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互聯網時代的經濟邏輯目錄\h經濟學導言\h經濟學，假裝是科學!\h經濟學并非無聊的數學規劃，凱恩斯不是凱恩斯主義者\h經濟學的“知行合一”\h從多巴胺到非理性決策\h不確定性下的義利觀\h互聯網時代的經濟邏輯\h互聯網時代的經濟邏輯\h互聯網平臺沒有“安靜的生活”\h周鴻祎是如何顛覆雷軍的？\h守舊還是創新，誰說了算？\h超女、短信——為了忘卻的紀念\h飛信策略的精妙與陷阱\h微信，是如何滅掉MSN和飛信的？\h互聯網時代，看廣告是一種美德\h電商來襲，幾家歡喜幾家愁？\h拼多多上市不是“消費降級”的充分證據！\h“店大欺客”vs.“客大欺店”\h“刷信”真的很壞嗎？\h如何破解“黑心外賣”？\h平臺競爭——補貼何日是盡頭？\h優步——生于公平，死于效率\h共享單車——真共享，假共享？\h網約車真的不安全嗎？\h順風車，莫讓滴滴變陌陌\h順風車，“一鍵報警”怎么樣？\h對網約車司機訪談的總結\h上海為什么創新不足？\h上海為什么沒有BAT？\h“上海為什么沒有BAT？”：真問題，假問題？\h知識何以有力量\h為什么一流知識永遠不免費？\h再論知識的對錯、高下與定價\h知識定價中的產品思維與平臺思維\h高校的慕課競爭\h教師的慕課競爭\h慕課如何影響社會公平？\h對未來經濟的看法\h中國經濟增長的斯芬克斯之謎\h當“數字化生存”遇到“城市的勝利”\h大數據會導致計劃經濟嗎？\hAI已經到來，共產主義還會遠嗎？\h“第二機器時代”的貿易沖突\h疫情沖擊與商業模式嬗變經濟學導言經濟學，假裝是科學!經濟學在中國是一個奇葩的存在。一方面,人們將經濟學視為顯學,也將其捧為社會科學皇冠上的明珠,在所有的社會科學中,只有經濟學擁有至高無上的諾貝爾獎。但另一方面,經濟學家又常被詬病,因為媒體上忙活著許許多多、形形色色的經濟學“磚家”,“雷人雷語”時有所聞。與物理學等自然科學相比,經濟學的一大特色就是缺乏共識。經濟學家有個自我揶揄的笑話是:兩個經濟學家至少有三種觀點。既然經濟學似乎很重要,又似乎很不靠譜,那我們就很有必要討論一下經濟學的科學性、經濟學家的可靠性,以及通過何種方式可以提高經濟學的科學性及經濟學家的可靠性。討論科學性,最好的起點無疑是卡爾·波普。他將科學進步看作一個不斷“猜想與反駁”的過程。對于某種自然現象或者社會現象,研究者可以提出某種理論予以解釋,然后再收集經驗證據進一步檢驗理論的可靠性。現實中,上述過程通常是交叉進行的,人們既可以從理論構建到經驗證據,也可以從經驗證據到理論構建。但無論如何,有兩點值得強調:第一,任何科學的理論首先必須是邏輯自洽的。邏輯自洽的理論不一定對,但邏輯不自洽的理論肯定不對。第二,是否具有科學性的關鍵判據是看它是否可證偽。邏輯自洽但不可證偽者,可以歸入神學或者信仰的范疇。根據哥德爾不完備定理,任何邏輯自洽的體系,必然存在一些命題是既不能被證明也不能被證偽的。所以,科學并不排斥信仰,但這不是本文主要討論的話題。波普關于科學性的定義是有破有立的。所謂“破”,是他認為理論是無法被“證實”的。即便我們一直都看到“天鵝是白的”,但這些證據依然不能證明“所有的天鵝都是白的”,因為明天就可能出現一只黑天鵝,這也就是所謂的休謨問題。所謂“立”,則是他要建立如上所述的“證偽主義”:一旦發現一只黑天鵝,就可以證偽“所有天鵝都是白的”這個理論。波普的證偽主義實際上依賴于一個非常嚴格的假設,即必須存在可以用來證偽理論的“至善至真”證據。一旦這樣的證據不存在,證偽主義也就無法成立了。假設自然界或者人類社會存在某種先驗的秩序或規律。需要強調,這實在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猜測,誰能證明或者證偽這一點?給定這個假設,我們所構建的理論與觀察到的自然現象或社會現象將具有這樣的隨機對應關系:越是逼近真理的理論越有可能獲得更多的支持性證據;越是精確測度的經驗證據越能與逼近真理的理論相契合。作為研究者,我們總是在用可對可錯的理論去闡釋可對可錯的經驗事實;或者反過來說,我們總是在用可對可錯的經驗證據去檢驗可對可錯的理論命題。理論命題和經驗證據有五種可能的組合:正確的理論與正確的證據——自洽;正確的理論與錯誤的證據——矛盾;錯誤的理論與正確的證據——矛盾;錯誤的理論與錯誤的證據——矛盾;錯誤的理論與錯誤的證據——自洽。證偽主義有個關鍵假設,即經驗證據是可靠的,因而只要理論預測與經驗證據不自洽,理論就被“證偽”了。但科學發展的歷史表明,經驗證據本身的可靠性也是沒有完全保證的。故證偽主義的可靠性,或者波普意義上任何一門學科的科學性,將最終依賴于經驗證據的精確性和可靠性。用經驗證據去檢驗理論命題可能會犯兩種意義上的錯誤:一種是“去真”錯誤,即否定了本來正確的理論命題;另一種則是“存誤”錯誤,即接受了本來錯誤的理論命題。套用羅素在《西方哲學史》(TheHistoryofWesternPhilosophy)中對哲學的看法,經濟學是介于科學與神學之間的一門學科,其科學性高于神學,但比不上自然科學。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自然現象,針對某些理論預測,研究者可以設計并進行可控的重復試驗。可控性和重復性意味著自然科學的經驗證據具有更高的可靠性。某個人的實驗結果若無法被其他人重復,則他的研究結論將不會被普遍認可。曾經轟動一時但慘淡收場的韓春雨基因編輯事件,就是一個生動的例證。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及人們的選擇行為,這為經濟理論的經驗檢驗帶來了本質性的困難。首先,因為每個人只有一次生命且長度有限,經濟學研究所能收集的經驗證據就必然是不可重復的。其次,與氫原子不會對原子物理學的科學進展做出反應不同,人具有主觀能動性,他們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能學習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并對其做出反應,進而讓原本有效的經驗證據最終趨于無效。以制定經濟政策為例,任何時候,“最優”的經濟政策都是基于當時的參數得到的;政策一旦推行,參數則必然會因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而發生變化,進而讓原本有效的政策措施變得不合時宜,這就是著名的“盧卡斯批判”的真義。最后,人的決策受很多難以量化甚至不可察覺的因素的影響,因而如哈耶克曾指出,經濟學是“本質上復雜的”(essentiallycomplex),無法做嚴格的可控實驗,因而也就無法得到物理學那樣的精確知識。不過,現在隨著數字技術和互聯網的大發展,經濟學的科學性前所未有地增加了。人們生活、工作,以及交易的許多選擇行為都被諸如阿里巴巴、騰訊、百度、谷歌、亞馬遜和臉書等互聯網公司“編碼”記錄下來,形成了海量的微觀大數據。借助這些大數據,以及快速提高的運算能力和更加先進的數據處理方法,許多本來無法檢驗的經濟學命題逐漸變得可以被檢驗了。原來不可測的變得可測,原來無法檢驗的變得可以檢驗,也就是說科學性提高了。不過在中國經濟學研究科學化的道路上,依然有一個顯著的制度障礙,即數據的公開披露問題。司空見慣的一個現象是,盡管我們在雜志等各類媒體上可以看到很多經驗性的經濟學研究成果,但因為數據不公開、不可得,讀者甚至是審稿人往往都無從檢驗這些結論是否真的科學可靠。這種研究數據的不公開會造成多方面的效率損失:第一,浪費性的重復投資。針對類似的研究主題,不同的研究團隊必須不斷地重復投資去獲得本質上相同的數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數據本來是花費公帑得到的,實際上卻被少數人據為私有,造成了不必要的數據壟斷。第二,或許更加嚴重的是,一旦數據不公開,基于這些數據所得結論的科學性將失去根基。經濟學界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雷人雷語”,蓋因如此。對有些人而言,既然通過數據保密策略可以讓別人無法檢驗他的結論是否可靠,他就有膽量拍腦袋胡說八道,或者只是選擇性地披露那些對自己有利的經驗證據。竊以為,因為數據保密或者壟斷而導致的決策不科學,是中國經濟政策制定中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一如人們所見,科學性越低的學科中不靠譜的“磚家”越多。