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盈余自由時間的力量目錄\h第1章當自由時間累積成認知盈余\h第2章工具賦予的可能性\h第3章無酬的動機\h第4章“我們”為“我們”創造機會\h第5章這是一個創造慷慨文化的時代\h第6章從公用價值到公民價值\h第7章尋找鼠標，世界是“閑”的第1章當自由時間累積成認知盈余美國人一年花在看電視上的時間約為2000億個小時，這幾乎是2000個維基百科項目每年所需要的時間。想象一下，如果我們將全世界受教育公民的自由時間看成一個集合體，一種認知盈余，那么，這種盈余會有多大？我們已經忘記了我們的自由時間始終是屬于我們自己的，我們可以憑借自己的意愿來消費它們，我們可以通過累積將平庸變成優秀，而真正的鴻溝在于什么都不做和做點兒什么。龐大的選擇是一種集體行為，是數以百萬計的微小選擇的集合。全世界的認知盈余太多了，多到即使微小的變化都能累積成巨大的后果。20世紀，社會生活的原子化使我們遠離了參與文化，以至于當它回歸時，我們需要用“參與文化”這樣一個詞匯來描述它。將我們的關注點拓展到包括創造和分享，并不需要通過個人行為的大幅度轉變來使結果發生巨大變化。18世紀20年代，整個倫敦正忙著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整個城市都陷入了對杜松子酒的狂熱之中，這種現象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從農村來城市找工作的人所推動的。杜松子酒具有不少吸引人的特質：釀造它的谷物在當地就能買到；它的包裝比啤酒更有型；它比進口葡萄酒便宜得多。因此杜松子酒成為了這些深深地承受著新城市生活壓力的新興人群的一種麻醉劑，生活壓力催生了一系列新的行為舉止，包括對杜松子酒的狂熱。賣杜松子酒的手推車在倫敦街頭隨處可見；如果你買不起一整杯的話，你可以買一塊被酒浸泡過的抹布；如果你醉了，需要睡一覺來解酒，會有價格低廉的小旅館按鐘點出租草席供你休息，而這門生意也相當興旺。對于那些突然陷入一種陌生而又缺乏人情味的生活的人來說，杜松子酒就像一種社會潤滑劑，使他們不至于徹底崩潰。杜松子酒能讓它的消費者一點一點地崩潰。這是一種城市規模的集體性酗酒。對杜松子酒的狂熱確有其事：在18世紀初，杜松子酒的消費突飛猛進，甚至當啤酒和葡萄酒銷量不佳時依然如此。這也是一種認知的轉變。英格蘭的權貴們對他們在倫敦街頭看到的景象越來越警覺了。人口數量以一種史無前例的速率增長，可以預見隨之而來的一系列生活環境、公共衛生以及各種犯罪問題的不斷滋長。尤其讓他們感到不安的是，倫敦的婦女也開始沉溺于酒精，她們經常聚在那些有男有女的杜松子酒廊里，用自己的行為來肯定杜松子酒對社會規范的腐蝕作用。人們為什么會喝杜松子酒并不難理解，它兼具口感好與容易讓人喝醉兩種特點，是一種迷人的混合物，尤其是在一個清醒節制被高估的混亂世界里。在早年的工業社會中，飲用杜松子酒為涌入城市、尤其是集中在倫敦的人群提供了一種應對機制。工業化使倫敦成為了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從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中葉，倫敦人口的增幅達到英國全境人口增幅的2.5倍；到1750年，每10個英國人中就有1個住在倫敦，這個比例在一個世紀以前是25∶1。工業化不僅創造了新的工作方式，還創造了新的生活方式，因為人口重置破壞了鄉村生活所共有的古老習慣，而大量人口涌入也使新的人口密度破壞了舊有的城市生活模式。為了恢復工業化前的社會規范，從18世紀20年代末起，議會開始查封杜松子酒。此后歷經30余年，議會通過了一條又一條法律來禁止生產、消費和銷售杜松子酒。委婉地說，這種策略沒有見效，結果卻演變成了一場長達30年之久的貓捉老鼠游戲。現實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議會禁止“調味烈酒”，于是釀酒商便不再在酒漿中加入杜松子。銷售杜松子酒被宣布為非法，婦女們便將賣酒用的酒瓶藏在裙子底下。還有一些深具企業家精神的小販創造了一種名叫“喵咪咪”的櫥柜，它被放置在街邊，顧客可以隨意接近。只要顧客知道密碼，把錢交給里面的賣主，就能買到一小杯杜松子酒。平息這種狂熱的并不是任何一套法律。杜松子酒的消費被視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然而事實上它作為表象反映出了一個真正的問題——戲劇性的社會變革，以及舊有城市模式在適應這種變化時表現出的乏力。幫助平息對杜松子酒的狂熱的，正是圍繞著倫敦令人難以置信的社會密度產生的新城市現狀進行的社會重建。這種重建最終將倫敦變成了大家公認的最早一批現代化城市之一。當談論起“工業化社會”時，我們所說的很多制度事實上都是應工業化的環境而生，而非由工業化本身造成的。互助型社會使除開家族和宗教關系外的人們也能共同處理風險。集中的人口促使咖啡館以及后來的餐館遍地開花。政黨也開始招募城市中的窮人，并將響應他們的人提名為候選人。只有在城市密度不再被視為危機，而僅僅被當做一個事實甚至機會時，才會出現上述這些變化。造成杜松子酒大量消費的原因，有一半是人們想通過麻痹自己來抵御對城市生活的恐懼，而這種消費開始回落，是因為新的社會結構減輕了這種恐懼。人口數量和社會總財富的增長使創造新的社會制度成為可能。和喪失理智的群眾不同，新社會的建筑師們察覺到，工業化的副產品——某種公民盈余（civicsurplus）出現了。那我們呢？我們在歷史上的代際變遷又是怎樣的呢？那一部分仍時常被我們稱做“工業化社會”的全球人口，事實上早已轉變成后工業化形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出現了農村人口流失、城市化發展以及郊區人口密度增長的趨勢，輔以在幾乎所有人群中都不斷提高的教育水平，標志著愿意思考和談話、而不是生產或運輸物料的人數的空前增加。在這樣的轉變過程中，我們的“杜松子酒”，一種雖飽受批評卻能讓我們在由一個社會轉變為另一個社會的過程中放輕松的潤滑劑，會是什么呢？