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學概論第七章

清代方志【教學目標】一、知識：掌握下列基本概念：[順治]《河南通志》、考據派、文獻派、戴震、章學誠、《湖北通志檢存稿》、[乾隆]《永清縣志》、[嘉慶]《廣西通志》、[乾隆]《汾州府志》、[嘉慶]《涇縣志》；清代方志發展的特點。二、理解：準確理解清代修志兩大流派——考據派與文獻派的異同?！窘虒W重點】清代修志的兩大流派?！窘虒W方式】講授6課時【教學工具】課件【教學環節】一、清代方志編修概況二、清代方志流派分析三、清代方志述評一、清代方志編修概況清代方志發展的特點

清代，進入方志發展的第四個高潮。①最高統治者比以往任何時期都大力提倡修志，編修方志在全國蔚然成風，特別是乾嘉時期，甚至形成了舉國上下編修方志的高潮。清康熙、乾隆、嘉慶三次編纂一統志，并以賈漢復所修之順治十八年（1661年）《河南通志》“頒諸天下以為式”。②加強了對修志的控制，清朝統治者對修志工作從不放任自流，而是嚴加控制，層層把關。統觀清代方志，通志總是以總督、巡撫領銜，府、州、縣志，則由知府、知州、知縣領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直言不諱地提出：“通志皆以總督、巡撫董其事。然非所纂錄，與總裁官之領修者有別。故今不題某撰，而題某監修，從其實也。監修每閱數官，惟題經進一人，唐宋以來之舊例也?！?/p>

