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引言的寫作引言又稱前言、序言或緒論，是論文的開端，位于文章的開頭，其目的是向讀者說明研究的緣起、重點和創新之處，重在使讀者了解研究的背景，產生繼續閱讀的興趣。好的引言應能夠簡明扼要地引出研究對象，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但有些作者并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或是過多地介紹與研究對象相關的背景知識，或是加上過多的自我評價，夸大其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在引言中用最少的文字反映最全面的問題，是寫作的關鍵。第一節引言寫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引言是在分析已有研究不足的基礎上提出擬解決的主要問題，旨在表明研究的目的和意義。引言是文章的開頭部分，如果有小標題，一般是第一個小標題之前的部分，如果沒有小標題，一般是文章開頭的前一二段。有些初學者不知道引言部分應該怎樣寫，經常可以看到的案例就是摘要、引言、結論為相同的語句，只是從不同的角度換一種說法而已。一、引言缺失沒有引言的文章常見于短篇論文中，在標題之后就直接是層次標題，中間缺少引言部分。這時讀者就不明白文章寫作的相關背景，論文的結構顯得不完整。引言重在引出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抓住前人沒有解決的問題，提出作者所要解決的問題(這也就是文章的創新之處)，也可以介紹作者的研究思路與主要研究方法。沒有引言，讀者就不會了解到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文章內容的展開就會顯得突兀和生硬，行文因缺乏過渡而不夠流暢。二、引言失衡引言失衡表現為篇幅冗長，洋洋灑灑數千言，并未觸及核心問題，內容過于龐雜，把許多本應該放在正文或結論部分的內容放到了引言里。論文寫作，最重要的是要明白文章寫給誰看。很多作者在寫文章的時候過多地介紹專業基礎知識，但學術論文并不是科普讀物，而是用來進行業內交流的，因此根本沒有必要在引言里介紹專業人士所共知的基礎知識，這在引言寫作中尤其要注意。三、研究現狀缺失有些選題，明明前人已有很多研究，但作者寫作中并沒有列出相關的成果，只是就自己的觀點展開論述，未能反映作者吸收和利用已有成果以及把握最新學術前沿，讀者無法了解作者研究的深度與廣度，難以體現出本研究與前人研究的不同和創新之處。研究成果缺失是針對文章的作者沒有將研究對象已有的成果展示出來的現象而言的。但如果研究是首創性的，前人很少涉獵或根本沒有研究，或即使有所研究但不成系統，可以不在引言中介紹已有成果，但必須在引言中予以說明。四、評論失當學術評論貴在客觀真實，應避免使用“從未見過報道”“前人沒有研究過”“填補一項學術空白”“達到國內外先進水平”等夸大性的詞語。學術評論時，切忌夸大研究者或研究成果的價值。第二節引言的內容之所以在引言的寫作中出現諸多問題，就是因為作者對引言中究竟要寫什么知之不多或知之不詳。要明白引言中究竟寫什么，首先要明確“為什么要寫引言”。引言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為什么要做這項研究”。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說明作者所做研究的價值，首先指出當前研究中的不足之處，然后在不足中找到自己的切入點，運用適當的方法解決這一問題，再對自己所取得的成果做一說明。一、研究概述研究概述包括研究對象的基本特征，前人對這一問題做過哪些工作以及在已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自己的研究是站在一個什么樣的起點上，寫作本篇論文的目的和理由即希望解決什么問題等。