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我國針對校園欺凌行為的立法缺失、教育懲罰治理權不足，校園欺凌現象愈發嚴重，引起人們廣泛關注。就社會公共環境而言，學校本身是相對安全的公共場所，但欺凌行為嚴重影響到校園安全，引起學生恐慌與不安。然而，我國針對校園欺凌行為法律規制并不完善，與發達國家治理校園欺凌“零容忍”的態度相差甚遠，無法對校園欺凌行為進行有效控制，極大危害學生合法權益，因此，需要對校園欺凌現象進行分析、完善立法，從而有效減少校園欺凌行為發生，為在校學生創設相對安全的學習環境。本文從國家治理視角對我國校園欺凌的法律體系進行了剖析，并就如何健全校園欺凌法律體系提出了一些對策與建議。關鍵詞：校園欺凌；青少年權益保障；法律規制

校園欺凌行為概述校園欺凌行為的概念2020年新修改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將校園欺凌的定義為：一方通過肢體、語言、網絡等方式故意或惡意地進行欺壓、侮辱，造成他人身體、財產、精神上的傷害。我國校園欺凌現象多發生在中小學，是指在校園內外一方學生單次或多次蓄意或惡意通過肢體、語言以及網絡等手段對另一方學生進行謾罵、侮辱甚至毆打，導致學生遭受到精神損害、身體傷害或者財產損失。校園欺凌行為特征從參與者角度來看，校園欺凌是一種群體性行為，既有欺凌者恃強凌弱因素，也有受欺凌者忍氣吞聲因素，此外，期凌行為過程中的“旁觀者效應”（bystandereffect）、“路西法效應”（Lucifereffect）與“責任分散效應”（diffusionofresponsibility）”助長了欺凌者囂張氣焰;從行為本質來看，校園欺凌行為實施范圍具有特定性，發生在中小學及職業學校中的欺凌是主要校園欺凌存在地，且欺凌行為的反復性導致欺凌者往往會多次、多頻率欺負被欺凌者;從行為發生范圍及后果而言，欺凌行為具有一定隱蔽性，通常情況下欺凌行為會發生在校園拐角等相對隱蔽場所，不易被師生所發現，且由于部分被欺凌者遭遇欺凌時基于恐懼心理而選擇沉默，導致欺凌行為難以被學校與家長發覺，后果十分嚴重，對被欺凌者的心理健康帶來負面影響，如產生極大心理陰影與低落情緒，部分未成年人因無法忍受欺凌行為而自殺自殘，影響到以后生活。同時，校園欺凌也導致欺凌者出現更多的焦慮和抑郁癥狀、社會退縮和違法行為，以及成年后更高的反社會型人格障礙風險。校園欺凌行為的分類校園欺凌的類型主要有直接欺凌和間接欺凌兩種。直接欺凌是指欺凌者在公眾場合對被欺凌的人進行直接的欺凌，而旁人可以看見，也可以聽見。主要有直接的肢體欺凌和間接的語言欺凌。其中，直接肉體欺凌是指欺凌人通過肢體的接觸，讓被欺凌的人感受到痛苦和屈辱；直接語言欺凌是用語言使被欺凌者感到害怕、羞愧等。間接欺凌是通過媒體來欺凌目標，這種欺凌方式比較隱秘，不容易被察覺。現行法律對校園欺凌行為的規制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校園暴力司法大數據統計資料表明：在涉嫌搶劫罪的校園暴力案件中，有超過80%的被告是未成年人；涉嫌強奸罪和強迫賣淫罪的被告人中，16至18周歲未成年人所占比例最大，呈現出作案年輕化的趨勢。當今處于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快速發展導致了消費主義的盛行，在這種影響下，沒有獨立經濟來源的部分未成年人無法滿足自身的高消費需求，于是通過敲詐、盜竊、搶劫、綁架和其他手段非法向他人勒索錢財。未成年人容易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受到刺激而產生攻擊行為，瑣碎的小事往往會導致劇烈的變化，甚至會因為發生口角而導致暴力行為，使得犯罪行為產生極為隨意。因此，建構與完善校園暴力的法律制度十分必要。在刑事法律方面，同學之間暴力毆打、辱罵，侵犯他人人身安全的行為可能會觸犯過失至人死亡罪、故意傷害罪、過失至人重傷罪、非法拘禁罪、侮辱罪、組織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等。同學間以借錢、收取保護費的形式向同學勒索財務或以其他不正當的手段獲取財務可能觸犯搶劫罪、盜竊罪、搶奪罪、敲詐勒索罪、綁架罪。2020年12月26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表決通過《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確規定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這意味著，刑事責任年齡已經下調到12周歲，“惡意補足年齡”，使當事人不能以“年齡優勢”逃避司法公正。在民事法律方面，《民法》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的人身權和財產權依法負損害賠償責任。