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結語的寫作從論文的組成結構來看，論文的各個部分都不可或缺。論文的主體部分一般由引言開始，接下來是正文，最后以結語結束。結語是對論文觀點的高度總結。好的結語可以起到升華主題的作用。結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有些人在閱讀文章時并不是逐字逐句地閱讀全文，而是先看文章標題是否與自己研究的方向相關，再看文章的結論有無利用價值，最后才決定是否精讀或引用。可以說，結語在全文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一節“結語”與“結論”的區別據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的《現代漢語詞典》對“結語”一詞的解釋：“結語”，即“結束語，是文章或正式講話末了帶有總結性的一段話”。而“結論”是：“從推理的前提推論出來的論斷或對人和事物所下的最后論斷。”結語是總結性的語句，放在文末用來收結全文，主要考慮的是文章結構與內容的完整性，與引言提出的問題以及正文分析的問題相呼應。而結論是在調查研究、論證的基礎上通過嚴密的邏輯推理而得出的“論斷”，是對最終結果的說明或認識，其獨特的作用不能由結語來代替。為了讓大家更清楚“結語”與“結論”之間的區別，特以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為例。該文對我國近五千年來的氣候史的初步研究，可得出下列初步結論：（1）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從仰韶文化到安陽殷墟，大部分時間的年平均溫度高于現在2℃左右。一月溫度大約比現在高3—5℃。其間上下波動，目前限于材料，無法探討。（2）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擺動，其最低溫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擺動范圍為1—2℃。（3）在每一個四百至八百年的期間里，可以分出五十至一百年為周期的小循環，溫度范圍是0