如《旅漢粵商與晚清漢口茶葉貿易》一文的引言部分對背景知識的陳述。參見陶德臣：《中國茶葉商幫群體產生條件及其異同比較》，《農業考古》2020年第5期；嚴明清主編：《洞茶與中俄茶葉之路(一)》，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等。論文所研究的對象是包括粵籍買辦在內的漢口茶葉廣幫的興起，論述其在晚清漢口茶葉對外貿易中的地位與作用，以及對城市轉型的影響。作者引用文獻概括了研究對象的特征，指出了學界研究的不足，也指出了自己要解決的問題。如《民國大選期間的總統“草選舉”》一文的引言部分對背景知識的陳述為：“草選舉”是現代民主政治的產物，帶有模擬選舉以窺測民意的性質。在中國傳統政治體制下，最高統治者系憑借實力上位或依靠世襲制度登極，選舉尚且沒有，自然不存在模擬性質的“草選舉”。辛亥革命發生后，中國效法西方，建立起近代民主共和政制。在新的政治體制下，不僅各級民意代表須通過選民選出，最高行政領袖的產生也必須經由法定選舉程序。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民意調查重要組成部分的“草選舉”不僅被用作預測“大選”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影響或干預“大選”進程與結果的重要手段。“草選舉”譯自strawvote，亦譯“假選舉”。民國時期的總統“草選舉”有可能包含民意之真，而作為“真選舉”的大選，雖標榜由“民意代表”（議員）依法定程序進行，卻處處透露出不盡符合民意之“假”。其中的真假虛實，錯綜復雜，極具辨析價值。然而與“草選舉”的重要性形成強烈反差，學術界普遍重視可稱作“真選舉”的大選而忽略“草選舉”，不知“草選舉”已成“真選舉”重要的參照值，更未將“真”“草”選舉的對比納入研究范疇，導致民國大選的研究無法深入。本文擬拾遺補闕，對民國時期的總統“草選舉”作一全程式回顧，借窺民國總統選舉的社會心理基礎，希望對民國政治史研究，提供社會學維度的參考。在引言中，作者解釋了什么叫“草選舉”，并指出在辛亥革命后作為民意調查重要組成部分的“草選舉”不僅被用來預測“大選”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影響或干預“大選”進程與結果的重要手段。在總結前人的研究成果時作者說：“學術界普遍重視可稱作‘真選舉’的大選而忽略‘草選舉’，不知‘草選舉’已成‘真選舉’重要的參照值，更未將‘真’‘草’選舉的對比納入研究范疇，導致民國大選的研究無法深入。”接下來作者論述了其寫作目的，“對民國時期的總統‘草選舉’作一全程式回顧，借窺民國總統選舉的社會心理基礎，希望對民國政治史研究，提供社會學維度的參考”。在論述前人成果時，即使與本研究相關的成果不多，但如果有這方面的成果，也應標出。如《馬端臨“職役”概念及其意義》一文的引言部分對背景知識的陳述為：目前學界對職役概念界定并未統一，老一輩史學家在著眼宋代役法整體研究前提下，往往將宋代差役、吏役和色役都視為職役；中青年學者則訴諸職役特征來進行界定，或強調職與役不可分割，或概括為“征役以任事”，或歸結為“政府公共職能的提供”

，等等。上述對職役的界定存在一個共性問題，即職與役何種程度的結合能被認定為“職役”，對此現有研究缺少要素分析和畛域劃定，致使職役概念趨向寬泛和模糊。在引言中，作者指出學界對職役概念的界定并未統一，回溯了較早研究此問題的聶崇岐、漆俠、王曾瑜等人的觀點，接下來提到刁培俊、魯西奇的成果并對其文章進行了評述，指出了上述研究的不足。這也是此文著力解決的問題，即使職役概念具體化。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問題前人的研究確實已經很多，在引言寫作時只能采取簡述的方法，用一兩句話即把某一問題交代清楚，無需詳細論述。