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行為理論與模型

本章在文獻研究基礎上，通過對環境行為研究范式、環境行為概念和維度的梳理與闡釋，進

而構建環境行為影響因素的理論模型，為提煉研究假設提供理論支撐，從而構建環境行為的

實證研究基礎。

早期對環境行為主要從教育學、管理學、心理學、社會學、地理學、哲學、政治學等視角進

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環境社會科學是新興學科，是從社會科學的視角對環境

問題進行研究，并呈現多學科視角，環境社會科學成為跨學科的學科群。雖然不同學科的研

究方法、研究理論、研究視角存在較大的差異，但是從對環境與人類社會的關系的反思中，

達成了共鳴。對理論的反思有助于人類深刻地理解和領悟環境問題的本質，進而產生對自我

行動的自覺，改變己有的生活方式和行為。

一環境行為的內涵與維度

(一)環境行為的內涵

自20世紀60年代末，學術界將關注點由環境關心逐漸轉向環境行為，對環境行為的研究成

果數量不斷增加，質量也在不斷提升。不同的文獻對環境行為內涵的闡釋和使用的名詞各不

相同，主要包括“親環境行為”(pro-environmentalbehaviors)(Bamberg&Moser,

2007；Stegetal.,2014)、“負責任的環境行為”(responsibleenvironmental

behaviors)(Cottrell,2003；Hines,Hungerford&Tomera,1987)、”環境負責行

為“(environmentallyresponsiblebehaviors)(Thogersen,2006)、“生態行為”

(ecologicalbehaviors)(Kaiser,1998)、“環保行為”(conservationbehaviors)

(Gosling&Williams,2010；Kaiser,Hubner&Bogner,2010；Monroe,2003)、“環

境支持行為”(environmentallysupportivebehaviors)(Huddart-Kennedyetal.,

2010)o

美國學者自20世紀70年代將環境行為作為研究主題，但是環境行為的概念并沒有統一。海

恩斯等認為負責任環境行為是基于個人責任感和價值觀的意識行為(Hine,Hungerford&

Tomera,1987)o繼承了早期海恩斯等人對環境行為研究的元分析，班貝克等人在此基礎上

綜合了2004?2014年的66篇環境行為文章，對其進行元分析，提出“環境行為被視為關心

他人、下一代和其他物種的親社會活動后的混合物(如防止空氣污染、氣候變化可能導致的

風險)以及利益活動(如追求最大限度地減少自己的健康風險的一種策略)”(Bamberg&

Mdscr,2007)o斯特恩認為“環境負責任行為是個體和群體對環境變化和對環境改善施加

直接或間接的影響“(Stern,2010)o另有很多學者認為環境行為是有利于資源保護、改

善環境的行為結果(Kaiser,1998)斯德哥與弗萊克提出“親環境行為是有利于自然環

境，提升環境質量，或者盡可能減少環境破壞”的行為(Steg&Vlek,2009)o克羅姆斯

和阿耶爾曼認為“環境行為是個體所采取的有意識的努力，用以減緩環境所帶來的負面影

響"(Kollmuss&Agyeman,2002)o胡舒和茹斯提出負責任的環境行為是“個體采取一系

列保護或改善環境的負責任的行動，不僅有利于實施者本人，也有利于社會、他人”。

國外環境行為的研究者基于不同的視角對環境行為的內涵做了界定，有兩個方面的爭議。

(1)環境行為主體的界定，個體的行為還是群體的行為。大部分學者認同環境行為是個體

的行為，也有少部分學者認為環境行為是個體和群體共同的行為(Stern,2010)。(2)對

環境行為的具體行動范疇存在較大爭議。部分學者認為環境行為是指有利于環境改善和促進

環境問題的解決，減少環境破壞的行為，也就是對環境施加的直接影響。另有學者認為其不

僅包含直接作用，而且包含間接作用于環境的行為，而這種間接行為有可能是隱性的環境行

為，短期內對環境并沒有影響，后期會暴露出環境的問題。由于不同學者對環境問題的認知

存在一定的差異，因此對環境行為也就存在范疇.上的差異。同時，由于早期的研究關注環境

關心，環境行為研究起步較晚，早期僅將環境行為作為環境關心的一個維度。在國外環境行

為的概念發展過程中，心理學對環境行為研究長期處于壟斷地位，心理學視角在概念中有所

體現，如親環境行為和負責任的環境行為，都是基于心理學視角界定的環境行為概念。但是

隨著其他研究視角的引入，環境行為的概念和內涵也從單一維度走向多維。

從總體上看，西方環境行為的內涵主要是指正面意義的環境行為，而中國環境行為的界定包

括正面和負面兩個方面，并根據兩種界定，中國環境行為主要分為廣義和狹義。廣義的環境

行為不僅包括保護行為，也包括破壞行為，是指能夠影響生態環境品質或者環境保護的行

為；而狹義的環境行為主要指環境保護行為。

我國學者大部分采用狹義的環境行為，即環境保護行為。孫巖在其博士學位論文中提出“環

境行為采取有助于改善、增進或維持環境品質的行動，在生活中身體力行，達到社會可持續

發展的目的”(孫巖，2006)o劉輝提出“環境行為是指個體在日常生活實踐中所表現出來

的對環境產生積極作用，并與環境直接相關的環境友好行為”(劉輝，2005)o劉建國認為

“環境行為是指人們為解決影響生態的問題或保護環境而利用的某種有目的的行為，行為的

出發點基于個人的情感認識、價值觀和責任感”(劉建國，2007)o龔文娟指出，環境行為

是人們試圖通過各種途徑保護環境并在實踐中表現出的有利于環境的行為。彭遠春指出“環

境行為即環境保護行為，強調口常生活的行為結果對改善環境狀況與提升環境質量的正向作

用”。因此，他認為環境行為是指個體在日常生活中土動采取的，有助于環境狀況改善與環

的測量主要包含兩個重要的問題。首先，什么樣的行為被認為是環境行為？其次，在這種復

雜關系中，在多大程度上區分不同種類的行為？對這兩個問題的探討，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環

