過廣東而居全國各省市私企戶數第一位。其重要原因是蘇南93％的鄉鎮集體企業已改制為私營企業，以發展鄉鎮集體企業為特征的“蘇南模式”已不復存在。國有、集體企業改制往往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國有、集體資產減持變現，由企業職工出資購買；第二步是股份向原企業管理者個人和高層管理者傾斜，通過掛賬、分期付款等方式一次性買斷，國家、集體資本基本退出。

改制而成的私營企業有四個特點：

第一，企業資產存量多，與那些先當個體戶積累而成的私企相比，起點高，規模大（見表2－11）。

第二，企業主本人擁有資本比例更高。將表2－11與表2－2比較一下，可以看出資產總量中改制企業的業主個人擁有資產比例要高一倍多，占到總量的2/3左右。

第三，改制企業主大多是原企業的經營管理者，“一身二任”現象同樣突出。

第四，在這些企業中，新、老“三會”組織比較齊全，既有改制前企業較完整的政治工作機構和工作傳統，有職工民主參與的途徑和經驗，又具有現代企業的治理構架，對于改進管理工作，推行規范化管理方式，具有較好的組織基礎。附表1：不同類型企業投資者人數附表2：歷次調查中私營企業權利結構附表3：不同規模程度私企業主對直接掌握管理權的態度附表4：不同文化程度私企業主對直接掌握管理權的態度附表5：不同文化程度私企業主的成年子女在什么地方工作附表6：不同規模程度私企業主的成年子女在什么地方工作附表7：改制成為私營企業后主要投資人資本構成附表8：改制成為私營企業后內部主要組織構架私營企業主的社會特征與職業經歷（一）私營企業主的社會文化特征及其變化私營企業主的基本社會特征包括其性別、年齡和文化結構，而職業經歷包括他們所經歷的工作變動以及職業、職務變化。由于本項調查研究前后已經進行了五次，所以可以進行一些比較分析，對私營企業主的來源進行一些追蹤。

（一）私營企業主的社會文化特征及其變化

1.性別特征

此次調查共計獲得3256個樣本，男女性別比為7.93：1。歷次全國抽樣調查的樣本性別比各不相同，1993年（第一次）為11.20：1（即女性業主占8.92％），1995年（第二次）性別比為7.72：1（即女性業主占12.95％），1997年（第三次）為11.14：1（即女性業主占9.01％），2000年（第四次）為8.03：1（即女性業主占12.45％）。上述數據表明，在整個私營企業主隊伍中，女性私營企業主所占比例一直較低。

2.年齡結構

從私營企業主的年齡結構來看（見表3－1），在歷次調查中，年紀最輕的（19歲及以下）和年紀較大的（60歲及以上）所占比例都不大，且呈逐步減少的趨勢，而中年人（30－59歲）則是主體，其比例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尤以30－49歲人居多，所占比例合計都超過了70％，最高達到77.2％。同時，平均年齡也呈現增加趨勢。盡管近年來自主創業的青年專業技術人員不少，但似乎不足以改變上述趨勢。

從表3－2、表3－3可以看出，就創業（也就是企業首次登記為私營企業）時的年齡分布而言，20－39歲是主要的年齡段。

關于企業的壽命。幾次調查的對比表明，私營企業壽命有所延長。數據表明，經營年數集中于6－20年，平均經營年數從1993年到2002年增加了1.13年，而到調查時只經營1－5年的有明顯減少。這說明，私營企業的生命力有所增強。

圖1所顯示的是2002年調查時被調查者首次登記注冊為私營企業的時間軌跡，可以看到，1993－2000年是被調查私營企業首次注冊的高峰年，尤以1998年為明顯（具體而言，1998年登記注冊的有348家；1996年次之，為306家；1995年略少于1996年，為305家）。