沒有了科學判據,專家遇到“磚家”,就像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實際上更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相比于謹言慎行的專家,“磚家”因為“無知無畏”而危言聳聽,反倒更能引起社會大眾的廣泛關注。不過解決這個問題的思路也是顯而易見的,即對于那些由公帑而得的、并不真正牽涉到國家機密的經濟數據,予以公開披露,將其變成人人皆可獲得和使用的公共品。太陽一出來,烏云自然散去。數據一旦公開,妄圖通過操縱數據而誤國誤民的“妖魔鬼怪”自然也將無處藏身。簡言之,經濟學的科學性取決于經濟學數據的可靠性;沒有公開可靠的經濟數據,經濟學只是一門社會學科,而不是一門社會科學,或者只能“假裝是科學”。所以,為了經濟學及經濟政策的科學性,倡導數據公開,鼓勵數據公開吧。2018年8月19日經濟學并非無聊的數學規劃，凱恩斯不是凱恩斯主義者經濟學是唯一設有諾貝爾獎的社會科學,也因此被稱為社會科學皇冠上的明珠;而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主流經濟學有一個強大的、一以貫之的理性分析范式,即約束最優化。在這個范式下,人們擁有超級理性,運算能力無限,因此不管約束最優化多么復雜,理性人總是可以立即準確地得到最優結果。正因如此,在各種社會科學中,經濟學是數學化最為厲害的。許多經濟學論文中使用的數學工具,甚至可以令自然科學家難以望其項背。實際上,許多成就斐然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同時也是數學家。關于經濟學數學化的利弊,2014年經濟學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讓·梯若爾在他的普及著作《公共利益經濟學》中做了精辟的闡釋。它的好處是,經濟分析從假設到結論都是有清晰定義的,因而絕少因為語言模糊而產生各種爭論,進而更有可能實現“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累積創新。在任何時點,針對某個研究領域,人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前沿”在哪里,哪些問題已經解決了,哪些問題還沒有解決,而一旦發現了新的問題,或者解決了前人尚未解決的問題,就是重要的學術創新。但是,數學化也會給經濟學造成潛在的嚴重傷害。正如物體總是向著阻力最小的方向運動一樣,被數學化范式綁架的經濟學,也會向著數學化阻力最小的方向發展。由此導致的結果是,人們在選擇經濟學的研究主題時,就可能不是考慮問題本身的重要性,而是看哪些問題更容易被數學化。不可否認,很多重要的經濟學問題是既重要又可以被數學化的;但還有大量的經濟學問題,雖然極其重要,但是本質上難以用數學方式予以刻畫。遇到這類難題,從使用數學分析工具的角度看,人們不外乎有兩種選擇:一是“惹不起躲得起”,既然難以用數學方式刻畫,那就不研究了吧!二是“削足適履”,既然符合真實世界運行的方式難以用數學方法刻畫,那就采取一個不符合現實但可以適用數學工具的假設吧!至于內心對于不靠譜假設的擔憂,總是可以用“不失一般性”(withoutlossofgenerality)、“無害的”(innocuous)之類托詞予以掩蓋的。綜合上述兩個方面,經濟學數學化的利弊可以這樣來闡釋:對于馬克思、凱恩斯、哈耶克、加爾布雷斯等人的某段表述,不同的人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解讀;但對于薩繆爾森、阿羅、馬斯金等人的眾多經濟學模型真實含義的理解,通常是沒有什么歧義的。的確,只要你數學好一點,你一定會清楚阿羅是如何從他的假設得出著名的“阿羅不可能性定理”的。但試著讀一下下面這句加爾布雷斯的名言,我相信,不管你英文有多好、學識有多高,對于這段話,你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想講什么。Undercapitalism,manexploitsman.Undercommunism,it'sjusttheopposite.這段話的字面翻譯似乎是:在資本主義下,人剝削人;在共產主義下,這恰好相反。但這個“恰好相反”又意欲何指?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既然在資本主義下“人剝削人”,那么,“恰好相反”就意味著在共產主義下人人平等,沒有任何“人剝削人”的情況。而另一種同樣成立的解釋是,在資本主義下是A剝削B,那么,“恰好相反”就意味著在共產主義下是“剝削剝奪者”,所以是B剝削A。進一步來說,“exploit”一詞在英文中不但有“剝削”的含義,還有“利用”“開發”等意思,這句話或許又可以這樣來解讀:在資本主義下,每個人的價值是通過“外在的”雇傭關系而開發出來的;而在共產主義下,勞動成為人們的第一需要,每個人都到達了“自由王國”,其價值完全是“自我發揮”的結果。鑒于加爾布雷斯已經作古,我們永遠無法知道他的“恰好相反”的真實含義了。對凱恩斯的解讀亦是如此。針對1929年經濟大危機,凱恩斯寫下了巨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GeneralTheoryofEmployment,InterestandMoney,以下簡稱“《通論》”),并開創了現代宏觀經濟學。但讀過《通論》的人都知道,這本書并不好懂。這時候,約翰·希克斯爵士,也就是和肯尼斯·阿羅同年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那位經濟學大神閃亮登場了。他以無與倫比的化繁為簡的功力,從《通論》中提煉總結出了著名的IS-LM模型,這個模型不但讓理解《通論》變得容易,而且也成為積極干預市場的基本分析框架。但是,面對IS-LM模型,凱恩斯估計只能說他自己并非“凱恩斯主義者”。的確,沒有了“動物精神”(animalspirits)的“凱恩斯主義”是后來者的“凱恩斯主義”,而非凱恩斯的“凱恩斯主義”。看看“貪欲”“動物精神”“選美理論”及“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exuberance)在金融泡沫催生或破滅過程中的關鍵作用,你就知道這種“簡化”真的不是“無害的”,而是切掉理論命根子的無情“閹割”。當然,經濟學本身也不是鐵板一塊,除了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持不同政見者”。這種“門派林立”的事實就表明,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門社會學科,而非社會科學。的確,按照卡爾·波普的定義,科學進展是一個在理論建構和經驗證據之間不斷猜想與反駁的過程,而科學化的過程就是將不可測的東西變得可測,將原來可測的東西測得更加準確。最終,任何一門學科的科學性,在本質上就取決于其經驗證據的精確性和可靠性。我們之所以認為物理學是“硬核”的科學,就是因為物理學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做可控實驗,因而物理學經驗證據的精確性和可靠性很高。與之相比,經濟學之所以更像是“軟科學”是因為在經濟學研究中難以找到真正的“自然實驗”,而且如著名的“盧卡斯批判”所述,人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會對各種經濟政策做出預期和反應,并最終導致這些政策干預趨于失效。所以,即使采取了數學化的表述方式,或者數學化程度很高,經濟學都無法改變其作為一門社會學科的本質。換句話說,即使借助于數學化的形式和外衣,經濟學只能假裝是科學。如上所述,按照萊昂內爾·羅賓斯的梳理,新古典經濟學的精髓就是約束最優化。這種一以貫之的理性分析范式極其強大,經濟學家借此不斷“入侵”婚姻、家庭、歧視、文化、政治等傳統上不屬于經濟學家的研究領域,造就了所謂的“經濟學帝國主義”。正是在這種約束最優化的分析范式下,經濟分析變成了無聊的數學規劃,經濟學也變成了經濟學家自我解嘲的“沉悶科學”(dismalscience)。按照奧地利學派尤其是馮·米塞斯的批評,新古典分析范式最大的問題是抽象掉了“企業家”(entrepreneur)和“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在日常生活和經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對于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在我看來,其本質功能是發現和實現經濟體系中隱藏的各種“套利機會”(arbitrage)。