5—1℃。（4）上述循環中，任何最冷的時期，似乎都是從東亞太平洋海岸開始，寒冷波動向西傳布到歐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時也有從北向南趨勢。論竺可楨利用中國古代歷史文獻中豐富的氣象學和物候學的記載，進行初步的分析，簡明扼要地概括出了近五千年來氣候變化的主要趨勢。該論文系自然科學論文，結論觀點明確。歷史研究不像自然科學研究一樣由實驗、分析、論證進而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因而使用“結論”的文章較少，但在研究報告、理論推導類的文章結尾亦有使用。如《關于清代新疆軍府制的幾個問題》一文，結論部分為：清朝統一新疆之后，設伊犁將軍府為新疆最高軍政建制，伊犁將軍是新疆的最高軍政長官。將軍總統南北兩路，節制統轄塔爾巴哈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和烏魯木齊都統，直轄伊犁軍政區，權限之大，統轄地域之廣，在當時全國駐防將軍中首屈一指。伊犁將軍總統新疆之權限，主要體現在非常時期，諸如四大軍政區建制尚未規范時期，新疆境內有軍事行動或有外交糾紛發生之時。一般情況下，其總統權限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一種形式或名義而已。伊犁將軍的權限職掌，主要是管理伊犁直轄區內的軍政事務。正因為如此，清代邊疆設立的參贊大臣雖有疆帥稱，但伊犁軍政區設立的參贊大臣與喀什噶爾、塔爾巴哈臺兩軍政區的參贊大臣不同，不是一個軍政區的最高長官，無專地可轄，只是伊犁將軍屬下協同辦事的官員。正因為如此，伊犁參贊大臣補授無定制，長期缺懸，只是在總統事務繁重時期，參贊大臣方補授有定制。清代新疆實際設立了兩個軍府，即伊犁將軍府和烏魯木齊都統府。這兩個軍府無論長官品秩、轄區面積、駐軍規模、下屬軍政官員品級數量、所理軍政事務等方面，都基本相當。只不過伊犁將軍有節制統轄南北兩路的權限，盡管這一權限在很大程度上只不過是形式或名義而已。分析以上結論，可以看出其條理清楚，概括簡明，傳達的信息具體而明確，有著嚴格的定性或定量的特點。如果結論部分內容較多，可以分條目進行表述。而結語在歷史類文章中的使用較為廣泛，如在專題論述類、綜合論述類文章中，一般不分條目，內容比較寬泛，不傳達定量信息，只是對全文概括性、總結性地做進一步說明，如《漢唐故事與五代十國政治》一文的結語（何玉紅：《漢唐故事與五代十國政治》，《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4期）。該論文的結語部分使用了典型的歷史論文結語的寫作手法。作者先是對自己的觀點進行了高度概括、總結，在此基礎上又進行了詮釋，最后又對“漢唐故事”與五代政治的關系進行了升華。在具體的寫作中，因為結語是對全文的總結性、概括性的表述或進一步的說明，因而主觀性較強。而結論主要是客觀地表述文章的研究成果，語言表達的客觀性較強。因為結語和結論并非相同的概念，這就要求在實際的寫作中，應根據文章結尾部分所要表達的具體內容決定究竟是使用“結語”還是“結論”作為層次標題。第二節結語的內容在史學論文中，結語的寫作較為普遍，用以總結前文，加深題意，對引言中提出、正文中分析或論證的問題加以概括總結，深化文章的主題。有的文章是單獨分一個部分專門寫結語，也有的文章雖然沒有明確的標記，但是放在最后來寫。一、概括研究成果通過文章的論述，說明了什么問題，對某個歷史問題形成了怎樣的看法，其實也就是對文章創新之處的強調，是作者就某一歷史問題的最終認識。它可以為讀者閱讀提供方便，使之領會文中的主要觀點和看法。結語所寫的是最終的、總體的觀點，而不是文中各論點的簡單重復，更不是羅列原始文獻中的觀點。換言之，結語應緊緊圍繞主題有層次地展開，而與主題無關的部分不宜全部列出。如《從出土漢簡看漢王朝對絲綢之路的開拓與經營》一文的結語為：總之，通過出土漢簡和傳世文獻，我們可以看到，兩漢時期的絲綢之路，從東到西有著大致固定的路線和走向。從長安到敦煌，屬于漢王朝直接統治的郡縣地區，沿線建有綿延不絕且分布均勻的驛站館舍。這些交通設施的高效運轉，是國家統一而強大的綜合國力的集中體現。沒有國家強有力的保障，就沒有絲綢之路的暢通。所謂絲綢之路網狀說并不符合事實。至于絲綢之路的中段則與內地不同。天山以南是城郭之國，屬于農耕定居之地；而天山以北則屬于草原游牧地區。穿行在塔克拉瑪干沙漠的南北兩道，以綠洲為據點，在漢王朝政治、經濟、軍事等多種措施的保障下，西域都護管轄的綠洲各國按照朝廷的意志，履行東道國的義務，以此來保障絲路中段的正常通行。蔥嶺以西，漢王朝軍事外交并用，保持同中亞各國以及西亞、南亞次大陸的直接來往。那種認為絲綢之路上只是一個綠洲到另一個綠洲短距離間接交易的說法同樣是不全面的。絲綢之路的概念從1877年李希霍芬提出以后就是一個開放和發展的系統，隨著歷史的發展，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下應有不同的內涵和限定。不能由于西漢的絲綢之路尚未延伸到羅馬，就否定它的存在。羅馬的勢力不斷擴張從共和進入帝國是公元前３0年以后的事，在此之前的絲綢之路實際上已經進入了繁榮時期。以往學者對絲綢之路的認識，都是一個整體的、模糊的認識，即絲綢之路是路網，絲綢之路只是一個綠洲到另一個綠洲短距離間接交易。作者利用漢簡，結合傳世文獻，對兩漢絲綢之路路線走向做了考察，觀點明確，對學界對絲綢之路的錯誤認識進行糾正，進一步深化了對絲綢之路的認識。如《淺議元朝的“四等人”政策》一文的結語為：總之，“四等人”的劃分既有維持大一統的需要，也是對民族融合成果的一種承認，而以蒙古人為國之根本、色目和漢人互相牽制的政策又導致了民族分布格局的巨大變化，進而為更大范圍內的民族融合創造了條件，所以僅僅以民族歧視和壓迫來評價元朝“四等人”政策的歷史作用似乎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學的。對于元朝的“四等人”政策，目前學術界大多數人是持否定的態度。作者通過對元朝的“四等人”政策進行分析，認為“四等人”的劃分既是維持大一統的需要，也是對宋遼金元時期民族交融成果的一種承認。以蒙古人為國之根本，色目和漢人互相牽制的政策又導致了民族分布格局的巨大變化，進而為更大范圍內的民族交融創造了有利條件。而目前大多數學者以現代人的觀念對元朝民族政策進行評判，得出的結論顯得不太全面。在結論中作者既說明了“四等人”政策的必要性和有利因素，對前人觀點進行了中肯的評價，又明確表達了自己的不同觀點。如《自然災害影響下的明蒙關系》一文的結語為：總之，自然災害在明蒙雙邊關系的演變中，扮演了較為重要的角色，成為影響雙方關系的重要外在因素。