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BT問題研究杜兆雨，高之鴻，山永久《社會問題》課程小組論文廈門大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系2023年1月16日目錄TOC\o"1-2"\h\u6624一、LGBT自身 2193211.LGBT詞匯的定義與來源 247172.LGBT群體介紹 34104二、LGBT現象的解釋 511969三、認同與摩擦 679741.國內對LGBT群體的境況 6283472.國外LGBT群體的境況 6190403.在LGBT社會運動上的中美對比 746564.LGBT的社會角色與污名化 8155415.LGBT的婚姻 8165706.LGBT的子女 819870四、LGBT問題的因素 912560五、總結 910637參考文獻 10摘要：隨著國內性觀念的逐漸開放，LGBT群體也漸漸被人們所關注。本文通過對以往文獻的回顧與對中外情況的對比，并結合社會學視角，以期展現LGBT自身特點與LGBT群體與摩擦產生的社會問題。關鍵詞：LGBT群體特點社會問題一、LGBT自身1.LGBT詞匯的定義與來源LGBT在1988年被初次提出，是女同性戀者（Lesbians）、男同性戀者（Gays）、雙性戀者（Bisexuals）與跨性別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縮略字。19世紀90年代，由于“同性戀社群”一詞無法完整體現相關群體，“LGBT”一詞便應運而生、并逐漸普及。（Swain,KeithW，2023）。在現代用語中，“LGBT”一詞十分重視性傾向與性別認同文化多樣性，除了狹義的指同性戀、雙性戀或跨性別族群，也可廣泛代表所有非異性戀者。此外，也有人在詞語后方加上字母“Q”，代表酷兒（Queer）和/或對其性別認同感到疑惑的人（Questioning），即是“LGBTQ”。1990年代，“LGBT”作為中立詞匯被用來稱呼這四個群體以表達尊重。盡管LGBT群體內部對不同群體的接納限度不一且有不少爭論，但“LGBT”一詞的使用還是被認為是包容的積極象征。盡管“LGBT”一詞沒能體現非異性戀中的所有小群體，但這些未能體現的群體通常也被認為是“LGBT”所涵蓋的一部分。總的來說，“LGBT”一詞一直盡量把被邊沿化的群體包含到該詞的意義里。國內的研究大部分依舊用“同性戀”一次，應用LGBT來指代同性戀的研究較少。根據現有文獻觀測，國內學者多把“同性戀”的含義擴展到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戀以及其他非異性戀群體，屬于廣義上的同性戀，而對所有少數派性別取向的的涵蓋也正是創設LGBT一次的目的。所以我認為，從符號作用上看，國內研究使用的“同性戀”一詞大體相稱于LGBT。2.LGBT群體介紹（1）群體概念LGBT群體涉及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戀者與其他非異性戀者。女同性戀：兩個女人間的愛情。一個女人被同性身上的特性吸引，并隨之發展成愛情。女同性戀者，并不會排斥自己的性別，她們認可并接受自己的性別，然后清楚的意識到，自己只能和異性做朋友無法做情人，同時也意識到自己容易被優秀的同性所吸引。女同性戀和異性戀男人同樣愛女人，當然不是每個女人都愛，就像異性戀不會對每一個異性產生好感。大部分女同性戀為了吸引身材性感、臉蛋美麗的女人，她們會先努力讓自己變得性感美麗來吸引對方。當然，女同性戀者不是只有性感美麗的女性，女同性戀者類型多種多樣：有文靜知性的，也有強勢好勝的，有溫柔賢淑的，也有性感狂野的，有灑脫豪放的，也有含蓄內斂的。