3.教育程度構成

歷次調查結果比較顯示，中國私營企業主的文化程度基本呈提高趨勢（見表3－4）。具體地說，沒有上過學的人原本不多，并且愈益減少，直至為0；小學和初中程度的業主也明顯減少。高中、中專生的比例從1993年到1997年是上升的，2000年有所減少，2002年又回升到1997年的水平。從1993年到2000年，大學畢業生的比例上升了1.1倍強，2002年的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仍然比1993年高出1倍稍多。上升最為明顯的是研究生所占比例，從1993年到2002年，共計上升了約7.2倍。私營企業主文化程度的這些明顯變化表明，中國私營企業主群體的文化素質在提高。2002年的調查數據顯示，獲得碩士學位的企業主占3.2％，獲得博士學位的業主也占到0.5％。

此外，分性別看，女性業主的文化程度略高于男性業主（見表3－5，表中括弧里的數據為百分比），這似乎暗示，婦女創業所需要的文化素質可能要高一些。

4.政治身份

表3－6反映了最近三次調查中國共產黨員在私營企業主中所占比例的變化。公有制企業改制為非公有制企業是黨員業主比例提高的一個重要原因。

統計結果顯示，在通過公有制企業改制而產生的私營企業主中，中共黨員所占比例高達50.66％。從黨員業主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時間來看，黨齡在10年以上的人占74.2％。圖2顯示了黨員業主入黨的時間分布軌跡。從圖2可以看出，20世紀80年代以來入黨的人數占了絕大多數。

綜合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私營企業主群體的整體素質在逐步提高，政治上顯得越來越趨于成熟。（二）私營企業主的代內社會流動1.私營企業主首次工作的情況

從統計結果看，此次調查的業主大多數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陸續參加工作的。

2.私營企業主歷次工作變動的職業狀況分析

表3－7反映了他們的職業變動分布狀況。大多數業主在開辦私營企業以前的職業變動次數不算很多：變動7次的僅占0.42％，變動6次的占0.82％，變動5次的占2.94％，變動4次的占7.60％，變動3次的占14.65％，變動2次的占18.21％，變動1次的占39.84％，沒有變動過工作的人也較少，占15.53％。

從表3－7還可以看出，業主們的職業變動有以下兩個特點：（1）最初的職業以務農農民和專業技術人員較多；（2）在歷次的變動過程中，企業負責人和個體工商戶變動頻繁，其中，向企業負責人集中的趨勢尤其明顯。這似乎表明，多數私營企業主在開辦私營企業前的職業對業主們開辦私營企業有較大影響。

伴隨著私營企業主開辦私營企業前職業的變化，他們工作單位的性質也有一定的變化。根據表3－8，可以總結出以下幾種變化趨勢：（1）在變動中，向本企業和其他私營企業集中的趨勢明顯，這就是說，相當一部分私營企業主在開辦自己的私營企業之前，曾在非公有制企業里操練過自己。（2）在黨政機關和三次企業工作過的人，也有一定的增加趨勢，不過其所占比例都不大，因而只是少部分私營企業主的操練場所。（3）在其他性質的工作單位里，普遍存在離棄趨勢，公有制經濟單位上的離棄趨勢尤為明顯。（4）個體工商戶的變動處于一種波動趨勢。

在私營企業主開辦自己企業前的歷次工作變動中，職務的變化同樣存在一些有趣的趨勢（見表3－9）。值得注意的情況有以下幾個：（1）盡管干部比例越來越少，但仍有不少私營企業主出身于干部，從首次工作的職務來看，當過各種干部的人所占比例合計達31.2％（科技干部除外）。這種職務經歷對私營企業主群體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他們通過這種經歷增加了自己的人力資本；另一方面，很可能也增加了他們的社會政治資本，這是以往很多研究者得出的一個共同結論。（2）一部分人曾經是國有、集體企業單位的承租、承包人，這種職務經歷有利于他們增加經濟資本。