境行為的概念及內容。

(二)環境行為的維度建構

1.國外環境行為維度與測量

國外學者西亞等將環境行為分為說服行為、財務管理、生態管理、法律行動與政治行動。在

此之后，史密斯、斯特恩等人也提出了新的觀點。國外學者對環境行為存在多種分類，如表

5-1所示。

表5-1國外環境行為維度匯總

作者分類

說服行為、財務管理、生態管理、法律行

Sia&Hungerford(1985)

動、政治行動

公民行動、財務行動、法律行動、實踐行

SmithSebasto&D'costa(1995)

動、說服行動

激進的環境行為、公共領域的非激進行為、

Stern(2000)

私人領域的環境行為、具有環境意義的行為

資源節約行為、負責任消費行為、娛樂行

DaphneGoldman,BelaYavetz&Sara

為、廢物循環行為、公民權利行為、環境行

Peter(2006)

動主義

Abrahamse,L.Steg,C.Vlek,

局成本親環境行為、低成本親環境行為

T.Rothengatter(2005)

表5T國外環境行為維度匯總

國外最新的環境行為研究基本都采用公域和私域兩類劃分方法。大多數研究主要針對發生在

私人領域的親環境行為(Sternetal.,1999；Stern,2010),并且圍繞“生活方式”的

行為，構成人們普遍的生活目標。環境行為涵蓋的范疇較大，包括再循環(Guagnano,

Stern&Dietz,1995；Oreg&Katz-Gerro,2016；Schultz,Oskamp&Mainieri,

1995)、減少浪費(Ebreo&Vining,2001)、水資源保護(Corral-Verdugoetal.,

2008；Kaiser,1998)、節能(Abrahamseetal.,2005,2002；Poortinga,Steg&

Vlek,2004)、環保交通(Kaiseretal.,2005；Oreg&Katz-Cerro,2006；

Poortinga,Steg&Vlek,2004)和綠色或環保消費(Stern,2010：Youngetal.,

2010)o以.上的環境行為，屬于微觀層面的環境行為，并能產生正向的積極引導作用。

另外一種分類方式較為宏觀，專注于公民參與的立場，如對“環境公民”政策的支持和“政

治意識”被用來指親環境行為。在社會政治領域，包括交流、協商，如簽署請愿書、寫信、

環境保護捐款，或采取投票的方式支持環保事業(Cottrell,2003；Oreg&Katz-Gerro,

2016；Schultzetal.,2005；Siaetal.,1986),屬于環境保護的社會行為，參加環保

組織或參與力關環境問題的抗議示威(FieldingMcDonald&Louis,2008；Schultzet

al.,2005；Sternetal.,1999)0

國外學者對環境行為維度研究的分歧主要是因為不同主體如政府、專家、媒體、公眾對環境

問題認識和行為存在較大差異(MacDonald,Milfont&Gavin,2015)。隨著研究的深入，

環境行為的維度劃分逐漸趨同為：公域和私域環境行為的分類方法。

各國、各大研究機構對環境行為量表的開發存在較大的差異。大多數研究者專注于環境行為

量表的開發，卻忽視了公眾對環境行為內涵的理解，從而導致不準確的結論(Gatersleben

etal.,2002)o環境行為量表存在差異的主要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因素。

首先，研究者與受訪者對環境行為內涵有著不同的理解。差異源于多種因素，包括主體的環

境知識、意識和情感變量的水平(Kollmuss&Agyeman,2002)。其次，受客觀因素的制

約，環境行為較難測量(Kaiser,1998)o環境行為受到公眾參與的社會因素和結構性因素

的影響(Gatersleben,Steg&Vlek,2015；Steg&Vlek,2009；Theodori&Luloff,

2002)o例如，致力于家庭節能的個人可能會相對容易地從事這樣的行為，而個人的動機差

異可能導致參與環保行為會受到限制。再次，環境行為的參與動機，受到享樂主義、價值

觀、地域和心理等因素的影響(Stegetal.,2014)。在許多情況下，在成本和收益制約

下會產生截然不同的動機，產生不同的環境行為感知，并產生不同類型環境行為。最后，親

環境行為隨著行為類型和行為影響范疇而不斷變化。

因此，環境行為量表的開發需要建立在對環境行為概念的理解基礎上，運用探索性綜合方法

進行設計，采用當地受訪者的概念化的環境行為量表，有助于提高環境行為測量的效度。

2.國內環境行為維度與測量

中國學者吸收了西方環境行為的分類標準，并對其進行了修訂。基于公眾參與的視角將環境

行為分為：公眾對環境宣傳教育的參與、公眾自身的環境行為、對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以及

環境執法的監督(任莉穎，2002),另一種觀念基于環境教育視力，根據差異性原則將環境

行為分為：正性環境行為和負性環境行為：根據行為主體將環境行為分為：合作環境行為和

獨立環境行為。孫巖在西亞（Sia）將公眾的環境行為分為說服行為、財務管理、生態管

理、法律行動、政治行動五類行為的基礎上進行了改進，將其分為生態管理行為、消費行

為、說服行為和公民行為四個維度（孫巖，2006）o李文娟將環境行為分為日常性環保行為

和參與性環保行為（李文娟，2006）。王鳳根據習慣理論將環保行為分為：環保習慣行為和

公眾環保行為，前者屬于淺層或者初級的環保行為；后者主要指個人的責任及履行責任的義

務，屬于深層的或者高級的環保行為（王鳳，2008）o崔鳳根據環境行為主體特征將環境行

為分為個體型環境行為、群體型環境行為和組織型環境行為；依據行為結果的差異分為環境

影響行為、環境破壞行為和環境保護行為；依據行為的實施方式分為生產型環境行為和生活

型環境行為。彭遠春認同斯特恩的觀點將環境行為分為私域環境行為、公域環境行為（彭遠

春，2013a,2013b,2013c）。龔文娟將公眾參與行為分為彌散性參與行為和規制性參與行

為（龔文娟，2013）o王建明等依據情感的類別和維度將親環境行為劃分為四類，即呈現形

態、體驗結構、時間維度和責任歸屬；情感在規范激活模型和計劃行為理論模型的拓展中扮

演了重要角色，有效提升了拓展模型的解釋力（王建明、吳龍昌，2015）。雖然我國環境行

為的分類各不相同，但是一般意義環境行為分類基本統一，分類如表5-2所示。

表5-2國內環境行為分類匯總

由法律行動和政治行動構成，

具有環境知識和法律知識，具

公民行為

有主體性和參政意識，較難實

施

對于生態方面問題的關注和政

孫巖(2006)生態管理行為

府政策建議

購買環保產品，為環境保護項

消費行為

目提供資助

幫助他人或者影響他人實施環

說服行為

境行為

日常生活有利于環境的行為，

日常性環境保護行為雖然不直接與他人互動，

李文娟（2006）

但是該行為的結果具有社會性

參與性環境保護個體與他人共同作用，促進有

關環境保護的行為

表現為經濟行為、說服行為和

彭遠春、龔文娟、劉建國、劉私域環境行為

環境管理行為

計峰(2008)