答案是情景喜劇（sitcom）。看喜劇，或者肥皂劇（soapopera）、古裝劇（costumedrama）以及電視上播出的各種娛樂節目，侵吞了發達國家公民的大量自由時間。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持續增長的國內生產總值、教育水平以及人均壽命迫使工業化社會去努力解決一個全國性的、之前從未遇到過的問題，那就是自由時間。受教育人群可支配的自由時間不斷累積并激增，究其原因，一是受教育人群自身數量飛漲，二是人們壽命越來越長但工作時間卻越來越短。（有部分人口在20世紀40年代前便經歷了教育和自由時間的急劇上升，但當時這種趨勢僅發生在城市地區，并且大蕭條推翻了很多當時的潮流，無論涉及到教育還是下班后的時間。）這一改變還削弱了傳統消磨時間的方式，而這種削弱是郊區化的產物——遠離城市，遠離鄰里，不斷更換工作，不斷搬家。戰后美國每年積累的自由時間總計有數十億小時之多，但是人們野炊的頻率和保齡球社團的數量卻開始出現倒退。我們究竟用這些時間做什么去了？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在看電視。我們看《我愛露西》（ILoveLucy）\h[1]，看《蓋里甘的島》（Gilligan'sIsland）\h[2]，看《馬爾柯姆的一家》（MalcolmintheMiddle）\h[3]，看《絕望的主婦》（DesperateHousewives）\h[4]。我們有太多有待消磨的自由時間，但能消磨這些時間的趣事卻太少，以至于每個發達國家的公民都開始看電視，好像這是一種義務似的。很快看電視就消耗掉了我們最大部分的自由時間：全世界的人們平均每周花在看電視上的時間超過20小時。在媒介史上，只有廣播和電視一樣做到過無處不在，并且很多時候，收聽廣播都伴隨著其他活動，比如工作或者旅行。而通常情況下，對大多數人來講，看電視就是他們在從事的活動。因為電視同時調動視覺和聽覺，甚至只是稍微關注一下的人都會挪不開步子。作為消費的先決條件，電視把人們粘在了椅子和沙發上。情景喜劇就是我們的杜松子酒，是在面對社會變遷危機時的一種能夠無限擴張的反應。通過飲用杜松子酒的行為，不難解釋為什么人們會看電視節目——有一部分確實不錯。令人難以解釋的是，收看電視節目是怎么一步一步成為每一個發達國家市民的第二職業的。藥理學家會說：“過量成毒藥。”適量攝入酒精和咖啡因都沒問題，可過量就會致命。同樣，電視的問題也不在于節目的內容，而在于節目的量：對于個人以及整個文化的影響都取決于量。我們不僅收看好節目和爛節目，其實我們什么都看——情景喜劇、肥皂劇、電視導購節目（infomercial）以及家庭購物節目。人們往往在關心當時正在播放什么節目之前就已經決定要看電視。關鍵并不在于我們看什么，而在于我們一生會看多長時間，是一個又一個小時，日復一日，還是年復一年。某個出生于1960年的人到目前為止已經看了約5萬小時的電視節目，而且很有可能在他離世之前還會再看3萬小時。這種狀況并非美國獨有。20世紀50年代以來，任何一個GDP持續增長的國家都無一例外地面臨人類事務的重新排序。整個發達國家社會做得最多的三件事，分別是工作、睡覺和看電視。盡管已經有相當多的證據表明看電視過多是造成人們不快樂的原因之一，但現實依然如故。2007年，在由《經濟心理學》雜志（JournalofEconomicPsychology）發起的一項《看電視讓我們變快樂了嗎？》（DoesWatchingTVMakeUsHappy?）的讓人如夢方醒的研究中，行為經濟學家布魯諾·弗雷（BrunoFrey）、克里斯蒂娜·貝尼希（ChristineBenesch）和阿洛伊斯·斯塔策（AloisStutzer）斷定，不僅不快樂的人群比快樂的人群看更多電視，而且人們常常會為了看電視而把其他活動推到一邊，而那些活動雖然并非即刻愉悅人心，但卻能提供長久的滿足感。從另一方面來說，花過多時間來看電視和不斷增長的物質欲以及焦慮感存在著聯系。對于看過多電視可能對身體有害的思考一直被人提及。近半個世紀以來，媒介批評家們面對電視給社會帶來的影響不斷地絞著他們的雙手，連手掌心都快搓破了。從牛頓·米諾（NewtonMinow）\h[5]稱電視為“茫茫荒原”（vastwasteland）的著名論述，到“傻瓜盒子”（idiotbox）或“蠢材顯像管”（boobtube）等綽號，再到羅納德·達爾（RonaldDahl）在《查理和巧克力工廠》（CharlieandtheChocolateFactory）中對癡迷于電視的邁克·蒂維（MikeTeavee）的缺德描述。\h[6]盡管說了那么多刻薄話，他們的抱怨卻從來都沒起作用——在過去50年中，人們用于看電視的平均時間每年都在增長。我們已經了解了電視對人們快樂程度的影響，這些了解起初只是道聽途說，后來有數十年心理學方面的研究做支持，但仍然沒有阻礙人們看電視時間的增長，這一活動仍然主宰著我們的休閑時間。為什么會這樣呢？議會的反對并沒有減少人們對杜松子酒的消費，出于同樣的原因，急劇增長的電視觀看本身也并不是問題，它只是問題的一種反映形式。人類是社會性動物，但自由時間的激增和某種社會資產的穩步減少趨于一致，這種社會資產便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依靠。線索之一便是，觀察電視收看時間的急速增長是如何導致其他活動，尤其是社交活動被取代的。正如吉伯·福爾斯（JibFowles）在《為何觀看》（WhyViewersWatch）一書中所解釋的，“看電視主要替代了三項活動：其他娛樂、社交，以及睡眠。”一種叫做“社交替代假說”（socialsurrogacyhypothesis）的理論認為，電視的消極作用之一是，它減少了人與人之間接觸的時間。社交替代分為兩部分。福爾斯陳述了第一部分——我們已經看了太多電視，以至于取代了我們消磨時間的其他方式，包括和家人及朋友在一起的時間；另一部分則是熒幕上的人物組成了一群想象中的朋友。