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城鎮化過程中的“鄉愁”演化現象

【摘要】：在農村被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沖擊下，在農民的有限的認知和選擇下，村莊出現了兩種蛻變趨勢：異化或凋敝。其中新型農村社區是一種異化，是追趕城市的單向線性轉型邏輯，帶來的是鄉村多樣性的喪失和村莊地景的消亡，但這是目前有限選擇的結果。另一些在變化的村莊人口流失、宗族瓦解，對村莊未來的預期難以建立，共同意識無從產生，歷史感不能形成，村民都“面向村莊以外的生活”，是一類正在走向凋敝的村莊。本文通過對深圳、北京等多地案例進行研究，試圖找出第三條“鄉愁”突圍的路徑，轉變單向替代的線性邏輯，村里人進城而不失鄉愁，城里人下鄉而不變鄉味，城與鄉真正成為地景各異但普遍繁榮的人類詩意棲居場所。【關鍵詞】：美麗鄉村，新型農村社區，鄉愁，城中村1前言在農村被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沖擊下，在農民的有限的認知和選擇下，村莊出現了兩種蛻變趨勢：異化或凋敝。我們看到的新型農村社區是一種異化，是追趕城市的單向線性轉型邏輯，帶來的是鄉村多樣性的喪失和村莊地景的消亡，但這是目前有限選擇的結果。另一些在變化的村莊人口流失、宗族瓦解，對村莊未來的預期難以建立，共同意識無從產生，歷史感不能形成，村民都“面向村莊以外的生活”，是一類正在走向凋敝的村莊。異化和凋敝是鄉村在急劇變化中走向城鄉連續譜系兩個極端的蛻變方式，是由發展階段、歷史進程導致的自然而非理想結果。說它自然，是因為這兩類方式都出自農民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需求，說它非理想，是因為放任下去，鄉村在城市的虹吸作用下必將日漸式微。城鎮化有最終趨于穩定甚至結束的時候，但是鄉村永遠不可能被徹底消滅，任由其衰敗回頭再收拾的想法將付出更大代價。那么第三條路徑在哪？這條中間路徑應是城鄉價值回歸的過程，換而言之，轉變單向替代的線性邏輯，村里人進城而不失鄉愁，城里人下鄉而不變鄉味，城與鄉真正成為地景各異但普遍繁榮的人類詩意棲居場所。2村里人怎樣進城而不失鄉愁？首先借用河南大學中原發展研究院在新型城鎮化農村調研中得到的一組數據和一個結論1——“55歲以上的村民少量有外出經歷，愿意留在農村，繼續務農或就地打工，習慣農村生活，難以放棄鄰里鄉親，需要在農村養老。他們的需求集中在整治村莊、農業扶持和養老社保。25-55歲的村民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他們一半選擇進城打工，一半留村種地或就地打工，進退搖擺。但他們理想的居住地是本市市區、縣城和小城鎮。25歲以下的村民基本還在讀書或者剛參加工作，幾乎沒有務農經驗，不愿回鄉，他們適應城市的生活方式，需求集中在買房結婚、就業和讀書，大中城市是主要的居住地選擇。不難看出，未來更多人的居住地選擇是城市。”但是村里人進城，即所謂異地城鎮化，必然標志原鄉村集體的解散嗎？我們僅僅把“鄉愁”的人文性局限在鄉村地域的空間載體內嗎？本文以深圳城中村為例，探究在鄉村融入城鎮化進程中，如何保留鄉愁。皇崗村全村以莊氏為姓，發展至今已是一座被高樓大廈包圍的城中村。這個早已城鎮化的村莊，面貌是現代化的房屋和設施，生計依靠房屋租賃和服務，其物質空間和產業類型看起來完全與傳統村落不搭界，但卻仍然留存有大量的村莊傳統習俗和血脈宗親關系。圖1現在的皇崗村從制度演進來看，從皇崗村變成皇崗社區，牌子改了但班子不變。社區委員會主要由原來村委會組成，保障了行政治理的原生性。集體資產由皇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公司同時承擔社區安全維穩、環境規劃、設施投資管理，培育社會組織、組織社區各類文體活動等社會職能。運行至今，帶來了皇崗村治安有人管、設施有錢建、村民有分紅的良好氛圍，經濟紐帶維系的凝聚力至今不減。另外皇崗村成立有“莊氏宗親總會”來聯絡各地宗親血脈、管理族譜、建立網站宣傳宗親文化、發布宗親資訊和幫扶宗親企業。從物質形態來說，無論皇崗村如何變遷，莊氏宗祠始終佇立，并隨著集體經濟的繁榮被修葺得越發完善，由于宗祠保存完好，多數宗族活動得以延續，成為溝通親友，增強凝聚力的物質載體。宗祠作為凝聚的符號，形成以共同血緣為基礎的家族關系紐帶，我們在泉州調研也有類似案例，在華僑眾多的泉州，宗祠大都保存得相當完好，在聯系海內外宗親的情感，甚至于招商引資等方面，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圖2老的莊氏宗祠圖3修葺一新的莊氏宗祠圖4宗祠通常與公共活動廣場結合設置，廣場上可以舉行集體活動，圖為皇崗村宗祠前“大盆菜”宴請國內莊氏宗親“鄉愁”的本質是對鄉土文化的依戀，皇崗村的例子給我們以更廣義的視角來考量鄉土文化的形成機制，以傳統村落的存亡來評價鄉土文化的興衰只是其中的一個維度，其他還有非物質空間層面的維度包括社會關聯是否牢固，經濟關聯是否續存等。