公域環境行為表現為政治行動和法律行動

表5-2國內環境行為分類匯總

綜上所述，首先，環境行為的分類在不斷歸并，從復雜、龐雜趨向簡單，較為相似和接近的

環境行為可以合并。比如，西亞的分類方式與斯密斯、斯特恩等人的分類雖然名稱不同，但

是較為接近，如上文中的“公民政治行動”與“法律行動”與斯特恩的“激進的環境行為”

和“公共領域的非激進行為”屬于相似行為。同樣“消費行為”“財務行為”“實踐行

為”“生態管理”屬于“私人領域的環境行為”。“教育、說服行為”屬于其他具有環境意

義的行為。

其次，國內環境行為分類借鑒了西方分類方法。國內學者在測量環境行為時過多關注組織

性、集體性活動，而國外學者對個體、私人領域的環境行為較為關注。

最后，環境行為的分類逐漸趨同，聚焦在私域和公域兩個領域，在具體測量和操作化的過程

中，再做進一步的劃分。在環境行為維度走向趨同的前提下，環境行為影響因素也不斷清

晰，由單層走向多層研究，從早期關注心理學的單一維度，拓展到關注結構因素等多層因

素。

總之，我國環境行為研究借鑒了西方的環境行為的測量和概念，在維度上基本與西方趨同。

但是環境行為的量表需要不斷在實證研究中驗證，需要修正完善現有的環境行為量表。我國

環境行為的量表一般采用CGSS2003、CGSS2013所設計的環境行為量表，共10個題項，雖

然可以從探索性因子分析中分為兩個維度，但是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仍然存在不穩定性。

二環境行為研究范式

20世紀70年代早期，環境社會學研究版起了研究浪潮，引起了各國學者的廣泛關注。美國

社會學家卡頓和鄧拉普發表了兩篇文章一一《環境社會學：一種新范式》和《環境社會

學》，奠定了環境社會學的堅實基礎。20世紀90年代，環境社會學形成了一些有解釋力的

研究范式，如新生態范式、系統論范式、政治經濟學范式、建構主義范式、整合范式、生活

環境主義范式、社會轉型范式等。這些研究范式可以分為兩類：一類研究范式聚焦在環境與

社會的相互關系上，如新生態范式、系統論范式等；另一類研究范式聚焦在對環境問題的解

釋」一，如政治經濟學范式、建構主義范式、社會轉型范式等。

（.一）新生態范式

新生態范式（NewEcologicalParadigm,NEP）是由美國環境社會學家鄧拉普和々■頓提出來

的。新生態范式建立在“人類豁免主義”（HumanExceptionalismParadigm,HEP）的基礎

±o早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學者鄧肯就提出過一個“生態復合體”或POET模型（見圖

5-1）,以分析環境與社會的相互關系，即人口（Population）＞組織（Organization）＞

環境（Environment）＞技術（Technology）之間相互依賴的關系（洪大用，2001）,其

中，任一因素的變化都會引起另外兩個因素的變化。這一模型表明了人類的行為作用于環

境，對環境產生影響，同時環境變化也會改造人類環境行為。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會受到組

織，如政府組織、企業、非政府組織的中間作用。同時技術本身也可以改造環境，改變人們

的環境認知進而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行為。由此可知，環境與人之間的關系受到諸多因素

的影響，環境行為同樣也會受到自然環境本身、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市場規制、科技手

段以及人口因素的影響。

圖5-1環境與社會關系的生態學框架

后期，卡頓和鄧拉普在鄧肯的“生態復合體”和帕克的“社會復合體”概念的基礎上，提出

了“環境的三維競爭功能”模型（李友梅、劉春艷，2004）o環境對于人類社會的三種功能

存在一定沖突關系，這種沖突決定了環境問題的根源，三維競爭模型從而更加充分地說明了

人與社會互動下對環境產生的負面作用。社會系統和生態系統之間的交互作用，構成了環境

行為的復雜成因。

（二）系統論范式與整合范式

系統論范式是由加洛潘、古特曼和馬萊塔等人提出的，正如該范式的名稱所示，系統論范式

運用系統論的理論與方法從宏觀角度解釋環境與社會的相互關系。加洛潘等人認為，環境社

會學應當研究環境與社會的相互關系。系統論比新生態范式中的模型更強調技術和宏觀的作

用。2004年，布倫克特（Brenkert）＞蓋魯斯（Gailus）、約翰遜（Johnson）、默菲

（Murphy）提出整合范式，將環境社會學的研究范疇進一步拓展，涵蓋了宏觀社會子系統、

微觀社會子系統及個體行動者自身的心理，在系統論范式的基礎上進一步將生物子系統納入

進來，三個系統之間存在互動。系統論范式的最大貢獻是將個體、社會、環境納入一個“系

統”研究。

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是指以人為主體的社會、經濟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在特定