來自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的心理學家杰伊·德里克（JayeDerrick）、希拉·加布里埃爾（ShiraGabriel），以及來自邁阿密大學的庫爾特·胡根伯格（KurtHugenberg）共同研究得出，當人們感覺孤獨時，會轉臺到自己喜歡的電視節目，收看這些節目會讓他們感到不那么孤獨。這種轉移解釋了電視是如何成為最受擁戴的可選活動的，甚至當收看時間多到和不愉快密切相關并誘發不快時依然如此：不管看電視有什么壞處，反正總比感覺自己很孤獨要好，即使事實上你確實是孤獨的。因為看電視是一件可以獨立完成的事情，而且電視在緩解人們孤獨感的同時，恰好具備能夠流行起來的特性，尤其是當社會由人口稠密的城市和聯系緊密的鄉村走向通勤工作和頻繁遷移造成的相對斷裂時。只要家里有一臺電視機，那人們即使想要多看一個小時也不需要付出額外的代價。于是看電視創造了某種單調的重復工作（treadmill）。路易吉諾·布魯尼（LuiginaoBruni）和盧卡·斯坦卡（LucaStanca）在《經濟行為與組織》雜志（JournalofEconomicBehaviorandOrganization）中一篇《獨自觀看》（WatchingAlone）的論文中指出，看電視在通過單獨活動推掉社交活動的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馬可·桂（MarcoGui）和盧卡·斯坦卡在他們2009年的論文《看電視，滿足感和幸福感》（TelevisionViewing,SatisfactionandHappiness）中也提到了相同的現象：電視在提高人們的實利主義和物欲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因而能導致個體低估人際關系給生活帶來滿足感的相對重要性，也因此導致了人們過多地從事產生收益的活動而對關系活動投入不足。將“對關系活動投入不足”這句干巴巴的經濟學術語譯成通俗語言，就是指花很少時間來陪家人和朋友。正是由于看太多的電視使我們將更多的精力轉而投入到物質滿足上，因此花在社交方面的時間就減少了。我真正弄明白人們為何決定把最大部分的自由時間花在對單一媒介的消費上，是在2008年我寫的一本關于社會化媒體的書《未來是濕的》（HereComesEverybody）\h[7]出版以后。當時一位電視制片人在試圖決定是否讓我在她的節目上討論這本書時問我：“你認為目前社會化媒體有哪些有趣的用處？”我向她提起了維基百科，一部經協作完成的百科全書，我還向她提及了維基百科上關于冥王星的文章。早在2006年，冥王星就被從太陽系行星俱樂部中剔除了——天文學家認定它和其他行星很不一樣，因此他們計劃對行星進行重新定義，以將冥王星排除在外。此事件引發了對維基百科上冥王星這一詞條的編輯高峰。考慮到冥王星地位的改變，人們頻繁地對該詞條進行編輯修改。最熱衷于此事的一小組編輯人員，在如何最貼切描述冥王星地位的改變這一問題上，并未達成一致。他們更新了關于冥王星的詞條——從章節到句子，甚至到詞語的選擇都互相較勁，最終把文章的本質內容從“冥王星是太陽系第九大行星”改成了“冥王星是一顆位于太陽系邊緣，形狀不規則，圍繞不規則軌道旋轉的石頭”。我原以為那位制片人和我會開始一個關于知識的社會結構、權力的本質或者任何一個談到維基百科都經常會引出的話題。但是，她沒有提到任何此類問題。相反，她嘆息道：“人們哪兒來的時間？”聽到這些，我立刻插話說：“別人可以問，但是做電視這一行的人絕對不能問這樣的問題。你應該清楚那些時間是從哪兒來的。”她知道，因為她供職于一個在過去50年中消磨掉公民大量自由時間的行業。想象一下，如果我們將全世界受教育公民的自由時間看成一個集合體，一種認知盈余（cognitivesurplus），那么，這種盈余會有多大？為了算清這筆賬，需要一個計量單位，那么就讓我們從維基百科開始吧。設想將所有人花在維基百科上的時間總數作為一種計量單位——將對每一篇文章的每一處編輯，對每一次編輯的討論，包括用維基百科上現有的任何一種語言完成的，時間統統加起來，截至我跟電視制片人說話的那一刻，大概代表了一億個小時的人類思考。馬丁·瓦滕伯格（MartinWattenberg），一位致力于研究維基百科的IBM研究員，幫助我得到了這一數據。雖然他用的是“在信封背面涂涂畫畫”的粗略算法，但在數量級方面是正確無誤的。顯然，累計達一億小時的思考時間已經很多了，然而和我們花在電視上的時間相比，這些時間仍是小巫見大巫。美國人一年花在看電視上的時間大約是2000億個小時。這幾乎是2000個維基百科項目每年所需要的時間，甚至這個時間的一個零頭都無比龐大：每周末我們都會花大約1億小時僅僅用來看電視。這是很大一部分盈余。那些提出“人們哪兒來的時間”花在維基百科上的人沒有意識到，相比我們全部所擁有的自由時間的總和而言，維基百科項目所占用的時間是多么微不足道。這是一個不平凡的時代，因為我們現在可以把自由時間當做一種普遍的社會資產，用于大型的共同創造的項目，而不是一組僅供個人消磨的一連串時間。一開始社會完全不知道應該如何處理任何盈余——這也正是為什么這些時間會成為盈余的原因所在。大多數情況下，當余下一塊很大規模的自由時間時（每年數以十億計甚至數以萬億計小時），我們便會將它消磨在看電視上，因為我們認為以這種方式來消磨這部分時間比現有其他可供選擇的方式要好。當然，我們也可以在室外玩耍，讀書看報，或者和朋友一起搞音樂創作。但大多數情況下我們不會那么做，因為和簡單地坐下看電視相比，那些活動的門檻太高。發達國家的生活中包含了太多消極參與：我們在工作中是辦公室寄生蟲，在家又成了沙發土豆。如果認定比起其他事情來，我們更想做消極參與者，那么這種狀態就很容易解釋。這種現實在過去數十年中似乎合情合理。很多證據支持這一觀點，而反對之聲并不多。然而現在，在電視歷史上首次出現了一部分年輕人看電視的時間少于他們父輩的現象。一些針對中學生、寬帶用戶和YouTube用戶的研究已經注意到了這種變化，并且基本的觀察結果總是一致的：擁有更快捷的互動媒介的年輕一代正在把他們的行為從單純對媒介的消費中轉變過來。甚至當他們觀看在線視頻的時候，這種行為看似和看電視沒什么兩樣，但他們卻有機會針對這些素材發表評論、分享、貼上標簽、評分或者排名，當然還可以和世界上其他的觀眾一起討論。