如《明代庶吉士群體構成及其特點》一文的引言對背景知識的陳述為：庶吉士是明代出現的一個僅次于一甲進士的高科名政治和社會群體，其“一入史館，即與六卿抗禮……二十年間，便可躋卿相清華之選，百職莫敢望也”，對當時政治和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以往對該群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其考選、培養和任用制度的探討上；而對其構成狀況與特點的研究，目前少有成果，尚處于拓荒階段。本文即擬對明代庶吉士的類別、選拔頻率及比率、分甲、地域、出身和戶類等構成狀況及其成因與特點等做進一步探討。由于目前學術界對于庶吉士研究的成果很多，作者在寫引言時并沒有一一道來，而是簡要地把前人的成果總結為考選、培養和任用制度等方面，把當前已有的富有代表性的成果列入注釋之中，在對前人的成果進行分析之后，提出了目前研究中無人涉獵的方面，即明代庶吉士的類別、選拔頻率及比率、分甲、地域、出身和戶類等構成狀況及其成因與特點，較好地引出了文章的主題。二、說明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指在寫作文章中所采用的方法，如果是沿用已知的理論、原理和方法，只需要一筆帶過或注明所依據的相關文獻，如果使用了新的方法、新的概念和術語，則應加以定義或說明。如《漢代絲綢之路河西段的交通格局與民族關系》一文的引言為：經長期為匈奴全面控制的河西地方，形成西北方向通常所謂絲綢之路的關鍵路段。這里依托連續的綠洲，北面荒漠，南臨祁連，亦稱“河西走廊”。處于漢長城西段建構的地方，農耕民族與生活于草原以游牧射獵作為主體經濟形式的民族在這一區域通過“關市”交易實現了經濟交往與文化融匯。自霍去病以戰爭方式解決了匈奴以軍事強力占有河西地方的問題之后，漢武帝初置武威郡、酒泉郡，后武威郡分張掖郡，酒泉郡析敦煌郡，成為河西四郡。長城防務體系由此延伸到連接西域的地方。河西走廊在西漢中期以后的外交史、軍事史和邊疆行政史上的意義益顯突出。這一地方的交通格局與民族關系，不僅關系到漢王朝西北經營的得失成敗，也明顯影響著東亞與中亞的文化交往。同時，也可以說在一定意義上對于世界文化史進步的歷程發生作用。引言的前半部分介紹的是“河西走廊”背景知識，后半部分則是文章研究的側重點，包括“河西走廊”的交通格局與民族關系，以及東亞與中亞之間的文化交往。如《明代法律演變的動態性——以“僉妻”例為中心》一文引言部分中表示研究方法的內容為：本文結合新發現的明代多種孤本條例、事例等法律文獻，勾勒明代衛所制下“僉妻”例在行用過程中，因應社會需要而不斷變化，試圖跳出以往學界局限于法律文本的討論，通過對“僉妻”例的演變和實施的動態研究，從立法與行用結合的角度，考察國家、社會與民眾圍繞“僉妻”例進行的互動，揭示其逐漸進入國家“大法”的演變過程，以此管窺明代“例”在具體行用中變與不變的關系。文章論述的是明代法律演變的動態性，作者選取明代多種孤本條例、事例等法律文獻，試圖跳出以往學界局限于法律文本的討論，通過對“僉妻”例的演變和實施的動態研究，從立法與行用結合的角度，考察國家、社會與民眾圍繞“僉妻”例進行的互動。有的文章在標題、引言中就已說明了文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如《新疆漢晉時期古尸人發中多元素ICP

AES法的同時測定》一文的引言為：頭發是人體微量元素排泄的主要途徑之一，具有容易采樣、保存時間長、較穩定等優點，因此以頭發作為分析樣品可以高效、準確地了解人體微量元素的含量，是研究古代人類健康狀況的主要方法之一。電感耦合等離子發射光譜儀(ICP

AES)具有靈敏度高、動態范圍寬、相對干擾小、可同時測定多種元素等優點，適于古代人骨及人發中多元素的快速測定，應用廣泛。本文利用ICP

