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新民歌的傳統印記“大躍進”新民歌的傳統印記當我們談到“大躍進”新民歌時，從它的名字就能感受到濃重的時代氣息，而且作為與生活最為貼近的民歌，它反映的時代精神是比其他的文學形式更為直接奔放的。但是，即使是這種與時代結合極為緊密的文學形式，也不可能擺脫中國千百年來詩歌積淀的影響。中國民歌傳統甚至是古典詩歌的特點，都或多或少地在“大躍進”新民歌中得到了體現。就以《紅旗歌謠》來說，我們翻開它，最直觀的印象應該就是有許多詩歌各行之間字數相對固定，結構整齊，不像其他現代詩歌長句短句毫無規律。尤其是一些篇幅較短的作品，完全就是七言絕句的字數設定，這一點可以說是沿襲了中國古典詩歌最基本的結構特色。當然，這并不算是一個最普遍的特點，畢竟還有相當多詩歌的字數也是相對自由的。在形式上，新民歌更普遍的一個特點就是具有簡單的押韻，這所謂的押韻，其實就是有些詩句句末字韻母相同。這個特點，與其說是中國古典詩歌的傳統，倒不如說是創作者一種本能的反應。因為這些民歌絕大多數是在勞動人民的生活實踐中口頭創作的，最后經過廣泛傳誦被留存下來，這就決定了這些詩歌的欣賞主要通過聽覺來實現，那么朗朗上口、節奏感強就成為其存活的基本要求，一些簡單的押韻，包括上面所說的字數的相對整齊，正好適應了這種需求，自然而然就融入了這些民歌的創作之中。說到中國古典詩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博大精深。確實，中國古詩中蘊含了千百年來文人墨客無窮的智慧和豐富的情感，暫且不說詩中那些令人捉摸不透的思想感情，就是在詩歌寫作中用到的各種手法技巧就值得深入研究一番。面對眾多紛繁復雜的詩歌創作手法，有的人大概會覺得無從下手，其實，這些淳樸的民歌可以為他們提供一個起點。那些看似深奧的平仄對偶，其實可能正是發源于民歌這樣最原始淳樸的詩歌形式，其作用只不過是為了視覺和聽覺上的美感。做詩時與其循規蹈矩，嚴格遵守前人留下的“做詩原則”，倒不如順其自然，像民間歌謠一樣，憑感覺去作。最自然的美，才是詩歌真正的美。從《紅旗歌謠》的寫作手法來看，比喻、起興、排比等可以說是被廣泛應用。例如第一部分“黨的頌歌”中《歌唱毛澤東》一詩將毛澤東被比作了“插秧的雨”、“三伏的風”、“不落的紅太陽”、“行船的順帆風”，而將毛澤東比作太陽的更是數不勝數。還有《想起了公社忘不了你》這首詩中每一節都有一句起興之筆，先詠農民生活中常見的事物與景象，再引出要表達的對公社的贊美。這些寫法不由得讓我想起了中國第一部詩集《詩經》中的經典，那種豐富絢爛的起興寫法，雖然隔了千年之遙，但是何其相似啊！在那個狂熱的年代，這些民歌中充斥著夸張的政治口號和空虛的個人崇拜，即便如此，它的靈魂中那一縷流傳千年的古典韻味也沒有斷絕。以上這些可以說都是形式上的一些特點，畢竟它的表現形式仍然是詩歌，所以與中國古典詩歌有一定的相通之處也是非常自然的。一旦進入它的內涵領域，我們可以發現這些特殊時期的民歌與中國民歌傳統還是有很大分歧的。在大躍進的年代，全國上下都生活在狂熱的幻想之中，仿佛趕超英美就在眼前，邁進共產主義就在明天。經歷了長久的被壓迫和艱難的抗爭，中國人民急切地需要釋放自己積壓已久的熱情，這其實可以說是一種“時代病”，“大躍進”新民歌就是這種爆發的熱情的生動載體，同時也是“時代病”的癥狀表現。在中國傳統民歌中，無論是大自然還是各類神圣，人們始終對它們心存敬畏，以一種基于現實的神話書寫表達對自然的抗爭，而新民歌則完全顛覆了這一寫法。其中有非常新穎的以唯物視角書寫神話人物的詩歌，例如《月宮裝上電話機》，語言充滿調侃戲謔的意味，把傳統神話人物拉下了神壇，讓神話呈現出嶄新的色彩，將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融合起來，可謂是民歌的新時代創新；但也有不少詩歌則是把毛主席捧上了全能神的地位，將扭曲的個人崇拜通過極度夸張的書寫表現出來。也有些則完全是“大躍進”式的荒誕夸張，例如《大山被搬走》這首詩，“兩鏟幾鋤頭”就完成了愚公家族世代奮斗的目標；《肩挑兩山步生風》中的女英雄更是神人般的存在。這種極度浪漫化的寫法，完全摒棄了傳統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同時也讓文藝作品反映現實的基本功能喪失殆盡。新民歌與傳統民歌的另一個顯著區別就在于它對于政治的著力頌揚。這部詩集的第一部分便是“黨的頌歌”，在這些詩歌中，一切圍繞政治展開，其對政治領袖和執政黨的歌頌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可以說那只是政治口號的詩歌化而已。當然我們不能否認這其中包含有人民大眾對政治領袖的真實感情，但更多的只是當時政治大背景的無奈產物，作者的真實意志被這種政治工具性完全抹殺。“大躍進”新民歌作為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其時代性必然會大于其血液中流淌的中國詩歌傳統，前所未有的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