把這次調查結果與1997年的調查作比較，可以發現，在職業方面，比重較大且增加明顯的職業仍然是企業負責人。此外，專業技術人員、機關和事業單位負責人、辦事人員、普通工人、商業服務業員工也有所增加，但比例都較小，而個體工商戶和務農農民則下降較大。在職務方面，國有、集體企業單位承租、承包人的比重增加較為明顯，科級干部、縣處級干部和村（大隊）主要干部的比重較小但增加幅度較大，股級干部和企業供銷人員也有所增加，一般干部和廳局級干部則有所減少，無職務的人所占比重減少最為顯著。

3.公有制企業改制與新私營企業主的形成

在被調查的私營企業中，屬于通過公有制企業改制而形成的私營企業共計有837家，占全部被調查企業的25.7％。從全國的情況看，這個比例是比較接近現實的。

公有制企業改制形成新的私營企業主。統計結果表明，公有制企業的改制方式以企業內部人購買為主。從表3－11的不完全統計結果來看（部分業主拒絕說出其改制方式），70.4％的企業是以這種方式被改制為私營企業的，其中作為本企業負責人通過購買本企業而成為私營企業主的占了60.6％，公有制企業原企業負責人在改制后的企業主中占有絕對優勢。

從圖3還可以看出，公有制企業改制從1992年起逐步增加，而1997、1999和2000年更是高潮。附表：私企業主開辦本企業前的職務和職業分布私營企業主財產的獲得與分配（一）資本與財富的增長私營企業主財產獲得與分配，一直是人們較為關心的問題。此次調查的結果將有助于人們正確理解私營企業主群體的收入與分配狀況。

（一）資本與財富的增長

1.企業開辦時實收資本與2001年底所有者權益的比較分析

在進行實收資本與所有者權益分析時，本次調查盡可能使整個分析具有可比性。為此，在進行計算時，我們分別剔除了實收資本和所有者權益構成不清楚的樣本，扣除了實收資本總額和所有者權益總額不清楚的樣本，還扣除了實收資本構成和所有者權益構成中包含全民法人和集體法人資本和權益的樣本，分別得到了有效提供的實收資本及其構成的樣本2297個，有效提供所有者權益總額及其構成的樣本2130個。

表4－1分別反映了開業時實收資本和2001年年底的所有者權益的分組分布。比較之下可以看到，所有者權益有較大的增長：開業時的實收資本分組分布主要集中在1萬－10萬元與10萬－50萬元兩個組，而所有者權益分布在相對集中于10萬－50萬元與100萬－500萬元兩個組，而介于500萬－5000萬元之間的企業也增加顯著，所有者權益在5000萬元以上的企業所占比例不大但增長幅度非常顯著，合計增長了8.5倍，說明私營企業中出現了一些大企業。開業時實收資本最大的2.68億元，而2001年年底所有者權益最大的高達12.5億元。

為了更好地進行比較分析，我們使開業時的實收資本構成、實收資本總額與2001年底的所有者權益構成、所有者權益總額的有效數據完全匹配（完全匹配是指在部分問卷沒有回答全部要比較的指標的情況下只取那些回答了全部有關指標的問卷進行對比分析），并且剔除所有包含全民和集體法人資本（權益）的樣本，這樣，剩余有效樣本1898個，其資本、權益、投資人數變動情況則如表4－2所示。可見，在不考慮物價因素的情況下，私營企業的資本和所有者權益的增長還是較為明顯的。

2.企業開辦時實收資本構成與2001年底所有者權益構成的比較分析

表4－3分別反映了企業開辦時的實收資本構成與所有者權益構成。在不考慮借貸的情況下，無論就開業時的實收資本而言，還是就2001年年底的所有者權益而言，公共所有的部分所占比例都不大。在實收資本中，全民法人和集體法人所擁有的比例合計僅為1.3％；在所有者權益中，這一合計比例更低，僅為1.1％。而業主個人所占有的比例分別高達19.0％和79.7％，遠遠高于其他個人所擁有的份額。