③清代實行文化專制主義政策，屢興“文字獄”，一般學者們既不能私家修史，又不能記述現實，于是許多人就把自己的聰明才智運用于方志編修方面，尤其是乾嘉時期，許多著名學者參與地方志的編纂或主編，大大推動了修志事業的繁榮和志書質量的提高。④從地域上看，清代北方許多省份如河北、山東、山西、河南等省，方志的編修遠遠超過以往修志發達的江蘇、浙江等省，從而打破了自宋以來方志編修獨以江、浙等省為盛的局面?！俄樦魏幽贤ㄖ?凡例》（1）通志與一統志不同。一統志別有會典，故職官、選舉、戶口之數不載焉。古今之文，皆藝文也，故藝文不載焉。通志系一方典制，概不得遺，因分類三十。（2）通志與諸史不同。史垂法戒，善惡并書；志以扶獎為主，故紀善不紀惡；要其指一也。（3）舊志圣跡一條，載孔子及諸賢列傳。夫先圣先賢，非盡產中州也，何必飾以為重，故刪之。（4）圖考皆重核訂正，至星野、河渠與舊圖迥別，務期詳確，不敢因循。（5）建置沿革，表、注相符，以便稽考。惟南北朝最繁，尚有未備，俟好古者增輯焉。（6）山川古跡，舊志遺缺頗多，今擇其必宜錄者，確訂增入。（7）古跡見存者書，廢置者亦書，既興懷古之思，亦商存羊之意。（8）衛所業經奉裁，茲附載兵御一條，仍存前制，以備稽考。（9）戶口、田賦，悉依順治十二年刊定《賦役全書》及十五、十六年自首勸墾地畝糧數，細為開載，仍列歷朝舊額于后，恐有損益，便于考鏡也。（10）職官止載前朝，選舉止于科目，皆失之簡。今將歷代薦辟甲科，廣搜補入，并錄舉貢，以成偉觀。其?。☉c）萬（歷）以后，河決會城，各署題名碑，滅沒靡存，間或有遺，非敢疏忽。（11）漢唐名臣，舊志多遺，一時促未及補傳，止附見于職官之前。（12）通志最慎重者，尤在人物。中州名賢代出，自上古迄明初，舊志已有定論。其后續入，非勛績品望卓然表著者，不取濫及也。無孝義節烈風化攸關，必確采輿情，用昭公道。（13）寇躪多年，屠戮甚慘。凡被難者，盡云忠義可乎？今概從實錄，罔有所飾。（14）州邑志中，有以人物稱鄉賢者，似不若人物為當。至孝義、隱逸暨列女、仙釋、方伎，則宜盡歸人物。今別列之，從舊志也。（15）藝文，各州縣所載，近篇不啻充棟，今登選頗嚴。至前代詩文，舊志逸者，搜補十之三四，蓋以古人舊作，流傳已久，不可或略也。（16）舊志詩文具載各條之下，惟贈言懷人諸作，則另載耳。今悉匯為一編，以便觀覽，仍各分體裁，復序世次，庶便展卷了然。（17）奏議移文獨詳本朝者，皆系地方利害，盡為載入，不厭其蕪。（18）小序止言大略，意有未盡，復于題辭總論見之。（19）舊志成于明嘉靖三十五年，距今百余歲矣。況兵燹之后，文獻無征，兼以克期告竣，考訂雖費苦心，采輯猶虞疏漏，觀者諒之。（20）是書觀成雖速，然采輯之后，復加增訂；仇校既詳，剞劂亦善；方諸舊乘，或免魯魚帝虎之誚云?！俄樦魏幽贤ㄖ尽し怖贰都螒c重修一統志》附表：《大清一統志》、欽定省志程式與方志類目比照表《大清一統志》（順治）《河南通志》（康熙）《江西通志》（乾?。稖嬷葜尽穲D表圖考圖考分野星野（祥異附）星野（祥異附）星野建置沿革建置沿革建置沿革沿革形勢疆域（形勝附）疆域（形勢、封爵附）疆域（形勝、山川、村莊）山川山川（關梁、橋梁附）山川風俗風俗風俗（物產附）禮制（風俗附）土產物產物產城池城池公署城池公署（學校、貢院、書院附）建置（城池、公署、驛遞、鋪舍、坊表、道路、坊集、津梁）學校學校選舉（武勛附）學校選舉學校選舉職官職官封建職官職官戶口田賦戶口田賦戶口（田賦、蠲恤附）賦役鹽政古跡古跡（寺觀附）古跡（寺觀附）古跡（冢墓附）關隘津梁兵御（驛鹽、漕運、關稅附）津梁兵防堤堰河防水利陵墓陵墓寺觀祠祀祠祀（丘墓附）祠祀（壇墶、祠廟、寺觀附）名宦名宦名宦人物（名宦、宦績、武功、忠義、儒林、文學、孝友、義行、隱逸、寓賢、方技、仙釋、后妃、列女、節孝、賢淑）人物人物人物流寓流寓流寓列女列女列女仙釋帝王（后妃附）孝友孝義隱逸隱逸方技方技藝文藝文（御制、表、箋、疏、賦、詩、序、記、碑記等）藝文（誥敕、奏疏、表、碑文、序、傳、記、雜著、賦、詩等）雜辨（備遺附）記事遺聞

據《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所載，現存清代方志五千七百零一種，約占現存全國地方志總數八千二百余種的百分之七十。其中康熙、乾隆時期分別編纂過一千三百九十七種和一千一百五十四種，成為清王朝修志最旺盛時期。其中通志有八十六種，府州志有九百零一種，縣志四千七百一十四種，僅縣志一項，就占清代地方總數五千七百零一種的百分之八十二。全國除新疆、西藏及西南個別省份外，幾乎所有縣一級基層行政單位都修了志書。除省、府、縣志外，還有州志、廳志、道志、關志、衛志、所志、鄉鎮志和鄉土志等。特別是南方數省，由于經濟的發展，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許多鄉鎮發展很快，多修有志書。據統計，江蘇一省今存清修鄉鎮志七十七種，明代五種，浙江省今存清修鄉鎮志也有四十多種，明代六種，兩者相比，增加速度之快可以想見。

