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3論中國新聞學的啟蒙和創立現代新聞學在中國經驗了啟蒙和創立兩個階段。這兩個階段有緊密的聯系，但在觀念體系上又有相當的差異。本文試對這個問題作一闡述。

假如用一句話來表達中國新聞學啟蒙者們對新聞學的基本相識，那么梁啟超所講的“報館有益于國事”是最恰當不過了。那個時期的新聞學啟蒙者，無論在詳細的政治觀點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傳統中的好用理性，始終是他們從事新聞學啟蒙的動身點和歸宿。市場經濟、自由理性、現代社會對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問題，在他們的論述中或是空白，或是完全以中國的方式來理解。

西方傳教士創辦的報刊在中國沿海城市出現以后，國人很自然地用中國的眼光看待這些外來事物。與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報，但邸報單純上對下的作用，新聞學啟蒙者們是不滿足的，于是又想到了太古采風、謗木諫鼓之類可以通上下的古訓。在他們的思維所能容納的范圍內，雖然全部人都相識到現代報紙“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國度里，它的詳細運用僅可以達到“通上下”這一點。

國人最早論證報紙意義的文獻是上個世紀６０年頭洪仁干的《資政新篇》。他企圖給太平天國革命提示一條擺脫舊的羈絆的新路。２９條改革建議中，其中一條便是“準賣新聞篇”。他寫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權歸于一，內外適均而敷于眾也，又由眾下達而上位，則上下情通，中無壅塞弄弊者，莫擅長準賣新聞篇或設暗柜也。”（新聞篇即報紙，暗柜即看法箱）洪仁干并非沒有談到現代報紙其他方面“通”的作用，但現實政治的須要和傳統的上下為序的意識，最終使他把“準賣新聞篇”的作用歸結到“通上下”、“以資圣鑒”這一中國社會的交往模式上。

盡管政見不同，被清政府賞識的洋務商人對現代報紙的相識與洪仁干卻是一樣的。鄭觀應在他的《日報》中吁請清政府廣設日報，他這樣寫道：“日報館每日所出新聞，必以一紙郵寄京師，上呈御覽。其有志切民生、不憚指陳、持論公允、言可施行者，天子則賜以匾額，以旌直言。不準地方官恃勢恫喝，閉塞言路，……如是，則國力之無不蒸蒸日上”。這里，“上呈御覽”明顯是問題的中心。假如把洪仁干講的“興各省新聞官”視為最早的關于報紙監察作用的論證，那么這種監察和鄭觀應的思路非常相像。并非是報紙在監察，而是最高統治者通過報紙對官吏臣民的監察。不同點僅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這種情形下，報紙依靠“圣上”支持的“獨立性”是很可憐的。

無論如何，能夠從“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會的穩固，終歸是一種覺悟。通上下包括上、下兩個方面。中國新聞學的啟蒙者們大都來自中下層社會，不同程度地屬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這一方面。于是，通達民隱和教化百姓成為這些人思索現代報紙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現了“輔教化之不及”（王韜）、“對于國民而為其導向者是也”（梁啟超）等等論證。

然而，即使在最激進的維新派人物那里，這種相識仍舊是一種上對下的俯視。試看譚嗣同《湘報后敘》的結尾：“人之所以能喻志興事以顯其靈，而萬過于禽獸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啞之，其去禽獸幾何矣。嗚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毀鄉校’，此鄭之所以安也；導之使言，‘誰毀誰譽’，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見《湘報》之出，敢以為鄉民慶，曰諸君復何憂乎？國有口矣。”在這段論述中，新的關于人的社會本性的相識和周召公、鄭子產的治人之術融會貫穿，嶄新的改革結論與古老的社會陰影相伴生。或許譚嗣同真的像有的評論者說的那樣，想在中國實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夠達到的水平，卻是欲超出周召公、鄭子產而不得超出。其結論“導之使言”即白話“讓人說話”，“口”不屬于人，而屬于“國”。從民主政治角度講，這里的語態明顯顛倒了。

與譚嗣同一樣，全部新聞學的啟蒙者都不是在追求個體心靈自由的前提下，留意到現代報紙的。梁啟超的聞名論文《論報館有益于國事》的結語，代表了這一代人的心態：“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已耳。”正是這種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懷，使他們時時到處把現代報紙與“國事”聯系了起來，其邏輯推導雖然簡潔，卻也頗具熱忱。例如吳恒煒的話：“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緣起》）在這里，報紙的政治好用價值受到極大重視，現代報紙得以產生的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背景則被忽視了，以致對西方報紙在社會中地位的描述，出現了不少用中國的眼光看世界而帶來的差誤。