假如一個女人希望別的女人像男人同樣來愛她，那說明，這個女人需要的其實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所以，一個女生喜歡像男人同樣的女人，那么這個女生潛意識里還是會喜歡男生的，她們并不是女同性戀者。除了有彼得潘情結的女同，沒有哪個女同會排斥性器官——胸部，除非是性冷淡。Lesbian不會對男人產生愛意或性欲，所以對男性的特性不會產生好感。由于與一般女性有許多相似之處，女同性戀與男同性戀有很大的不同：對隨便的性行為不太感愛好，而是更多的參與到社交中，與異性發生性行為，并且對養育孩子很感愛好，67％的女同性戀做了母親，而27％的男同性戀當過父親。（亞歷克斯·梯爾，2023）男同性戀：男同性戀是指對男性產生好感和愛慕傾向的男性，這種傾向可以涉及或不涉及性行為，也就是說同性戀是一種自我身份的認同，即男同性戀者認同自己傾慕同性的傾向。同性性行為不直接等同同性戀，例如士兵服役時因環境缺少女性，為發泄性欲會與同行男性發生性行為，但這并不代表他們是同性戀。與法律定義上，“男同性戀”一詞傾向歸于男性之間的性關系。男同性戀的身份認同過程因人而異，有些在青春期察覺自己被男性所吸引，有人在青春期過后才意識到自己同性戀的傾向，甚至有些人于跟女性交往后或結婚后，才發現自己不被女性吸引。雙性戀者：在人類的性取向中，對兩種性別的人都會產生性吸引或性沖動的取向被稱為雙性戀。雙性戀對兩種性別的被吸引力并不一定是相等的。一個雙性戀者也許同時保持與兩種性別的性愛關系，也也許與其中一種性別保持單一性愛關系，或偏愛于一種性別。由于同性戀通常被作為社會壞名聲的標志，所以雙性戀也被用作沒有公開宣稱自己是同性戀的人的委婉叫法。這也是石墻暴動后，同性戀群體抵制雙性戀的因素之一。跨性別：通常是用來指稱那些將自己的性別角色之部分或所有進行反轉的各種個人、行為與團隊。其特點是不認為自己的性別與他們出生時基于生殖器官而被決定的性別表現為一致的人。或者說各人真實性別沒有在其出生時被真實的反映出來。無性戀（Asexuality，也稱為Nonsexuality），是指一些不具有性傾向或者宣稱自己沒有性傾向的人，即不會對男性或女性任一性別表現出性傾向，即缺少性驅力。2023年發表的研究結果提及無性戀占人口的1%。但是無性戀是否是一種性傾向到目前為止都尚有爭議。無性戀對于性并不恐驚，他們對于性所包涵的一切都看的和平常之物無二。他們對于性的渴望已經完全斷絕了。有的人結婚前指定要那種不要性愛的對象，不屬于心理疾病，和正常人吃飯同樣，唯一與常人不同的就是他們對于性自身就沒有渴望。（2）群體規模自近代以來，西方對同性戀的研究越來越多，其中涉及對同性戀群體規模的測量與估算，涉及對大學生在內的各種群體的調查，對男女同行做愛等在內的各種具有同性戀特性行為的調查。例如，1994年全美隨機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同性戀者在美國占總人口的2%-3%,其中，在大城市這一比例上升到10%，但同性戀社群對此表達抗議，認為調查數據不可信。1936，特曼與米爾斯估計，同性戀在大學生中發生率為4%，1947年，麥克法蘭估計全美同性戀發生率為6%，1994年勞曼調查顯示，自認為是同性戀或雙性戀的男性有2.8%，自認為是同性戀或雙性戀的女性有1.4%。中國方面的調查顯示，大學男生中有過同性性行為的占16.6%，僅有心理傾向的占8.4%，兩者兼有的占4.2%（潘綏銘、吳宗健，1994）這里數據之間的差別反映出，同性性行為并不是判斷同性戀的準確依據，有也許是好奇或其他因素導致同性性行為，而不是性取向的問題。例如，有調查顯示，在阿拉伯國家，40%的男青年的初次性交是同男孩子做的，這是由于女性難于接近。