AES技術對新疆漢晉時期古尸人發中的Zn，Ca，Cu，Mg，Fe和Mn6種元素進行測定，為進一步研究古代人群的健康狀況提供了理論數據。文章論述的是明代法律演變的動態性，作者選取明代多種孤本條例、事例等法律文獻，試圖跳出以往學界局限于法律文本的討論，通過對“僉妻”例的演變和實施的動態研究，從立法與行用結合的角度，考察國家、社會與民眾圍繞“僉妻”例進行的互動。三、表明研究價值任何研究都有與前人不同的創新之處和自身潛在的學術價值，但作者在寫作時不能過分吹噓自己文章的價值。表明價值時，在簡明扼要的前提下應盡量具體陳述，這樣方可引導在這方面有需求的讀者仔細閱讀文章，也會給讀者提供綜合把握文章的一個方向。如《明代內閣密揭制度考析》一文在陳述其研究價值時寫道：目前學界有關密揭制度諸多問題的認識頗不清晰，甚至有不少誤區，均有待廓清和修正。如最基礎的密揭界定問題，前有研究中存在兩種認識誤區：一方面，由于被稱為“揭帖”的公文類型很多，學者在討論內閣密揭時，誤用了其他揭帖的記載。另一方面，王劍將內閣密揭的特殊性進行延伸，認為明代存在一種類似于清代奏折的秘密公文，并統稱其為“密疏”，但文獻中的“密疏”涵蓋多種公文類型，故其研究對象尚待更嚴密的界定。王劍認定的所謂“密疏”的諸多特征，多以內閣密揭的材料為證。筆者以為，能否對內閣密揭這類公文有清晰界定，可以有一個文獻上的指標：明代有閣臣160余人，超過90人有文集或奏議集傳世，其中包含作者閣中奏疏文字的約有60家，能否明確辨識出這些奏疏中哪些屬于一般的題奏本章，哪些屬于內閣密揭，現有研究顯然沒有做到這一點。不僅如此，學者對閣臣文集奏議的利用尚極不充分，這對研究內閣密揭而言是一個較大的缺憾。與內閣密揭的界定相關，嘉靖初特賜諸臣銀印密疏可否視為密揭?此舉是否如其表現得那么特殊?被授予銀印密疏之權者基本是閣臣，那么當時內閣密揭是否還存在，二者之間又是什么關系?再如，學者以不發抄為密揭的重要特征，并舉萬歷時期“三王并封”事件中的申時行之事為例，但萬歷時期密揭傳抄并不罕見，這與不發抄之常例矛盾，該如何解釋這種現象?這些問題，先行研究中均較少涉及或語焉不詳。此外，明人對密揭有過較大爭議，實質則出于對內閣地位的認識差異。循著雙方立論邏輯，分析其爭論焦點與相同前提，或可對內閣在明代政治中的作用有更深的認識，進而有益于更好地界定明代中樞體制。本文擬廣泛搜求明代閣臣著述，參以明人議論，澄清上述問題。在論述文章的創新之處時，作者先對前人的研究成果做了評述，發現了其中的不足：一為學者在討論內閣密揭時，誤用了其他揭帖的記載；二為認為明代存在一種類似于清代奏折的秘密公文，并統稱其為“密疏”，但文獻中的“密疏”涵蓋多種公文類型，故其研究對象尚待更嚴密的界定。接下來，作者在前人基礎上說明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擬廣泛搜求明代閣臣著述，參以明人議論，澄清上述問題。如《中國傳統疫病敘事及其現代啟示》一文在陳述其研究價值時寫道：時至今日，新冠肺炎疫情已經在全球蔓延了近三年之久，對人類的生命、世界的發展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影響和損害。在如此嚴重的疫情之下，一些民眾不由得將思緒轉向了瘟疫的歷史，試圖了解歷史上瘟疫暴發的規模及其實際的情形，期望從中找尋防治的靈感與啟迪。中國在長期抗擊瘟疫的歷史中，不但積累起了較為豐富的歷史經驗，也留下了眾多有關疫病的歷史記載。這些記載很大一部分可視為疫病的敘事文本，即對不同時期疫病的發生以及社會應對等故事的敘述。傳統時期史書中相對主流且一貫的疫病敘事，蘊含的信息是多元豐富而不斷變化的，作為災疫文化的重要載體，對當下疫情防控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作者結合當下正在發生的新冠疫情，從中國傳統疫病敘事中尋找應對新冠疫情的現代啟示。如《〈明實錄〉庶吉士姓名考誤》一文在陳述其研究價值時寫道：庶吉士是明代出現的一個從二、三甲進士中選拔出來的新功名群體，層次之高僅次于鼎甲進士，規模大致有１４００余人；正統后，成為吏、禮二部正副長官和閣臣的主要來源以及科道官的重要來源，對當時政治與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1\]《明實錄》號稱明代史料之淵藪，是研究明史的首選文獻。