而在我們沒有意識到另外幾個維度的重要性的時候，城市化帶來的拆村就基本意味著村集體的瓦解。例如整村拆除不重視對祠堂、重要場所、有時甚至是陵園的保護，或者不落實征地返還用地，只留給集體經濟極少數資產，使集體經濟缺乏應對市場競爭的原始積累而走向凋敝。物質空間、社會關系以及經濟聯系均解散之后，取而代之的就是我們熟悉的、獨立的城市人的交往。這也不是不行，但就像信仰的作用一樣，鄉鄰關系增加社會的凝聚力、安全感，這也是倡導留住“鄉愁”的主要動因。3城里人如何下鄉而不變鄉味？誠如國土資源部擔心的那樣，在沒有制約和引導的前提下，資本下鄉有著非常大的風險。溫鐵軍教授指出“隨著資本過剩壓力下城市利益集團推動，很容易導致土地向少數人集中的、滿足資本利益的、不再強調公平的所謂改革要求。其實，如果實現了土地及自然資源的規模化集中、資本化開發，所產生的收益也往往為少數人獲得。”他擔心開放市場的資本下鄉帶不來鄉村的全面復興而僅是使少數人得利，反觀東亞其他國家的主張也是高度一致的。“整個亞洲社會由于是原住民擁有土地的制度，所以幾乎找不到大農場土地規模化經營的典范。世界上凡是有大農場的國家一般都屬于殖民地，外來農場主獲得土地。而中、日、韓、朝、中國臺灣，包括越南，都是‘耕者有其田’、土地均分的基本財產制度，體現的都是中國儒家思想的政策體系。”可是我們也說資本無罪，如果沒有西方國家逆城市化帶來的城市資本和精英下鄉，亦不會有我們在歐美見到的美麗、富裕、文明的鄉村。怎樣的方式是合適的？事實上從封建社會到民國再到新中國，中國的鄉村建設實驗從未中斷過，這些探索都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社會各界對鄉村社會發展路徑的思考。回顧歷史，國家層面全面鋪開的鄉村建設包括有南京國民政府的改良型“鄉村建設運動”、共產黨根據地農村顛覆性的“土地革命”等；民間和社會探索的“針灸式”的鄉村建設實驗包括有盧作孚和北碚實驗、陶行知的曉莊模式等。回到當下，類似于“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歸屬于自上而下的農村建設行為，實施至今收到了不少成效，但由于覆蓋的面廣，對政策制定和貫徹的要求就相當之高，否則就容易“一刀切”或流于表面。相比之下，自下而上的社會實踐就顯得更為精細一些。例如溫鐵軍教授主導的以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為依托的系列鄉村建設實驗、彭震偉教授參與的黃柏峪可持續發展村示范工程以及栗憲庭等藝術家推動的宋莊模式，還有華潤集團在多地建設的“希望小鎮”系列等。都是對于單一對象的建設實驗，各參與主體采用了不同的切入點，例如教育、環保、藝術等，但均強調了“三位一體”的新鄉村建設框架，即建成環境改善、社會組織重構和產業經濟幫扶。對特定村落的“定制實驗”使得這些“針灸式”樣本往往取得非常大的良性發展，同時也為未來完善法律制度來規避資本逐利風險，更廣泛開放資本下鄉提供了良好開端。圖5藝術家村——宋莊4結語和一百年前歐美城鎮化相比，我國城鎮化的外部環境的改變是極大的。在手機作為傳播終端的時代，信息成為突破城鄉二元的先驅領域。城鄉人口面對同樣一塊手機屏幕，接收到的是對等、公開的信息，網絡授課、遠程醫療、金融等互聯網服務的普及部分彌合了城鄉間原本巨大的鴻溝，這些對人的思想的改變是巨大的，這就導致開篇說到的，農村的代際差異極為明顯。2、30年后，當25歲以下的網絡新生代成為主要人口構成，城鄉關系將發生顛覆性的變化，城鄉協調的高級階段指日可待。只是如何引導這一過程符合歷史潮流，還需要我們用更前瞻的視角、更綜合的思考語境、更扎實的基層調研來探尋“鄉愁”突圍多樣而具體的實現方式。參考文獻[1]梁鴻.出梁莊記[M].清花城出版社,2013.3.1.[2]佚名.心安即故鄉：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的精神失落與回歸[OL]：/special/cszg/20131028/399834.shtml[3]TaylorPeterJSpacesandMacy's.Place-SpaceTensionsinthePoliticalGeographyofModernities[J].ProgressinHumanGeography,1999(1):7-26.[4]WuF.Urbanization[M]WilliamSTay&AlvinYSo,eds.HandbookofContemporaryChina.NewJersey,US:WorldSci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