有清一代志書不能評價過高，誠如梁啟超曰：“方志中什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開局眾修，位置冗員，鈔撮陳案，殊不足以語于著作之林”。但畢竟也涌現了不少名志、佳志：如周永年、李文藻合撰的《乾隆歷城縣志》，萬經、全祖望參與編修的《乾隆寧波府志》，邵晉涵等纂修的《乾隆杭州府志》，聞性道纂修的《康熙鄞縣志》，錢大昕等纂修的《乾隆鄞縣志》，董沛、張恕、徐時棟等纂修的《同治鄞縣志》，戴震編纂的《乾隆汾州府志》、《汾陽縣志》，孫星衍主修的《乾隆松江府志》、《三水縣志》等，謝啟昆為廣西巡撫時，主持編纂的《嘉慶廣西通志》，阮元編纂的《廣東通志》，章學誠編纂的《永清縣志》、《和州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二、清代方志流派分析清代修志的流派

第一、考據派，亦稱厚古派、地理派或舊派。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戴震、洪亮吉、孫星衍、李兆洛等，其中尤以戴震影響最大。第二，文獻派，也稱詳今派、歷史派或新派。代表人物有章學誠、謝啟昆、阮元、繆荃孫等，其中尤以章學誠影響最大。第三，也有的著作還提到“官紳派”或“功令派”。指的是舊志有很大一部分是地方官吏應命而修，他們旨在完成任務，臨時召集一批地方士紳，草率從事，既無文筆，又無史法，更不知方志是何種著作，故而談不上發凡起例，一般都是依樣葫蘆，有的甚至將舊志重抄上報，在凡例中則公開規定：“乃依舊志”，“凡舊志所載諸事，不敢妄減一字，惟補其闕”（康熙四十三年《重修薊州志》），故稱其為“官紳派”或“功令派”。但一般不稱其為派。考據派

戴震（1723——1777），字東原，安徽休寧人。出身貧苦，當過商販，后又以教書謀生。乾隆二十七年（1762）近四十歲時才中舉人，后屢考進士不中，乾隆三十八年（1773），受詔入《四庫全書》館，參加《四庫全書》經部的修纂，賜同進士出身，任翰林院庶吉士。他是乾嘉時期的第一流學者、考據學大師，考據學皖派的開創者，在學術上造詣很深，于經學、天文、地理、數學、歷法、音韻、訓詁、方志皆卓有成就。乾隆三十四年（1769），戴震主講山西壽陽書院時，汾州太守孫和相聘其纂《汾州府志》三十四卷。乾隆三十六年（1771），應汾陽縣令之邀請編修《汾陽縣志》。

戴震秉承方志乃地理書的傳統觀點，重地理，力主把研究古地理學的方法付諸修志實踐，對地理沿革尤為重視，他說：“古今沿革，作志首以為重”，“志之首沿革也，有今必先有古”，“沿革定而上考往古，乃無惑”，“而沿革不明，不可以道古”，“甚矣，沿革之不易言也”，在修志實踐中往往對一地的建置變遷沿革作出詳盡考證。對此，不少學者都作了充分肯定，朱士嘉引評說：“王葆心持論公正，認為‘此乃戴氏一家之學說，存其義，深有益于方志’”，這也是戴震被后世視為地理學派的主要原因。其修志思想的缺陷是：受當時社會風氣所制約，厚古薄今，謂修志但當詳地理沿革，不當侈言文獻，不重視當代文獻，一意抄摘舊的典籍，反映了考據學派在修志中的重古輕今、詳古略今、對志書的現實實用價值重視不夠的傾向。