丹·希爾（DanHill）在一篇被廣泛轉載的網絡文章《為什么〈迷失〉\h[8]會成為一種新媒介》中指出，這部電視劇的觀眾不僅僅是觀眾——他們協同創造了一部圍繞此劇的內容匯編，叫做“迷失百科”（Lostpedia）——真的，除此之外還能叫什么呢。換句話說，甚至當他們看電視的時候，很多互聯網用戶都會參與進來，而這種和參與相關的行為同消極的消費行為之間存在著某種區別。導致電視消費量減少的選擇可以是微小的，同時也可以是龐大的。微小的選擇是一種個人行為，一個人只是簡單地決定下一個小時是用來和朋友聊天、玩游戲還是創造一些事物，而不再是單純地看電視。龐大的選擇則是一種集體行為，是數以百萬計的微小選擇的集合。整個人群中不斷累積的對參與態度的轉變，使得維基百科的產生成為可能。這種對自由時間的使用選擇使得電視行業為之震驚，因為“看電視是消磨時光的最好辦法，這一曾經為觀眾所認可的觀念”，已經作為社會的一種不變特征存在了很久。一位研究協同工作的英國學者查理·利德比特（CharlieLeadbeater）在報告中指出，一位電視主管人員最近告訴他，年輕人的分享行為會隨著他們長大而逐漸消失，因為工作會耗費他們太多的精力，以至于在他們回家后的空閑時間里除了“癱在電視機前”什么都不想做。輕信“這種行為過去穩定，因此將來也會穩定”是錯誤的——這不僅僅錯誤，而且構成了一種特殊的錯誤。奶昔錯誤麥當勞想提高奶昔銷量，因此雇用了一些研究員來弄清楚顧客最關注奶昔的哪種特質。是要做得更稠？更甜？還是更涼？幾乎所有研究員關注的都是產品。然而其中一個叫杰拉德·博斯特爾（GeraldBerstell）的研究員卻選擇了忽略奶昔本身，對顧客進行研究。他每天坐在麥當勞里長達18個小時，觀察都有哪些人在什么時候買奶昔。最終，他得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發現：很多奶昔都是在早上被銷售出去的——奇怪，顯然在早上8點時喝奶昔并不適合火腿、雞蛋這樣的早餐樣式。博斯特爾還從早上購買奶昔的人群的行為中得出了三條其他線索，買家通常獨自一人，除了奶昔外他們幾乎不買任何其他食物，他們從不在店里喝奶昔。顯然這些早餐喝奶昔的人都是上班族，他們打算在開車上班途中喝。這些行為實際上顯而易見，但其他研究人員卻忽略了，因為它們不符合有關奶昔和早餐的正常思維。博斯特爾和他的同事們在發表于《哈佛商業評論》的一篇《為你的產品找到正確的角色》（FindingtheRightJobforYourProduct）的文章中指出，理解到底發生了什么事的關鍵是停止孤立地觀察產品，并放棄對早餐的傳統理解。取而代之的是，博斯特爾關注著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顧客早上8點鐘購買奶昔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想在開車的時候進食，就必須選一些可以用一只手吃的東西。它不能太燙，不能濺得到處都是，也不能太油膩。同時它必須可口，并且需要花一些時間來吃完。沒有一種傳統早餐符合這些訴求，因此那些顧客會購買奶昔來取而代之，不再顧及刻板的早餐傳統。除了博斯特爾外，所有研究人員都忽略了這一事實。他們犯了兩種錯誤，我們可以稱之為“奶昔錯誤”（milkshakemistakes）。第一種錯誤是主要關注產品本身，認為對于產品來講每個要點都存在于產品的屬性中，沒有顧及到顧客想讓它扮演怎樣的角色，即他們購買奶昔的目的是什么。第二種錯誤是對人們早餐常吃食物種類的觀念過于狹隘，仿佛所有習慣都是根深蒂固的傳統，而不是累積起來的偶然事件一樣。當顧客需要食物來起一些非傳統的作用時——在他們早晨上班的路途中作為填飽肚子的東西和娛樂，那么不管是奶昔本身還是早餐的歷史就都不重要了，顧客并不是為了這些原因而購買奶昔的。聯想到媒體，我們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當我們談起網絡和短信的作用時，我們很容易犯奶昔錯誤，我們只會關注工具本身。我這么說是根據我的自身經驗，20世紀90年代我開展了大量關于電腦和互聯網性能的研究，卻很少考慮到其實是人類的欲望塑造了它們。新媒體工具的社會化應用令人驚嘆，究其原因，一部分在于這些應用方式的可能性并不固有存在于工具本身之中。從便攜式收音機到個人電腦，整整一代人在個人技術的伴隨下成長起來，因此他們會把新的媒體工具納為己用也并不奇怪。然而，人們對社會科技的使用卻很少由工具本身來決定。當我們使用網絡時，最重要的是我們獲得了同他人聯系的接口。我們想和別人聯系在一起，這是一種電視無法替代的訴求，但實際上我們可以通過使用社會化媒體來滿足它。我們很容易設想，當今的世界反映了某種對社會的理想表達，所有背離這種神圣傳統的事情都是駭人聽聞和不正當的。盡管互聯網已經出現了40年，萬維網技術也已出現了20年，社會中以往喜歡將大量自由時間用于消費的個體成員開始主動創造并分享事物，但仍有很多人對此感到驚訝。和以往相比，這種創造并分享的行為的確令人驚訝。然而媒介的單純消費從來都不是一個神圣的傳統，它們僅僅是一連串偶然事件的累積，當人們使用新的傳播工具能達到舊有媒體無法完成的目標時，它們就失效了。舉例來說，一種叫做Ushahidi\h[9]的服務平臺被開發出來，用于幫助肯尼亞居民對發生種族暴力進行預警。2007年12月，一次極具爭議的選舉使得支持和反對姆瓦伊·齊貝吉（MwaiKibaki）總統的雙方陷入針鋒相對的境地。一位名叫奧賴·奧科羅（OryOkolloh）的肯尼亞政治活躍人士，在自己的博客上記錄了一次由于肯尼亞政府禁止主流媒體報道而引發的暴力沖突。而后她請讀者將他們所見證的暴力，通過電子郵件或者在她的博客上發表評論的形式傳遞出來。事實證明這種方式非常受歡迎，她的博客“肯尼亞博學者”（KenyanPundit）成為第一人稱報道的一個重要來源。人們對此事的關注度不斷上升，以至于短短數日后奧科羅的博客便再也無法承受如此龐大的信息量。于是她設想了一種服務平臺，并把它命名為“Ushahidi”，這個平臺可以自動收集群眾的報道（她曾經是手動收集的），并且能在地圖上實時顯示報道中沖突發生的地點。