１９６２年，該書經黃彰健先生全面校勘后影印出版，各朝《實錄校勘記》都糾正了其《明實錄》中的大量訛誤，其功至偉，影響深遠；但可惜仍遺留不少訛誤，也有雖出“校勘記”而未判斷正誤者，繼續成為今人研究的障礙。本文僅對其中的庶吉士姓名訛誤進行考證，以為該領域研究和正在進行的《明實錄》整理提供參考，并就教于方家。\[1\]郭培貴：《明代庶吉士群體構成及其特點》，《歷史研究》2011年第6期，第118—133頁。在引言中作者對明代庶吉士狀況做了基本介紹，引出考證庶吉士姓名的重要性。作者認為《明實錄》是研究明史的首選文獻，雖然各朝《實錄校勘記》都糾正了其中的大量訛誤，但其中仍有部分庶吉士的姓名訛誤未校正，對其進行考證可為該領域研究和正在進行的《明實錄》整理提供參考。如《中國早期現代化道路的探索》一文，在陳述其研究價值時寫道：所謂“中國早期現代化”，是指新中國成立前近代中國人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努力過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在中國早期現代化道路探索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只有從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角度，細致分析中國人如何爭取實現早期現代化目標的方針、途徑和成效，才能深入揭示中國早期現代化探索過程中道路選擇與主體轉換的重要意義，才能進一步深化對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求和重大原則的理解。引言中通過對“中國早期現代化”的闡釋，論述該文的研究價值是深入揭示中國早期現代化探索過程中道路選擇與主體轉換的重要意義，進一步深化對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求和重大原則的理解。四、善用謙語對一些新的、有爭議的問題，或是目前研究還不成熟的問題，在引言的末尾可以加上自謙語，這樣可以看出作者誠懇的態度。如《明代軍制演進與盛衰之變》一文的引言結尾為：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通過剖析員額、編制、軍役、軍官等方面的變化，\[1\]試圖揭示軍制從軍事勞役體制向職業軍隊演進的趨勢，進而重繪明代軍力盛衰的軌跡。\[1\]“軍役”在部分文獻和論著中泛指衛所軍籍人丁承擔的所有差役，本文僅探討狹義的軍役——充當軍士。如《何謂禮生?禮生何為?——明清禮生的分類考察與職能定位》一文的引言結尾為：鑒于此，筆者擬在時賢研究基礎之上，對明清禮生進行分類探討，希冀對明清禮生的研究能全面一些，更切近歷史實情。如《明代官籍再探》一文的引言結尾為：明初，朱元璋告諭天下“許各以原報抄籍”，將全國人戶分為軍、民、匠、灶等籍，并規定人戶以籍為定，不許妄變版籍。明代戶籍問題，很早便引起學界的注意與研究，其中對官籍問題也進行了許多有益探討。然而，官籍問題十分復雜，研究者對明代官籍的看法各異。因此，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明代官籍的含義、屬性、來源等問題進行梳理辨析，以期對明代戶籍制度的研究有所補益，不當之處，敬祈方家斧正。如《易生錯覺的現存明代起居注》一文的引言結尾為：明代起居注在以前曾長期由于種種原因使讀者接觸不易，其特殊性在史學界了解得也嫌不夠充分，這無疑不利于其作用之充分發揮。有鑒于此，筆者特撰此文，將二、三十年來接觸其書得出的一點粗淺認識，與史界朋友交流，并盼得到指教。謙虛謹慎在任何時候都是必要的，但引言完全沒有必要因過分的自謙而落入俗套，或是把論文寫作的水平與客觀原因聯系起來，最常見的是“限于時間和水平”“時間倉促，經費有限”等表述。以上論述的各項內容是引言寫作中最常見的寫作要素，但在具體寫作中并不是要求樣樣俱全，而是根據文章的特點可以側重于某個或某幾個方面，切忌按部就班地套用。