但是，戴震并非“唯地理沿革論”。戴震重地理沿革，但并不主張方志中全然不載非地理方面的內容。如《汾州府志》目錄：卷首、沿革、星野、疆域、山川、城池、官署、倉廒、學校、壇廟、關隘、營汛、驛鋪、戶口、田賦、監稅、職官、宦績、食封、流寓、人物、義行、科目、仕實、列女、古跡、塚墓、祠廟、事考、雜識、藝文。我們由此可以看出，戴氏絕非“悉心地理沿革，則志事已竟”，而是“于沿革之外”多有“別裁卓見者”，如基本否定“星野”說；記敘山川，各歸條貫；繪制地圖必須精確；反對陋習套語；主張“生不立傳”，“詳善而略惡”，“名宦必其德澤于民，操持可法，流寓非名賢不錄”，“人物必大節卓然，義行必為善足風，或一事之有益于人亦附焉”，逸事異聞“涉鄙俚荒謬亦不錄”，風俗物產“無取乎泛常瑣濫”等等?！洞髡鹑贰墩摯髡鹋c章學誠》

這一派代表人物，還有洪亮吉，江蘇陽湖（今武進）人，編纂過《固始縣志》、《長武縣志》、《懷慶縣志》、《涇縣志》、《寧國府志》、《延安府志》等10多種志書；孫星衍，江蘇陽湖（今武進）人，編纂過《長安縣志》、《咸寧縣志》、《醴泉縣志》、《直隸邠州志》、《三水縣志》、《偃師縣志》、《廬州志》、《松江府志》等；李兆洛，江蘇陽湖（今武進）人，編纂過《鳳臺縣志》、《東流縣志》、《懷遠縣志》、《道光江陰縣志》等?？偟膩碚f，舊派勢力大，這是因為考據已成為當時的時代精神，它得到官府的支持和提倡，他們的體例不僅能在全國范圍得到廣泛推行，而且其影響也十分深遠，直到清朝末年，如《光緒吉林通志》序曰：“方志之書，首重沿革”，并且反復說明“沿革之難志”。文獻派

文獻派的主要代表是章學誠，他認為：首先，肯定方志如同古代諸候國史，本非地理專門，而地理沿革僅是方志內容的一個部分，不能以此來概括全書，況且“考沿革者，取資載籍，載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雖我今日有失，后人猶得而更正也。”方志既是一方之史，而不是簡單的資料匯抄，就要靠搜羅大量地方文獻加以編纂，“若失一方文獻，及時不與搜羅，編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則他日將有放失難稽，湮沒無聞者也”，所以，“如余所見，考古固宜詳慎，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寧重文獻而輕沿革耳。”

其次，“修志者，非示觀美，將求其實用”，在材料的取舍、古今的詳略、內容的比例等方面應以實用為原則。內容不能專記古代，必須詳近略遠，材料不能專抄古籍，必須依靠當代文獻，這樣所編志書，才能具有實用價值“史部之書，詳近略遠，諸家類然，不獨在方志也。太史公書，詳于漢制，其述虞、夏、商、周，顯與《六藝》背者，亦頗有之。然《六藝》具在，人可憑而證史遷之失，則遷書雖誤，猶無傷也。秦楚之際，下逮天漢，百余年間，人將一惟遷書是憑。遷于此而不詳，后世何由考其事邪?！?/p>

再次，“方志之修，遠者不過百年，近者不過三數十年”，因此不必如時人盛行的那樣，每部方志都要統貫古今，“方志統合古今，乃為完書”?！叭缜爸緹o憾，則但當續其所有；前志有闕，但當補其所無”。這些觀點，顯然也與考據派相對立。