她在博客中流露出了這個想法，引起了程序員埃里克·赫斯曼（ErikHersman）和大衛·考比亞（DavidKobia）的興趣。他們三人進行了一次電話會議，仔細討論了如何使這種服務平臺有效運作。三天后，第一版Ushahidi平臺問世了。肯尼亞選舉后，人們通常只能發現發生在他們身邊的暴力沖突。因為沒有社會資源，人們無法確認出事地點，無法了解到底發生了什么，也無法知道如何提供援助。我們通常依靠政府或者專業媒體來獲得集體暴亂方面的信息，但在2008年初的肯尼亞，鑒于黨派狂熱和審查機制，專業媒體不會報道這些內容，而政府對此也不愿意報道任何消息。Ushahidi的開發被用于收集那些可用但分散的信息，將所有個人觀察所得的碎片編織成一幅全國性的畫面。即使公眾想了解的信息存在于政府的某些機構，但由于Ushahidi的信息是由市民們提供的點點滴滴經過重現所繪制出來的，因此它們比權威部門的信息更容易獲得。這個項目雖從網頁開始起步，但Ushahidi的開發人員很快便增加了可以通過手機短信來上傳信息的功能，此時報道的信息流才真正開始不停地涌入。在Ushahidi啟動了數月后，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做了一次分析。通過對比Ushahidi和主流媒體提供的數據，他們認為Ushahidi在報道暴力沖突的發生、沖突后的抗議以及非死亡暴力事件方面做得更好，并且報道范圍也更大——涵蓋了廣闊的地理區域，包括農村地區。所有這些信息都是有用的——全世界的政府在被關注時都顯得對公民不那么極端，同時，肯尼亞的非政府組織通過對這些數據的使用來鎖定人道主義救援對象。但這僅僅是一個開始。在意識到這個網站的潛力后，創立者們決定將Ushahidi變成一個平臺，任何人都能設立自己的服務并通過短信來收集、定位信息。這個想法使充分利用大量集體信息變得容易，并且從最初的肯尼亞開始向別國傳播開去。自從它在2008年首次亮相以來，Ushahidi已經被用于追蹤剛果國內類似的暴力事件，用于監督印度和墨西哥的投票點及預防投票者作弊，用于報道數個東非國家的重要藥品供應量，還曾用于海地和智利地震后的傷員搜救工作。少數人使用廉價的工具，投入很少時間和金錢，就能在社會中開拓出足夠多的集體善意，創造出5年前沒人能夠想象的資源。和許多有意義的故事一樣，Ushahidi的故事教會了我們幾個不同的道理：人們想做一些事情來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當他們受到邀請時愿意伸出援手；在嘗試新事物時，使用簡單靈活的工具可以排除很多困難；如果你想充分利用認知盈余，不必擁有一臺高級的電腦，一部手機就足夠了。然而這個故事教給我們最重要的道理之一是：一旦你弄明白如何通過一種讓他人在意的方式來充分利用認知盈余，那么他人也會復制你的技術，一而再再而三地傳遍世界。為幫助困境中痛苦的人們而設計出來的Ushahidi網站是偉大的，然而并非所有的傳播工具都被如此大量地使用。事實上，大多數情況都并非如此。每個人都看得到像Ushahidi或維基百科這樣杰出的項目，然而，與它們相對應的，存在著無數的做完即廢的一次性工作，這些工作投入極少，除了成為低俗笑話，也起不到更積極的作用。眼下最標準的例子就是“大笑貓”（lolcat），一張可愛的貓咪圖片會因為被加上一個可愛的標題而顯得更可愛。“貓配標題”這種做法的理想效果是能讓觀眾大聲笑出來，因此在“貓”前面加上“大笑”二字。收集這類圖片最多的是一家名叫ICanHasCheezburg的網站，它是以它最初的圖像來命名的：一只灰色的貓張著嘴，狂躁地瞪著眼睛，配以“我能吃奶酪三明治嗎？”的標題（“大笑貓”的糟糕拼寫讓它聲名狼藉）。ICanHasCheezburg網站擁有超過3000幅“大笑貓”的圖片，比如“我今天過得不爽”、“我偷了你一些吃的，謝謝，再見”以及“強盜貓剛吃了你的玉米煎餅”。每個標題下都跟著數以百計也以“大笑貓”口吻寫的評論。我們現在已經遠離了Ushahidi。“大笑貓”的誕生過程可以被提名為最愚蠢的創造行為。當然也會有其他候選者，但“大笑貓”無疑是其中最全面的案例之一。成型很快，也不需要什么技術含量，一張“大笑貓”圖片所擁有的社會價值僅僅和一個坐上去就發出放屁聲的墊子相當，它的文化壽命如同蜉蝣一般短暫。任何看到“大笑貓”的人都會在第一時間得到一條與之相關聯的信息：你也能玩這個游戲。由于“大笑貓”被創造得如此輕而易舉，因此誰都可以在一只可愛的貓咪圖片旁加上一個笨拙的標題（狗、大頰鼠或海象——在ICanhasCheezburg網站上，大家在浪費時間方面是平等的），然后和全世界分享這一創造。“大笑貓”圖片雖然不能說話，但它們內部卻存在著種種統一的準則，從“標題要按照發音來拼寫”到“字母要用無襯線字體”。就連愚蠢的深度也得加以規定，換句話說，某些方式創造出的“大笑貓”是錯誤的，而另一些方式創造出的“大笑貓”是正確的，也就是說，這其中存在著一定的質量標準，甚至制約。無論這個世界對下一只“大笑貓”的需求有多小，“你也能玩這個游戲”的信息相對我們所習慣的媒介來說體現出了一種變化。再愚蠢的創造也是一種創造。很多針對“大笑貓”的反對之聲都著眼于它有多么愚蠢：就算你的貓讓人笑死，也沒有多大的意義。就創造的范圍來說，平庸和優秀之間確實有著天壤之別。然而，不管怎樣，平庸仍然處在創造的范圍內，你可以通過累積將平庸變成優秀。真正的鴻溝在于什么都不做和做點兒什么之間，而創造“大笑貓”的人已經跨過了這道坎。只要媒介的假定目的是允許普通人消費那些經專業創造而成的素材，那么經業余創造的素材的增值便顯得難以理解。業余創造的素材顯得很不專業——例如“大笑貓”就是卡通網絡的一種低質量替代品。但是在這一整段時間里，如果我們使用媒介的目的不僅僅是讓它提供專業內容呢？如果我們一直以來總是既想生產又想消費，但是沒有人給我們這樣的機會呢？“你也可以玩這個游戲”中蘊含的愉悅并不僅僅存在于創造，它同樣存在于分享中。“用戶生成的內容”（user-generatedcontent）這個當前用于描述業余者的創造行動的詞組所闡述的其實不僅僅是個人行為，更是一種社會行為。“大笑貓”不僅僅是由用戶生成的，它更是被用戶分享的東西。事實上，分享才是愉悅的來源——沒有人創造一只“大笑貓”的目的是為了給自己留著。