在一些水平較高的文章里，可以看出引言寫作不拘一格，并無定數，但寫作的要素基本俱全。作為初學者，要善于學習，學會在掌握寫作要素的基礎上靈活運用。第三節引言的寫作要求好的引言短小精悍，一方面可以使讀者對研究的背景有一個大致了解，另一方面還可以使讀者花最少的時間了解文章的研究方法與創新之處，并吸引讀者進一步去了解文章的內容。所以，在掌握寫作內容的基礎上還應了解其寫作要求。一、直奔主題引言的寫作要求開門見山，不繞圈子，簡明扼要，直奔主題。在寫作時起筆就要切題，切忌交代歷史學界所共知的背景知識和長篇講述歷史淵源。引言寫作要求語言簡潔精練，用語準確，省略不必要的介詞、副詞等，刪除反復使用或模棱兩可的飾語。如《揭帖:明代輿論的政治互通與官民互動》一文的引言為：揭帖，約濫觴于宋代，僅指財政報告，并非正式上行文書。蘇轍《欒城集》謂:“諸路收到助役錢……候歲終除支外，尚有寬剩錢數，令封樁戶房置簿，候諸路逐年申到數目揭貼”，“若欲歲知其數，宜令提刑司申上戶部右曹置籍揭貼”。元承宋制，揭帖仍是財政報告，其名雖不多見，但幾近正式，并圖帳并用，“其出納也，務為均平，收支之數，有所勘會，止從本司揭帖圖帳申報，無煩文也”。至明，君主專制統治臻至頂峰，揭帖使用漸廣，其內容、形態、傳播始有變化，相關制度也更加完善，功能更加廣泛，特色更加鮮明。于此，迄今論者尚少，既有研究多是對明代揭帖的內涵梳理或表象描述。有鑒于此，茲以輿論傳播的研究視角，深入考察明代揭帖的生成境域與形式內容、傳達渠道與輿論反響、信息溝通與君臣關系、政治功能與歷史局限等重要問題，以期彰顯揭帖及其運作在明代公文制度、政治決策、國家治理中的獨特價值和鮮明特色。在引言中，作者直入主題，對從宋到明揭帖的演變做了介紹，突顯其地位的重要性。到了明朝，揭帖使用漸廣，其內容、形態、傳播有所變化，相關制度也更加完善，功能更加廣泛，特色更加鮮明，以往學術界對這一現象重視不夠，多是對其進行內涵梳理或表象描述。因此，文章的寫作起點就是深入考察明代揭帖的生成境域與形式內容、傳達渠道與輿論反響、信息溝通與君臣關系、政治功能與歷史局限等重要問題，以期彰顯揭帖及其運作在明代公文制度、政治決策、國家治理中的獨特價值和鮮明特色。如《釋“平水”》一文的引言為：“平水”一稱，正史中僅可找到幾條零星記載，其設置年代、沿革、職掌以及社會作用等，均不甚明了。但在敦煌遺書中卻留下了不少相關資料，敦煌懸泉漢簡、吐魯番文書中亦有少許記載。本文擬對“平水”做一系統的考釋，以就教于學界。引言中直言“平水”的研究現狀，本文創新之處在于根據敦煌遺書、敦煌懸泉漢簡、吐魯番文書對“平水”做考釋。如《清官修〈明史〉一個極其重大的失誤——該書〈沙哈魯傳〉所載其國子虛烏有》一文的引言為：“平水”一稱，正史中僅可找到幾條零星記載，其設置年代、沿革、職掌以及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三三二記有“沙哈魯”一國（這里的“一國”也可理解為一個地區性政權，下同），其稱：“沙哈魯，在阿速西海島中。永樂中遣七十七人來貢，日給酒饌、果餌，異于他國。其地，山川環抱，饒畜產，人性樸直，恥斗好佛。王及臣僚處城中，庶人悉處城外。海產奇物，西域賈人以輕直市之，其國人不能識。”此段話字數不多，但對所謂“沙哈魯”國之地理位置、山川形勢、經濟狀況、國民居住狀況、風俗信仰、與明朝的關系等皆有明確的敘述，活靈活現，似乎在明朝永樂時期確有其國，實則不然。引言中，作者先引用《明史》對“沙哈魯”一國的描述，然后簡明扼要地指出明朝永樂時期該國并不存在。如《明代文官復姓制度與運行實態》一文的引言為：“平水”一稱，正史中僅可找到幾條零星記載，其設置年代、沿革、職掌以及明朝代元而起，為重建新的社會秩序，太祖君臣對禮樂制度，進行了符合儒家理想的改造和體系化。內容涉及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即是推出復姓政策，為改姓者恢復本姓提供法制動力。劉崧曾言:“皇明受命，禮樂制度煥然，盡滌累世之弊陋而一新之。乃頒令禁無子立異姓者，而凡冒姓者許復其本宗。”這一政策為臣民返本歸宗、踐履孝道提供了法制動力，復姓之事因而不斷涌現。