自然災害發生之后，在與明蒙各自的政治、經濟等內部因素相互作用后，就會對明蒙關系造成很大的影響，這是研究者所應注意的。前人在論述到明蒙關系時，大多從政治、經濟、軍事、民族關系等方面進行論述，很少有人從自然災害方面論述。雖然有部分學者就自然環境對某一時期或某一事件上的影響進行過論述，但很少有學者以整個明蒙關系的發展為視角，系統地探討自然災害這一外在因素對其的影響。而作者另辟蹊徑，從自然災害角度分析明蒙關系。因為北方地區的風雪、冰雹、干旱、蝗蟲等自然災害對明蒙雙方都存在影響，對游牧民族之一的蒙古來說尤甚。在受災之后，由于草原游牧經濟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使其無法靠自身的能力抵御，因而蒙古封建主迫于生計，或南下掠奪，或主動互市，最終形成的結論是自然災害“扮演了較為重要的角色，成為影響雙方關系的重要外在因素”。結語升華了主題，突出了文章特殊的觀察視角。如《甲午戰爭前夕李鴻章對局勢的判斷論析》一文的結語部分：綜上可見，甲午戰爭中中國的失敗，不完全敗在力量懸殊、國力不逮，而敗在當權者所奉行的一整套外交觀念、戰爭觀念、治軍觀念的陳腐不堪、過時落后。李鴻章僅僅是這些落后與陳腐的一個縮影。他已是那一時代相對開明、相對有所作為的人物了，但到頭來仍難免其俗而乏回天之術。甲午之役，終究成為日本國力迅速上升，中國地位一落千丈的分水嶺，為我炎黃子孫留下無窮的遺憾、無盡的酸楚。對于甲午戰爭中清政府被日本打敗的原因，學術界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但作者通過對統治者中的一個縮影——李鴻章對局勢的判斷分析，論述清政府失敗的原因。因為李鴻章是當時戰爭的指揮者，他對局勢的判斷，以及戰略戰術的運用是否得當，直接關系到戰爭雙方的決策和在未來戰爭中所處的地位。在這方面，這場戰爭的實際統帥李鴻章可以說是一誤再誤，終于導致了甲午戰爭的失敗，進而得出清政府“敗在當權者所奉行的一整套外交觀念、戰爭觀念、治軍觀念的陳腐不堪、過時落后”的結論。二、找出不足之處所有的學術研究都不是完美的，都有自己的不足和缺陷，研究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的，都有對前人觀點的繼承，同時也有對前人觀點的修訂、補充和發展，這也就是研究的魅力所在和創新之處。學術研究應當是客觀公正的，在指出前人不足的同時，也應當客觀公正地說明自己研究的不足之處，這不僅不會降低文章的價值，反而更會體現出作者在學術研究中坦誠的胸懷與求真務實的態度。說明本研究的不足之處或遺留問題，可以指明研究的方向，更有效地推動本課題的深入研究。如題為《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對經濟的影響》一文的結語為：最后，我還要說一句：正如我曾經指出的那樣，我們若是為“近代至上”的偏見所蒙蔽，把古人看得愚不可及，那就無法真正了解過去。為了真正了解我們的過去，就必須破除這種“現代人對過去的傲慢與偏見”，實事求是地分析過去的情況。本文對明清江南教育問題的討論，就是我在此方面進行的一個探索。當然，限于直接史料的匱缺，我在對明清教育問題的研究上僅能做到目前所達到的這一步。我希望借此引起學界同仁對此問題的進一步關注，以推進此項研究。在近代以前的社會中，教育對于經濟發展究竟有何種影響，是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作者以江南的情況為例對此問題進行了研究，對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及大眾教育的內容、教育對經濟的影響進行了分析，認為明清江南教育的發展和普及對于經濟的成長和江南經濟成長模式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結語中，作者說明了因為直接史料的缺乏，無法對此問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這是本文的不足之處。如《“丁戊奇荒”對江南的沖擊及地方社會之反應——兼論光緒二年江南士紳蘇北賑災行動的性質》一文的結語為：通過以上論述可以看出，在單純面對“丁戊奇荒”的情況下，無論是江南地方精英在鄉土范圍內發起的救助外來災民的行動，還是江南社會被激發出來的那種狹隘的地方本位主義話語，其內在脈絡是一致的，即都貫穿著捍衛鄉土安全的地方性立場。而由于忽視了地方性視角，以往研究當然未曾對這種立場及其在這場災荒期間的各種表現給予注意，也就無法準確把握光緒二年底江南士紳的蘇北行動的具體背景和實際性質。事實上，江南士紳這次行動的直接動機，仍是應對當時外來難民潮的一種努力。這就使此次行動不過是江南地方性救荒傳統的某種延伸，而與那種“不分畛域”的跨地方義賑行動還有相當大的距離。因此，如果把這次蘇北行動視為“近代義賑”之始，那么又該對自明清以來就已成型的江南地方性救荒傳統給出怎樣的性質判斷呢?而這反過來也提醒我們，在理解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時，切不可過于低估內在傳統資源的能動作用。最后應該指出，本文所作的考察當然不足以全面展示“丁戊奇荒”與社會之間發生互動作用的實踐進程，而只是試圖從一個具體的場景出發，表明以往相關研究對該進程還缺乏足夠的認識。至于該進程蘊涵的其他許多重要社會脈絡，特別是晚清義賑的興起過程，本人將在另外的研究中加以闡明。光緒初年爆發的“丁戊奇荒”主要危害了華北地區，因而以往的學者在論述這一災害及其應對時只考慮到了華北地區。其實這場巨大災害的影響不只局限于華北地區，對江南地區也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單從華北方面考慮中國近代救荒事業顯然失之偏頗。文章論述了“丁戊奇荒”對江南地區的沖擊和社會的反應，同時論及了江南士紳蘇北賑災的性質。但該文僅是從一個具體的場景出發，沒有全面展示“丁戊奇荒”與社會之間發生互動作用的實踐進程，不足之處在結語中予以說明。作者對研究不足之處的說明，更能體現出作者對待學術研究的認真態度。三、指明研究方向結論部分不僅要概括自己研究的成果，找出不足之處，如有可能，還應為他人或自己繼續研究該問題指明方向，提供進一步研究的線索。如《馬仲英赴蘇及其下落》一文的結語為：筆者無意對馬仲英一生的功過是非進行評論，只是依據有關材料對他赴蘇后的活動和下落進行一點粗淺的探討。應該說，馬仲英的下落，尚有待在見到庫氏所說的前蘇聯秘密檔案后才能下定論，筆者只是在現有材料的基礎上進行一些大膽的推測而已，目的在于促進對此問題的進一步關注和研究。