這一派的代表人物，還有謝啟昆，江西南康人，官至廣西巡撫，主修《嘉慶廣西通志》；阮元，江蘇儀征人，繼謝啟昆任浙江巡撫，歷任湖廣、兩廣、云貴總督，體仁閣大學士，主修《道光廣東通志》；繆荃孫，江蘇江陰人，清末著名學者，總纂《光緒順天府志》、《湖北通志》、《江蘇通志》、《江陰縣志》等。他們在推行新派修志主張，發展新派修志理論上都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從乾嘉時代看，舊派占絕對優勢，但從發展的眼光看，新派無疑更具旺盛的生命力。即使在當時，采用章學誠的主張編修方志的也不乏其人，如張維祺所修的《乾隆大名縣志》便是采用章氏之說。此外，用章氏之說來編修方志的還有蔣湘南的《同州府志》、董祐誠的《咸寧縣志》、姚文田的《揚州府志》、趙希璜的《安陽縣志》、汪士鐸的《江寧府志》、周棨的《獲鹿縣志》、謝啟昆的《嘉慶廣西通志》、阮元的《道光廣東通志》、陶澍的《安徽通志》、陳壽祺的《福建通志》等。三、清代方志述評1、乾隆《湖北通志》

作者章學誠，在湖廣總督畢沅任上，章學誠曾編過一部乾隆《湖北通志》，但后因畢沅離任，志稿未付刊印，現在我們看到的乾隆《湖北通志》是另一部，不是由章學誠纂修。章學誠后來將他保存的《湖北通志》原稿手稿本，匯訂為《湖北通志檢存稿》二十四卷，又得《湖北通志未成稿》一卷，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章學誠遺書》全文付印，可供參考。

章學誠方志理論的核心是“方志分立三書”，《湖北通志》正是全面體現這一思想的唯一一部著作，該志在結構上除主體志外，尚有《湖北掌故》、《湖北文征》、《湖北叢談》，《湖北掌故》即仿政府六部例，分為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凡66篇；《湖北文征》分為甲、乙、丙、丁4集，分別裒錄正史列傳、經濟策畫（即臣工奏議、策論）、辭章詩賦、近人詩文；每集又分上、下編，上編載他處之人為湖北而撰者，下編為湖北人所自撰。三書分立，條理井然，相得益彰三書之外，又編考據、軼事、瑣語、異聞，別為《叢談》4卷，但屬可有可無，故不被視為通志的一種體例，按章學誠的話說“三書皆關經要，《叢談》非其類也”。

主體“志”，仿紀傳正史體而作，《湖北通志》最為完備，分紀、圖、表、考、政略、傳六體。紀指按編年寫的大事記，《湖北通志》有紀二，皇言紀、皇朝編年紀（附前代），也是章學誠所纂各志中唯一一部有大事記的志書。

《湖北通志》有圖三，方輿、沿革、水道；表五，職官、封建、選舉、望族、人物；考六，府縣（建置）、輿地、食貨、水利、藝文、金石。政略乃章學誠首創，即他志之名宦傳，分經濟、循良、捍御、師儒四門，止載官員宦該地時政績，而不象人物列傳那樣，須蓋棺論定。人物列傳，《湖北通志》有傳五十三，既有獨傳、合傳，亦有《理學》、《文苑》、《列女》等類傳，更兼以事命篇，如《開禧守襄陽傳》、《明季寇難傳》、《平夏逆傳》等，還新創了《前志傳》，有別于近世志人物者每好合并成類傳的做法。

《湖北通志》也存在著嚴重不足，包含著有待拋棄的封建糟粕：首先，作為封建時代的方志學家，章學誠不可能超越時代的局限，忠君思想和封建正統觀念根深蒂固。其次，章學誠所修的方志是為世家大族服務的，小民難以有入志的機會。《湖北通志未成稿》所立《義仆傳》，旨在表彰忠心耿耿為統治者效勞的人，并不是真正為勞動群眾寫史。

復次，章學誠在志書中特別重視《列女傳》的撰述，大力宣揚節孝貞烈等封建倫理綱常。為編好《列女傳》，他多次不辭辛苦，訪問現存的節婦烈女，或安車迎至館中，或走訪其地，搜尋婦女“貞節”的材料，甚至不惜違背生人不立傳的原則，反映其濃厚的封建衛道思想。再次，章學誠所修的志書仍不可避免地帶有迷信色彩的內容，如對星土之說存其大概，而不能象民國方志學家那樣根本杜絕之。最后，盡管章學誠一再表示修志應褒貶并用，但所編《湖北通志》仍然是有褒無貶，反不如康海之《武功縣志》。2、乾隆《永清縣志》