復姓者既有文臣武將、生員伍卒，也有平民百姓，尚有凈身宦官。對于臣民復姓，官方采取身份差別原則:一般平民可自行復姓；擁有官方身份的官員、生員以及在宮廷、藩邸服務的宦官等，皆需“請于官”，獲準后才能復姓。一般平民復姓和士人階層間的差別，我們已在有關探討中揭明。本文擬圍繞明代具體時段的復姓政策與文官復姓事實，對文官復姓制度與運行情況予以探討。有關明代文官復姓問題，除美國學者戴思哲(JosephDennis）《明代大學士李本為什么退休后改姓呂——呂府與呂家史》一文外，尚未見其他專門研究，故撰此文，祈請方家指正。在引言中，作者首先說明復姓政策產生的背景，然后指出復姓政策的適用群體以及所需程序。最后，作者直言本文的研究對象為學界鮮有論及的復姓制度中的文官群體。二、篇幅適宜引言在論文中起“引導”作用，在于引出文章的主題，并不需在引言中進行長篇論述。對引言篇幅雖然沒有硬性的規定，但一般控制在300—500字左右為宜，如果論文不是長篇論述，引言最好不要超過1000字，因為引言過長，就會顯得頭重腳輕，突出不了文章正文所論述的重點內容。如《明代歷史敘事中的中琉關系與釣魚島》一文的引言為：從歷史上看，有關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文獻，迄今所見始于明代。\[1\]明朝自肇建伊始，就遭遇來自海洋的挑戰——倭寇侵擾問題。由于海上倭寇侵擾的存在，明代關于海洋的記述數量之多，范圍之廣，遠超過以往任何朝代。在這一時期，無論是國家敘事還是民間敘事，對于海洋的記憶和認知，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豐富程度，標志著中國海洋史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有明一代近300年間，其海洋政策受日本海上侵擾問題影響甚大。明初做出的重要抉擇之一是與琉球王國建交，釣魚島的地位奠定與之密不可分，這是我們研究釣魚島問題的邏輯起點，也是確立釣魚島中國歸屬問題的基本時間段。現今中琉官私文書并存，國家敘事與民間敘事互證，形成了釣魚島歸屬于中國的完整證據鏈。釣魚島發現和命名在明代以前，歷史久遠，但迄今所見文獻記載始自明代。中琉航路的開辟在明代，明代是中琉正式建交時期，也是官方為民間發現、命名和使用的釣魚島正名的時期。明初官方中琉航路的開通具有特殊意義，正如古代張騫通西域，名為“鑿空”，實際上此前中西早有交往通道存在，張騫通西域彰顯的是官方開辟的意義。如《“大一統之在我朝”：清朝對“大一統”的繼承與實踐》一文的引言為：作為制度文明的“大一統”思想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內容，對多民族國家中國的形成與發展起到了決定性指導作用。清代是多民族國家中國從傳統王朝國家邁入近現代主權國家的重要時期，盡管有關清朝多民族國家歷史的探討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但有些問題依然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清朝對“大一統”思想的繼承與實踐即是其中之一。以下試圖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就清朝對傳統“大一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及其實踐再做討論。如《明清時期大運河沿線地域商幫的活動》一文的引言部分為：明代至清中期，大運河沿線是最為重要的經濟帶，是全國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晴雨表。大運河成為全國最為重要的南北物貨大通道，而根本不是如今有人所說的“民間商船是不能使用運河的”。\[1\]在這南北物貨大通道上，全國各地地域商幫如徽商、山陜商人、閩粵商人、江浙商人、江西商人等極為活躍，從事食鹽、棉布、絲綢、糧食、木材和書籍等大宗商品，以及礦產、顏料、皮毛、果木等土特產品的經營活動。