20世紀，社會生活的原子化使我們遠離了參與文化，以至于當它回歸時，我們需要用“參與文化”（participatoryculture）這樣一個詞匯來描述它。在20世紀之前，我們并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詞組來形容參與文化。這實際上是一種同義反復，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參與——聚會、活動和表演，除了這些地方，文化還能從哪兒來呢？和別人一起創造并分享某樣事物，這一簡單的舉動至少代表了對某種舊有文化模型的回應，而這種文化模型現在正披著科技的外衣。只要你接受了人們實際上很喜歡創造并分享事物這個觀點，不管分享的內容有多笨拙，完成得有多糟糕，并且能夠理解“讓彼此都能歡笑”和“付錢讓別人做一些讓我們發笑的事情”是兩種不同行為的話，那么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卡通網絡就成了“大笑貓”的一種低質量替代品了。多即是不同當人們在調查一種像維基百科、Ushahidi或者“大笑貓”這樣的新興文化產物時，要回答“人們哪兒來的時間”這樣的問題出人意料地簡單。我們總能抽出時間來做我們感興趣的事情，因為那些事情吸引著我們，而這些時間是從爭取每周40小時工作制的斗爭中得來的。在19世紀末為謀求更好的工作環境而進行的抗議活動中，有一句很受歡迎的工人口號是這樣說的：“8小時工作，8小時睡覺，8小時做我們想做的事！”一個多世紀后的今天，對無組織時間顯見而具體的利用已經成為了工業化廉價商品的一部分。然而在過去50年中，我們卻把這來之不易的時間的大部分都花在了一項簡單的活動上，這種行為普遍到連我們自己都已經忘記了我們的空閑時間始終屬于我們自己，我們可以憑自己的意愿來消費它們。“人們哪兒來的時間”，問這樣問題的人通常并不是在尋求答案。這個問題很浮夸，說明問問題的人認為某些特定的行為很愚蠢。在我和前面那位電視制片人的談話中，我也提到了《魔獸世界》（WorldofWarcraft），一款基于包括騎士、精靈和惡魔在內的魔幻設定的網絡游戲。《魔獸世界》中的很多挑戰都非常困難，因為它們很難被單個玩家征服。相反，玩家們需要組織在一起形成公會，即一種由很多成員構成的復雜的虛擬社會結構。在我描述這些公會和需要其成員們完成的任務時，我知道那位制片人是怎樣看待魔獸世界玩家的：成年男女蹲在地下室里扮演精靈？都是些失敗者。答案顯而易見：他們至少在做一些事情。你看過《蓋里甘的島》中的這樣一個情節嗎？人們就快離開那個島的時候蓋里甘陷入了混亂，于是他們沒走成。這個情節我在成長的過程中看過很多遍。每次看到這個時長為半小時的情節時，我都沒有在分享照片、上傳視頻或者在一個郵件列表上對話。對此我曾經有一個不變的借口——那些事情中沒有一件是我小時候就能做的，那時候我能做的就是每年花數千小時在《蓋里甘的島》、《帕特里奇一家》（ThePatridgeFamily）\h[10]和《霹靂嬌娃》（Charlie'sAngels）\h[11]上。不管你認為蹲在地下室里扮精靈有多可憐，我都可以以自身經驗來告訴你：蹲在地下室里糾結金杰（Ginger）和瑪麗·安（MaryAnn）\h[12]誰更可愛更糟糕。戴夫·希基（DavidHickey），一位反傳統的藝術歷史學家和文化批評家，在1997年寫了一篇《和打醬油者搞浪漫》（RomancingtheLooky-Loos）的文章，他在文中討論了各種各樣的音樂聽眾。這篇文章的標題來自于他父親，身為音樂家的父親把一群僅僅去消費的特殊聽眾叫做“打醬油的人”（looky-loos）\h[13]。要做一個打醬油的人首先得去參加一場活動，尤其是現場活動，但他們和你在電視上盲目地收看這個活動的效果一樣：他們在門口買票入場，但對活動沒有做出任何貢獻——沒有給予活動任何肯定或否定，讓你可以與之結伴或者反對他們。而參與者卻不一樣。參與是一種行為，它讓你覺得自己的出席很重要，讓你在看到或聽到某些東西時覺得自己的回應也是活動的一部分。希基引用了音樂家韋綸·詹寧斯（WaylonJennings）在討論為懂得參與的聽眾演奏是怎樣一種感覺時說的一段話：他們從小酒吧里發現了你，因為他們知道你在做什么，于是你便覺得自己是在為他們演奏。而且如果你做錯了，你馬上就會知道。參與者會給反饋，而圍觀者不會。即使在活動結束后，參與行為還能進行得如火如荼——對整個社團的人來說，電影、書籍和電視劇創造的不僅是一種消費的機會。它們創造的還是一種回應、討論、爭辯甚至創造的機會。20世紀的媒介作為一種單一事件發展著，這種單一事件就是消費。在那個時代，鼓舞媒介的問題是：“如果我們生產得更多，你會消費得更多嗎？”人們對于這個問題的普遍回答曾經是“是”，因為人們平均每年都會消費更多的電視資源。但實際上媒介就像鐵人三項運動，由三種不同的活動組成：人們喜歡消費，但他們也喜歡創造和分享。我們總是喜歡所有這三種活動，但直到最近為止，電視媒介依然只回報其中的一種。電視是不平衡的，如果我擁有一個電視臺，而你擁有一臺電視機，那么我可以跟你說話，但你卻無法跟我說話。相反，電話卻是平衡的。如果你購買了消費手段，那么你也自動獲得了創造手段。當你購買電話時，沒有人會問你只用來收聽還是也會用來打電話這樣的問題，參與行為固有地存在于電話中。對于電腦來說也一樣，當你買了一臺可以消費數字內容的機器時，你同時也購買了一臺可以創造內容的機器。此外，你還能和你的朋友分享這些素材，你可以告訴他們你消費、創造和分享的事物。這些并不是它的附加特性，而是基本要素中的一部分。日積月累的跡象表明，如果你為人們提供了創造和分享的機會，那么他們有時會和你辯論，即使他們此前從沒有過那樣的舉動，即使他們對此并不像專業人士那樣精通。這并不能說明我們將停止盲目地看電視，它僅僅說明了消費已經不是我們利用媒介的唯一方式。對于我們每年消耗的一萬億小時的空閑時間來說，任何轉變——不管多么微小，都可能是很大一部分時間。將我們的關注點拓展到包括創造和分享在內，并不需要通過個人行為的大幅度轉變來使結果發生巨大變化。全世界的認知盈余太多了，多到即使微小的變化都能累積成巨大的后果。