更具體地說，就2792個樣本的有效數據而言，業主個人占有零份額的樣本只有20個，占0．67％，而業主個人擁有90％以上份額的樣本有1599個，占57．27％；100％為業主個人自有資本的樣本1373個，占49．2％。另據2996個樣本的數據，在2001年年底的企業所有者權益總額中，業主個人權益份額為0的樣本僅有5個，占o．16％；業主個人權益份額在90％及以上的樣本有1500個，占50．07％；而企業所有者權益完全為業主所有的樣本也有1257個，占41．96％。

3．業主開業時自有資金的來源分析

調查表明，自我積累仍然是大多數業主自有資金的主要來源。表4—4中的資金來源分布是多重選擇的結果。如果把所有的選擇加總，我們就可以計算出各種來源選擇對私營企業主自有開業資金的總體重要性。

表中各項選擇在總選擇結果中所占比例分別為：小生意積累占28．76％，小作坊生產積累占9．71％，親友饋贈占8．38％，工資或農業生產積累占16。71％，民間借貸占18．75％，銀行借貸占13．85％，遺產繼承占0．77％，其他占2．90％。可見，總體上看來，私營企業主開業時所依靠的，主要既不是銀行貸款，也不是靠繼承遺產，而是主要靠各種積累以及民間借貸。

進一步的考察表明，73．4％的私營企業主開業時從銀行貸款額在100萬元以下。

除了向銀行、信用社借款，還有5．35％的業主在開業時向其他國有、集體企事業單位借錢，平均借款93．85萬元，中位數為20萬元。（二）經營狀況分析反映私營企業生產經營情況的指標主要是它們的銷售額、納稅、交費與稅后凈利潤。表4—6運用這些指標初步反映了最近三年私營企業的生產經營情況。總的來看，增長是明顯的，但各企業的生產經營情況差別很大。為了便于比較，本次調查同樣采取了完全匹配的方法，來分析私營企業生產的增長情況。

在表4—7中，完全匹配的樣本共計有1874個，而所謂“總計比例”，是指1874個企業的總納稅額、總交費額和總稅后凈利潤與總銷售額之比。如果不扣除物價因素，則在近三年中，銷售額、納稅額、交費額和稅后凈利潤等4個指標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24.02％、24．65％、22．74％和19．50％，都超過了兩位數，但稅后凈利潤的增長卻很小。

在使各項指標都完全匹配以后，我們對1874個有效樣本的銷售額、納稅額、交費額和稅后凈利潤進行了相關分析，其統計分析結果如表4—8所示。可以看到，在最近三年里，納稅額與銷售額的相關程度是比較高的，而且呈現逐年提高的趨勢；稅后凈利潤與銷售額的相關性也較高，但有—種下降趨勢；而交費額與銷售額的相關性是最低的，且同樣呈下降趨勢。由此可見；總的來說，私營企業越大，其納稅交費也越多，只是從稅后凈利潤與銷售額的關系看，雖然相關性顯著，但大企業的生產經營情況需要改善，才能避免這種相關性進一步降低。

雖然存在上述相關性，但這并不意味著私營企業的納稅率、交費率和稅后凈利潤率都很高。相反，統計分析表明，這三個比率都比較低(見表4—9，完全匹配分析，有效樣本1874個)。從表中所反映的平均情況來看，納稅率在5．4％上下波動，而交費率則在1．7％上下波動，由此看來，私營企業的稅費負擔似乎并不像私營企業主公開宣稱的那樣大，兩者合計僅為7％左右。

當然，它們的差距很大，尤其是交費的負擔，一般私營企業的交費負擔在6．5％上下波動，而稅負的中位數則在4.5％上下變動，兩者合計為11％左右。這也許可以被視為私營企業內部存在稅費負擔不均現象的一個證據。至于稅后凈利潤與銷售額的比率，則有輕微的下降趨勢，但并不算太低：近三年中它們的稅后凈利潤率一直在7％以上。

