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醉酒型危險駕駛罪量刑存在問題分析綜述二零一七年五月一日起試行的（指導意見（二）），雖然頒布的有關條款對于醉酒型危險駕駛罪的定罪量刑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和實際效果，不過具體內容還是略顯籠統，條文并沒有細化具體，爭議仍然存在。在執行角度來看，很多可預見的障礙因素依然存在，同時司法實踐出現的同案不同判、重案輕判、輕案重判的情況仍然沒有給出指導性強且詳盡的意見建議。總體來說，當前對醉酒型危險駕駛罪的定罪量刑還存在不少問題。1.1拘役刑適用不均衡首先，刑罰適用與案情沒有做到相適應。拘役是醉酒型危險駕駛罪的法定刑總的來說拘役刑的適用還是比較輕的；其次，在案情雷同的前提下，卻出現刑罰個案之間適用不均衡的現象。在同樣的犯罪事實或者犯罪事實差異很小的條件下，拘役刑的處罰往往會出現差別很大的情況，更有甚者，同法院的不同法官在量刑尺度的把握上和對量刑變量的考量也不盡相同[12]。其根本本質原因就是缺乏統一的量刑標準，致使由于法官自身對案件的評判角度不同而得出不同判決；最后，各個不同地區間拘役刑量刑也差別很大。面對司法實踐中盤根錯節的具體案情，正因為影響量刑的情節和因素較多，不同地區法院對相似情節，危害后果、社會危害性的醉駕行為人做出的刑得難以一致。有以下幾點原因：其一，從主刑來看，醉駕型危險駕駛罪的量刑相對偏低。具體而言，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對醇酒型危險駕駛罪判處拘役刑時，大多數情況下是不會判處最高的拘役期，其原因上文已詳述[13]。1.2罰金刑適用不均衡我國對醉駕犯罪罰金刑規定沒有較嚴格的限度，既沒有規范明確的處罰范圍，也沒有規定最高的額度，對于主刑的量刑情況去決定罰金數額的多少缺少具體規定，在判處罰金刑的時候充分考量情節變量也無規定，由于對于案件中量刑情節的認定與理解的不同，加之不同地方的不同經濟和文化差異，在具體案件中被告人的個體差異的不同，人民法院在判處罰金刑自由裁量時候對度的把握自然也不同[14]，按照當地的消費水平情況或者就經驗來認定具體的罰金數額，從而導致判處罰金數額很難有公平的標準，因為每個案件的情況不同，做出的判斷也就不同，這就比較容易有以罰款代替拘役刑的現象。1.3緩刑適用不規范在大多數情況下，緩刑具有普適性。在醉酒型危險駕駛罪中，拘役刑為唯一的主刑，我國在醉酒駕駛方面還沒有建成累犯體系，而且一般情況下可以認定為有悔過態度，符合緩刑的前提條件，同時公眾影響較小，對社會的影響也較小。所以在實際判決過程中，行為人一般會在財產損失和經濟補償方面和受害者達成共識，簽訂協議書，最后構成較高緩刑率的普遍局面。次之，醉駕行為人的醉酒程度與緩刑適用之間也存在著割裂的情況。判斷醉駕行為人的醉酒程度會直接的影響行為人的判決情況，也同時影響著行為人是否緩刑以及緩刑年限的判定。雖然普遍情況下緩刑適用是取決于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但是并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值，使得難以量化。因此，建立完備的量化標準一直在被提起，具體內容為一旦行為人被檢測出血液中酒精濃度超過標準值，該行為人失去緩刑適用的先決條件。與此同時，緩刑的適用率也與車輛類型密切相關，但同時量刑卻與車輛類型也存在著些許割裂感，舉例來說，同樣為醉酒駕駛，駕駛行為人駕駛小型摩托車相比于駕駛汽車對公眾以及社會的影響會減小很多，理論上醉酒駕駛小型摩托車的緩刑適用率會遠遠大于駕駛汽車，但事實上卻不到駕駛汽車緩刑適用率的一半[15]。由此可見，緩刑適用率與醉駕車輛類型雖有聯系，但也存在著割裂性。最后，緩刑適用率存在變化性，對于類似醉酒程度的不同行為人，量刑也存在很大差別。在個案中體現尤為明顯，在行為人醉酒程度近乎相同的情況下，同時剩余條件也相差無幾的情況下，但是由于判決時間的不同，量刑上也存在很多差異，所以在緩刑適用上存在時間性的變化。1.4免于刑事處罰標準不明確首先，由于醉酒型駕駛罪的量刑處于整體偏低的狀態，如果醉酒行為人免于刑事處罰的話，不僅會導致醉酒危險駕駛罪的法律公信力大幅降低，同時也使酒后駕駛的判處難以量化。一般情況下，醉酒行為人不會被免于刑事處罰；同時，免于刑事處罰的判決適用過程中也存在失衡著些許問題。在司法實踐過程中，滿足適用免于刑事處罰的條件主要有以下幾類，行為人的犯罪情節輕微，對公眾與社會的影響很小，可以適用于免刑事處罰的判決。我國雖然對醉駕行為人的判決流程細膩縝密，但是也可以對情節輕微的醉駕行為人予以不追究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