1934年，聲震西北的馬仲英離開所部三十六師，前往蘇聯，從此再未能返回，關于其下落有種種說法，至今仍為一個不解之謎。作者通過查找相關資料和調查，對馬仲英赴蘇后的活動及其與三十六師的聯系、馬仲英的下落等問題做了考察，認為馬仲英赴蘇后走上了正確的道路，但由于極其復雜的原因，馬仲英大約在1937年底被斯大林以勾結土耳其反蘇勢力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罪名處死。這在文章中通過論述已經說明，但僅僅是一家之言，所以在結語中言：“馬仲英的下落，尚有待在見到庫氏所說的前蘇聯秘密檔案后才能下定論。”這為對該問題進一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如《環境、社會動蕩與山區寨堡——明清川陜楚交邊山區寨堡研究之一》一文的結語為：另外，明清時期的社會動蕩中，川陜楚交邊山區的寨堡不僅數量多，覆蓋地域廣，而且作用顯著，較有代表性，值得深入研究的內容豐富，除本文已述及者外，其他如寨堡修建、組織中的官紳民關系，宗族關系，寨堡與團練、鄉勇，寨堡與山區聚落，寨堡與里保甲組織等問題，容另文探討。在社會動蕩期間，寨堡成為川陜楚交邊山區民眾躲避戰亂、自保身家的重要依托，尤其是在嘉慶白蓮教起義期間，山區幾乎“處處有之”，許多州縣的寨堡“數以百計”。寨堡分布范圍廣，作用顯著，值得深入研究。文章以白蓮教起義為中心，記述了環境、社會動蕩與山區寨堡之間的關系。但對“寨堡修建、組織中的官紳民關系，宗族關系，寨堡與團練、鄉勇，寨堡與山區聚落，寨堡與里保甲組織等問題”并沒有深入研究，作者在結語中指明了以后自己研究的方向。如《明代“朝班”考述》一文的結語為：有明三百年，雖然“以品定班”的基本原則沒有放棄，但品級已失去了固定班序的作用。朝班體現的是官員的“貴賤尊卑”，而當權力跳出品級的框架時，朝班也不可能保持穩定——這便是朝班之變的真正原因。由于史料缺乏，明朝人對前朝之制已不能詳，今人欲拼接出一個朝班變化的完整鏈條并加以考察，其難度可想而知。本文對明代朝班進行了一次初步的、框架式的考述，而朝班的許多細節，其變化與官制、與時政的關系，尚有待于繼續深入的研究。朝堂之上，百官文東武西，各依品級序立，即為朝班。明代時，每逢正旦、冬至、萬壽圣節的大朝，每月初一、十五的朔望朝，以及每日御門聽政的常朝，百官都要排班入朝；當國家舉行大典禮、大祭祀，以及歲時令節賜宴，郊祀慶成宴、會試恩榮宴、經筵日講，朝官也須按照品級侍班、行禮和敘坐，班行次第不可淆亂。明初，朝班“專準品級”，其后“兼隆侍從”，又移于權勢，改于因循，出現了“次序參錯，班行混淆”的現象。班序的淆亂，直觀地反映了政治形勢的變化。朝班體現了規范的統治秩序，其變化也顯示了這一秩序是如何解體的。文章對朝班做了框架式的描述，分析了朝班變化的特點以及造成其變化的原因。但因為資料的缺乏，對朝班的細節性問題，其變化與官制、時政的關系，尚需深入研究。如《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記憶（1937—1985）》一文的結語為：20世紀80年代以后，南京大屠殺與現實政治的糾葛并沒有減弱。由于日本社會不斷有人否定侵略歷史，歷史認識問題成為中日關系障礙之一，南京大屠殺在其間居于重要地位，成為中國民眾對日本侵華歷史認識的一個象征。毫無疑問，20世紀80年代以后，南京大屠殺越來越為國際社會所了解和關注，其內涵也大大豐富。但是，如何借鑒以往的經驗，克服概念化、空洞化和抽象化的傾向，仍然是我們面臨的重要任務。要還原真實的大屠殺歷史，不但需要學者的努力，而且需要廣大民眾的有力配合，這其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南京大屠殺是日本蓄意制造的重大慘案之一，全面抗戰之初，即作為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暴行的象征而被中外新聞媒體廣為報道。戰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其進行了專案審理，松井石根、谷壽夫等戰犯受到了懲處。但由于后來國際和國內政治形勢的發展，南京大屠殺逐漸被淡化。文章論述的是南京大屠殺發生后到1985年中國建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期間，南京大屠殺是如何被記憶和傳遞的，但對于如何認識這一慘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期待后人繼續研究。第三節結語寫作的要求結語是對全文中心內容的概括和總結性的說明，具有相對的獨立性。結語表述要點要具體，切忌使用抽象籠統的語言和故作深奧的表達。在結語中不宜再提出新的論點，也不能展開論述還未說明的問題。如有尚未解決的問題，可在正文中適當加入內容補充說明。如果論述的內容過多，意猶未盡，可在結語中引出進一步研究的方向，另立篇目論述。一、結語要精練，不能自我評論語以充分表達論文的研究成果為主，雖然沒有長短要求和字數限制，但一定要精練，不宜過長。結語中不能使用自我評價性的詞語，如“本研究具有國際先進水平”“本研究結果屬國內首創”“本研究結果填補了學術研究的空白”之類的語句。二、結語不能與摘要重復前文已經論述了摘要是展示文章研究的創新之處、目的、方法、結果等的窗口，有報道性摘要、指示性摘要、報道指示性摘要三種類型。而結語是對全文觀點的總體概括，在結語中要說明已經解決了的問題、文章的不足之處，如有可能還要為以后的研究指明方向。可見兩者在寫作內容與方法上都存在著很大的不同。但是，兩者之間也有相通的地方，那就是對文章創新點和結論都有所涉及。但應當注意的是，摘要只是概括性的提煉，而在結語部分可以稍做展開，內容要比摘要全面。作為初學者，既要嚴格把握兩者在寫法、用法上的區別，同時應該多讀專家的文章，仔細辨別，發現其中的不同之處，靈活運用。如《1980年以來中國古代北方游牧文化研究評述》一文的摘要為：中國古代北方游牧文化是與古代中原農耕文化相對應的一個概念，也是一個相對薄弱的研究領域。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一領域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主要采用文化類型分析和多學科研究方法，成果體現在基本概念的厘定、游牧民族的歷史與社會、游牧經濟、宗教與習俗、游牧生態環境觀等方面，對其加以梳理總結，有利于該問題研究的深化。這是一篇述評型的文章，主要論述的是1980年以來中國古代北方游牧文化研究成果，摘要寫成指示性的，說明目前對北方游牧文化的研究成果體現在“基本概念的厘定、游牧民族的歷史與社會、游牧經濟、宗教與習俗、游牧生態環境觀等方面”，但具體內容怎樣，因篇幅所限并未展開，只待讀者自己閱讀文章了。