區域內通過協同作用而形成的復合系統（馬世駿、王如松，1984）,如圖5-2所示。社會系

統、經濟系統和自然系統有著各自的結構、功能、存在條件和發展規律，但它們各自的存在

和發展又受其他系統結構和功能的制約。社會、經濟、自然三個子系統相互依存、相互制

約，通過人這一“耦合器”，耦合成為復合生態系統。從某種意義上，復合生態系統就是一

種關于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理論（趙景柱，1992）。

。自然子系統社會子系統

氣O

O經濟子系統☆科學子系統

生產流通

時

生土

空\

;消費

構——

'還原

水礦

圖5-2復合生態系統

（三）政治經濟學范式

政治經濟學范式是1980年由施奈伯格（AllenSchnaiberg）在《環境：從剩余到匱乏》中

提出的。施奈伯格運用沖突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新韋伯主義社會學，提出資本主

義社會最大限度地追求經濟增長，政府對經濟增長的隱性和顯性推動，是導致環境惡化的根

源。最為經典的是“生產跑步機”理論，其表明了經濟增長以消耗大量的能源和資源為代

價，同時犧牲了環境。施奈伯格提出了環境與社會之間關系存在三種系統：經濟綜合系統、

管理綜合系統、生態綜合系統。

（四）建構主義范式

環境社會學家漢尼根（Hannigan）提出伴隨著環境問題的建構過程，環境問題是被人們所意

識到的。建構主義研究范式關注的環境議題有很多，漢尼根將20世紀以來的環境話語分為

三類：川園、生態系統和環境正義；并對環境問題的社會建構過程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分析，

環境問題的社會建構要完成：集成環境主張、表達環境主張和競爭環境主張（見表5-3）。

建構主義范式認為，環境問題通過知識、大眾傳媒、組織及公眾參與來建構，使之為公眾所

接受，從而走向政策議程和環境政策實踐。

表5-3環境問題建構中的關鍵任務

集成表達競爭

發現問題，命名問

尋求注意，合法性主激發行動動員支持，

主要行動題，確定組裝的基

張保護主張所有權

礎，建立參數

核心載體科學大眾傳媒政治

支柱性依據科學道德法律

表5-3環境問題建構中的關鍵任務

（五）社會轉型范式

洪大用在其著作《社會變遷與環境問題一一當代中國環境問題的社會學闡釋》中對社會轉型

范式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分析。社會轉型（SocialTransformation）是指社會結構和社會運

行機制從一種形式向另一種形式轉換的過程；社會轉型也包括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轉換

（洪大用，2000）o運用社會轉型的視角分析當代中國的環境問題：當代中國社會轉型凸顯

了環境問題，并且加劇了解決環境問題和環境管理的難度。社會轉型期所具有的“形式主

義”特征和社會控制體系的弱化，使得環境管理的效果弱化，因此，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也為

改進和加強環境保護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洪大用等早期環境社會學學者的引領下，大批學者運用了新生態范式、建構主義范式和社

會轉型范式，開啟了中國環境社會學本土化研究。建構主義更加關注人的主觀因素，這一視

角成為目前環境社會學關注的主要領域。人類的環境行為影響到了承載的自然生態系統，而

社會化的環境反過來又作用于人的行為。我國大多數學者對“環境問題”的討論都基于微觀

層面，其主要根源是個體本身、社會結構、文化、制度作用于環境中的人，而人所采取的不

同行為直接或間接作用于環境。

本章認為環境行為研究不應僅僅關注微觀心理變量，更加需要關注宏觀變量，包括經濟發

展、政府規制、污染指標、生態環境變遷等。環境行為的研究無論基于宏觀還是微觀視角，

都要立足本土實際，構建本土化環境行為理論，這成為環境行為研究的當務之急。因此，我

國的環境行為研究一方面需要拓展，以更加綜合的視角解決環境問題，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在

經驗研究基礎上，立足我國實際，推動本土化環境行為理論。環境社會學的經驗研究是運用

社會學的方法理解環境行為的意義。

二環境行為埋論基礎

(一)環境心理學相關理論

L規范行動模型/理論(NAM、NAT)

施瓦茲在1977年首先提出規范行動模型(NormActivationModel,NAM),社會規范通過

個人規范間接作用于環境友好行為(見圖5-3)。在規范行動模型中，個人規范是依據個體

自身的價值體系及所感知的責任義務所執行的行動°該模型提出由社會規范內化而成的個體

規范，能轉變為可接受的或理想的生活方式。個人規范導致利他行為或者環保行為需要滿足

兩個條件：結果意識和責任歸屬(Schwartz,1977)o

圖5-3規范行動理論模型(NAM)

在最初的規范行動模型中，施瓦茲提出個人規范帶來個人自尊的同時也可能喚起負罪感

(Schwartz,1977)o學者們檢驗了價值觀、自尊和人際關系敏感度，并找到這些變量與親

環境價值觀與社會規范有著復雜的關系(Bamberg&Moser,2007；Bambergetal.,

2007；Han,2015；Klockner&Matthies,2004；Matthies,Selge&Klockner,2012；

Onwezenetal.,2013)0個體規范的形成以及激活是基于認知的相互作用(Tracy&

Robins,2004),支持環保領域的責任意識和環境問題意識是構成個人規范的重要認知前

提。責任歸因經常引發情緒反應，其后果即內疚的感覺(Lewis,1993)。內疚被定義為

“痛苦的感覺是行動者的實際行為后果與預期行為后果之間差距或與一個厭惡的事件相關

聯”(Harth,Leach&Kessler,2013)o內疚是一種重要的親社會情感，因為它導致人感

到責任(個人規范)從而采取行動來彌補造成的損失(Han&Ryu,2012；Pcrugini&

Bagozzi,2011)。

該模型假定意圖和行為之間的關系會受到個體規范作用的調節，并旦受到個體面對規范、責

任義務的壓力的影響。這種壓力越大，社會規范影響個體規范和行為的可能性就越大。該模

型被許多學者驗證(Klockner&Matthias,2004：Matihiesetal.,2012)。該模型假設

規范、態度和行為選擇之間是理性關系。如消費者認為其消費決策是在一個理性的行為方式

下的最終結果。但是，現有模型缺乏價值觀、規范和態度對意圖和實際行為之間關系的影

響，并沒有把個人價值觀、個人規范和社會規范之間的關系清晰地呈現。后期學者已經驗證

潛在的個人價值觀被視為兩種態度和行為的決定因素(Bamberg&Moser,2007；Han,

2015；Onwezenetal.,2013；Oreg&Katz-Gerro,2016)。

隨著規范行動模型研究不斷深入，施瓦茲與霍華德兩人于1981年提出規范行動理論(Norm-

Activation-Theory,NAT),結果意識、責任歸因、感知行為控制(PBC)和主觀規范通過

個人規范對環境行為產生影響。規范行動理論則是特定一種環境行為，稱為利他主義和幫助

行為(Schwartz&Howard,1999)o該理論的基本假設是環境行為是在激活個人規范前提

條件下實施的。激活規范需要滿足四個條件：(1)個體需要意識到需要幫助一一需要意

識；(2)個體需要意識到實施行為的結果會給他人帶來幫助一一結果意識；(3)個體對自

己所做的行為需要承擔責任一一責任歸因及主觀規范；(4)個體認為自己有能力和條件實

施社會行動一一感知行為控制。需要意識和結果意識往往融合在一起，用結果意識來代表，

如圖5-4所示。

圖5-4規范行動理論(NAT)