套利機會是指在現行的價格體系下,某些新穎的組合方式能夠使得產出價值大于投入成本。這可以表現為柯茲納所強調的、而被普通人視而不見的“低買高賣”機會;也可以表現為熊彼特意義上的創新,即形成了新產品、新市場、新過程等。如果經濟問題只是求解約束最優化,而且不論這個約束最優化問題有多復雜,每個人都能隨時隨地求解出來,我們將很難理解企業家到底會有何過人之處。但從現實來看,估計很少有人會否認企業家對于產業發展和創新過程的核心作用。由此反過來也說明,新古典分析范式或是將人假設的太過理性了,或是將經濟問題的本質簡單化了,或是兼而有之。即便假設人們可以隨時求解自己面臨的約束最優化問題,那么在我看來,比求解約束最優化更重要的事情是人們如何設立所追求的目標,以及如何看待所面臨的約束。目標設立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凡大成就者必是“志存高遠”。如我們之前的分析,設立不同的目標在本質上是設立不同的“參考點”,而不同的參考點則對應于不同的視野和格局。牛人之所以牛,是因為他們既能在不同環境中找到最合適的短期參考點,同時又能永遠銘記自己需要一以貫之的長期參考點。更加微妙的是如何看待約束。盡管新古典經濟學為了分析方便,主要考慮了“預算約束”(budgetconstraint),但在日常決策中,人們面臨的更嚴重的約束或許是“時間約束”(timecon-straint)、“信息約束”(informationconstraint)和“有限理性約束”(boundedrationality)。這三者既相互關聯,又各有差別。受時間限制,在任何時點上我們都不可能收集充分的決策信息,因而總是或多或少地處于“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的窘境。但是即便假設我們有充分的時間,考慮到社會博弈極其復雜而大腦處理信息的能力又是有限的,我們還是無法達到擁有充分信息和完全理性的狀態。正如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所認為的,社會總是處于人們不斷相互學習(mutuallearning)的演化進程之中,因而根本就不存在新古典經濟學所刻畫的均衡狀態。可以設想,在任何時點,只要決策者的信息集發生變化,其“最優決策”也就會隨之發生變化;但很顯然,由于相互博弈、時間有限及信息溝通成本,所有人的信息集完全“連通”的狀態永遠都不可能實現。一旦引入了有限理性,即可發現最優化范式的一大弊端是將約束條件看成“消極的”(passive)和“靜態的”(static),因為它要求人們只能在既定的約束條件下尋找最優的解決方案。但無數案例表明,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為了實現自己的既定目標,會對約束采取“攻堅克難”甚至是“見佛殺佛”的積極態度。西諺有云,汝之蜜糖,彼之砒霜(Oneman'smeatisanotherman'spoison);類似的道理,普通人眼中的約束和障礙,可能是企業家眼中的機會和利潤。這里必須贊嘆馬云:很多年前,當其他人抱怨中國的商業成本太高時,他看到了“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這一巨大機會。簡單地總結:經濟學不是給定目標和約束下的無聊的數學規劃,它最好玩之處在于如何確立目標、如何看待約束。從企業家精神的角度看,經濟學絕不止于解釋,而應該是一個知行合一的行動方案。2019年2月2日經濟學的“知行合一”如果你沒有學過經濟學,那從今天開始,我們將一起踏進經濟學帝國的大門,了解經濟學到底是怎樣的一門學科,以及理解和掌握了經濟學思維和經濟分析方法,又會對你有什么樣的幫助。首先需要闡釋的一個名詞叫“經濟學帝國主義”。若將每個學科看作一個“王國”,經濟學則憑借其強大的理性分析范式,展示出了不斷侵略擴張的“帝國主義”特性。經濟學的分析范圍不僅包括人們平常認知中的經濟問題,還包括諸如家庭、身份、政黨等屬于社會學和政治學等其他“王國”的一些問題。前一篇文章中提到,經濟學的這個理性分析范式就是五個字:約束最優化。或者說,經濟學被定義為研究稀缺資源如何有效配置的一門學科,其中稀缺就意味著約束,有效就意味著最優化。所以,要用經濟學思維武裝自己,首先需要明白一件事,即自己的目標到底是什么?同時還必須明白,要實現這個目標又面臨哪些約束條件?所謂最優決策,就是在所有的可行方案中選擇那個對你來說最好的方案。從決策者的角度看,只有目標而不考慮約束條件,或者只知道約束條件卻不清楚自己的目標是什么,都不算具備經濟學思維。主流的經濟學教科書主要強調了預算約束。預算約束的含義是在生產和消費決策中,人們只能購買其擔負得起的商品或者服務。故可支配收入越多,選擇范圍越大。預算約束的重要性顯而易見,這里不做過多討論;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有限理性約束,這個約束經常被人們忽略,但對于決策者或許更加重要。為什么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第一,人的時間是有限的。不管一個人多富有,一天也都只有二十四個小時。第二,一個人智商再高,也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記得、事事都考慮得完美無缺。我們常常面臨的困境是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依據有限的信息做出決策,甚至是關鍵的決策。這時候,我們既沒有充分的時間去收集信息,也沒有超級計算機那樣的運算能力來處理信息。這意味著我們不可能像通常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假設的那樣,具有超級理性。因此,認識到有限理性是極其重要的。哈耶克曾說,人類最大的理性就是能夠認識到自己的理性不足。一旦認識到自己的理性不足,我們就會明白,任何事情都追求盡善盡美,不但是做不到的,也是沒有必要的。曼昆在《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ofEconomics)中列舉了經濟學十大原理,其中之一是“理性人考慮邊際”。不管是企業的利潤最大化,還是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在最優解的地方(僅考慮“內解”),“一階條件”必須滿足,即必須有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對于任何受過現代經濟學教育的人來說,這是個再自然不過的結論。但仔細思考一下,這個“理性人考慮邊際”的結論實際上隱含了一個極其關鍵的假設,即在經濟學模型中,“理性人”做決策是沒有任何成本的,而且不管決策多復雜,都可以立即得到結論。再次假設下,不管面對任何決策,理性人當然都是錙銖必較、不達最優誓不罷休的。但大多數人一定都清楚自己并不具有超級理性,人不但注意力(attention)是有限的,決策能力也是有限的。換句話說,即便假設人們試圖追求“最優結果”,但也總是面臨決策成本的。由此一個人推斷其選擇已經在最優解附近,那么這個人所遭受的損失最多是個二階小量,但這時候如果一定要追求最優,其所需要增加的決策成本至少是一階小量。因此,人們一旦認識到自己的理性不足,做決策就不會追求最優的結果,而是寧愿按照大拇指規則(ruleofthumb)接受一個合意的結果就可以了。追求最優和接受合意這兩種選擇代表了兩種迥異的思維決策方式。接受合意意味著在做決策時候需要抓大放小,確保大方向不錯,與其在小事上吹毛求疵,不如力爭做到“呂端大事不糊涂”。根據以上這些分析,站在決策者和行動者的角度來理解,經濟學的本質又可以精煉為這樣的兩句話:做對的事情和把事情做對。注意,這兩句話是有先后順序的,先是做對的事情,這是第一重要的,然后以此為基礎,需要考慮的是如何把事情做對。參照當代管理學大師沃倫·本尼斯的說法,做對的事情,體現的是領導力(leadership)的作用,而把事情做對,體現的則是管理(management)的作用。