而該文的結語為：綜上所述，20多年來學界從游牧、游牧文化的概念以及歷史上游牧民族的社會、經濟、宗教與習俗方面進行了多層次的探討，并取得顯著的成績。但研究中仍存在以下兩方面的不足：一是對游牧文化的理論性研究與提煉不夠，在如何構建科學完整的學科體系上，還需做大量的工作；二是現有成果運用傳統方法和手段進行研究者多，引用新理論、新方法研究者少，或者說缺乏理論與方法的創新。如何既能較好地吸納國外相關研究成果和方法，為我所用，又能避免照搬他人，仍然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艱巨任務。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今后的研究中，一方面要把中國古代北方游牧文化的研究放在整個歐亞大陸游牧文化的大背景下，既研究其共性（即揭示其諸多的同象性的內容），也要注意研究我國古代北方游牧文化的個性與特性，繼續加強微觀問題和個案的研究；另一方面把中國古代北方游牧文化研究放在中國歷史的大背景下，摒棄過去輕視游牧文化的思維定勢，著重探討北方游牧民族及其文化在構建中華經濟文化圈中的歷史貢獻，深層揭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內在規律；也要注意對游牧經濟和游牧文化諸多奧秘的探索，尤其加強對游牧民族生態環境觀的探討與總結，為當今北方地區及草原牧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和區域經濟的開發提供借鑒和啟示。在結語中，作者肯定了目前學術界在北方游牧文化研究方面已經取得的成績，同時也指出了目前研究中兩個方面的不足，并為以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提出了兩個方面的建議。通過對比分析同一篇文章的摘要與結語，可以發現兩者在寫作方法、表述內容上的明顯區別。但摘要和結語都是論文的一部分，都是為論文所要表述的主題服務的，從這個角度來講，兩者又是統一于主題之下的。思考題1.結合寫作實踐，談談如何選用結語和結論？2.結語的內容通常包括哪幾個部分？3.選讀幾篇公開發表的文章，分析結語或結論的寫作特點。第八章引文注釋標注與參考文獻著錄論文引證文獻時，有的使用引文注釋標注方式，有的使用參考文獻著錄方式。通過引文注釋標注或參考文獻著錄，可以看出作者是否具有嚴肅認真的治學態度、資料的搜集深度與廣度如何，以及對學術前沿動態的把握情況等。因此，作者必須高度重視引文注釋標注與參考文獻著錄的規范。第一節注釋及其規范注釋，也叫注解或注文，是為了方便讀者閱讀，作者對文章中的某些詞語、內容及出處所做的進一步的說明。注釋最早有傳、注、訓、箋、疏、章句等名稱，后來統稱注，最早用于對儒家經典的解釋和說明，后來用于著書立說時補充說明文章中的特定內容。根據《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7版）的解釋：注釋，也叫注解，解釋字句的文字。一、注釋的分類在論文寫作中，注釋可以分為標題注、作者注、釋義注以及引文注四種。標題注，是對標題所做的補充性說明，通常在標題的右上方打“*”號標記，在頁腳處注釋。如《〈前秦建元籍〉與漢唐間籍帳制度的變化》一文的標題注為“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漢唐戶籍文書研究’（08BZS019）的階段性成果，課題并獲得霍英東教育基金會資助。本文初稿完成后，承陳國燦、王素、馬怡、侯旭東等先生，及外審專家提出寶貴意見，特此致謝。”基金項目注也屬于標題注釋的一種，有的刊物注于標題中，有的在文章首頁的頁腳處單獨以“[基金項目]”的形式說明。基金項目是指文章的資助背景，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部博士點基金等，如果受到資助的項目成果公開發表應予以說明，并在圓括號內注明其項目編號，如果是受多個項目的資助，應以分號隔開。如《從進貢到私易：10—11世紀于闐玉的東漸敦煌與中原》一文的基金項目注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敦煌與于闐：佛教藝術與物質文化的交互影響”（項目編號：13&ZD087）。作者注，就是注明作者的基本信息。目前大多刊物的做法是在作者姓名之下注明作者所在的單位，在頁腳處以“作者簡介”或“[作者簡介]”的形式注明。作者簡介主要是對作者的姓名、出生年月、性別、民族（漢族可省略）、職稱、籍貫、學位、履歷及研究方向等所做的介紹。但在實際標注中，在基本內容相同的情況下，各個刊物又有不盡相同之處。為了方便國際交流，有時也需要有與中文作者簡介相當的外文（多為英文）作者信息。如《歐洲的中國觀：一個歷史的巡禮與反思》一文的作者注為：張國剛（1956—），男，安徽宿松人，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史和中西文化關系史的研究。如《元代四川行省沿革與特征》一文的作者注為：李治安，男，1949年生，河北邢臺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從事元史和中國古代史的教學與研究。如《近300年來玉米種植制度的形成與地域差異》一文的作者注為：韓茂莉（1955—），女，北京市人，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歷史地理。釋義注，是對文中所采用的專有名詞或讀者不易明白的專業術語的解釋，或是對某一部分內容的解釋性說明，也常見于對外文專業術語及縮寫、中譯外國人名原文的注解。如《說彝論——殷周之際社會秩序的重構》一文中對“五事”的注釋為：漢儒董仲舒每以陰陽災異之論解釋“五行”，但也曾正確地分析了“五事”的目的在于為君王之治獻策，他說:“夫五事者，人之所受命于天也，而王者所修而治民也，故王者為民，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王者貌曰恭，恭者，敬也；言曰從，從者，可從；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分明黑白也；聽曰聰，聰者，能聞事而審其意也；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容作圣。何謂也？