許多研究者應用規范行動理論(NAT)來解釋有意義的環境行為、親環境行為的影響

(Bagozzi,Dholakia&Basuroy,2003)o與計劃行為理論相比,規范行動理論更加關注

環保行為的道德動力。后期許多文章驗證了這個模型，個人規范有助于解釋親環境節能行為

(Onwezenetal.,2013；Thogersen,2006),支持環保消費(Thogersen,1996)、回收

(Guagnano,Stern&Dietz,1995)、旅游模式的選擇(Huneckeetal.,2001)。

2.計劃行為理論(TPB)

阿真在1990年提出了計劃行為理論(TheoryofPlannedBehavior,TPB)(Ajzen&

Fishbein,1980；Ajzen,1991),如圖5-5所示。行為意向是行為的主要決定因素,受到

態度、主觀規范和感知行為控制三類因素影響。該理論基于個人主義，假定人的動機是逃避

懲罰和尋求收益，個人行為是理性選擇的結果(Ajzen,1985,1991)。態度是在行為信念

被激活條件下轉變為行動的。感知到的積極、消極后果的總和決定了行為選擇的態度，態度

通過行為意向間接影響行為。主觀規范是做出行為選擇的人所感知的行為預期(即社會壓

力)以愿意遵守這種預期。主觀規范被視為社會壓力的期望概念化。社會排斥的恐懼被視為

人們傾向于履行社會規范的主要動機。該理論也強調情境約束的重要性。感知行為控制是個

體獲取特定的行為選擇的機會和能力的方法。

根據計劃行為理論，人們如果持有積極的態度，如果實施別人期望他們采取的某種行動，并

且認為自己有條件實現自己的意向，那么他們將采取積極的環保行為。感知行為控制在一定

條件下可以直接影響行為。計劃行為理論已經被多次驗證，并應用于環境行為的研究中

(Hanetal.,2010；Heath&Gifford,2002；Harlandetal.,1999；Tonglet,

Philips&Keacl,2004)。

圖5-5計劃行為理論(TPB)

如圖5-5所示，主觀規范作為行為意向的預測變量，與態度和感知行為控制有著相互的作用

(Ajzen&Driver,1991；Armitage&Conner,2001)□古典研究社會規范的信息影響表

明人們常常遵循社會規范，不是因為他們擔心社會壓力，而是因為他們把行為恰當的信息作

為主觀規范。因此，主觀規范不僅可以提供特定行為選擇，而且還促使人們考慮該行為是否

有益還是容易執行。

描述性規范和指令性規范是計劃行為理論的主觀規范的分解部分(Fishbein&Ajzen,

2010),如圖5-6所示。描述性、指令性規范行為的影響已被Cialdini等研究所驗證

(Cialdini,2001；Kallgren,Reno&Cialdini,2000)。行為指向的態度被認為是基于

行為信仰，這種信仰是個人擁有的對執行行為后果的信仰(Ajzen,2005)。同樣，指令性

規范是基于重要參照對象(如父母、老師、朋友)他們所認為應該做的；而描述性規范是基

于參照物的行為信仰(Rivis&Sheeran,2003)o許多研究將這一發展理論作為指導框

架。這一理論框架同時也集合理解環境行為，驗證了控制性信仰對行為的促進和阻礙作用

(Heath&Gifford,2002；Nigbur,Lyons&Uzzell,2011).后期部分研究者將該理論

向前推進，并驗證這一理論，態度、描述性的主觀規范對感知行為控制具有預測作用，并作

用于行為意向，最終間接或直接作用于行為，驗證特定的信仰能看效促成干預措施的重要意

義(Onwezen,Bartels&Antonides,2014)。

圖5-6計劃行為理論(TPB)(改進版)

雖然已有文獻和元分析對計劃行為理論廣泛認同(Armitage&Conner,2001),但是許多

文獻也驗證了其他情景變量對這個模型的影響(Cook,Kerr&Moore,2002；Terry,Hogg

&White,2011)o在一些文獻中已經出現了對自我認同、社會認同在計劃行為理論中所起

到的作用的論證(Terry,Hogg&White,2011).因此，環境行為的研究開始走向了將社

會認同理論(Hogg&Abrams,1988；Turner,1982)融入計劃行為理論中的道路。同時，

也有少數研究認為其缺乏道德規范變量及重復性行為變量，如習慣對環境行為所施加的影響

(Klockner&Bldbaum,2010)。

3.價值觀-信念-規范理論(VBN)

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隨著環境關心研究的深入，研究者更加關注潛在價值觀變量，生

命歷程理論是相對穩定的，對判斷個人主觀觀點非常重要(Slimak&Dietz,2010)o斯特

恩認為，態度是可變的，可以出現、消失、隨時間變化，相對穩定的價值觀取向與生命周期

變化情景因素交互作用，以此產生態度，即價值觀-信念-規范理論(Value-Belief-Norm

Theory,VBN),如圖5-7所示(Stern,2010)o該理論假設價值觀、生態世界觀、結果意

識和責任歸因對個人規范有著一定影響，同時間接對環境行為有一定作用。該理論將規范行

動理論、個人價值管理和新生態范式三個理論模型整合，形成一種全新的環境行為解釋方

式。價值觀-信念-規范理論旨在解釋環境行為，同時結合環境關心的理論，尤其是新生態范

式。

圖5-7價值觀-信念-規范理論(VBN)