十八世紀,有位著名的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叫大衛·休謨,他是蘇格蘭啟蒙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休謨在他的名著《人性論》(ATreatiseofHumanNature)中深入探討了激情(passion)和理性(reason)的關系。在他看來,激情是道,理性為徑。也就是說,激情代表了目標和偏好,告訴人們應該做什么;而理性代表了工具和方式,告訴人們在給定目標和偏好的情況下,怎樣做才是最好的。有了這樣的兩分法,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中國古代的圣賢書要不斷地強調君子和小人的區別。“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可見這兩種人的目標是有很大差異的。一個人目標如何,會對他的行為選擇產生重要的影響。同樣是讀書,有人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有人說“書中自有顏如玉”,而周恩來總理小時候立下的志向則是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不同的目標,意味著不同的人生軌跡。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有一個著名的理論,叫需求層次論,認為人類的需求像階梯一樣,從低到高可以分為五個層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簡言之,不同的人,目標可能是不一樣的;即便是同一個人,處在不同環境、不同時點,或者不同的人生階段,他的目標也可能會隨之而發生變化。明代有個大思想家叫王陽明,他作為心學大師強調“知行合一”。我認為,“知行合一”也應該成為經濟學的精髓。我希望諸位,當然也包括我自己,應該將學習經濟學看作一個知行合一的過程,將經濟學的智慧應用到現實生活之中,做一個行動家,而不是只會發表“事后之見”的闡釋者。大家不要認為經濟學家在“知行合一”上有共識,遠非如此。經濟學家或許是最沒有共識的一個知識群體。著名的經濟學家張五常先生就對經濟學的功能有不同的理解。他著有厚厚幾大本書,叫《經濟解釋》。他認為經濟學的核心功能在于經濟解釋,即用經濟學的原理或者工具去解釋我們觀察到的各種社會或經濟現象。用經濟學解釋各種社會或經濟現象當然是很重要的,但我覺得這遠遠不夠。學習經濟學要做到知行合一,就不應該僅僅滿足于經濟解釋。如前所述,知道了經濟學道理,卻不去實踐,實際上相當于不知道。“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理論必須接受實踐的檢驗;理論指導實踐,實踐升華理論。從知行合一的角度來看,理論研究和實踐檢驗本來就是一回事,都是探尋真知的過程。有意思的是,張五常先生雖然大力主張經濟解釋,但是實際上是“言不由衷”的。我有幸聽過他的很多報告,竊以為他是華人經濟學家中“知行合一”的典范。改革開放之初,張五常先生就用他大道至簡的經濟學分析框架,準確預測了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向。幾十年過去,不管是在他的著作《中國的經濟制度》中,還是在他的眾多演講中,他對此都是最引以為傲的。做對的事情,把事情做對。把事情做對固然重要,但做對的事情更加重要。只要是做對的事情,哪怕做得慢一點,最終也不會差太多;要是做的事情不對,再努力也無濟于事,好一點事倍功半,而更多的時候則是越努力錯得越離譜。南轅北轍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再講一個網上廣為流傳的故事,它也非常生動地闡釋了這個道理。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84年,一個北京人懷揣著出國夢,賣了自家在鼓樓大街的四合院湊了30萬,背井離鄉到意大利淘金。那個時候中國很窮,而發達國家人均收入和消費水平都很高,因此去海外淘金是很多人的夢想。若你看過《北京人在紐約》或《上海人在東京》,應該不難感受到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人出國淘金的典型心態。去海外淘金聽起來是個精明的跨國套利計劃。與寅吃卯糧的西方人不同,中國人喜歡省錢、存錢,同樣是省百分之二十,在高工資、高消費的地方省下來的錢,肯定比在低工資、低消費的地方省下來的錢更多。所以這個北京哥們兒的想法是先把中國的資產賣掉,到高工資、高消費的發達國家掙錢、省錢,等攢夠了錢再回到低工資、低消費的中國,搖身一變成為人人羨慕的超級土豪,豈不妙哉!因為對多數中國人來說,海外淘金只是權宜之計,榮歸故里才是心之所系。歲月如梭,轉眼三十年過去了。中間過程不細說,大致是這哥們兒先在中國城的餐館打工,然后自己開了個中餐館,靠著華人特有的精打細算和辛苦打拼,總算攢下了100萬歐元,按當時的匯率折算,這大概是人民幣768萬元。這個數字,即便放在現在的意大利,也不是一個小數。于是,他決定攜這筆巨款回國,計劃先買套房子,然后用剩下的錢頤養天年。但一回北京,他發現當年賣掉的四合院如今中介掛牌價已高達8000萬元,剎那間崩潰了。三十年風里來雨里去,辛辛苦苦打拼的結果,還不如老老實實捂著自家的四合院。盡管是“事后諸葛亮”,但我們還是要分析一下這位北京哥們兒的問題到底出在哪里?作為知行合一的決策人,首先是要做對的事情,然后是把事情做對。從前面的故事描述可以發現,給定這哥們兒已經賣掉了北京四合院,漂洋過海來到意大利,開飯館不失為最佳選擇;同時,給定開餐館這個選擇,這哥們兒也不可謂不努力、不可謂不精明。所以,問題不是出在把事情做對上面,而是他一開始就沒有做對的事情。1978年,中共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自此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在隨后的幾十年中,中國成了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決策人如果有洞悉時勢的大格局,那么就應該知道,手持房產待在欣欣向榮的中國,比跑去經濟“半死不活”的意大利開飯店,有更大機會享受經濟增長的巨大紅利。按照經濟規律,當一個國家的經濟高速增長時,大城市,尤其是諸如北京、上海這類一線大城市的房產增值空間是最大的。因為與資本、勞動等其他生產要素相比,大城市的土地會成為日漸稀缺的不可流動要素。所以,其他競爭性行業所創造的社會價值,有很大一部分都會沉淀在這些日漸稀缺的不可流動要素上,如房地產。身處局中看機會,總像霧里看花看不清。這時候,馬云的話就非常有啟發性:普通人看到只會予以抱怨的問題,在企業家眼中則是可以獲利的市場機會。所以,在尋找“對的事情”時,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尋找社會最亟待解決的問題。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城市人住房面積很小,城市化方興未艾,后來,隨著按揭貸款的引入,人們改善住房的需求集中釋放,房價上漲就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在此大勢下,中國涌現了以萬科為代表的一大批高速成長的房地產公司。反過來說,這些房地產公司之所以能高速發展,正是因為它們幫助改善和解決了中國城市居民的住房問題。北京這個哥們兒的例子生動地告訴我們,一旦方向看偏、事情做錯,最好的結果也不過是瞎忙活、事倍功半,更多的時候則是越努力輸得越多。著名的咨詢專家史蒂芬·柯維寫過一本書叫《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The7HabitsofHighlyEffectivePeople),這本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占據著《紐約時報》最佳書籍榜的榜首。在這本書中,史蒂芬·柯維寫道,他研究過眾多成功者,試圖尋找這些人有哪些共同點。結果發現,人們通常強調的一些因素,比如努力、聰明、家庭背景等都與成功關系不大。但成功人士們的最大共同之處是他們永遠都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他們時刻都在思索到底什么是他們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然后考慮如何貫徹落實這些事情。