各地商幫在運河沿線的商業活動，內容繁復，多姿多色，從而營造出豐富璀璨的地域文化，構筑成大運河文化的絢麗篇章。\[1\]葛劍雄：《中國歷史地理中的運河》，《江蘇地方志》2021年第4期，第32頁。如《明代“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模式的歷史反思》一文的引言為：明代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發展的重要轉折時期，也是世界歷史發生突變的重要時期。15—17世紀是西方所謂的“大航海時代”，把世界的東方和西方更為直接地碰撞聯系在一起，從而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國際性格局。而在中國，傳統的大一統中央集權體制進一步得到延續和強化；與此同時，社會經濟的進步更多地體現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層面上。面對西方商人與殖民主義者的東來，古老的中國政治體制與民間社會，被迫衍生出相應的對應之道。這些對應之道，構成了明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發展模式。我們今天重新思索明代“海上絲綢之路”主要發展模式的歷程，對于“一帶一路”建設，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三、表達規范引言的寫作不同于摘要，在介紹論文時，為了論述的方便可以使用第一人稱，如“本文”“筆者”“我們”“本研究”“本所”等詞語，但一般不用“我”這種主觀性太強的詞。在介紹之前的成果時可用第一人稱，也可用第三人稱，直接署自己的名字。如《唐代上書、獻策與選舉制度的關系考察——以時政與選舉為中心》一文的引言為：唐代國家選舉有科舉、門蔭、軍功、干吏、方技等多種途徑，士人入仕不拘一格。上書、獻策拜官是介于制舉和吏部科目選之間的一種選舉方式，或稱為“上書拜官”。唐人封演《封氏聞見記·制科》云:“國朝于常舉取人之外，又有制科，搜揚拔擢，名目甚眾……常舉外，復有通五經、一史，及進獻文章，并上著述之輩，或付本司，或付中書考試，亦同制舉。”

顯然，封演獻文章、著述拜官與常舉和制舉等同起來，作為一種獨立的入仕和遷轉途徑。有關制舉、常舉的研究已經非常深入，恕不多言，但目前學界對唐代上書、獻策拜官的性質，及其與制舉的差別不甚清晰，甚至對上書拜官與上書言事、獻策之間的差別了解得不是很明確，對其在選舉和國家政務決策中的作用與地位更是認識不足。雖然徐松《登科記考》已有收錄上書拜官的情況，但沒有引起學術界的足夠重視，急需進一步明確這一問題。本文擬探討唐代上書、獻策拜官與時政的關系，分析其與唐代選舉制度的關系，并對其在唐代選舉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展開深入解析，以求教于方家。如《從“一體約問”到“有司并問”——明代軍民相干詞訟的審判機制及其演變》的論文，在介紹已有的成果時寫道：元朝的約會制度是互不統屬的不同戶計成員之間發生訴訟糾紛，由各自主管部門相約、共同審斷的司法制度。明承元制，沿用諸色戶計，人以役分，役皆永充，軍、民等人戶歸屬不同的管轄系統，因此，明代軍民相干案件，即軍、民相犯而發生的訴訟糾紛，其審理也就深受元朝影響，同樣實行約會，故明人說:“律曰約會，謂民與軍訟也。”

由于《大明律》在“軍民約會詞訟”條下，針對軍民相干案件，使用的是“約問”一詞，本文以下即以“約問”統一指稱。關于元朝“約會”制度，中日學者已有豐碩的研究成果。而明代“約問”一直以來都是軍戶和衛所研究中的附屬問題，基本上從衛所衰敗與衛所民化(地方化）、明代崇武卑文風氣變化之后文武地位的變動，以及督撫和巡按的遍設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