作者章學誠，乾隆四十二年（1777），永清知縣周震榮延請章學誠主修《永清縣志》，至四十四年（1779）七月書成，凡6體，共25篇，另有《文征》5卷。

《永清縣志》也是章學誠編纂的唯一刊刻、現存完好的一部志書。

現抄《永清縣志》目錄如下：紀二：皇言、恩澤；表三：職官、選舉、士族；圖三：輿地、建置、水道；書六：吏、戶、禮、兵、刑、工；政略一；列傳十：龍敏、史天倪、史天安史天祥、史天澤、杜時升張思忠郝彬、諸賈二張劉梁、義門、列女、闕訪、前志；另附有文征五：奏議、征實（家傳二、行狀一、碑刻十七）、論說、詩賦、金石。

《永清縣志》體現了章學誠“方志分立三書”的編纂思想，正志之外，尚有文征；筆法上反映了章氏史志義旨：為“前志”、“闕訪”立傳；首創“政略”篇目；剔除“八景圖”，詳繪“河防圖”；“碑刻之文，有時不入金石者，錄其全文，其重在征事得實”；“士族表”收載了城內北街賈氏、柴氏、朱氏，南街劉氏，東鄉大站趙氏等家譜22種。寓褒貶于志書的編纂之中，對“選舉表”、“職官表”、“列女”、“政略”有關人物的記述，進行了獨到的處理，“選舉有表，而列傳無名；與職官有表，而政略無志，觀者依檢先后，責實循名，語無褒貶，而意具抑揚，豈不可為后起者勸耶？”

該志也存在著一些封建糟粕：志首首列“皇言”、“恩澤”兩紀，卻沒有大事記；苦心經營“列女傳”，甚至不惜違背生人不立傳的原則，大力宣揚節孝貞烈等封建倫理綱常，打上了深深的封建時代的烙印。3、嘉慶《廣西通志》

作者謝啟昆（1737——1803）字蘊山，江西南康人，著名學者和修志家。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中進士，朝考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供取史館，后歷任鎮江知府、揚州知府、浙江按察使、山西布政使、浙江布政使、廣西巡撫等職。謝少以文學著名，博聞強識，“而生平好治經義，枕藉諸史，務為有用之學”，著作甚豐，有《樹經堂集》、《小學考》、《西魏書》、《山谷外集?別集補》等，并修有乾隆《南昌府志》、嘉慶《廣西通志》。

嘉慶《廣西通志》始纂于嘉慶五年（1801年），次年完成，嘉慶七年（1803年）二月開刻，九月竣工，頒行天下。全志280卷，門類齊全，涉及方面相當完備，體例也仿《史記》、《通志》之體，稍加變通，創典（即訓典，按年次記載詔諭、敕令和恩澤）、表、圖、略（即書、志）、錄（處訓典、列傳間，猶如世家，包括宦績和謫宦）、傳之體，是清代最負盛名的一部通志，素被推崇。近人梁啟超在《論方志》中云：“嘉慶《廣西通志》其價值與章氏鄂志埒，且未經點污，較鄂志更完好也?！屎笾髡撸苑顬槟？伞保钤藜螒c《浙江通志》、道光《廣東通志》、《云南通志》，“體例全師蘊山”。

嘉慶《廣西通志》的編纂特色包括：①取材廣泛，資料豐富，且都注明出處，以明資料來源，述而不作，全書訛誤之處甚少，體現了乾嘉學派的治學風格。②反映地方特色。廣西自古是多民族地區，該志特設土司、諸蠻等目，詳記廣西土司制度和人物，以及瑤、壯、侗、苗等少數民族的歷史、風俗。