學習經濟學必須知行合一,激情是道、理性為徑。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也需要時刻自我反省,首先問自己是否在做對的事情,然后再問自己是否在把事情做對。2018年8月21日從多巴胺到非理性決策經濟學研究人的選擇,而經濟學的知行合一要求我們作為決策者必須先做對的事情,然后才是把事情做對。給定時間精力有限,我們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那些大的、重要的事情上面,而不應該在小的、次要的事情上過多糾纏,即通常所謂的抓大放小。這也符合《矛盾論》的精髓,我們應該將主要精力放在主要矛盾上,而不是次要矛盾上。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通常不是如此理性的。英文中有個諺語“Pennywise,poundfoolish”,翻譯成漢語可以是“小聰明,大糊涂”,意思是說很多人在“一便士”之類的小事上斤斤計較,顯得非常精明,但在“一英鎊”級別的大事上時常粗心大意,顯得有些愚蠢。比如說,很多人在日常買菜的時候總會耗時耗力地討價還價一番,在買股票時卻非常沖動,隨便聽到一個“內幕消息”便重倉殺入,腦海里想的是大賺特賺,到頭來卻十有八九被人當“韭菜”割了。兩相對比,“非理性”顯而易見。給定時間有限,人們應該把更多的時間投入到研究和核實“內幕消息”上,而不是花在雞毛蒜皮的討價還價上;因為每天買菜的錢,與重倉股票價格些許波動所牽涉的資金相比,真可謂小巫見大巫了。作為決策者,我們當然希望避免非理性行為,但之所以時常做不到“抓大放小”,顯然不是因為我們不希望“抓大放小”,而是因為在具體的決策環境中,我們往往難以做大小之辯或主次之分。所謂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各種非理性行為之所以能夠持續存在,必然是因為一些基礎性機制在起作用。只有認清這些基礎性機制到底是什么,我們才有可能讓決策變得更加理性。需要理解的核心問題是,我們的決策中心——大腦,是如何構建“報酬體系”(rewardsystem)的,即到底是什么因素決定了我們在決策過程中對輕重緩急的判斷?許多人認為,是我們的閱歷和對未來的期望決定了我們對“快樂”和“痛苦”的認知,以及我們對輕重緩急的判斷。這種闡釋聽起來非常符合常識,也富有哲學意味,但與神經科學及行為經濟學的研究結論并不一致。神經科學和行為經濟學的最新研究表明,我們的大腦所設定的“報酬體系”與“快樂”或“痛苦”本身并不相關,而是與“快樂”或“痛苦”的變化有關。從神經科學的角度看,我們的“有意識”決策是一個信息收集和處理的過程。我們的感官系統是一系列功能不同的傳感器(眼耳鼻舌身意),它們將感知到的外界信息(色聲香味觸法)轉化成生物電信號并通過神經系統傳導到大腦;大腦再根據其預先設定的“模糊算法”對這些生物電信號進行處理,判斷輕重緩急,權衡利弊得失,最終做出相應的“最優選擇”。如此看來,我們時常顯得沖動或非理性是因為我們大腦決策體系所認可的“最優選擇”,至少從長期來看,并不真正符合我們的自身利益。也就是說,我們大腦所設定的“報酬體系”對事物重要性的評價,與我們置身其中的環境或社會對事物重要性的評價并不一致。具體的緣由要從神經元(neurons)說起。神經元是大腦中負責處理信息的細胞,而我們的大腦包括大概1000億個直接或間接彼此聯通的神經元。每個神經元從其他神經元獲取信號、集成信號,再向大腦的其他部分傳遞新的信號。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詳細的描述超出了本人的知識領域,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相關的專業書籍。在這大約1000億個神經元中,實際上只有100多萬個位于中腦腹側被蓋區(ventraltegmentalarea,VTA)的神經元對我們的決策能力具有決定性影響。在這些神經元內部,信號以生物電流的方式沿著神經元的膜壁(membranewall)流動。一個神經元給其他神經元發送信號時,這些信號會從居于神經元中心的細胞體傳輸到神經軸突(axon)。這些信號的傳輸速度有快有慢。有時候,神經元一秒鐘只發幾個信號;而還有一些時候,它們會變得非常活躍,一秒鐘能發出很多信號。神經科學家將此稱為神經元的放電率(firingrate)。在神經科學研究中,人們正是通過將非常細微的電線插入到大腦貼近這些神經元的地方,來記錄這些信號并將其輸入電腦。這里需要特別強調多巴胺能神經元。這是一種通過化學物質多巴胺與其他神經元進行信息交流的特殊神經元。每次電流信號沿著神經元流動,會在神經元之間的叫作突觸(synapse)的裂口處終結,然后激發釋放化學物質多巴胺。這些多巴胺會被相鄰的神經元吸收,并提高這些神經元的活躍程度。長期以來,人們已經知道多巴胺能神經元對于運動和行為的關鍵作用。例如,帕金森病患者的手腳會不由自主地抖動,身體會變得僵硬,還會產生無法控制的劇烈震顫;而腦干多巴胺能神經元的退化就被認定為帕金森病的標志性特征。現在,神經科學家知道多巴胺能神經元還有一個影響大腦價值判斷的重要功能,即多巴胺能神經元損傷會導致所謂的“報酬預測誤差”(rewardpredictionerror)。20世紀90年代,神經科學家沃爾弗拉姆·舒爾茨做過一個著名的研究。他將非常細微的電線植入猴子的中腦腹側被蓋區;這樣,在猴子得到諸如果汁之類的獎勵時,他就可以記錄下猴子中腦腹側被蓋區神經元的信號變化。舒爾茨發現,當猴子得到果汁或者收到將得到果汁的提示信號時,多巴胺能神經元的放電率會增加;而當猴子沒有得到預期的果汁時,其放電率則會下降。這個實驗的意義非常重要,它校正了人們對多巴胺的常規認識。長久以來,多巴胺經常被稱為大腦的“歡愉化學物質”,意指多巴胺是對歡愉或痛苦做出反應,但這個實驗表明,多巴胺能神經元不是對報酬(歡愉或痛苦)本身做出反應,而是對“超預期”,即對期望與現實的差異做出反應。報酬預測誤差導致了許多人們所熟知的宏觀表現。例如,資本市場中一個顯著的特征是投資者們往往關注的不是投資標的基本面,而是基本面的“超預期”變化,而這恰好可以解釋垃圾股滿天飛的“反常”現象。正因為垃圾股的技術業績很差,稍微有所改進就會大大地超預期。接下來,我們就來討論何為超預期,這牽涉兩個關鍵因素:第一,必須有一個比較基準,即參考點。沒有參考點,就無所謂差異;沒有預期,也就無所謂超預期。我們通常說珠穆朗瑪峰的高度約為8848米,那是取了海平面為參考點,但若以珠峰大本營為基準,其高度就會低很多。第二,神經元對差異感知的敏感度。任何傳感器都有其精度,精度低的只能感知比較粗略的變化,而精度高的則可以感知比較細微的變化。只有當外部的變化幅度超過神經元的感知精度之后,神經元才能察覺到這種變化,進而大腦才有可能對此做出決策反應。將青蛙扔到熱水里,它一下就蹦出來了,因為溫度變化太大,所以青蛙能夠獲得極其強烈的感知;但用溫水煮青蛙,則在任何時點,水溫變化的幅度都小于青蛙的感知精度,乃至于最后青蛙被活活煮死。十九世紀中葉,心理學的重要奠基人恩斯特·韋伯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科學實驗,并得到了以其名字命名的韋伯定律。這個實驗極其簡單:他將實驗者帶入實驗室,其中有兩個外形相同但重量稍有差異的物體A和B,他要求實驗者依次拿起和放下兩個物體,然后讓他們判斷物體A和B是否有重量差異,以及孰重孰輕。結果發現,若以物體A和B的平均重量為參考基準,只有當重量差異超過參考基準的某個恒常比例(通常為2%—3%)時,人們才能準確一致地判斷出兩個物體孰輕孰重,這就是所謂的韋伯定律。舉例來說,給定兩個物體的重量相差1兩,通常來說,人們能感知2斤與2斤1兩的差別,卻無法區分20斤與20斤1兩。因為相對于2斤的參考點,1兩意味著5%的差異;而相對于20斤的參考點,1兩僅意味著0.5%的差異,其感知精度要求遠遠高于普通人2%—3%的范圍。韋伯定律的重要性在于它將人們決策的精度與標度(range)有機關聯起來了,由此就可以推導出所謂的“標度效應”:當我們關注小問題時,它所牽涉到的價值標度很小,按比例計算,這時候我們所做決策的精度也就非常高;但當我們關注大問題時,它所牽涉到的價值標度很大,按比例計算,這時候我們所做決策的精度,從絕對量角度來看,就會比較粗糙。我們可以從大腦感知世界和處理信息的方式更加深入地理解標度效應。從前面的介紹可知,神經元是大腦進行信息處理的基本單元。神經元之間通過電流信號相互溝通,而絕大多數神經元的放電率范圍都非常有限。