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4內圣歸內圣，外王歸外王——自由主義與儒家傳統初論一

中國憲政問題與內圣外王問題

風云際會的二十世紀已然成為歷史。深思百年中國行憲史的屈辱與光榮、苦難與奮爭，當有益于將來的再造與復興、昌盛與輝煌。

百年中國的行憲歷程自清廷的欽定憲法大綱始。清人不堪擔當舊邦維新的重任，示國人以行憲之騙局。辛亥志士在戊戌六君子的血泊中痛定思痛，而啟傾覆帝制之政局。孫中山先生創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之學說，并以臨時約法初建中華新政制之格局。然而君主雖除，皇權與臣民心理未去，袁氏、張勛復辟、曹錕賄選憲法等畢現行憲之艱難。內憂頻仍之際，又加日人入侵的外患。經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之后，中華民族仍無化干戈為玉帛、和平民主建國的才智，而兄弟鬩墻，遂使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不具全民共識之基礎。中共建國之后，33年中四易憲法。自八二憲法以來則三次修憲，以適應風雷激蕩之變局。

視察與反思百年憲政史，乃可有以下的基本閱歷：

（一）古今中西的文化問題關系到憲政問題的解決。中西文化問題方案主要有中體西用論，如張之洞以及梁漱溟熊十力等新儒家；全盤西化論，如胡適等；以及綜合創新論，如毛澤東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以及張岱年等。中華文化之中，政治問題與文化問題本不分為兩片，而天人關系、群己關系、身心關系綜括為內圣外王關系。內圣外王關系即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政治與宗教關系、國家與社會關系等關系的綜會。內圣外王問題可統領以下的政治宗教關系、國家社會關系、上中下社會結構問題，乃至革命改良關系問題。這一問題乃是中國新文化建設的根本問題，至今仍未最終解決。

（二）政治與宗教的關系為憲政問題的一大關鍵。憲政問題之中有兩重關系：第一重關系是國家與社會之關系。這之中存在著權利（包括財產權、基本人權和人民主權）與權力（憲政的要義是分權制衡與法治）之對立、互動和平衡。其次重關系是政治與宗教之關系。百年中國有三大主流意識形態：三民主義、新民主主義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皆是如牟宗三先生所言的思想、信仰與實踐的統一，但中國的新道統、學統、政統尚未建立。新宗教、新中道尚在孕育之中。此中值得重視的是中共的公民宗教，以及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政黨倫理：三民主義與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

（三）公民社會的建設乃是憲政建設的基礎，亦是中國憲政問題的最大難題。憲政建設的核心：公民權利與國家公共權力的恰當支配實就是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適當調整。憲政有三個觀念：人道政府（關切公民的權利：財產權和人權）、有限政府（關切國家公共權力：通過主權和分權制衡的原理既授予權力又限制、約束權力，以達致權力的正值行使）、法治政府（法治：權利與權力資源的恰當乃至最優化配置）。而這三個觀念都須要公民社會的支持。中國社會經驗了從宗法社會到政黨社會三個時期。國民黨和中共建立的政黨倫理勝利整合與轉化了傳統政治的思想資源和制度資源，把中國社會從宗法社會轉變為政黨社會。而中國社會轉型的真正勝利在于從政黨倫理到契約倫理，從政黨社會到公民社會的轉變。

（四）重視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的關系，以及中層結構的建設。國民黨建立了中國的上層結構，中共建立了中國的下層結構。新的變革任務是建立和優化溝通上下結構的中層結構，進而建立現代中國社會的整體結構[1]。而憲政制度恰是中層結構的核心部分。憲政法治是現代國家的通行治理方式。

（五）恰當理解革命與改良的關系。從維新變法的改良到20世紀初的辛亥革命，中國在傳統政制轉型的政治博弈中選擇新瓶裝新酒。[2]二十世紀中國發生了革命的五次浪潮：辛亥革命、五四思想革命、國民革命、共產主義革命、文化大革命。20世紀后20年鄧小平改革乃是對改良的復歸。將來中國的憲政建設仍需國人對于革命與改良問題作深化的思索，進而形成憲政建設的共識。

二

自由政制的基本框架

（一）憲法之為約法的兩重約定

1．神人之約

憲法之為約法，乃因此中體現了兩重約定：神人之約或天人之約，以及治者與被治者之約。[3]憲政主義產生于基督教傳統的西方文明。憲政的宗教之維供應了憲政主義超驗正義的來源。憲政主義"植根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體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義的政治思想中。"[4]神創建了人，人因墮落而有原罪，人此生的意義是勤奮工作，深自懺悔，以期死后升入天堂。天國與人間分屬彼岸和此岸，所以上帝之城和人間之城兩立，因此，"凱撒的物當歸凱撒，神的物當歸神。"[5]由于神的物歸神，愷撒的物歸愷撒，所以有政治與宗教的分別。人是靈與肉、天國與人間、無窮大與無窮小、