王韜的《論日報漸行于中土》，是國人第一篇公開談論現代報紙的文章，開篇便流露出對《泰晤士報》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國之泰晤士，人仰之幾如泰山北斗，國家有大事，皆視其所言以為準則，蓋主筆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趨向也。”這種相識在激進的梁啟超那里，變得更走樣了：“懷才抱德之士，有昨為主筆而今作執政者；亦有朝罷樞府而夕進報館者。其主見國事，每與政府通聲氣，如俄土之爭戰，德奧意之聯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觀泰晤士之爭論”。（《論報館有益于國事》）《泰晤士報》的政治作用被他們過分夸大，并且所講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為歷史。當西方人起先鄙視政治與新聞業結盟的時候，在中國，它卻成為國人的政治志向。新聞學的啟蒙者們在相識上，與世界出現了明顯的時間差。僅就中國現代報紙的作用而言，也出現了歷史的錯位。當西方從政治報刊時期轉入商業報刊時期時，中國的報刊剛剛進入政治報刊時期，并且缺乏相應的新的經濟體制基礎。

時代背景的異質，確定了政治（圖強、御辱、維新等等）在國人的新聞學啟蒙中必定居主導地位。王韜、鄭觀應、陳熾、陳衍等等關于設新報館、設洋文報館、西人報館只準用西字的論證，與其說是探討報業，不如說是一種圖強御辱的政治活動。梁啟超、嚴復、譚嗣同、汪康年、吳恒煒、唐才常等等圍繞報館的“通”所綻開的通上下（這是主要的）、通中外、開民智、造新民、監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種族等等爭論，無不干脆服務于維新運動。他們看到了世界大通，卻只想到這種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趨勢與“國事”的關系，賜予現代報紙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責任。把實現政治志向的期望，相當程度上寄予于現代報紙。梁啟超的一段論述很典型地說明白一代新聞學啟蒙者的視角。他說：“今日吾國政治之或進化，或墮落，其功罪不行不專屬諸報館。”（《敬告我同業諸君》）

新聞學與“國事”如此緊密聯盟，除了現實政治的要求外，儒家傳統無形中也在起作用。報紙文章在國人眼里類似于文論詩賦，文以載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務于社會政治的好用功利目的。因此，早期的啟蒙者們堅決排斥西方社會的政治理論，無保留地維護中國的道統：“蓋萬世不變者，孔子之道也”。（王韜）維新派的啟蒙者們雖然幾乎完全接受了與現代新聞學有關的全部政治學說，但中國文化傳統的確定性相識和情感，其心理積淀足夠深厚，他們總是從中發掘、附會與西方新聞學觀念表面上差不多的適合于“國事”的東西。例如梁啟超，他在引進各種新聞學新觀念時，模糊和消蝕掉了它們與儒家傳統不相容的成份，報館的作用被他歸結為兩條，即“政本之本”和“老師之師”。（《清議報１００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驗》）他非常奇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觀念納入了中國“文以載道”的儒家傳統中。歷史開了一個玩笑，第四種族、輿論監督等等現代新聞學觀念，后來服務于他的“開明專制”主見；現代輿論理論，則為袁世凱制造輿論以治人供應了依據。（參見《開明專制》、《致袁世凱書》）

梁啟超代表了中國新聞學啟蒙時期的最高相識水平，他走到了從新聞學啟蒙到新聞學創立的邊緣，但一步之差的距離他始終沒有跨過去。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一代中國新聞學的啟蒙者，尚逃不過只在政治方面體驗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價值的命運。

政治喚起并強有力地推動了新聞學在中國的啟蒙，但達到確定程度，它又阻礙新聞學作為獨立學科的確立。這個沖突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得到了解決。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爭始終是先進的中國學問群落的興奮點。隨著舊的傳統政體解體，學而優則仕的單一道路被打破，多樣化的人生和心靈之路呈現在人們眼前，學問群落的興奮點起先從政治轉向文化。從政治限制的角度看，袁世凱和蔣介石兩大強權之間出現了一個真空地帶，使人們在并不自由的時代，獲得了一種相對寬松的環境，得以比較從容地探討學術。新一代人不像上一代那樣生活在傳統觀念的包圍中，不須要依附于官場、血親家族或其他群體，起先有了選擇的自由和自我責任感。這種形勢使中國的思想文化達到一個新的臨界點，起先了五四新文化運動（１９１５－１９２３年，或再向前向后延長幾年）。于是，２４歲的現代高校教授徐寶璜寫出的《新聞學》，替代了２４歲的末代六品官梁啟超寫出的《論報館有益于國事》。

假如用一句話來表達新文化運動中新聞學的特點，那么邵飄萍所講的“以新聞為本位”，是最為恰當的，因為中國的新聞學回來到了學科建設自身，而新文化運動中先后出現的《新聞學》（１９１９年，徐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