根據新生態范式，結果意識受生態世界觀影響(Dunlapetal.,2000),而生態世界觀受

人類信念影響，如人類活動危害自然平衡，資源的不可再生性，人類不能控制大自然。新生

態世界觀(NEP)在價值觀-信念-規范理論中不是用作測量一般環境態度的，而是作為價值

取向與個人規范之間進行聯系的橋梁，從而生態世界觀與相對穩定的總體價值取向之間建立

了聯系。

隨著價值觀-信念-規范理論的發展，學者們提出了改進版(見圖5-8)。該理論用來描述變

量之間的線性關系，改進版變量是由早期模型的變量所分解(DeGroot&Steg,2007；

Poortinga,Steg&Vlek,2004；Hanslaetal.,2008)。價值觀可以分為：生態價值

觀、利他主義價值觀、自我超越價值觀和自我提升價值觀。自我超越價值觀和自我提升價值

觀在施瓦茲的普世價值體系中是較高層面的(Schwartz&Howard,1999)o自我超越價值

觀是總體的價值取向，比如普遍和r慈，意味著與他人平等和關心他人的福利，關心環境并

支持環保行為。自我提升價值觀是重視權利、成就和享樂主義的價值取向。斯特恩和迪茲認

為自我超越價值觀包含兩個維度：利他主義價值觀一一關心他人的福利；生態價值觀一一關

心自然和生物圈本身(Stern&Dietz,2010)o

但是，理論模型改進版變量過多，過于飽和(所有變量與其他變量相關)，大量實證研究無

法驗證。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了生態價值觀的價值取向，利他行為在一些研究中區別于生態價

值觀(Gardner&Stern,1996；Stern,Dietz&Kalof,1993)。但是，許多實證研究發

現，利他價值觀和生態價值觀有著相似的負載(Schwartz&Howard,1999；Sternet

al.,1999)o

圖5-8價值觀-信念-規范理論(VBN)(改進版)

計劃行為理論更加關注環境行為的非道德動機，規范行動理論和價值觀-信念-規范理論更關

注環境行為的規范動力。價值觀-信念-規范理論較規范行動理論更加強調價值觀的作用。此

外，三種理論共同缺乏對重復行為，如習慣對環境行為影響的解釋。

4.習慣

計劃行為理論、規范行動理論和價值觀-信念-規范理論，都無法解釋重復性的行為。早在

20世紀80年代范拉伊等質疑環境行為意向能夠預測所有類型的環境行為這一假設。他認為

環境行為意向對經常重復行為的影響變得越來越弱。同時習慣的功能在由背景所引發的行為

模式的必然效果作用下在不斷增強。奧萊特和伍德通過元分析發現，行為僅能由一年和兩年

之內的行為意向來解釋，習慣成為行為意向的代替指標。相比之下，他們發現如果采用每日

或每周的行為，則意向與行為的關系將會出現逆轉(Verplankenetal.,1998)。部分學

者指出習慣的影響力應該進入計劃行為理論作為額外的指標，成為意向與行為之間關系的調

節變量。習慣是日常的行為，而不是深思熟慮的行動。克洛克納等也在規范行動理論中發現

了類似的結論，這意味著習慣的解釋力削弱了個人規范和行為之間的關系，增加了解釋變量

的數量(Klockner&Matthies,2004)。

維普萊克和亞特指出，習慣相對穩定，是指重復相同的行為習慣，并培養同樣的情況(實現

所需的目標)(Verplanken&Aarts,1999)0而對習慣的測量一直是學界討論的話題。在

最近文獻中，響應頻率測量和高度相關的自我報告的習慣指數(Verplanken&Orbell,

2003)是最常見的和被人們普遍接受的測量。環境行為研究中的事件序列模式超越了社會結

構、文化和經濟條件，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饒恩等學者認為未來的可持續消費研究應

該更加關注與時間相關的行為，許多研究并沒有關注隱藏于環境行為中的習慣變量(Kau,

2015)o

習慣在穩定環境下導致重復性行為產生(KIGckner&Matthies,2012)。在早期，行為意

向和感知行為控制構成環境行為的主要決定因素，后期習慣從兩個變量中分離出來。行為意

向、感知行為控制和個人規范在沒有變化的情況下，這些變量與習慣作用相關，并且這一結

論己經在環境行為的實證研究中得到了證實(Klockner&Oppedal,2011；Sopha&

Klockner,2011)。

5.認知壓力理論

霍姆伯格(Homburg)和斯德博爾(Stoiber)提出了認知理論,如圖5-9所示。該理論認為

每個人能夠接受的實際利潛在的破壞性的威脅，導致了資源物理層面的剝奪(Lepore&

Evans,1996)o認知理論認為環境壓力調節評估(需求和資源評估)進程可以促進問題的

解決，并進而激發親環境行為(Gardner&Stern,1996)o需求評估是指個體根據自己的

幸福感對事件進行判斷。研究表明，環境問題經常被認為是威脅或損害個人健康的(Dunlap

etal.,1993；Renner&Schwarzer,2003；Laietal.,2003)。在健康心理學

(Rippetoe&Rogers,1987)和環境心理學(Gardner&Stern,1996)中，環境風險感知

一直被認為是親環境行為的重要動機。然而，實證研究已經證明了風險感知和親環境行為之

間的微弱關系(Baldassare&Katz,1992；Hass,Bagly&Rogers,1975)。因此，環境

風險感知對親環境行為有著間接作用。資源評估及應對的選擇，主要是指抵御行動，防止傷

害，改善環境。

圖5-9親環境行為認知理論模型

霍姆伯格和斯德博爾在認知理論模型基礎上提出了新的認知壓力理論，將自我效能、需求評

估和聚焦問題解決這三個變量，作用于親環境行為(Homburg&Stolberg,2006),如圖

5T0所示。解決問題并沒有直接作用于親環境行為，而是通過聚焦問題解決作用于親環境

行為。

圖5-10親環境行為認知理論模型(改進版)