校園暴力的施害人不得以自身未成年為由拒絕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如若被害人受傷或死亡，其監護人及其學校都應承擔與其過錯相適應的損害賠償責任。在行政法規方面，根據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部分未達到刑法犯罪程度的行為將被處以行政處罰，如警告、罰款、治安拘留等，但我國亦未針對校園暴力行為增加明確的法律條款。此外，關于保障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等方面的相關規定也分散于《教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關法律制度中，但對校園暴力行為的規制多以倡議性表述為主，缺少一定的懲戒措施。我國校園欺凌行為法律規制存在的問題缺乏專門法律規范盡管我國的校園欺凌現象由來已久，但至今尚未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來規范。目前我國有關校園欺凌的立法大多散落在《民法》，《刑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相關法律文件里，并沒有針對校園欺凌行為制定相關的法律，也沒有明確的規定，當前，我國高校校園欺凌問題日益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但是由于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比較松散，沒有形成系統完整的專門法規，在數目增加的情況下，其具體的內容也不夠細致。所以，建立一部關于校園欺凌的專項法規就顯得尤為重要。缺乏專門治理機構我國缺乏專門治理機構來完成校園欺凌問題處理。校園欺凌的解決需要有完備的管理機構與制度，專門的治理機構的缺失會導致校園欺凌治理的效率低下，從而無法科學有效地進行校園欺凌治理。尚若沒有專門的校園欺凌管理機構與制度就無法進行高效有序的校園欺凌治理，從而無法使相關的法律法規就在實踐中得到真正有效的落實。保護有余，懲罰及撫慰不足在我國的刑法中，少年犯罪的量刑原則是“應從輕或從輕”，因而不論其所犯的罪名有多少，均可從輕發落，而在我國，則采取“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政策。少年的可塑性很大，只要重視教育，不需要太重的懲罰，就可以實現對其的教育。“應該從輕或者從輕”，這是一種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保護，但并非是對其盲目地縱容，而是對其加以縱容，但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和特殊刑法，即使沒有“縱容”，也是相當寬松的。所以過度的對未成年罪犯的保護也導致了“對未成年人的處罰不夠”和“對被害人家屬的安慰不夠”。校園欺凌管理人員法律責任模糊校園欺凌是以校園為主體的，相對于其它地方來說，它是最好的發現和處理的地方。同時，校方的責任就是要防止他們受到損害。所以，在處理校園欺凌的過程中，必須對校方的職責進行清晰的界定。但實際情況卻恰恰與此背道而馳，現行有關的法律、法規對校董責任的界定較為模糊和抽象。如果按照《侵權責任法》第38條所述，如果校園能夠證實其履行了其對校園造成的傷害，則不需要負任何法律責任。其歸因是過失責任的認定。該法規未對校園等教育單位的職能進行明確，行政機關的法定職責界限不清，而且，這一概念的含糊不清也容易導致責任之爭。這樣的歸責原理很可能導致校方和校方在發生意外后逃避自身的職責，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對學生的安全教育工作表現出懈怠。因此，在校園欺凌事件中，對法律和法規的保障最終無法得到落實。完善我國校園欺凌行為的法律規制的建議制定專門的反校園欺凌法建立一套針對校園欺凌的專門的法律和規章，是各國和區域的普遍實踐，而專項的立法則是對校園欺凌行為的總體指導和指導方針。（a）、韓國《校園暴力預防及對策法(2004)》；《防止欺凌對策推進法(2013)》是由日本制定的。相對于世界各國制訂和頒布的國內相關的國內反欺凌法規，我國是一個法制社會，并沒有針對校園欺凌的具體規定。因此，目前國內解決校園欺凌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制訂一份全國性的反欺凌法。在借鑒和借鑒外國校園欺凌行為的成功實踐中，我們應該建立并健全適合于中國的校園欺凌制度。盡管不同國家的法律制度存在著不同的特點，但是它們都具有共同之處：一是國家制定的反對校園欺凌的法律；第二，地方政府、校園、社會團體等要在國家立法框架內進行個體化的探討；第三，從立法的內涵來看，需要多個部門共同管理，并明晰處罰與補救的關系。