比如說,緩慢放電是每秒一次左右,而快速放電是每秒一百次左右,從慢到快相差一百倍,變化范圍非常有限。而我們生活的世界是五彩斑斕、變化莫測的。從星光暗淡的深夜到艷陽高照的白晝,亮度變化的倍數以百萬計;同樣,從蚊蠅的翅膀扇動到霹靂發生的天崩地裂,聲音變化的倍數也數以百萬計。這就意味著,面對現實世界,我們的大腦時而要處理非常微弱的外部刺激,時而要處理非常強烈的外部刺激,同時還要適應外部刺激從弱到強或者從強到弱的突然變化。那么,我們的大腦如何才能用放電率范圍非常有限的神經元來應對變化近乎無窮的外部世界?挑戰顯而易見,從星夜到白晝,光亮增強了百萬倍,神經元的放電率卻沒辦法相應地增加百萬倍。反過來也一樣,從白晝到星夜,光亮減弱了百萬倍,神經元的放電率也沒辦法相應地降低百萬倍。面對上述挑戰,我們大腦給出的解決方案是:既然神經元的放電率不能做到同步變化,那就通過改變參考點來重新對標,可以這樣來理解:假設神經元的放電率范圍是每秒1—100次,星夜的亮度范圍是0—1,而白晝的亮度范圍是0—10000000。身處星夜,大腦將以每秒50次的放電率對標于0.5的亮度,以此為參考點,人們可以感知到非常微弱的亮度變化;而身處白晝,大腦將以每秒50次的放電率對標于5000000的亮度,以此為參考點,人們可以適應很大范圍的亮度變化。正是通過改變參考點和重新對標,大腦做到了以有限應對無限。這種適應外部世界的解決方案是生物進化和自然選擇的結果,非常奇妙。但這種適應策略并非沒有代價。以有限應對無限必然面臨著精度與尺度的問題,要么贏得了尺度、損失了精度,要么贏得了精度、損失了尺度。人們的許多非理性行為都與標度效應相關,之前提到的買菜很計較而買股票很沖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從小尺度變到大尺度,雖然我們感知差異的相對比例保持不變,但從絕對量的角度看,決策精度是大大下降了。10塊錢,對于日常買菜來說是非常顯著的差異,但對于買股票則幾乎讓人察覺不到。所以,一個平常生活在小尺度的人一旦進入賭場,隨著賭注參考點變高,他很有可能會顯得異常大方,全然忘記這里的籌碼波動完全超出了自己實際的承受能力。從大尺度變到小尺度,以參考點按比例感知差異,從絕對量的角度看,絕對精度是大大提高了,但與之對應的風險是人們可能會“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深陷瑣碎事務而忘記大勢格局。蘇東坡是有禪意的人,一句“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便道盡了個中究竟。做對的事情,代表的是決策格局、戰略、方向和領導力,要求我們選擇大尺度參考點;把事情做對,代表的是決策精度、管理、戰術和執行力,要求我們選擇小尺度參考點。古人云“夫志當存高遠”,其落腳點就是要塑造“君子”的大格局。沒有大格局指引,人們便會隨波逐流;有了大格局,人們才會做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韓信之所以可以忍受胯下之辱,是因為他胸懷大志,懂得小不忍則亂大謀。但凡事講辯證,光有大尺度參考點,沒有小尺度參考點,則不免會陷入好高騖遠、志大才疏的尷尬境地。是故,毛澤東既強調要在“戰略上藐視敵人”,也強調必須在“戰術上重視敵人”。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辯題:有人說,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也有人說,掃天下者,何須掃一屋?從參考點的角度來看,偏執于任何一種觀點,皆不可取。合理的行為方式或許是有掃天下之志能者,雖掃一屋,亦不可忘卻掃天下之志能也。反過來,以掃天下之志能而掃一屋,可謂小試牛刀,實有以小見大之功。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丹尼爾·卡尼曼也在其著作《思考,快與慢》(Thinking:FastandSlow)中詳細闡釋了大腦的決策機制。基于大量的前期研究,他認為人類在演化過程中,大腦實際上形成了兩套思維決策體系:首先是所謂的“快系統”,它是自動快速運行的,幾乎很難或無法控制;其次是所謂的“慢系統”,它會將我們稀缺的注意力和計算力分配到必須經過有意識的思考才能解決的問題上,比如復雜的統計運算等。之所以需要快系統,是因為我們可能隨時會面對一些必須立即做出反應的突發事件。比如當人們走進深山老林,突然看到有東西竄出或者聽到巨大聲響,第一反應基本都是“趕緊逃跑”,盡快脫離這種充滿不確定性(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的事發現場。這種幾乎不經大腦思考的應激反應就是快系統運行的結果。當突發狀況略有緩解后,快系統將會發揮第二個功能,即向慢系統匯報情況,以期獲得更加理性的判斷從而能夠做到沉著冷靜地應對。另外,快系統的反應質量并不完全是天生的,是可以通過后天的訓練進行改善的。比如打乒乓球,激烈對戰時的運動員看起來都是下意識擊球的,這是因為通過不斷重復的專業訓練,這些運動員的步伐和肌肉都已產生了“記憶”,使他們在面對許多情況時都能做出合理的“本能反應”。而比賽過程中運動員根據賽況進行有針對性的戰術調整,則是慢系統在發揮作用了。快系統和慢系統的有機組合實際上是構成了一個帶有科層性質的決策體系,在注意力和決策能力都非常有限的約束下,兼顧了決策的速度和精度。不管是天生的還是后天訓練的,快系統都有一個缺省的參考點及與之對應的“慣例”,如果我們碰到決策精度范圍之內的事情(比如在參考點附近波動在2%以內),快系統只需按照“慣例”操作即可,也不會向慢系統匯報;但一旦面對“超預期”的事情(比如在參考點附近波動超過3%),快系統除了做出不經大腦思考的及時反應,還會向慢系統發出警報,此時慢系統則投入稀缺的注意力和計算力做出后續反應。卡尼曼指出,非理性行為的存在是因為人們的決策受到快系統的支配而不自知。這就意味著,不管是天生的還是后天訓練的,快系統賴以運行的參考點和慣例是否靠譜將至關重要。那些厲害的人之所以厲害,就是因為他們可以在大尺度參考點和小尺度參考點之間恰如其分地自由切換。一方面,他們能夠入鄉隨俗“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按照特定的情景選擇與之對應的短期參考點;另一方面,他們也能夠“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不管身處何地都能夠做到“三省吾身”,時刻提醒自己切不可忘記那些應該一以貫之的長期參考點。這種境界當然很難做到,但至少可以心向往之。知識就是力量。我們越清楚地了解非理性決策的產生原因,就越有可能修身養性,讓決策更理性、生活更美好。2018年8月23日不確定性下的義利觀我問過很多人這樣一個問題:回顧過去,你覺得對你影響最大的那些事情,到底是有意而為之的,還是隨機發生的?結果很好玩,絕大多數人稍加思索,都會說是隨機決定的;聊得嗨的話,他們還會以切身經歷,給出一些鮮活的例證。從個體層面來說,人生軌跡猶如布朗運動,很難說有什么確定的規律存在。在難以預料的隨機沖擊下,無數的個體,生如夏花,落若秋葉,構成了紛繁復雜的大千世界。但從宏觀層面來說,統計規律便悄然登場了。倘若說神秘主義旨在探究誰是“上帝的選民”,統計規律則在于探究誰更有可能成為“上帝的選民”。正如大物理學家馬赫所言,科學與信仰并不矛盾。若將所有的現象視為一個集合,則有科學可以解釋的,也有科學無法解釋的;可以解釋的歸于科學,無法解釋的歸于信仰。科學與信仰結合起來,才可以構成一個完全集。某種程度上,科學亦可以被視為一種信仰。著名的大師疑惑:這個世界居然是有規律的?!世界按照某種法則運行,誰可以保證這一點?似乎誰都不能保證這一點。所以,認為世間萬物遵循規律,這本質上也是一種信仰。正是在這個信仰的支撐下,科學家們才孜孜以求,探索他們所希冀發現的自然規律或社會規律。倘若根本不存在什么客觀規律,這些孜孜以求的努力便成了“蒸沙成飯”。主流經濟學強調理性,假設人們都是在約束條件下進行最優化選擇。在這種理性分析框架下,給定目標和約束條件,剩下的工作就是機械的優化運算,然后得出一些“無關道德”的理性結論。正因如此,經濟學也變成了“一門沉悶的科學”(adismalscience)。張五常先生一直強調,經濟學的本質在于闡釋現象,而非指導實踐。的確,雖然許多經濟學家對現實做出過大膽預測,但是往往都被無情打臉。在一個企業家論壇上,馬云先生說得更直白:“春江水暖鴨先知,假如企業家要去聽經濟學家去考慮經濟未來的時候,這些企業家一半已經死掉了……企業家是對未來有興趣,經濟學家對昨天有興趣,所以你讓一個對昨天有興趣的人去判斷未來,這是悲哀。”