（SwainKeithW，2023）但不管數據又如何的差距，考慮到故意回避調查等各種誤差，LGBT群體占中人口的3%—10%還是被廣泛認可的。這意味著全球至少有2.1人也許是LGBT群體，最多也許達7億人！（3）群體歷史同性戀這一現象古代就有記載，在一些神話傳說中也有同性戀現象。在四千年前，古埃及人把男性之間的性愛看為神圣的事情，傳說中認為，霍祿士和賽特這兩位大神有過這種行為。古代非洲北部的迦太基人、希臘人的一部分祖先杜侖人、古代黑海以北的西先人，以及后來北歐的諾曼人的歷史中，也都有關于同性戀現象的記載。（藹理士，1988）這說明同性戀現象并不是隨著近現代社會的發展而產生的，而是從人類文明非常初始的階段就已經存在。李銀河也提到，在許多未開化與半開化的民族中，同性戀是一個彰明昭著的現象，并且，在某些文化中，同性戀占據著優越的地位，同性戀者由于其特異性受到人們的尊敬和仰慕（李銀河，2023）（4）性取向公開在同性戀群體的暗語中，公開自己的同性戀身份被稱為“出柜”，即指人們公開的認可自己是男同性戀或女同性戀。社會學學家理查德·喬登介紹了他所研究的男同性戀如何意識到了自己的身份，同性戀身份的確認要經歷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感知階段（sensitization)大多數男同性戀在青春期開始，即13歲時就有這些類似的感受，盡管個別男同性戀在很小時，如6歲或7歲時，就結識到自己是同性戀，但是這些人一般是“娘娘腔”，通常被當作女人。第二階段——分離階段（dissociation),男同性戀大約17歲開始感覺到自己也許是同性戀，但又不樂意把自己當作同性戀，在分離階段，他們也許會敵視男同性戀，罵其為“該死的同性戀”來否認，掩蓋自己的同性戀身份。第三階段——公開階段（comingout)男同性戀大約19歲時開始認為他們的性感覺是擬定無疑的同性戀，并涉足于同性戀亞文化群體中，重新定義同性戀行為，認為這是一種積極可行的生活方式。第四階段——固守承諾階段（commitment),這時的同性戀已經是成年人了，他們固守承諾，堅信同性戀是一種生活方式。二、LGBT現象的解釋（1）生物學理論同性取向至少與三種生物學因素有關：荷爾蒙、基因和大腦。根據荷爾蒙理論，男同性戀的雄性荷爾蒙激素水平要低于一般男性，女同性戀的雌性荷爾蒙激素要低于雄性荷爾蒙激素，而一般女性則有更多的雌性荷爾蒙激素。但大多數研究發現，同性戀與異性戀之間并沒有荷爾蒙的差別。根據基因理論，同性戀是先天導致的，而不是后天養成的，研究表白，同卵雙胞胎比異卵雙胞胎更有也許成為同性戀，人們常以此證明同性取向很大限度上是由基因決定的，由于同卵雙胞胎比異卵雙胞胎相比，在基因方面有更多的相似之處，但是批評家們指出：這些研究并不能證明同性取向是由基因決定的，他們認為，社會環境也許促進了同性取向的發展，由于與異卵雙胞胎相比，同卵雙胞胎更也許對別人做出相同的反映，有也許以同樣的方式解決問題，涉及性取向，大腦理論源于西蒙·列維的研究，他仔細研究了死去不久的男同性戀與男異性戀的腦組織，結果發現，大腦下丘腦控制性行為和人體溫度，但大小是有差異的，男同性戀下丘腦的面積不及一般男子的一半，列維由此認為，較小的大腦也許導致同性取向。（2）精神分析理論數年來，大多數精神病專家認為同性戀是精神錯亂的一種表現，但是1973年，美國精神病協會決定把同性戀界定為正常人，直到今天，美國精神病協會仍然在尋找被稱為性取向錯亂的少數同性戀受害者，大多數精神病治療專家會幫助這些痛苦的同性戀接受同性取向并為此感到自在。