調查問卷的統計結果還反映出，近三年來，部分私營企業處于虧損狀態(見表4—10)，還有一部分企業沒有利潤。但這樣的企業所占比例都很小，并且呈現下降趨勢。（三）私營企業的財富分配狀況分析1．私營企業的支出分析

私營企業的各項支出包括新增投資、投資者分紅、應付各種攤派、支付各種捐贈、應酬交際費用以及其他等等。表4—11反映了私營企業的這些支出的分配情況。

從表4—11可以看出，企業新增投資是企業支出的主體部分，其次是投資者分紅，但其規模從平均值看遠遠不能與新增投資相比。這說明中國的私營企業還處在迅速擴張的階段，業主的擴張動機非常強烈。其他各種支出，對于大的企業來說，可能不算什么，但對于中小企業來說，則可能是很大的負擔，或者說是一種很大的社會成本。即使排除主要出于自愿的捐贈，一個企業用于應付各種攤派、應酬交際和其他方面的費用，平均來看已經超過20萬元。不過，不同企業之間的差異是非常大的，從中位數來看，各種費用的分布就非常偏畸，而標準差也遠遠大于平均值。

如果把企業的各種支出與企業的稅后凈利潤相比較，可以得到表4—12的結果，再一次展示了私營企業的擴張動機：平均來看，新增投資與稅后凈利潤之比達到了5．22：1，也就是說，前者是后者的5倍多。此外，應酬交際費用與稅后凈利潤之比甚至超過了投資者分紅與稅后凈利潤之比令人驚訝。總之，這一統計結果既反映了私營企業主的發展沖動，也反映了其發展過程中存在的難題。

分析私企資本構成時，我們發現，在8．1％的私企中有人拿“干股”，“干股”占資本總額的18．53％，“干股”的多少與企業大小規模沒有統計意義上的相關性，即無論企業大小，都存在拿“干股”現象，值得繼續關注研究的是：什么人拿“干股”?“干股”的交換物是什么?“干股”現象的后果是什么?值得進一步研究。

有30.3％的私企高層管理人員與主要技術人員持有企業股份，共持有企業資本總額的9．0％，這一現象與企業規模有某種程度的相關性，即企業規模較大，則管理人員與技術人員持股更多一些，但比例差別不很大。

2．私營企業員工收入、福利與持股情況分析

表4—13反映了私營企業員工的收入、福利與持股情況。據統計，2001年全國各行業職工平均貨幣工資為10870元，其中國有企業職工為11178元。因此，所調查的私營企業的員工平均貨幣工資水平相當于全國平均數的94．3％、相當于國有企業的91．7％。私營企業員工收入的內部差異很大，能夠獲得的各種福利水平不高。

3．企業主個人和家庭的收支情況

與私營企業員工的收入與福利相比，私營企業主們的收入當然是很高的(見表4—13、表4—14)。相應地，他們的生活支出規模也更為可觀。不同業主的情況在這里也表現出巨大的差異。

私營企業主的家庭生活支出構成也反映出他們的富裕程度(見表4—17)。例如，根據對2158個完全匹配樣本的統計分析，他們的生活費支出的恩格爾系數的平均值為30．43％，而教育費用所占比重則達到19．88％。這種支出分布表明，私營企業主群體，包括他們的后代，將在占有較多經濟資源的同時，占有較多的人力資本，這又將使他們在今后的市場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尤其是私營企業主本人，普遍比較重視繼續學習，其個人教育投入占家庭教育投入的比重，達到了28．66％。從企業經營管理的需要來看，私營企業家的這種自我教育投入是非常理性的行為。附表1：私營企業主開業時從銀行、信用社借款的分組分布附表2：2001年私營企業主家庭人均收入、金融資產和生活支出統計分析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地位（一）私營企業主的組織狀況私營企業主參加了哪些組織及組織狀況如何?本次抽樣調查顯示：在社會團體中他們加入最多的是工商聯，有79％的人加入；在政治機構中進入的最多的是政協，有35．1％的人是各級政協委員；在政黨組織中加入，最多的是中國共產黨，有29．9％的人是中共黨員。這種情況說明，私營企業主的組織狀態是納入了現有政治體制框架之中的，他們參與政治的主要途徑是通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工商聯、政協以及人大是中國共產黨引導他們參政議政的重要機構和場所。表5—2是他們參與各級工商聯、政協和人大的情況。