\h\h1果真如此,豈不悲夫?!當然,事情并非全然如此。一方面,經濟學并非如此沉悶,也并非止于解釋,因為經濟學在本質上是一門行動的科學,一如王陽明先生所倡導的那樣,必須追求“知行合一”。另一方面,人們做事并非如此理性,“動物精神”時常會影響個人決策,甚至主導社會運行。居于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之所以日益失去對現實的指導意義和預測功能,是因為它采取了非理性的超級理性假設(irra-tionalrationality);而這種超級理性假設的本質則忽視了人類認知和運算能力的本征約束。之前已經說明,我們的大腦里面參與決策行為的神經元實際上也就兩百多萬個,而我們每天攝入的能量大概也就是幾千卡路里。神經元有限,就意味著運算力有限。即便假設一個人的神經元超級發達,但根據能量守恒原理,此人的運算力也會受制于大腦的能量極限。給定機體的散熱性能,運算太快會導致“頭腦發熱”,從而離“見上帝”大概也不遠了。所以,從決策角度來看,我們所面臨的約束不光包括通常的預算約束,即口袋里面有多少錢,還包括時間約束、信息約束和有限理性的約束。對于任何當下的決策,我們既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收集信息,也沒有充分的算力來處理已經收集到的信息。簡言之,我們的每一次決策,不但是風險決策,更是不確定性決策。風險意味著你知道你不知道什么,因此,你可以通過多元化投資,即通過將雞蛋放在多個籃子里來分散或者化解風險。而不確定性意味著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因此,不確定性下的決策在本質上是理性無解的。所以,理性的分析框架必須向不確定性展示足夠的尊崇。已過世的經濟學大師阿蒙·阿爾欽就是從“運氣”和適者生存的角度論證了經濟理性的演化性質。設想有人想去西天取經,長途跋涉到了路口,佛陀擲骰子決定結果,規定向左是通往拔舌地獄、向右是通往極樂世界。取經人當然不知道佛陀擲骰子的結果,面對路口只能二選一。世俗信眾會對選左的取經人輕蔑嘲笑,而對選右的取經人作禮圍繞。殊不知,一念生是魔,一念滅是佛;選左選右,所有差別全在一念之間。拋開上述具有終極關懷性質的隨機和天命因素,現實生活中的絕大多數決策還是有章可循的,新古典經濟學追求的是與約束最優化對應的超級理性。更弱一些的表達則是,我們總是試圖追求理性決策,即如果時光倒流,面臨相同的情況,我們會做出相同的選擇。無數的現實經驗表明,人與人的決策差異及績效差異主要取決于他們的目的函數,即他們想要什么、想成就什么。凡是有大成就者,必然首先是做了對的事情,然后又把事情做對了。前者是目標、方向和戰略,后者是約束、執行和戰術。戰略與戰術是相輔相成的,戰略再好,如果戰術實施不得當,也很難取得好的結果。但即便如此,我們還是要強調,戰略是第一位的、決定性的,而戰術是第二位的、從屬性的。只要方向正確,哪怕跑得慢一點,終究也是在進步的。如此日積月累,復利定律的威力使得收益極其可觀。巴菲特之所以偉大,不是他每次投資都賺錢,而是他能夠持續賺錢。而一旦方向錯了,則南轅北轍,跑得越快,離目標反而越遠。如此日積月累,復利定律的威力又將使得結果極其慘烈。接下來的問題是,面對不確定性,如何才能選擇“正確”的方向?如前所述,這當然有運氣的成分在里面,但從行動的角度看,這主要取決于個人的價值理念。孔夫子在《論語》中不厭其煩地講“君子”與“小人”的區別,其目的就是要讓人們“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不器”“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孔夫子之所以認為“賢哉回也”,是因為“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在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中,一個人品格的優劣可以刻畫為義與利之間的折換關系。不妨設想,在義與利的平面坐標上,每個行為人都有一條效用無差異曲線(indifferencecurve),線上的每個點都代表一個義與利的組合,其所代表的行為人的效用水平都是一樣的。對應于任何一個點,無差異曲線的“切線”都刻畫了義利轉換系數,即為了保持效用水平不變,行為人必須獲得多少單位的利才愿意放棄一個單位的義。直觀上,義利轉換系數越高,行為人的品格越好。重利輕義,為蠅頭小利而斤斤計較者,是為小人;重義輕利,為家國天下而鞠躬盡瘁者,是為君子。尊嚴(dignity)刻畫的則是一種最為特殊的義利關系,此時義與利之間根本無法兌換(義利無差異曲線為L形曲線)。康德指出,尊嚴是人之為人的至上原則,是任何身外之物都無法兌換的品格,也是可以令人為之而死的。文天祥身陷囹圄,寫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絕筆后從容赴死,展現的正是尊嚴。需要強調的是,即便同一個人,其在不同情景之下所展現的義利轉換系數并非恒定不變。按照邊際遞減規律,同一條無差異曲線上的不同點,由于義和利的稀缺性不同,其所對應的義利轉換系數也是不同的。管仲認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本質上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現代經濟學對于利益和福利的討論似乎超越了中國傳統的義利觀。這一點最顯著地體現為現代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闡釋的“無形之手”(invisiblehand)原理。斯密認為,盡管每個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面對市場競爭,他們的所作所為就好像被一只無形之手引導著,將稀缺資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并最終達到社會福利最大化。面包師之所以為其他人烘烤面包,不是出于填飽他人肚子的仁慈,而是希望借此賺到自己養家糊口的錢。但是,面對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他必須努力將面包烤得比別人更好、更香才能爭取到客戶,進而維持生計。同樣地,理發師不是因為別人的發型難看才給別人理發,而是因為只有給別人提供好的服務,他才能借此養家糊口。如此一來,盡管大部分人是都是自私自利的,但只有在滿足別人需求的同時,才能真正實現自己的私利;而從整個社會來看,這最終就會促成一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至善狀態。自由市場競爭導致社會福利最大化,這個結論也被稱為“福利學第一定理”。斯密所討論的當然是一種理想狀態。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現實與理想的偏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有些人的自私自利是“損人利己”的,即某些活動雖然具有顯著的私人價值,但并不創造對應的社會價值。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深刻地分析了“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將其分為三類:生產性的(productive)、非生產性的(unproductive)、破壞性的(destructive)。從這個角度看,福利學第一定理隱含一個至關重要的前提,即人們的行為是“生產性”的。不過,這個前提是否真的成立還有待討論。不少人的行為是“非生產性”的,他們努力追求的是分割蛋糕,而不是做大蛋糕,這種非生產性的努力也被稱為“尋租活動”(rentseeking)。典型的例子是通過游說政府獲取行政特許以享受巨大的壟斷利潤。與并不創造社會價值的尋租活動相比,更糟糕的是破壞性的逐利活動。與尋租活動類似,破壞性的逐利活動所追求的也是分割蛋糕,而不同之處是它還會導致蛋糕分量大幅下降。典型的例子是某些手握權柄者為了一己私利而倉促上馬沒有任何可行性或社會價值的重大項目。