（3）社會學理論盡管在一些西方國家同性戀行為已經相對來說少見了，但在其他一些地方卻相稱普遍，如在從古希臘、古代日本到今天的非洲阿贊得人和新幾內亞島的各個社會里都普遍存在，在這些社會，人們認為青少年男子與成年男性之間有規律的性行為是正常的，他們成人后會與女性結婚生子，這表白這種社會與同性戀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對大多數社會學家來說，同性戀與異性戀行為是同樣的，都源于社會歷史，只是各種社會歷史的特制不同而已。正如社會因素不同導致同性戀發生率不同同樣，通過社會交往和社會支持等社會力量，就能遏制或鼓勵同性戀行為。性別社會化是指孩子從出生到三歲間的敏感期在與父母的身體接觸中所獲得性傾向。一項基于對4769份女大學生同性戀問卷的調查分析顯示，11.3%女大學生為同性戀,同性戀人群中的大多數為雙性戀,說明在女大學生中只是很少一部分人存在同性戀行為。不同專業學生中以文史專業學生同性戀行為率最高（11.9%）,藝術專業最低。父母職業對女兒的性取向也有一定相關性，調查顯示，父母是干部和科研教人員以及家住城市的女大學生,其同性戀行為要高于父母是農民和家住農村的學生。說明女大學生成長中的一些因素對同性戀行為有影響。此外，父母離異學生同性戀行為高于父母未離異的學生，中學時代處在開放環境中的學生同性戀行為(32.1%)高于保守環境學生，獨生子女大學生的同性戀行為高于非獨生子女。綜合以上數據，研究認為，需要考慮多種因素間的混雜作用和交互作用。但成長環境對女大學生同性戀行為的影響是明確的。（燕虹、左丹、李十月、許迅宇、武慧多，2023）這意味著性取向是受社會化影響的，但這不否認性取向不受其他因素影響，畢竟中西方之間非常大的文化差異與教育背景，卻有著很相似的同性戀者比率，也許存在人類先天性的生理因素。三、認同與摩擦雖然從群體規模上看，LGBT群體有相稱大的人口，但比起異性戀的“主流地位”，LGBT的仍是少數派。在價值觀念、宗教信仰、法律法規等各種因素的影響下，這一群體的需求及其困難被很少能表達出來，而社會的多數派——異性戀群體往往忽略這一群體的存在。在很多需要認真考慮的政策實行前，我們一般都會想到萬一小概率時間發生的應急預案，但我們卻不會意識到政策還應照顧到隱匿的LGBT群體。1.國內對LGBT群體的境況我國的同性戀的相關研究比較晚，多是在1980年及之后才開始，特別在進入新世紀以來。根據中國知網的檢索顯示，1980年由2篇論文，直到2023年，當年發表的關于同性戀的論文還不超過100篇，而2023年達成了328篇。而縱觀近幾年的論文主題，多是站在發展的角度，從各個角度分析當前社會對LGBT的種種限制與改善意見，很少有批評同性戀群體的文章。這說明作為一種現實存在，人們并沒有像對待社會毒瘤同樣對待LGBT問題，而是因勢就趨的跟進，接受這一客觀存在。但雖然在學術界眾多學者對LGBT持積極態度，但社會整體的氛圍仍然不容樂觀。例如在對待變性群體上，國內對這一群體的關注與結識還是非常少：第一。學術界在變性領域的實證研究非常少；第二，媒體近幾年對變性群體的零星報道膚淺，具有明顯的獵奇性或利益誘導；三、社會大眾對變性群體的想象受限于新聞媒體的報到，對變性群體不理解。（李文芬，2023）與社會大眾認知吻合的是國家文化、制度、社會規范上的滯后性。這些因普通大眾而產生的社會意識體系并不能及時的接受最近二三十年才引起關注的少數派，所以目前LGBT群體的生存狀況是不容樂觀的。有學者認為，中國同性戀者的身份認同限度存在差異；在社會分類方面，中國同性戀的身份認同從表面上看是線性的、正向的（逐步有歧視向寬容）轉變歷程，實質上是一種螺旋來回（變化與反復并存）的認同過程。在這一結識的前提下，提出了家庭“恐怖”、同性精英話語掩蓋、媒體價值的模糊、政府態度保守等因素，并給出了相應的解決措施：去污名化、重構定義、凝聚政府、家庭與組織的認同，并建構出一種新的運營機制。