恭作肅，言王者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乂，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容作圣，圣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圣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春秋繁露·五行五事》，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389頁）。引文注，即對引文出處的注釋。引文就是在論文寫作中，為論證自己的觀點而引用的其他書籍、文章或文件，把別人的觀點、理論或論述作為自己文章的材料。根據引用方式的不同，引文可分為直引和意引兩種方式。直引，指直接引用文獻資料中完整的一段話，所引文字必須與原文完全符合。意引，指在引用的過程中，作者對所引的文獻內容進行加工轉換，用自己的語言表述出來，轉述的文字不需加引號標記，但必須在引文末標明所引文獻出處。二、注釋的方法注釋的方法，按照注釋在文中出現的位置，通常分為三種，即夾注、腳注或尾注。夾注，是在文章的寫作過程中把注釋的內容放在需要加注的部分的后邊，用圓括號標明。腳注，即把注釋放在當頁的左下方，并用實心橫線與文章正文部分分開。尾注，是將注釋的內容置于全文的末尾，按材料出現的順序排列。三、引文注釋的標注規范（一）中文文獻1.古籍（1）刻本序號/撰寫者年代（可選）/責任者與責任方式/文獻題名/卷次、篇名/版本、頁碼。部類名及篇名用書名號表示，其中不同層次可用中圓點隔開，原序號仍用漢字數字，下同。頁碼應注明a、b面。如：①（明）徐階：《世經堂集》卷五《擬遺詔》，明萬歷徐氏刻本，第1頁。②姚際恒：《古今偽書考》卷三，光緒三年蘇州文學山房活字本，第9頁a。（2）點校本、整理本序號/撰寫者年代（可選）/責任者與責任方式/文獻題名/卷次、篇名/出版者/出版時間/頁碼。可在出版時間后注明“標點本”“整理本”。如：①（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中華書局，1996，第35頁。（3）影印本序號/撰寫者年代（可選）/責任者與責任方式/文獻題名/卷次、篇名/出版者/出版時間/（影印）頁碼。可在出版時間后注明“影印本”。縮印的古籍，引用頁碼還可標明上、中、下欄。如：①（明）宋濂：《進元史表》，《明經世文編》卷一，中華書局，1962，影印本，第5頁。②楊鐘羲：《雪橋詩話續集》卷五，遼沈書社，1991，影印本，上冊，第461頁下欄。（4）地方志明清以前地方志多為私人編纂，可在標注時注明作者。明清時期，地方志一般為地方官府負責修撰，因此一般不標注作者，只在書名前注明成書的年號（年代）。“民國”時期的地方志，標注時在書名前加“民國”二字。新影印（縮印）的地方志可采用新頁碼。如：①乾隆《平利縣志》卷二《戶口》，第5頁。②民國《宜川縣志》卷六《人口》，第6頁。③萬歷《廣東通志》卷十五《郡縣志二·廣州府·城池》，《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中國書店，1992，影印本，第42冊，第367頁。（5）常用基本典籍官修大型典籍以及書名中含有作者姓名的文集可不標注作者，如《論語》《孟子》《明實錄》，以及二十四史等。如：①《明史》卷三一五《云南土司三》，中華書局，1974年點校本，第8129頁。（6）編年體典籍編年體典籍，可注出引文所屬的時間。如：①《明太祖實錄》卷一○三，洪武九年春正月癸未，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第1739頁。②《清德宗實錄》卷四三五，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上，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本，第六冊，第727頁。2.著作序號/責任者與責任方式/文獻題名/出版者/出版時間/頁碼。責任方式為“著”時，“著”可省略，其他如“編”“主編”“編著”“整理”“校注”等責任方式不可省略。責任者如果是兩個或三個且責任方式相同，用頓號隔開，有三個以上，只取第一責任者，其后加“等”字。引用翻譯著作時，將譯者作為第二責任者置于文獻題名之后。如：①趙景深：《文壇憶舊》，北新書局，1948，第43頁。②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卷）》，人民出版社，1983，第35頁。③莫尼克·瑪雅爾：《古代高昌王國物質文明史》，耿昇譯，中華書局，1995，第10頁。3.期刊序號/責任者/文獻題名/期刊名/年期（或卷期，出版年月）。如：①張明富：《乾隆末安南國王阮光平入華朝覲假冒說考》，《歷史研究》2010年第3期。②吳景平：《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檔案概況及其學術價值》，《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6期。4.報紙序號/責任者/篇名/報紙名稱/出版日期/版次。早期中文報紙無版次，可標識卷冊、時間或欄目及頁碼（可選）。同名報紙應標示出版地點以示區別，如：①杜羽：《e考據時代，如何治紅學？》，《光明日報》2015年10月23日第9版。②滕文生：《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最恢宏的史詩》，《人民日報》2021年7月9日第9版。5.析出文獻序號/責任者/析出文獻題名/文集責任者與責任方式/文集題名/出版者/出版時間/頁碼。①杜七紅：《清代漢口茶葉市場研究》，載陳鋒主編《明清以來長江流域社會發展史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第332—333頁。②狄爾泰：《對他人及其生命表現的理解》，載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近現代西方史學著作選》，商務印書館，1999。③鄭炳林：《康秀華寫經施入疏與炫和尚貨賣胡粉歷研究》，載《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第191—208頁。（二）外文文獻引證外文文獻，原則上使用該語種通行的引證標注方式，文獻題名用斜體，出版地點后用英文冒號，其余各標注項目之間，用英文逗點隔開。1.專著序號/責任者與責任方式/文獻題名/出版地點/出版者/出版時間/頁碼。如：①MareW