古代的朋黨之爭之所以讓人深惡痛絕,就是因為他們做事不關注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僅僅基于門戶之見予以褒貶——凡是自己的人,不管對錯都要支持;凡是對手的人,不管對錯都要反對。這就導致了兩種形式的社會效率損失:一是有能力的人得不到提拔,有社會價值的項目得不到實施。二是平庸無能者會脫穎而出,因為這些人才是斗爭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最佳方案”。《資治通鑒》開篇講述了智伯暴死、三家分晉的故事,司馬溫公借此對德與才的關系做了極其精辟的論述。這段話雖然比較長,但很容易懂,直接摘錄如下: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云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是故才德全盡謂之圣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茍不得圣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遺于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茍能審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在溫公看來,看人有兩個維度:一是德行的高下,二是能力的強弱。德才兼備,是為圣人;德勝于才,是為君子;才勝于德,是為小人;德才皆無,是為愚人。對一般人來說,圣人的目標可望而不可即,故在現實生活中,最為緊要的事情是識別、任用和自身成為君子,以及識別、提防和避免成為小人。至于具體如何判斷人,《資治通鑒》中魏文侯與李克的對話則有非常深刻的啟示意義。當時,魏文侯魏斯要選人做丞相,他在魏成和翟璜之間舉棋不定,于是征求大臣李克的看法。俗話說疏不間親,但在文侯的再三催促下,李克實在無法推辭,又察覺到文侯更加傾向于選擇宗親魏成,便委婉地給出了判斷標準:“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大家都是明白人,文侯聽了李克的話,最終決定選擇魏成做丞相。第二,有些活動雖有顯著的社會價值,但難以產生顯著的私人價值。之所以產生這種情況,本質的挑戰來自期限錯配:雖然社會價值是在當下就實現的,而私人價值卻在未來才有可能實現。面對期限錯配,不可期望每個人都像雷鋒那樣做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從長遠的角度看,只有利人利己才是真正可持續的;沒有利己作為支撐,利人的意愿再強,最終也會變成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廉價善意。從辯證的角度看,最有看頭的是期限錯配蘊含的危與機,以及與之相對應的介入時機的選擇。亢龍有悔,盛極而衰。大家都能看到的機會多半不是機會而是陷阱,這時候介入,就只能撿點殘羹冷炙,更有甚者成為終極“接盤俠”。子夜星辰,陰極陽生。介入過早則往往會成為后來者憑吊的“成功之母”。中國漫長歷史中的王朝更迭對此提供了絕佳的例證,首先揭竿而起的,往往不是最后榮登九五之尊的那個。任何革命或改革都必然牽涉到舊勢力的摧毀與新勢力的成長。最為機警的創業者,必然是伺機而動的,他們對時機的選擇,抑或時機對他們的垂青,總是恰到好處。他們的介入時機,不會太早,因而不會成為舊勢力反撲的炮灰;也不會太晚,因而可以踩著先驅的尸體,一路沖鋒,直至摘取最大的勝利果實。這些機警的創業者異于常人的特質是他們無與倫比的大格局。而所謂的大格局,套用伊斯雷爾·柯茲納對創業精神的闡釋,就是可以看到那些時機已經成熟、卻被常人所忽視的巨大“套利機會”。二十年前,馬云對于互聯網時代的大膽預期就展現了這種格局。面對中國奇高的物流成本和商業成本,普通人看到的是無盡的麻煩,所做的是隨口的抱怨,但在馬云眼中,這些麻煩和抱怨蘊含著“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的巨大商機。2019年1月28日\h1馬云演講視頻春江水暖鴨先知[EB/OL].(2017-03-11)[2019-01-28].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jYyOTcxOTMwNA==.html?互聯網時代的經濟邏輯互聯網時代的經濟邏輯十多年前,托馬斯·弗里德曼寫了一本暢銷書《世界是平的:21世紀簡史》(TheWorldisFlat:ABriefHistoryoftheTwenty-firstCentury),闡釋了21世紀初期的全球化進程是如何抹平各種不平等的。現在的世界,有些地方的確更“平”了,但更多地方依然存在“不平”。互聯網消除了空間距離,讓地球變成一個村,甚至塌陷成一個點,讓集聚的力量空前強大。“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強者恒強,強者愈強”,逐漸成為主導整個世界的游戲規則。互聯網的英文是Internet,從構詞上可以釋義為“網間網”。在其中,每個人都是一個節點,不同的人組成不同的子網,所有的子網又相互關聯,最終形成這個眾網之網(“眾王之王”)。現在,我們的工作、學習、娛樂、消費等都與互聯網息息相關。沒有互聯網,我們會感到魂不守舍、無所適從。每個人像是一滴水,互聯網則瀚若海洋,不管喜歡與否,涓滴成流,百川歸海,這就是互聯網時代的經濟邏輯。互聯網時代的經濟邏輯,其基礎是著名的梅特卡夫定律:網絡價值是參與者人數的平方量級。考慮某個N人網絡,從中任意抽取一個人(N種可能性),這個人都可以和剩余的N-1個其他人進行聯系,因而總共有N(N-1)種聯系方式,這大概代表了這個N人網絡的價值量級。根據梅特卡夫定律,立即可以推演出網絡外部性:人們加入一個網絡的私人收益與已經加入這個網絡的人數正相關,而且人們加入這個網絡的私人收益小于社會收益。對于任何網絡來說,已經加入網絡的人數越多,新加入者可以聯系的人就越多。給定一網絡已經有N個人,當第N+1個人加入,該人所得的私人收益是N,即他可以和其他N個人聯系;而由此產生的社會收益則是2N,即這個人不但可以與其他N個人聯系,其他N個人也可以和他聯系。簡單的計算,N+1人的網絡價值為(N+1)N,N人的網絡價值為N(N-1),兩者差值為2N。私人價值小于社會價值,意味著網絡外部性通常是“正”,即與社會最優相比,人們加入網絡的私人激勵是不足的。英文中有兩個詞,competition和rivalry,翻譯成漢語都是“競爭”,但它們的實際含義差別很大。前者指的是斗而不破的競爭,而后者則指的是你死我活的競爭。天才的法國數學家埃瓦里斯特·伽羅瓦(群論的創立者)為了心愛的女人死于決斗,他與那個跟他決斗且槍法更準的人之間就是你死我活的情敵(rival)關系,而不是“你好我好”的競爭者(competitor)關系。另一種解釋是,斗而不破的競爭(competition)是在市場中競爭(competeinthemarket),而你死我活的競爭是為市場而競爭(competeforthemarket)。網絡外部性對市場競爭的方式和結果會產生極大影響。網絡外部性很強的領域,競爭基本上都會變成“你死我活,贏者通吃”的決斗。假設有兩個公司A和B,都生產某種具有強烈網絡外部性的產品,即消費者購買A產品所得效用,和已經購買A產品的人數正相關,對B產品也是一樣。為了方便理解,可以將A想成騰訊的QQ,將B想成微軟的MSN。若暫時不考慮多棲(multi-homing)問題,則消費者面臨的問題就是要加入QQ還是MSN。A和B的競爭優勢和其已有的用戶基礎(installedbase)密切相關。既有用戶基礎越大,網絡價值就越大,新加入的消費者所得收益也越大。正因如此,A和B競爭的關鍵就是如何盡快做大自己的用戶基礎,以便在未來的競爭中憑借網絡外部性所產生的正反饋機制越變越強,最終實現“贏者通吃”。為闡釋這個正反饋機制,假設最開始A和B具有相同的網絡價值,定價也相同(比如免費),但由于某種原因,某個原來屬于B的消費者轉投A,那么根據網絡外部性的性質可知,A的網絡價值提高了,B的網絡價值降低了;這又會進一步導致其他原來屬于B的消費者也轉投A。如此循環的最終結果將是所有消費者都會加入A。下面來探討存在網絡外部性時的企業競爭策略。對于A來說,如何才能吸引新的消費者,或者從B成功挖墻腳呢?除了做好產品,最簡單直接、通常也最有效果的辦法就是燒錢補貼,即對加入網絡的消費者不但不收錢,還要給予一定的補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