與前四次抽樣調查相比，這次抽樣調查中的私營企業主黨員人數最多，達29.9％。前幾次抽樣調查中的私營企業主黨員人數比例分別是，1993年為13．1％，1995年為17．1％，1997年為16．6％，1999年為19．8％。

為什么本次調查會出現私營企業主黨員人數達到29．9％的高比例?主要原因是這幾年有大量的國有和集體的企業改制變成了私營企業，而轉制企業的負責人多是中共黨員。這次調查共有833個從國有和集體改制而來的企業，其中有422個改制后的企業主為中共黨員，占黨員總數的13．1％。如果減去13．1％的比例，私營企業主中的黨員人數基本與前幾次抽樣調查的人數持平。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調查中有192人是在創辦企業后入黨的，占到黨員總數的5．9％、這表明在江澤民“七·一”講話前就有一些地方允許私營企業主入黨了。另外，有16人是在江澤民“七·一”講話后入黨的，占黨員總數的0．5％。

這次抽樣調查的數據顯示，有884家企業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組織，占被調查企業總數的27．5％。值得注意的是，在972名黨員企業主中，只有483名黨員業主的企業建立了黨組織，占企業總數的15％，占黨員企業主總數的49．7％。另有489名黨員業主和50．3％的企業尚未建立黨組織。（二）私營企業主目前思想動態本次調查問卷設計了這樣的問題，“在您看來，為了成為合格的建設者，私營企業主最主要應該做好哪些事?”前6位的回答詳見表5－3。

私營企業主作為一個比較特殊的社會階層，平時主要考慮什么問題和忙于什么事情呢?前幾次抽樣調查得出的基本結論是：企業的經營和發展是他們中絕大多數人思慮的中心與活動的重點。私營企業主人生舞臺的基礎就在于企業的發展，因此他們把企業的發展看得比什么都重。他們的主要時間和精力基本上都放在企業的經營方面，包括企業重大問題的決策、經營管理、投資方向等等。

與此相應，他們反映最強烈的問題是，要求盡快形成更寬松的發展環境。要求在貸款、征地、經營范圍、產品進出口權等關系到企業發展的各方面享有與國有企業同等的權利和國民待遇，以減輕競爭中的壓力。當然，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一些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也產生了較強的參政要求。但從總體上說，目前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仍處在積極增強經濟實力、努力在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的階段，雖然有些已有了相當的經濟實力，但并未出現強烈的政治欲望；相反有相當一部分人更愿意成為社會賢達，“為社會多做貢獻”。

這次調查，在提問“七·一講話后，您有什么具體打算?”時，回答最突出的有兩個：一個是“在商言商，把企業辦好”，達80．6％；另一個是“在日常生活中樹立良好的個人和企業形象，做一名社會賢達”，為68．3％。其余的回答均未超過30％。

在回答“七·一講話后，您還有什么要求”的問題時，回答最集中的是“盡快落實講話精神，營造更寬松的企業發展環境”，占74．8％。其次是“在法律上明確保護私有生產資料”，占45．6％。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與前幾次的調查情況基本相同。黨的“十五大”尤其是“七·一”講話后，黨關于非公有制經濟方面的政策不斷發展和完善，排除了私營企業主心中的多種顧慮，激發了他們繼續創業的熱情。