試想一下，99%的事物都和原先一樣，人們仍像以前那樣消費著99%的電視資源，但那些時間中的1%發生了變化，開始被用于創造和分享。相關人群每年仍然會花多達一萬億小時的時間來看電視，而這些時間中的1%就比每年用于維基百科的時間的一百倍還多。規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為盈余需要能夠被累積起來。對于像Ushahidi這樣的工作，人們必須同心協力貢獻自己的空余時間來創造認知盈余，而不僅僅是完成一系列微不足道而又彼此分離的個人行為。累積規模一部分和受教育人群如何利用空閑時間有關，另一部分則取決于累積行為本身，和人們越來越多地在單一的分享型媒介空間內彼此互聯有關。2010年，全球通過互聯網聯系到一起的人口即將超過20億，手機用戶更是早已突破了30億。因為全世界大概有45億成年人（全球人口約30%的年齡在15歲以下），所以我們生活在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中——對大多數居民來說，作為全球范圍內互動組織的一部分已經變得再正常不過。規模能區分大小盈余作用之間的不同。我第一次發現這個原理是在30年前。那時父母為了給我過16歲生日，送我去紐約城找我的堂兄。我的反應和你們眼中被扔進那種環境的中西部孩子很像，我心中充滿了對高樓、人群和喧鬧的敬畏。但是除了那些大事以外，我還注意到了一件小事——切片比薩，它改變了我對于可能性的觀念。我曾經在我家鄉一家叫做肯氏的比薩店里打工。在那兒我認識到了這樣一個道理：顧客要比薩，你做比薩，20分鐘后你把比薩交到顧客手上。這個過程很簡單，也可預測。但是切片比薩卻完全不同。你不可能知道誰會要一角，因此你要提前把餡餅做好，因為顧客的全部要求就是在20分鐘之內進來拿了切片比薩后走人，而且他們拿的只是一小角比薩，而不是一整塊。在我16歲時，那個啟發了我的切片比薩，它所蘊涵的意義是：當群體足夠大時，不可預知的可以變得可預知。如今任何一天你都不必知道誰會來買比薩，只需要確定一定會有人來買就行。一旦對于需求的確定開始遠離個人顧客，而向集體顧客回流，那么嶄新的行為種類便成為可能。如果我16歲那年有更多的流動資金，那我也會在觀察雇出租車和等公交車兩種行為的過程中發現同樣的原理。更普遍的是，一個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就是它可能發生的次數和頻率的或然率。在我長大的地方，顧客在下午3點購買一小片切片比薩的可能性太低，因此我們不會冒險提前做好一整張比薩。而在34號大街和第六大道的拐角處，你就可以做上一整張比薩來等待生意上門。任何人類活動，無論看上去多么不可能，在人群中發生的可能性都會增加。規模較大的盈余和小盈余就是不同。物理學家菲利普·安德森（PhilipAnderson）說過：“多即不同。”（Moreisdifferent.）當你把某樣東西累積了很多時，它就會以新的形式來表現，而我們新的媒介工具正在以一種空前的規模累積我們創造和分享的個人能力。想想下面這個問題，其答案在近年來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一個拿著相機的人遭遇一件全球性大事件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你從一個自我中心的角度闡述這個問題，那就是，我能遇到這件事的概率有多大？這種概率很小，小到讓人難以察覺，并且從個人角度來推斷的話，總體概率似乎也很小。我們認識新的媒介工具所帶來的文化變革非常艱難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們慣于以自我為中心（egocentric）看待事物，而這是錯誤的路徑。一個拿著相機的人遭遇一件全球性大事的可能性，僅僅和事件目擊者人數以及他們中帶著相機的比例有關。第一個數字會根據事件不同展開上下浮動，而第二個數字——帶著相機的人，從2000年的數百萬人上升到如今的超過十億人。照相機現在已經被植入了手機中，因而提升了隨時會攜帶相機的人數。我們已經多次看到這種新情況產生的作用：2005年倫敦地鐵恐怖襲擊事件、2006年泰國政變、2008年奧克蘭警察殺死黑人奧斯卡·格蘭特（OscarGrant）案，以及2009年伊朗大選后出現的動蕩局面——所有這些和數不清的更多事件都被相機拍了下來，并上傳到網上讓更多人看到。一個拿著相機的人遭遇一件全球性大事的可能性，很快就變成了一個事件會有目擊者看到的可能性。規模上的變化意味著曾經不可能的事情變成了可能，曾經不太可能的事情變成了肯定。我們曾經依靠專業的攝影記者來記錄那些事件，而現在我們越來越多地成為了彼此的基礎設施。用這種方式來看待分享或許比較冷血——我們越來越多地通過陌生人隨機決定分享的內容來了解世界，但即使這樣也是對人類有好處的。正如庫爾特·馮內古特（KurtVonnegut）在《泰坦的海妖》（TheSirensofTitans）中借主角之口說出的：“人身上發生的最糟糕的事就是，他們對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沒有用處。”我們融合認知盈余的方式會讓這種命運不太可能馬上到來。我們正在越來越多地創造和分享媒介，因此我們不得不重新學習“媒介”這個詞代表著什么。“媒介”（media），簡單而言就是任何傳播中的中間層，無論它如字母表般久遠還是像手機般現代。最直接并相對中庸的定義則是，過去數十年中另外一種來自于媒介消費模式的概念：媒介涉及到商業的集合，從報紙雜志到廣播電視，媒介用特殊的方式來創造素材、用特殊的方式來賺錢。如果我們僅僅使用媒介來指代這些商業形式和素材，這個詞匯就會變成一個時代錯誤，而妨礙當今發生的事情。我們平衡消費與創造和分享的能力以及彼此聯系的能力，正在把人們對媒介的認識從一種特殊的經濟部門，轉變為一種有組織的廉價而又全球適用的分享工具。認知盈余，一種全新的資源在這本書中，我講述了隨著全世界累積的自由時間不斷聚集而產生的新資源。使我們有權使用這種資源的最重要的兩個轉變已經產生——全球受教育人口累積起來的每年超過一萬億小時的自由時間，以及公共媒介的發明和擴散，它使得以前被排除在外的普通市民能夠利用自由時間從事自己喜歡或關心的活動。