明確校園及其他管理主體的法定責任在我國現行的《校園法》中，對校園和校園管理人員負有的法律責任未作明確的界定，也可以參考國外有關的立法，比如瑞典的《校園法》就在校園欺凌中對教師、校園管理人員、校園操作者負有的法定義務和相應的法律責任；日本《防止欺凌對策推進法》中，明文規定，校方和教師應當依照《校園教育法》第11條，對校園內的欺凌行為給予懲罰和教育。盡管校園欺凌并非由校園引起的，但是大多數的校園欺凌都是在校園里進行的，因此，從校園的角度來防范和處理校園欺凌是最能最有效的方法。為此，我國現行的反霸立法應對校內各部門的工作人員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和義務作出明確的界定。試想，當發生校園欺凌時，校園的管理人員需要承擔法律責任，那這些校園管理人員必然會竭力阻止校園欺凌事件的發生，那么理所當然的，校園欺凌問題就能在校園內部得到預防與處理。綜上，相關法律法規應當明確校園及其管理人員在校園欺凌中的法律責任及應當承擔的義務。在明確校園及相關人員責任義務的同時，也應當給予校園一定的權力去處理校園欺凌事件。最后，由國家政府出臺總方針，校園根據自己的現實情況制定屬于本校的校園欺凌處理辦法，明確規定校園欺凌的預防、處理、舉報等程序，把治理校園欺凌落到實處。完善校園欺凌的發現、報告和治理機制第一，完善校園欺凌的發現、報告機制。首先要建立起對校園欺凌的應急機制，在發現和報告校園欺凌的過程中，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避免再次出現欺凌行為。建立校園內部的“發現-報告”制度。主動地調查和及時處理校園欺凌行為，是預防和消除校園欺凌的首要步驟。一是校園里有足夠多的監控設備，可以及時的監控到校園里的學生，也可以在事后的偵查中發揮作用。二是在校園設立一個特殊的校園欺凌投訴點，鼓勵受欺凌者與校園欺凌事件的知情者能積極主動向校園對發生的校園欺凌事件進行舉報。校園在設置舉報中心后要做好對受欺凌學生的保護工作和對舉報同學的信息保密工作，防止因舉報行為而引發的報復行為及對學生的二次傷害；最后是提供多種舉報方式，使學生更為快速便捷的進行舉報，如匿名信箱、舉報熱線等。第二，建立校園欺凌治理機構。韓國、美國和一些其他國家都設立了專門的管理機構來治理校園欺凌事件。而我國在這一方面仍有所欠缺，我認為國家需要成立專門的管理委員會，來統籌和協調全國范圍內的校園欺凌有關的各項事務。它主要有兩方面的主要職責：一是加強對校園欺凌的宣傳工作。在各地的各個校園，都會有專門的教育專家和法律專家進行宣傳，以此來增強他們的法律觀念，使他們在遇到欺凌的時候能夠運用法律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權利。此外，校方還必須要求校方加強對學生的教育，包括教科書、專題講座等，并將其列入到校園的業績評估當中。二是建立專門基金來資助校園內的欺凌行為，如對編寫校園欺凌有關教材，一些反欺凌教育活動的開展施以專項資金的支持，同時對治理校園欺凌作出重要貢獻的人和校園加以獎勵。三是監督舉報校園的處理不當，不作為的行為，對于校園處理校園欺凌案件不合理、不公平或者是不作為的情況，都可以向校園欺凌治理委員會進行檢舉和舉報，在接受舉報后由校園欺凌治理委員會對有關校園進行調查并作出處理。強化校園欺凌處罰，灌輸"零容忍"思維我國的校園教育以說教式治理理念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目前我國有關校園欺凌行為的法律法規均未能對其進行有效的控制。而校園欺凌行為的處罰手段太過柔和，勢必會使其不能有效地震懾學生。為了更好地控制校園的欺凌行為，改變說教式治理，加強對校園欺凌處罰力度是關鍵。美國、日本和挪威等國對校園欺凌采用的“零容忍”思維值得我們借鑒。另外，對疏于管教的家長，參照英國關于監護人與欺凌者連帶責任的規定，在治理校園欺凌問題上明確監護人的法律責任也能對校園欺凌的發生得到很好的抑制。“零容忍”校園欺凌法律制度的優勢在于它能加強對學生的震懾作用，是學生不敢觸犯規定，而且能從多方位對校園欺凌問題進行打擊治理。但以美國的經驗來看，“零容忍”校園欺凌法律制度也存在一定的弊端，比如說，處罰過嚴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長，導致許多未成年人流入監獄，使學生的受教育權得不到保障等。因此，我國也設置學生處罰措施時，應當慎重，避免形成的過度嚴苛的法律制度。結論校園欺凌事件致使受欺凌者留下嚴重的心理困擾甚至造成學業中斷更糟糕的后果。欺凌行為是校園安全問題中的防治關鍵，該行為具有行動團體性、傳播網絡化等特點，歸因于社會結構變遷、學校治理不足、家庭缺少關注以及學生個體差異共同導致的結果。在治理校園欺凌中，法律制度因具有權威性而發揮重要作用。但從我國立法來看，存在對該行為認定模糊、懲罰受限、救濟缺失等不足。本文基于對校園欺凌行為現象闡述及監管構思，希望對完善校園欺凌行為法律規制提供一定理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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