目前他們最關注的問題是“繼續創業”，從小規模、低層次、科技含量低、管理落后向大規模、高層次、科技含量高、管理先進的方向發展，因此希望有更寬松的環境和能得到政府部門的幫助和支持。值得注意的是，這次要求“社會輿論對私企更為理解”的選擇只有21．2％，明顯比前幾次調查要低。這種情況說明，由于私營經濟在解決就業、發展生產、方便人民生活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絕大多數的人已經能正確對待私營經濟的發展。（三）私營企業主對自身地位的評價從1993年的第一次抽樣調查到2002年的第五次抽樣調查，不論私營企業發展程度和外在環境如何，多數私營企業主都認為自己在經濟、社會和政治參與方面處于中間位置。

本次調查與以往一樣，在經濟、社會和政治參與三個方面設置了從高至低的1—l0個臺階，讓私營企業主確認自己的地位。有64．1％、48．9％和50.6％的人分別認為自己在收入、社會名聲和政治參與程度上處于4—7的中間位置，中位數分別是4．7、4．1和5．0。歷年抽樣調查中位數的對比表如下：

盡管有半數的私營企業主認為自己地位處于中間狀態，但是通過對統計資料的進一步分析，我們發現，不同資產的私營企業主對自身地位的評價有相當大的差別。資產1000萬元以上的與資產50萬元至100萬元的相比，認為自己地位處于前2位的，在收入方面，前者比后者要分別高出42個百分點和27個百分點；在社會聲望方面，前者比后者要分別高出17個百分點和11個百分點；在政治參與方面，前者比后者也要分別高出14．3個百分點和近10個百分點。

另外，中共黨員企業主與非黨員企業主在對自身地位評價方面也有一定的差別。黨員企業主中認為自己社會地位處于前兩位的分別為其總數的11．3％和16．1％，而非黨員企業主只有6.7％和12.8％；在政治參與方面，前者認為自己處于前兩位的分別為其總數的6．7％和12．3％，而非黨員企業主只有4．2％和9．2％。

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的價值觀和社會行為有一定的趨同性。前幾次調查結果均表明，有85％以上的私營企業主捐助過社會福利和公益事業。本次調查表明，有近80％的人參加了光彩事業，其中有57．7％的人“為光彩事業捐過款”，有39．3％的人做過“修橋補路等公益事業”，有16．5％的人“投資興辦過光彩小學”，10．6％的參與“國土綠化”，8．6％的人參與“市場建設”，有7．3％的人到“老少邊窮地區辦企業”，還有5．8％的人“利用農產品開發新項目”。附表1：私營企業主參加組織的狀況（2002年）附表2：對“江澤民‘七·一’講話后，有什么具體打算”的回答統計附表3：對“江澤民‘七·一’講話后，還有什么要求？”的回答統計附表4：私營企業主對自身三項地位的評價（中位數）私營企業發展中的問題、私營企業主的要求與希望（一）私營企業發展環境中存在的問題私營企業的發展環境與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問題。集中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社會治安問題。對于如何加強和維護社會治安，有82％的被調查人認為應加強立法工作，有15．4％的被調查人認為應轉變政府職能，有2．6％的被調查人認為應依靠行業組織。這說明，絕大多數人認為社會治安問題的解決還主要要靠加強立法、執法工作。在調查中還有不少人認為社會治安問題是影響企業發展的最大問題。有些地區的社會治安問題非常突出，被調查人對此深感憂慮。

行業準入、行業競爭不規范問題。對于打破行業壟斷的問題，有26．1％的被調查人認為應加強立法工作，有45．4％的被調查人認為應轉變政府職能，有28．4％的被調查人認為應依靠行業組織。有近半數的人認為應該靠轉變政府職能來解決這個問題。由此可見，轉變政府職能是打破壟斷、規范行業競爭的關鍵。