Kruman,BetweenAuthority&Liberty:StateConstitutionMakinginRevolutionaryAmerica,ChapelHill:The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97,p

134

②HarryThomasDickinson,LibertyandProperty:PoliticalIdeologyinEighteenth

CenturyBritain,London:MethuenandCompany,1977,pp

144145

2.期刊文章序號/責任者/文獻題名/期刊名/卷冊及出版時間/頁碼。文獻題名用英文引號標識，期刊名用斜體。如：①R

R

Palmer,“NotesontheUseoftheWord‘Democracy’1789—1799,”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vol

68,no

2（Jun

1953）:2043.析出文獻序號/責任者/析出文獻題名/文集題名/編者/出版地點/出版者/出版時間/頁碼。如:①AlexanderHamilton,“NewYorkRatifyingConvention,NotesforSpeechofJuly22,”inHaroldC

Syrett,ed

,ThePapersofAlexanderHamilton,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62,vol

V,pp

150152（三）未刊文獻1.學位論文、會議論文等序號/責任者/文獻標題/論文性質/學校或地點/文獻形成時間/頁碼。如：①方明東：《羅隆基政治思想研究（1913—1949）》，博士學位論文，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2000，第67頁。②任東來：《對國際體制和國際制度的理解和翻譯》，全球化與亞太區域化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天津，2000，第9頁。2.手稿、檔案文獻等序號/文獻標題/文獻形成時間/卷宗號或其他編號/藏所。如：①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2冊，1921年9月21日。②甘肅民政廳：《甘肅三年來執行婚姻法情況總結報告》，甘肅省檔案館藏，檔案號：1380040345。（四）電子文獻電子文獻包括以數碼方式記錄的所有文獻（含以膠片、磁帶等介質記錄的電影、錄像、錄音等音像文獻）。序號/責任者／電子文獻題名／更新或修改日期／獲取和訪問路徑／訪問日期。如：①揚之水：《兩宋茶詩與茶事》，《文學遺產通訊》（網絡版試刊）2006年第1期，http://www

literature

org

cn/Article

asp?ID=199，訪問日期：2007年9月13日。（五）轉引文獻文獻無法直接引用，轉引自他人著作時，須標明。序號/責任者／原文獻題名／原文獻版本信息／原頁碼（或卷期）／轉引文獻責任者／轉引文獻題名／版本信息／頁碼。如：①章太炎：《在長沙晨光學校演說》，（1925年10月，）轉引自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下冊，中華書局，1979，第823頁。在引文注釋標注中需要注意以下幾點：第一，意引時引用的并不是作者的原話，在注釋中標注為：參見×××：《×××》，×××出版社，×××年。第二，如果所引的內容中有難以理解的文字，可以在關鍵詞后加括號注明，其格式為：（×××即×××——引者注/筆者注）。第三，有時為了論述的需要，在一段話中引用了多條材料，如果這幾條材料都出自同一篇文獻，則無需對所引文字一一加注說明，只需在最后一句引文后標出。格式為：以上均見×××：《×××》，×××出版社，×××年。第二節參考文獻著錄規范一、參考文獻的含義參考文獻的含義，是一個需要辨識的問題。我國于1987年5月5日批準，并于1988年1月1日起實施《文后參考文獻著錄規則》（GB/T7714—1987），對參考文獻的界定是：“為撰寫或編輯論著而引用的有關圖書資料。”這里重點強調的是參考文獻的“引用”作用。為了利于大型數據庫的建立以及對文獻數據進行交換、處理、檢索、評價和利用，清華大學《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雜志社制定《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檢索與評價數據規范》（習慣上又稱《CAJ

CD規范》）。1999年，國家新聞出版署發文要求對所有進入光盤版的期刊參照執行，后來大多數期刊就使用了這一規定。在該規范中，對于參考文獻的界定是：“參考文獻是對期刊論文進行統計和分析的重要信息。”這里對參考文獻僅僅是從功能上進行了界定，并沒有對什么是參考文獻本身進行界定，尤其沒有對注釋與參考文獻的區別進行界定。2015年5月15日，國家標準《信息與文獻—參考文獻著錄規則》（GB/T7714—2015）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發布，該標準代替《文后參考文獻著錄規則》（GB/T7714—2005），成為現行的國家標準。經查詢“全國標準信息公共服務平臺”，《信息與文獻參考文獻著錄規則》目前正在修訂，主要起草單位有：武漢大學圖書館、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集團）有限公司、《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編輯部、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中國科學院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華中師范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中國科學技術期刊編輯學會、《中華醫學雜志》社有限責任公司。二、參考文獻的著錄原則參考文獻應選擇最新、最具代表性的文獻。就一篇文章而言，其所引用的文獻數量是有限的，不可能把所有與論題相關的文獻全部羅列，因此選擇最具代表性的文獻著錄就顯得尤為重要。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一般引用時選擇最新出版的文獻，最新的文獻可以反映出與題目相關的最新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把握學術研究的動態和最前沿的成果。此外還應選擇最具代表性的學者言論。直接引用原始文獻。三、參考文獻的著錄規范參考文獻是學術專著、科研論文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期刊進行統計和分析的重要信息源之一。下面將根據《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檢索與評價數據規范》（修訂版）的內容，結合歷史學學術論文的特點，對參考文獻的著錄規則予以說明。參考文獻著錄項目為：主要責任者；文獻題名；文獻類型及載體類型標識；其他責任者（譯者，校注、校點、校勘者等）；版本；出版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文獻出處或電子文獻的可獲得地址；文獻起止頁碼；文獻標準編號（ISBN，ISSN……）。主要責任者包括：普通圖書作者、論文集主編、學位申報人、專利申請人、報告撰寫人、期刊文章作者、析出文獻作者等，多個責任者之間以“，”分隔。參考文獻類型以下列單字母方式標識：對于其他未說明的文獻類型，一般采用單字母“Z”來標識。參考文獻類型普通圖書會議論文報紙文章期刊文章學位論文報告標準專利匯編參考工具文獻類型標志MCNJDRSPGK對于數據庫（database）、計算機程序（computerprogram）及電子公告（electronicbulletinboard）等電子文獻類型的參考文獻，用下列雙字母作為標志：電子參考文獻類型數據庫計算機程序電子公告電子文獻類型標志DBCPEB對于非紙張型載體的電子文獻，當被引用為參考文獻時，需在參考文獻類型標志中同時標明其載體類型。本規范建議采用雙字母表示電子文獻載體類型：磁帶（magnetictape）——MT，磁盤（disk）——DK，光盤（CD

ROM）——CD，聯機網絡（online）——OL，并以[文獻類型標志/載體類型標志]表示包括文獻載體類型的參考文獻類型標志。如：［M/CD］——光盤圖書（monographonCD