（孫彥坤，周恩毅，2023）筆者認為，這些因素可以歸為社會對LGBT群體的認知范疇，這其中家庭認知感又是最具有影響力的一方，于此無利益關系的其別人是不會對LGBT行為構成阻礙，只在一定限度上導致同性戀者心理壓迫感，但這種壓迫感與其他少數行為（或稱為“奇葩”行為）導致的壓迫感并無本質區別，很容易被突破。而政府態度是同社會大部分人相同的，同性戀并沒有損害國家的利益，所以政府并不反對同性戀行為與LGBT群體，但在保守的執政傳統中，根據行政慣性，政府要有所改變需要時間的積累。但另一項調查顯示，社會對男同性性交往的排斥,并不僅僅是由于他們不結婚不生育，否則又結婚又生育(占總樣本的43.6%和23.0%)的雙性戀為什么也受排斥?這是社會對女性的一種保護,既是為了由此來更好地貫徹社會對性交往的規范,也是為了維護社會賴以建成的“陰陽相合”的主線宇宙模式。而中國社會傳統并不嚴厲彈壓男同性戀，并不是由于他們不拒絕履行結婚生育的義務,而是由于在截然劃分男女并且保持和運用女性的前提下,社會不知道該如何對待主線沒有女人參預的男同性戀。（潘綏銘、吳宗健，1994）這里提到了國內不反對同性戀行為的現象，并給出了解釋：比起異性戀，社會認為這種關系更不容易越軌。2.國外LGBT群體的境況國外其他國家的LGBT問題大體呈現兩種發展方向：逐漸解禁、嚴厲壓制。西方發達國家LGBT群體的社會運動要比其他地區活躍，也更成為社會熱點問題，但同時也面臨著各種反對的壓力。以美國為例，有學者總結認為，美國的同性戀運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0年至1992年，關于同性婚姻問題的爭議是美國社會和政治的一個邊沿問題；第二階段是1993年至2023年，同性婚姻上升為全國性議題；第三階段是2023年至今同性婚姻逐漸在一些州合法化成為分裂美國社會和政治的一個具有高度爭議性的問題。（張業亮，2023）美國同性戀者爭取婚姻權和平等權的運動始于1970年代，在此之前由于膽怯受到社會的歧視和傷害同性戀者對他們的性取向都秘而不，直到1969年紐約市石墻旅館事件改變了美國同性戀者的態度，同性戀者開始在政治上組織起來積極捍衛他們的權利。之后全國范圍內成立了眾多同性戀團隊，并逐漸發展成全國性事件，至今天，美國國內仍面臨嚴重的分化，支持者與反對者爭奪著每一個州的同性戀婚姻自由權。截止2023年，美國有八個州以及哥倫比亞特區認可同齡婚姻合法，但仍有31個州通過了嚴禁同性結合的憲法修正案，其中十個州僅嚴禁同性婚姻，20個州嚴禁同性婚姻和民事結合及其他同性結合行為。法國2023年4月23日成為歐洲第9個和世界第14個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同性婚姻法案在法國國民議會里以329票對229票通過，同時，議會外應對示威的數千名防暴警察和水槍的部署，意味著這項法案將法國撕裂成兩派，引發了30年來法國最大的街頭抗議。2023年5月18日正式通過同性婚姻法案，當年，有約7000名同性戀者已經注冊結婚，占當年結婚總對數的3%。據INSEE的數據顯示，除了幾個城市的市長不愿為同性戀者舉行結婚典禮外，超過2900個城市都至少有過一對同性結婚。可見法國的同性戀運動獲得了突破性進展，但這并不代表同性戀擺脫了社會污名化與歧視。在同性戀法案通過后的第十天，巴黎26日爆發反同性戀大游行，至少十幾萬人走上街頭反對已通過的同性戀婚姻法案。歷史上，法國主流社會對同性戀族群一直是持排擠和打壓態度，同性戀族群長期以來就是邪惡和異端的代名詞，為人們所唾棄與不恥。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法國政府還不認可同性戀族群的“合理性”，同性戀者會被追究刑事責任，受到法律制裁。