政府對企業管理不規范的問題。集中反映在“三亂”問題上。對于如何解決“三亂”問題，有35．4％的被調查人認為應加強立法工作，有59．8％的被調查人認為應轉變政府職能，有4.8％的被調查人認為應依靠行業組織。“三亂”問題集中反映在政府執法方面，因此，大部分被調查人認為應轉變政府職能，還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加強立法、規范收費。

對于如何打擊假冒偽劣的問題，有67．7％的被調查人認為應加強立法工作，有19．0％的被調查人認為應轉變政府職能，有13．2％的被調查人認為應依靠行業組織。對于合法的生產經營者保護得不夠，對于假冒偽劣產品生產者的打擊力度不夠，說明法律還不很完善。（二）私營企業發展中的資金需求在被調查企業中，企業的發展(擴大再生產、擴大經營)資金需求量平均為883．85萬元，中位數是100萬元。最小資金需求量是0萬元，最大資金需求量是100000萬元。私營企業對企業發展資金需求量普遍較大，對企業發展資金的需求量還很不平衡。

在調查中私營企業普遍反映融資難。這是一個老問題。政府、銀行、企業、工商聯以及其他中介組織都做過很多努力，但成效還不很明顯。從調查中可以看出私營企業貸款還存在一定難度，私人借貸還占相當比例。（三）缺乏誠信是私營企業發展的嚴重障礙在調查中，企業之間相互拖欠情況十分普遍(見表6—1)。

從這個表中，大致可以看出其他企業拖欠被調查企業的現象相對嚴重，而被調查企業對外拖欠則相對較少。從絕對數量上來看，被調查企業被拖欠的最大值是19000萬元。而被調查企業對外拖欠的最大值是5000萬元。這是一個很驚人的數字。

對于如何提高信用、誠實經營的問題，有26．7％的被調查人認為應加強立法工作，有12．2％的被調查人認為應轉變政府職能，有61．1％的被調查人認為應依靠行業組織。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行業組織作為規范行業行為和協調業界關系的重要組織越來越被企業家所認同。（四）應發揮政府和行業組織在拓展國際市場和對外貿易中的作用對于如何開拓國際市場的問題，有5．7％的被調查人認為應加強立法工作，有39％的被調查人認為應轉變政府職能，有55．3％的被調查人認為應依靠行業組織。（五）私營企業主的希望目前私營企業主希望在以下方面得到幫助和服務：(1)市場調研(比例為46．0％)；(2)市場營銷、信息中介工作(39．4％)；(3)舉辦企業管理培訓班(占39．0％)；(4)疏通與政府管理部門的關系(38．5％)；(5)制定行業規范(38．1％)；(6)擴大宣傳企業和企業家的知名度(38．0％)；(7)法律咨詢(27．8％)；(8)組織企業家聯誼、交流(18．5％)；(9)組織考察或專項研討會(15．9％)。市場調查研究和舉辦企業管理培訓班位居前列，從一個側面反應了私營企業對提高企業經營管理水平的迫切需求。

從地區分布來看，東部地區私營企業最希望得到的服務依次是：市場調查研究、舉辦企業管理培訓班和市場營銷、信息的中介工作；中部地區最希望得到的服務依次是：市場調查研究、舉辦企業管理培訓班和疏通與政府管理部門的關系；西部地區最希望得到的服務依次是：舉辦企業管理培訓班、市場調查研究和疏通與政府管理部門的關系。

由此可以看出，東部發達地區的企業已經有明顯的市場經濟的主體意識，而中西部地區的私營企業還有依賴政府的傾向，政府對企業的發展還有著很大的影響。東、中、西部地區普遍都希望工商聯組織為企業做咨詢服務工作。調查體例調查范圍：中國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范圍內的私營企業

調查方式：各地工商聯研究室派出調查員進入私營企業通過訪談填答問卷

調查時間：2002年4月至7月

調查統計時點：2001年12月31日

本次調查由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組織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