該模型中包含三個新的變量：(1)解決問題的策略(如信息尋求和尋求社會支持)在情感

表達和自我保護的共同作用下影響聚焦問題的解決。(2)情感表達的應對策略(如表達憤

怒)，影響聚焦問題解決，進而解釋環保的行為(Lazarus,1998),因為情感的表達可能

有助于組織信息和社會支持(Grob,1995)。(3)自我保護策略出于對自己和家人健康的

關心而采取某種策略保護(Bohm,1988)0親環境行為包括公共領域行為如環保運動(如積

極參與環保組織)、非激進公共環境行為(如環境問題舉報、請愿)，還包括私人領域的產

品或組織行為(Stern,2010；Sternetal.,1999)<>

(二)結構因素與情景因素的相關理論

1.價值觀-行動差距理論

對環境價值觀和行動理論之間的差距，學術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由于受到心理學的統治地

位的影響，態度-行為模型被普遍認可。比如，在認知壓力理論下，態度轉為行為意愿并進

一步轉化為行動。隨著實證研究的深入，很多學者認為，態度和行為之間沒有直接相關性。

態度與行為之間受兩個變量的調節作用，即個人態度結構和外部條件限制(Guagnanoet

al.,1995)o條件限制主要是指行為是否與個體的社會規范保持一致，社會規范會受到不

同社會經濟狀況、人口學變量和政治背景的影響。

布萊克通過質性研究試圖找到從環境態度到環境行動之間的障礙，于是提出了價值觀-行動

差距理論，如圖5-11所示(Blake,1999),并且他把這些障礙分為個性、責任和可行性。

第一類障礙是個性障礙，主要是指社會心理學層面的態度或者認知結構。與環境關心相沖突

的態度，包括懶惰或者興趣缺乏，阻礙了人們對環境行為的考慮。第二類障礙是責任，是指

對影響特定環境行為實施的社會方式及外部因素。布萊克通過訪談找到了阻礙個體環境行為

實施的原因，雖然公眾有環境行為意愿，但仍然在實施環境行為中失敗，比如缺乏效能感、

缺少信任、供給不足等。第三類障礙是可行性，是指除了前兩類以外，缺少時間、金錢、場

地等原因，也包括缺少信息、激勵機制、親環境設施和公共運輸的提供(Blake,1999)。

圖5T1價值觀-行動差距理論模型

阻礙親環境為實施的因素較為復雜，很多情況下并不僅僅包含以上三類。特定時間、特定地

點的差別也決定了不同的障礙對環境行為的影響，因此，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克服這些障

礙，針對當地和國際的環境政策的需求，改變以后政策中的不足，采取相關措施克服以上障

礙，如鼓勵環境組織參與、轉變生活方式、改變生活結構。

可見，布萊克更多關注于用內外因素的結合解釋環境關心與環境行為之間的差異，但是他沒

有綜合考慮其他因素在這一過程中對親環境行為所構成的影響。

2.環境行為A-B-C模型

1995年瓜納諾德(Guagnano)等將廢品回收作為環境調查的主題，驗證了公眾環境態度對

環境行為的影響因素，提出了A-B-C模型(Guagnanoetal.,1995)o該模型不僅考慮了

心理因素，更重要的是強調了外在因素對環境行為所帶來的影響。行為(Behavior)是個體

的環境態度(Attitude)在社會結構、環境制度及外部經濟等外在條件(External

Conditions)下共同作用的結果(如圖5T2所示)。

圖5-12環境行為的A-B-C模型

垃圾回收實證研究驗證了施瓦茲(Schwartz&Howard,1999)的規范行動模型，環境行為

受到內部和外部影響的共同作用。外部影響包括社會組織、經濟動力；內部影響包括一般環

境態度、特殊環境態度、信仰、信息和環境意愿。該模型預示了行為(B)與態度(A)之間

的關系。態度從極端負面的地位跨越到正面的位置，態度的跨度可以影響人們的行動。同時

行動也會受到外在條件(C)的影響，如物理、經濟、法律、社會等條件的影響。當外在環

境提供有利條件時，或者個體或組織具有積極的環境態度時，正面環境行為被激發；當外在

條件不利，同時個體的環境態度處于消極狀態時，負面環境行為被激發；而當外在條件比較

中立時，環境態度對環境行為的影響較大。同時該模型也預測了教育或者信息獲取對態度的

改變，以及規制和激勵項目對條件的改變。兩種條件變量交互的作用明顯強于單獨態度和條

件對行為的作用。

A-B-C模型的呈現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優勢：首先，該模型吸收了外部條件的作用，提高了模

型的效力；其次，該模型明晰了態度與行為之間的關系，該關系受到外在條件的影響；最

后，該模型將態度與行為的理論模型與公共政策的創新實踐聯系起來，有助于尋求有效的方

式改變外部條件，提升便捷度，為態度引導和行為生成過程中融入有利環境條件，去除環境

實施的障礙，推進環境行為理論的發展。

3.環境價值觀-態度系統模型

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不斷去評價信仰系統內的價值觀。維默爾在1988年、1992年深入剖

析了環境意識消費和消費行為，并提出了環境價值觀-態度系統模型(Wimmer,1988,

1992),如圖5T3所示。模型中三個層面形成了統一的價值觀體系，最高層是個體信仰體

系，包括全球或者普遍意義個人價值觀、特殊領域價值觀和產品屬性評價。該模型不僅闡明

了價值觀系統，還提出了社會和文化因素對環境價值觀-態度系統的影響。

圖5T3環境價值觀-態度系統模型

個體層面價值觀受到復雜社會和文化變遷的影響，社會文化進程及其變化在價值觀取向上，

將修正公眾對產品和品牌的偏好，這表明了普遍意義全球價值觀和產品導向態度之間清晰的

理論聯系(Schuster,1992)o全球價值觀比普通意義的信仰抽象。從模型中可以看到全球

價值觀和特殊領域價值觀以及產品屬性評價有著顯著的相關性。購買意愿來自價值觀和態

度。消費者選擇和購買過程分為三個層面：廣泛意義問題解決、有限問題解決和日常行為。

模型反映出全球價值觀相對其他價值觀距離實際的購買行為較遠，特殊領域價值觀是中觀層

面，產品屬性的評價是微觀具體實踐。環境價值觀-態度系統只有在特殊社會環境下，價值

觀才能夠真正有效預測環境行為。

因此，環境價值觀-態度系統理論認為，與環境相關的產品特性與環境關心的購買和消費行

為有著相關性，同時，與環境相關的價值觀對于環境行為的形成有著重要影響作用。該模型

通過三組之間的關系進一步洞察了復雜環境行為的本質。不同的產品、所處的文化背景對環

境關心和環境行為有著直接和間接的影響。

(三)綜合性相關理論

1.內外因素結合理論

迪茲、斯特恩和瓜納諾德于1998年在環境行為A-B-C模型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環境關心