ROM）；［DB/MT］——磁帶數據庫（databaseonmagnetictape）；［CP/DK］——磁盤軟件（computerprogramondisk）；［J/OL］——網上期刊（serialonline）；［DB/OL］——網上數據庫（databaseonline）；[EB/OL]——網上電子公告（electronicbulletinboardonline）。以紙張為載體的傳統文獻在引作參考文獻時不必注明其載體類型。目前大多數刊物的參考文獻采用順序編碼制，即參考文獻按在正文中出現的先后次序列于文后，其上以“參考文獻”（左頂格）作為標志；英文文章后的參考文獻上以“References:”（左頂格）作為標志。參考文獻的序號左頂格，并用數字加方括號表示，如[1]、[2]等，與正文中的指示序號格式一致。每條文獻只與一個序號相對應。當文獻題名等內容相同僅頁碼不同時，可將頁碼注在正文中的指示序號后。每一參考文獻條目的末尾均以“”結束。需要注意的是這里的“”是標志符號而不是標點符號，輸入時為英文輸入狀態下的句號。參考文獻的著錄順序基本與文章注釋順序相同，只不過不需要標注頁碼，中文參考文獻可按照責任者姓氏的音序編排，外文參考文獻可按照責任者姓氏字母的音序編排，同一責任制的多篇參考文獻，可按照其出版年份的先后順序編排。（一）中文文獻1.普通圖書（包括教材等）、會議論文集、資料匯編、學位論文、報告（包括科研報告、技術報告、調查報告、考察報告等）、參考工具書（包括手冊、百科全書、字典、圖集等）的著錄格式為：[序號]主要責任者文獻題名：其他題名信息（任選）[文獻類型標志].其他責任者（任選）.版本項（任選）.出版地：出版者（有編號的知名系列報告可不注出版地和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頁碼（當整體引用時不注）。[1]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2]王凱旋明代科舉制度研究[D].吉林大學，2005[3]馮西橋核反應堆壓力管道與壓力容器的LBB分析[R].北京：清華大學核能技術設計研究院，1997

[4]呂啟祥，林東海紅樓夢研究稀見資料匯編[G].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5]張永錄唐代長安詞典[K].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02.期刊文章的著錄格式為：[序號]主要責任者文獻題名[J].刊名（建議外文刊名后加ISSN號），年，卷（期）：起止頁碼.[1]錢乘旦不平衡的發展：20世紀與現代化[J].歷史教學（高校版），2007，（6）:56[2]李懷順，魏文斌，鄭國穆麥積山石窟“伏羲女媧”圖像辨析[J].華夏考古，2006，（03）:89973.報紙文章的著錄格式為:[序號]主要責任者文獻題名[N].報紙名，出版日期（版次）.[1]許崇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記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立法活動[N].光明日報，20110303（10）.[2]葉帆移情體驗與史家修養[N].人民日報，20110303（23）.[3]鐘玉華外來文化深嵌菲律賓人生活[N].環球時報，20110301（9）.4.標準（包括國際標準、國家標準、規范、法規等）的著錄格式為：[序號]主要責任者（任選）.標準編號，標準名稱[S].出版地（任選）：出版者（任選），出版年（任選）.［1］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GB/T16159—2012［S］.北京：中國標準出版社，2012.［2］全國信息與文獻標準化技術委員會信息與文獻參考文獻著錄規則：GB/T7714—2015［S］.北京：中國標準出版社，2015.5.專利的著錄格式為:[序號]專利申請者或所有者專利題名：專利國別，專利編號[P].公告日期或公布日期.[1]陳大鐘中國歷史知識棋：中國，96108555

X[P].19980107[2]中國科學院軟件研究所自適應的歷史數據壓縮方法：中國，02120383

0[P].200312036.各種未定義類型的文獻的著錄格式為：[序號]主要責任者文獻題名[Z].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1]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Z].北京：中華書局，1979[2]史若民，牛白琳平、祁、太經濟社會史料[Z].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3]翁同龢翁同龢日記：第6冊[Z].陳義杰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987.析出文獻的著錄格式為:[序號]析出文獻主要責任者析出文獻題名[文獻類型標志]//原文獻主要責任者（任選）.原文獻題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獻起止頁碼[1]欒成顯明代人口統計與黃冊制度的幾個問題[C]//明史研究論叢（第七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2]錢茂偉晚明實錄編纂理論的進步：以薛三省《實錄條例》為中心[C]//第十屆明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48.電子文獻的著錄格式為：對于載體為“DK”、“MT”和“CD”等的文獻，將對應的印刷版的[文獻類型標志]換成[文獻類型標志/載體類型標志]（包括

[DB/MT]和

[CP/DK]等）；對于載體為“OL”的文獻，除了將對應的印刷版的[文獻類型標志]換成[文獻類型標志/載體類型標志]，尚須在對應的印刷版著錄項目后加上發表或更新日期（加圓括號，有出版年的文獻可不選此項）、引用日期（加方括號）和電子文獻的網址，建議在網址和相應的文獻間建立起超鏈接。[1]方舟子學術評價有新招[N/OL].中國青年報，20060111（20060111）[20060302].http://scitech

people

com

cn/GB/1057/4017988

html[2]蕭鈺出版業信息化邁入快車道[EB/OL].（20011219）[20020415].http://www

booktide

com/news/20011219/200112190019html[3]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光折變效應應用中的預置光柵方法：中國，1580873[P/OL].（20050216）[20060428].http://develop

lib

ts

inghua

edu

cn/infoweb/entryview

jsp?rid=20337[4]江向東互聯網環境下的信息處理與圖書管理系統解決方案[P/OL].情報學,1999,18（2）:4

[20050118].http://218

17

222

243/was40/detail?record=216&channelid=51954（二）外文文獻各類外文文獻的文后參考文獻格式與中文示例相同。為了計算機檢索方便，建議題名的首字母及各個實詞的首字母大寫，期刊的刊名等可用全稱或按ISO4規定的縮寫格式。例如：[1]MERLEM

SociologiedesRelationsInternationales[M].4thed

Paris:Dalloz,1988

[2]HILDBRANDK

DasDriteReich[M].München:Bund

Verlag

GmbH,1979

[3]TpuropxHCB

PynHHYHaHTeoxMMM[M].MocKBa:Hexpa,1992

[4]ROSENTHALLEM

ProceedingsoftheFifthCanadianMathematicalCongress[C],UniversityofMontreal,1961.Toronto:UniversityofTorontoPress,1963

[5]GUOAi

bing

AutoShowRevsupCustomers

Desire[N].ChinaDaily,20020607（1）.[6]村山敏博木質材料の耐燃処理[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