③對地方文獻的著錄編排方式也較舊志不同。我國書目著錄有四部和七部分類法兩種，謝啟昆則分藝文略為上下部，上部以經、史、子、集分類，“專載粵西人作述，以正著錄之體”；下部則為事記、傳記、地記、雜記、志乘、雜部等，“乃游宦粵西者，據所見聞,專為紀載”。藝文略也一改過去有些舊志全錄著作全文的傳統，僅著錄文章著作的篇目和序跋，不錄正文，猶如廣西經籍志。詩文不入藝文，而入有關事條下，悉用小字雙行書之，使有關文獻系于各事記載之下，便于稽考。

④該志也存在一些缺點和不足之處。第一，大事記一般置于首卷，然本志前事略卻置卷中，起不到了解一地概貌作用，亦不合志體。第二，有些記載過于簡略。第三，某些記載在時間上未做到統合古今。凡涉及禁忌史事和可能犯禁之事，均不敢收錄。封建表、仙釋傳、前事略、謫宦錄僅載至明代；金石略更甚，僅及元末。此外，統合古今的上限也參差不齊，有的始于秦，有的起于唐。4、乾隆《汾州府志》

作者戴震。乾隆三十四年（1769），戴震主講山西壽陽書院時，汾州太守孫和相聘其纂《汾州府志》三十四卷。該志是戴震方志學理論付諸實踐的典型志書，在方志史上多有好評，甚至有的奉為“修志楷模”。戴震曾謂自己纂志“絕不異人”，是針對章學誠的某些創例而言，戴震看不慣章氏喜歡變換名稱和強應舊史的做法，故說“修志不貴古雅”，而他的做法“絕不異人”，實際上，戴震纂修的志書，“于沿革之外”多有“別裁卓見者”。

現抄《汾州府志》目錄如下：卷首、沿革、星野、疆域、山川、城池、官署、倉廒、學校、壇廟、關隘、營汛、驛鋪、戶口、田賦、監稅、職官、宦績、食封、流寓、人物、義行、科目、仕實、列女、古跡、塚墓、祠廟、事考、雜識、藝文。

《汾州府志》的編纂特色包括：①體例嚴謹得當，考核精善，糾正了不少舊志、正史中的錯誤，辨析地理沿革、條理山川脈絡，均超乎前人?！斗谥莞?例言》曰：“沿革不明，則志中述古未有能免于謬悠者，故考沿革為撰志首事?！雹谠撝舅囄南涤谥灸?，收錄與一地相關的詩詞、奏疏、論文等，與前者起相互參政作用，便于讀者檢閱，若置于文征之中，不便起到參證的作用。又收錄孫和相、曹學閩、諸世器、丁宗懋、朱濬等當世多人的作品，如孫和相的《治汾說》、曹學閩的《西河考》等，顯與章學誠不同，這與戴氏撰志以民事為急務的宗旨相吻合。

③戴震以名僧必居古寺，故在《汾州府志》中仙釋附于寺觀中，意在“明非正也”，打上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深深的時代烙印。④新創“仕實”一門，《汾州府志·例言》曰：“志之人物，以人品學問德業，而忠孝固德之大端也。有德有文者與人物見之，專以文著者于科目、仕實中散見之，無庸復列?！贝魇现?，以德才兼備能為人之楷模者入于人物，此為舊史之例，仕實僅錄事之可傳者，即對事而不對人，此舊史所不取，而戴氏本著“善善從長”之意而入之，亦出自勸善懲惡之微旨。5、嘉慶《涇縣志》

作者洪亮吉（1746——1810），江蘇陽湖（今武進縣）人，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清代著名的經學家、文學家、方志學家。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后相繼任國史館纂修、貴州學政。嘉慶時，因批評朝政而遣戍伊犁，不久赦還，遂改號更生居士。著有《春秋左氏詁》、《三國疆域志》、《東晉疆域志》、《十六國疆域志》、《乾隆府廳州縣圖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