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心理影響因素模型，進一步驗證了社會結構因素對環境關心和環境行為的

作用(Dietz,Stern&Guagnano,1998)<>辿茲運用了1993年普遍社會調查數據

(GSS),調查了1606名受訪者。主要分為四個模塊：第一模塊，行為意愿；第二模塊，特

殊態度、信仰和環境關心：第三模塊，普遍實踐觀和人類環境意識形態；第四模塊，社會結

構和社會化變量。從數據上，模型更加完善，從實證層面上證明了模型的效度及模型中各種

變量之間的關系。環境行為中的性別、種族、年齡、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與環境消費行為

有關，女性、黑人、年輕人、受教育程度高者較其他人更愿意從事環境行為。不同類型的環

境行為有著不同的社會心理與社會結構影響因素。相比社會結構因素，社會心理因素更能解

釋各類環境行為，而且社會結構因素通過社會心理因素對環境行為所起的間接作用較小。

2.“生態對話”理論

環境社會學家貝爾(Bell)和阿什伍德(Ashwood)在々頓和鄧拉普新環境范式基礎上，發

表了《環境社會學的邀請》，提出了以“生態對話”為基本思想的環境社會學理論。該理論

對傳統環境社會學的內容維度進行了進一步提升和拓展，并區分為物質、觀念和實踐三個層

面。物質層面是指個體所面臨的社會環境，包括個體特征、經濟狀況、消費、科學技術等；

觀念層面是指會影響個體態度和面對環境問題的方式，包含環境意識、價值觀、風險感知、

環境知識等；實踐層面是指把前兩個層面包含的要素整合起來在現實環境風險情景下探索環

境問題解決策略。三個層面彼此聯系、互相依存。“生態對話”理論框架已經得到國內外學

者的普遍認可，其分析框架對于現今中國的環境社會學有重要的理論價值，但由于其成果較

新，目前其框架及內容的實證研究還較少。本章吸納了“生態對話”理論的分類方法，在后

而章節中，環境行為影響因素的維度劃分采用了這種分類方法，從物質、觀念、實踐三個層

面探究環境行為背后的影響因素。

(四)環境經濟學理論

1.“生產跑步機”的理論闡釋

“生產跑步機”理論是Schnaibcrg于1980年提出的，用于指稱一種經濟擴張過程中復雜

的自我強化機制。這一理論的提出源于作者的兩個觀察：一是20世紀后半期，生產過程對

生態系統所施加的影響發生了巨大變化，其中最顯著的變化便是各種新技術的應用：一是社

會系統對這一生產過程的社會和政治回應變化無常，其中一些人抗拒這種現代生產系統，另

一些人則擁抱這些新技術并將其視為解決環境問題的良藥(Schnaiberg,Pcilow&

Weinberg,2002)o"生產跑步機”理論將其理論關注點置于制度和社會結構之中，可以將

其視為一種環境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作為環境社會學中最主要的理論范式之一，“生產跑步

機”理論享有很高的學術地位。該理論旨在說明為什么美國的環境狀況在二戰之后退化得如

此之快，它對環境前景持相對悲觀的論調，認為在現有的政治經濟體系內，環境問題無法得

到根本解決。“生產跑步機”理論被認為是兩個過程互動的產物。一是“技術能力的擴張”

(theexpansionoftechnologicalcapacity),在現代工業社會,社會系統迫切需要技

術能力的升級，以為不斷增長的人口提供經濟支持；二是“經濟增長的優先性”(economic

growthpreferences),或者說經濟標準仍然是社會系統設計和評估生產過程及消費過程的

基礎，生態標準在其中無足輕重。

“生產跑步機”可以進一步分為兩種形式：生態性的和社會性的(Schnaibcrg,Fellow&

Weinberg,2002)o生態性的“生產跑步機”認為使用有效的新技術可以生產更多的產品，

因此能獲得更多的利潤，也因此可以投資更具生產力的技術。這種擴張需要更多的輸入(原

材料和能量)，因此是更多的自然資源的提取，同時，這也意味著更多的排放。這就使得生

態系統一方面成為原材料的來源，另一方面又成為有毒垃圾的投放之處。

社會性的“生產跑步機”則認為在生產的循環中，越來越多的利潤被用來升級工廠的技術效

率。與生態系統一樣，工人們也在為自己的墮落播撒種子。工人通過生產利潤，使得對節省

勞動力技術的投資達到了更高的水平，最終將他們自己清除出生產的過程。因此，在“生產

跑步機”的運行中，所有的利益主體都牽涉其中，并成為該系統的一員。企業或經濟組織希

望獲得利潤并保持經濟和政治環境的穩定，因此企業一方面不斷通過資金投入進行技術升

級，從而用物質資本代替勞動力以創造更多的利潤，以此在不斷加劇的競爭中維持甚至擴張

它們的地位；工人則希望獲得工作機會和更高的工資、更好的福利和工作環境，但這些獲得

必須依賴于企業生產的擴張和投入的增加；政府則需要企業提供稅收，并以此來獲得政治的

穩定性甚至自身的合法性。所有的利益主體都能夠在“生產跑步機”的運行中獲取自身的利

益，其結果就是“資本、勞動力和政府之間的聯盟”(Schnaiberg,Pellow&Weinberg,

2002)o企業一方面需要通過技術取代勞動力來增加利潤，但另一方面出于社會安全的考慮

又必須再次加速“跑步機”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并培育更多有能力的消費者；政府一方面擴

大公共教育從而制造高素質的勞動者，另一方面又開放消費信貸以確保國內需求能夠匹配企

業不斷增長的生產能力；同時，企業和政府之間的關系也在發生變化，工廠從地方和中央政

府的控制中自治性不斷增長，同時，政府對于跑步機組織的依賴性也不斷增長，因為需要獲

得對方的財政和政治支持。總之，“生產跑步機”意味著企業和政府必須通過工人生產更多

的產品和服務，并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