很大一部分非洲國家的法令都嚴禁或彈壓同性戀，只有南非允許同性戀結合。在烏干達，反同性戀情緒很普遍，國家法律也嚴禁同性戀，2023年12月，議會通過了一項法令，規定涉及同性戀激進分子討論在內的公共宣傳同性戀的行為都是犯罪行為，嚴重違反者將面臨終身監禁。這項法令最初制定的處罰是死刑。在喀麥隆，同性戀屬于刑事罪，最高可判五年監禁。3.在LGBT社會運動上的中美對比筆者認為，與美國相比，我國的同性戀社會運動要少得多，爭取權力的進程也非常緩慢，但仔細分析美國與中國LGBT群體面臨的壓力可知，國內的壓力要比國外小，當前階段國內的沉默是由于全國整體性觀念并未開放，傳統的社會行為規范對個人行為有一定的制約，LGBT群里面臨的更多的壓力來自家庭與親屬，這點從眾多的案例記錄中可以看出。很多同性戀者是不在乎社會的眼光的，但不會隨意讓家人知道自己特殊的性取向。這種來自家庭的壓力更多的是由于傳統文化觀念中家庭傳承的規定。除了家庭壓力，來自社會的壓力要比美國小很多，這也也許是由于中國傳統文化中對同性戀就秉持一種“不言語”的態度，這種不支持也不反對的態度成為絕大多數人的觀點，也因而沒有必要去組織與自己無關的LGBT群體的動向。但美國就很不同，社會上存在有明顯的反對聲，這種反對聲來自宗教倫理與持有這種倫理觀的保守派，加上自身就注重每個人聲音的開放式文化，反對派很認真去組織一系列反對LGBT群體的運動。美國這種與自身利益沒有直接關系的反對派，在國內是沒有的。因此，國內LGBT運動的突破，最大的困難就在于家庭的態度。但這一困難并不容易解決，這也是國內目前絕大多數的同性戀者不得不同易行結婚，但仍然有同性戀行為。4.LGBT的社會角色與污名化在一般的同性戀的認知圖式中，同性戀群體同艾滋病緊密聯系，是AIDS的源頭，是不健康的、變態的，或者認為這是一種病，同時也是反倫理道德的、是性亂的。而現實情況是現實情況是，同性戀群體和艾滋病并沒有本質的聯系，異性戀者同樣也是艾滋病傳染的重要人群，艾滋病并非只通過性來傳播。調查發現，全球感染艾滋病的患者中，重要人群依舊是異性戀者，同性戀者的比例還很低。弗洛伊德說過“同性戀并非惡習和墮落，也算不得是一種疾病”、“古往今來，有許多極可尊敬的人物是同性戀者”。事實上，在“極可尊敬的人物是同性戀者”的名單上，涉及很多位為英、法、俄、德、美等國的國王、總統，以及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等古希臘哲學家，英國劇作家、詩人莎士比亞，英國科學家培根，意大利藝術家拉斐爾，等等。筆者無法一一對此作出考證，但是，相信名單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只是相對同性戀者。然而，這也足可佐證同性戀者并不是一些精神不健全、不正常的人，在智力方面和對人類的奉獻上，他們和異性戀者并無高低之分。喬治·米德的研究說明角色是在互動中形成的，角色表演并沒有一個先定的劇本，文化只能為角色表演規定大體的范圍。與大眾群體相比，LGBT的社會角色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他們在性取向、婚戀、性行為方式上表現出與眾不同的一面，并不包含“反倫理的、不健康的”這種因素，但在印象傳播與交流中，對LGBT污名化的信息影響了我們對LGBT群體社會角色的建構，導致我們相信同性戀者的行為應當是不正常的，同性戀者自身也是不正常的。5.LGBT的婚姻同性戀者的婚姻問題。在婚姻觀問題上，所有男同性戀者在同女性結婚這件事上都是不情愿的，但國內真正考慮結婚的男同性戀非常少。導致這一現象的因素是，——中國文化特別看重婚姻與家庭價值，特別強調傳宗接代。這種社會文化規范的壓力迫使人們在婚姻上整齊劃一。