天使與野獸之間的一個中項。在人身上充溢了知與無知、崇高與卑賤、善與惡、光明與黑暗的沖突。是人則不是神，政治之事屬乎人間，宗教之事屬乎心靈和神，神與人二元對立不行調和。

2．治者與被治者之約

近代西方理性化的進程中，民族國家與教會的對立、君權與教權的對立漸漸轉化為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的對立，也就是國家與社會的對立。社會高于國家，公民社會的建設乃是此中的一大關鍵。

（二）政制構造

自由主義在經濟上表現為受保障的財產權、自由企業制度和市場經濟；在政治上表現為以普選為基礎的代議制和法治；在道德文化上表現為個人的權利觀念和自主觀念。[6]

（三）中華新政制的自生秩序

農業文明人與自然的相因相成，天人關系的閱歷積累的悟性的才智使中華文化傳統崇尚天人不二、

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道器不二，體用不二。道德秩序（moral

order）即是宇宙秩序（cosmic

order），宇宙秩序即是道德秩序。心、神及宇宙，是三無差別。

中華文化之傳統政治哲學核心是處理內圣外王關系，其結論是內圣外王不二，成己成物不二。[7]內圣外王之道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為內圣之業，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外王之業。"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8]由修身而下學而上達，而學為君子，以至于取義成仁，成賢成圣，此為內圣外王之縱向意義。其縱貫在于人格的修養以實現境界的不斷提升。而橫向意義則由修身而達于齊家治國平天下，由內圣而至于外王，由成己而成物。道德高于政治，修身先于從政。內圣與外王主要是平面地自內向外推開。

內圣外王問題隱含著中華文化的超越性問題：中華文化的內在超越路向橫向擴展有余，而上下縱貫不足。此體現為內圣外王主要是平面化地自內向外綻開，而如西方文化之十字架隱喻的自上而下的縱貫非常不足。[9]

依照牟宗三先生的論述，儒家是縱貫縱講，道和釋是縱貫橫講，西學的主流是縱貫橫講。儒家的心體、性體、道體、知體（良知之體），都是一體。而康德也是縱貫縱講，因為講意志的自律。智的直覺不能給我們學問，它是創建原則，而非認知原則。不能以感受直覺的方式去相識它。感受直覺在橫的關系中，它能賜予一個對象而不能創建一個對象。橫的認知關系屬于感性和知性，智的直覺在縱的關系中。上帝與人都具有智的直覺（悟性）。智的直覺只有從道德的實踐中才能轉化出來。由康德的道德的神學（moral

theology）轉變成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學（moral

metaphysics）。儒家以道體代上帝，心體與道體為一，結果只剩下一個。牟先生認為，中華文化的政道不足，而治道有余。中華文化為理性之運用表現（Functional

Presentation），而缺乏理性之架構表現（Constructive

Presentation）。然而，牟先生對起源于自由主義的民主憲政學說有著深刻的誤會。這以牟宗三的政道與治道之分最為典型。他認為在中國古代的君權之下，政道無民主，治道有民主。[10]"這里他把科層組織的合理化與民主這個有關國體的問題混淆起來。民主涉及的是國家權力的組成、運用和更迭方式，而不是指國家機器中的任何一特定部?

幀?quot;

[11]

中華文化的新中道主要有獨立、實踐與人類三個觀念。獨立是中華文化的民族之根身和文化之道身從沉睡到匍伏到站起到直立的過程，即主體之建立過程，實踐與人類則體現了根身與道身的雙足和頭腦的覺醒。此三個觀念的形成貫穿了近代中華文化的思想史：從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到毛澤東的獨立自主自食其力，到李澤厚的主體性實踐哲學，此中體現了文化自強自覺自主自由進而獨立的愿望。獨立實踐人類三觀念的恰當支配即是一個中心，兩手抓，即獨立中心（太極），實踐與人類分處兩翼（兩儀）[12]。新中道是沖突（二元）與和諧（一元）之間的某種折衷或平衡，因而是不一不二的。中華新文化的演進過程是儒學、佛法、哲學、神學四學之會通，而形成新中道的過程。

（一）新內圣外王關系：舊內圣外王即明體達用。新內圣與新外王[13]

則是不一不二的關系：首先，內圣與外王不一，二者應一分為二，內圣歸內圣，外王歸外王；其次，內圣與外王不二，二者合二為一，憲政之道和道德之道原委為一。外王問題不僅是民主與科學問題，而且是整體的政制問題。此中存在著學問論難題，即學問與價值的困難關系。

為什么要內圣歸內圣，外王歸外王？牟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