（李銀河，同性戀亞文化）由于家庭的壓力，很多男同性戀者在不得不同異性結婚后任然保持著“基友”，這并不是雙性戀，而是對來自家庭壓力的不得已妥協。因此，國內同性戀者家庭是很維持在父母的希望上，是脆弱與不穩定的。在國家層面上，中國法律是不認可同性戀結婚的，所以比起歐洲近五分之一的同性戀結婚率，國內絕大多是的同性戀者不得不妥協同異性結婚。近年來LGBT社會運動爭奪的最重要權利就是婚姻的合法化，這一現象正形成一股潮流沖擊著西方的頑固派，不斷有國家宣布成為同性戀婚姻合法國家。盡管在國內相似運動受到限制，法律執行慣性大，但總的趨勢是可以預見的，筆者認為，國內的婚姻合法化只是時間的問題。6.LGBT的子女同性戀結合的家庭是否可以養育兒童？目前這點成為已經實現同性婚姻合法化國家一個爭論的焦點。同性戀家庭因無法生育孩子，只能采用領養的措施，但生活在一個同性戀家庭，無疑會影響到兒童的性取向。對兒童的監護人（或機構）來說，將兒童交給同性戀家庭撫養是對兒童權利的剝奪，這也許導致兒童失去建立正常性取向的機會，所以LGBT群體領養兒童并沒有得到多數人的認可，反而反對的聲音要高得多，因此，我們有必要思考，LGBT領養兒童是否合適？我們應當滿足LGBT群體的需求，還是應為孩子也許的未來擔憂？但在美國，數據顯示有一百萬至六百萬的孩子由公開認可身份的同性戀撫養，這些孩子有親生的、收養的，也有通過人工受孕的方式懷孕所生。有專業人士做出了綜合性的評價，在傷害、自尊、性傾向等指標中，單親異性戀家庭的問題比雙親同性戀家庭的問題更嚴重。在某些方面，同性戀家庭長大的孩子或許表現更為杰出，比如，自律，自尊，較少出現心理問題。同性戀的子女的確會因父母因素經受一些嘲笑，但是他們的自尊水平不比異性戀家庭長大的孩子的自尊水平低。這個調查結論明顯否認了我們對同性戀家庭領養兒童的顧慮。直到現在，同性戀者是否有權利擁有子女仍是一個非常具有爭議性的話題，我們有必要繼續調查研究。四、LGBT問題的因素（1）社會文化約束我國目前仍然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仍然是家庭倫理與規范的基礎，儒家強調對父母要孝敬無違(裴夕,2023)，而傳宗接代的需要與父母相對守舊的價值觀都不允許同性戀行為發生在自子女身上。在宗教信仰上，相比國外強烈的宗教意識與社會事務參與意識，國內與LGBT不相關的人群并不會極力的反的LGBT的發展。（2）法律人們對同性婚姻最重要的爭議點是：同性戀和同性婚姻不同，同性戀是私人問題，而同性婚姻則涉及到繼承權、社會福利、領養兒童、納稅等法律和社會問題。而在這些后期的法律問題之前，是同性結婚得到法律認可。目前我國對于同性戀沒有明確的法律條文加以嚴禁，發生在兩個成年人之間的自愿的同性戀行為，只要不涉及未成年人，無人告訴，很少會導致法律制裁。但假如涉及未成年人，則也許按雞奸罪論處；假如有人起訴，也許按流氓罪論處；此外，警方會在同性戀活動場合實行臨時拘捕，以維護治安，但一般都會很開放掉。另一方面，我國不認可同性戀婚姻，并且同性戀婚姻問題遠遠提不上立法的日程。（李銀河，2023）究其因素，馬平指出，我國當前的法文化下，法律對同性戀保持距離、未予“言說”，在實際中多數只能被認為是一種“不予置評”，并不能被認為“法并未嚴禁的自由”之強有力理由。（馬平，2023）總的來說，法律沒有保護同性戀群體免于一些損失，與此同時，現有的與婚姻家庭相關的法律都是為異性戀者涉及的，在一定限度上還損害了同性戀者的權宜，而這種“不予置評”反映出的法文化語境才是同性戀者權力無法得到保障的根源。同性結婚只是法律需要邁出的艱難的第一步，接下面對得劇烈變化的社會，同性婚姻之后的法律調整與完善問題才是更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