這兩個事實適用于本書中所有的故事，從Ushahidi這樣的富有啟發性的分享到像“大笑貓”那樣僅供自娛自樂的活動。認識到這兩種變化，認識到它們和20世紀媒介的不同，僅僅是理解今天會發生什么和明天可能發生什么的開始。我在之前寫的《未來是濕的》一書中，講述了社會化媒體歷史性的崛起，以及隨之產生的群體行為環境的改變。本書從上一本書遺留的地方開始，觀察人類的聯網如何讓我們將自由時間看成一種共享的全球性資源，并通過設計新的參與及分享方式來利用它們。我們的認知盈余只是一種可能，它自身并不代表任何事物，也做不了任何事情。為了了解我們能利用這一新資源來做什么，我們不僅要了解那些可以利用它的活動種類，而且要知道如何以及在哪里利用它們。當警察想要了解某人是否會采取特殊行動時，他們會尋找一些手段、動機或機會。手段和動機是指怎樣和為什么要采取這種特殊行動，而機會指的是在哪里行動以及和誰一起行動。人們有能力、動機和機會來利用不斷累積的自由時間做一些事情嗎？對這些問題的積極回答能幫助建立人和行動之間的聯系。把這個問題放大來闡述的話，手段、動機和機會能幫助解釋社會上出現的新行為。了解一件因為我們的認知盈余而變得可能的事情，意味著理解我們累積自由時間的方式，利用這種新型資源的動機以及我們事實上正在彼此創造的機會的本質。在接下來的三章中，我將具體闡述怎樣和為什么要利用認知盈余，以及在認知盈余背后存在著什么。盡管花了這些篇幅，我仍然沒有描述我們可以利用認知盈余來做什么，因為我們只有通過集體才能去做事情，這是一個社會性問題，而不僅僅是個人的事。要想從共享的自由時間和才能中得到任何東西，我們必須彼此協作，因此利用認知盈余并不僅僅是個人喜好的堆積。不同用戶群體的文化對成員間的互相期待以及成員如何一起工作的影響巨大。文化會決定我們從認知盈余中獲得的價值中有多少僅僅是公用的（communal），被參與者所欣賞，但對整體社會沒太多用處，而有多少是公民的（civic）。（你可以把“公用”和“公民”的對比看做是“大笑貓”和“Ushahidi”的對比。）在第2章第4章闡述完手段、動機和機會后，我將會講述用戶文化的問題以及公用價值和公民價值的對比。最后一章作為全書推理性最強的一章，具體闡述了我們從對認知盈余的成功利用中獲得的經驗，這些經驗能夠指引我們，因為更多的認知盈余正在以更重要的方式被利用著。盡管由于社會系統的復雜性，尤其是在包含了不同的主動參與者的情況下，這些經驗不能被簡單地當成藥方使用，但它們可以作為一種導軌（guiderail）來幫助你的新項目避免面臨某些特定的困境。從過去孤立的時間和才能中脫穎而出的認知盈余，僅僅是一種原材料。要從中獲得價值，我們必須讓它變得有用或者能利用它做一些事情。我們大家并不僅僅是認知盈余的來源，也是設計它的使用方式的人，這種設計是通過參與，以及當我們以新的方式聯系在一起時對彼此的期待而展開的。\h\h[1]\h《我愛露西》是一部美國黑白電視情景喜劇，由CBS從1951年10月15日到1957年5月6日播放。它是美國20世紀50年代最著名的情景喜劇系列，至今還被認為是最精彩的電視節目之一，被頻繁重播。——譯者注\h\h[2]\h《蓋里甘的島》是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著名情景喜劇，由CBS從1964年9月26日到1967年9月4日播放。——譯者注\h\h[3]\h《馬爾柯姆的一家》是福克斯電視網播出的電視喜劇，從2000年1月9日到2006年5月14日播放，該劇曾獲得多個獎項。——譯者注\h\h[4]\h《絕望的主婦》描寫了一個虛構的美國小鎮上一群婦女的生活，在表面光鮮的郊區社區中，充滿了秘密和罪行。自從該電視劇于2004年10月3日在ABC首播以來，收獲了無數獎項，首播季吸引了2100萬觀眾，在2007年，它成為全世界最流行的電視劇之一，觀眾達1.2億。2010年，它成為全球觀看人數最多的系列劇集，在68個國家和地區中平均擁有5100萬觀眾。它也是2010年美國收益第三大的電視劇，每半小時創收274萬美元。——譯者注\h\h[5]\h牛頓·米諾（1926—)，美國律師，曾任聯邦通信委員會主席。——譯者注\h\h[6]\h《查理和巧克力工廠》是英國作家羅納德·達爾于1964年出版的童書，描寫了查理·貝克特和其他4個孩子在一家巧克力工廠中的冒險。其中一個叫做邁克·蒂維的孩子因為愛看電視，做了很多蠢事。——譯者注\h\h[7]\h本書中文版已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譯者注\h\h[8]\h《迷失》（Lost），ABC于2004—2010年播放的電視連續劇，共有六季，曾獲得多個獎項。——譯者注\h\h[9]\hUshahidi，斯瓦西里語，意為“目擊”或者“證明”。\h\h[10]\h《帕特里奇一家》是ABC播出的美國電視劇，描寫一個喪偶的母親和她的5個孩子如何走上音樂道路的故事。播放時間是1970年9月25日到1974年8月31日。——譯者注\h\h[11]\h《霹靂嬌娃》是一部關于三位女私家偵探的電視連續劇，是比較早地讓婦女扮演傳統上男人占據的角色的作品之一。它從1976—1981年一直在ABC播放，是美國20世紀70年代最成功的電視劇之一。——譯者注\h\h[12]\h《蓋里甘的島》中的兩個女性角色，就好比中文語境中的紅玫瑰與白玫瑰。——譯者注\h\h[13]\h“looky-loos”是一個人造詞，用來指只圍觀、不參與的人，故用中文新詞“打醬油者”譯之。——譯者注第2章工具賦予的可能性當韓國民眾在首爾市中心展開轟轟烈烈的示威游行時，誰也不會想到，在游行中，一半以上的參與者，竟然都是十幾歲的小女孩兒。是什么讓這些年幼到連選舉權都沒有的小姑娘接連數周，夜以繼日地在公園里抗議？……對認知盈余的利用使人們得以用更慷慨、更公開、更加社會化的方式來表現自己。現在，除了時間，我們還擁有任由我們支配的工具，并不是我們的工具塑造了我們的行為，但是工具賦予了行為發生的可能。新的媒體形式囊括了經濟學的轉變，這種轉變很大程度上為我們所見的慷慨、公開、有創造力的行為提供了便捷的方式。原本只能在單向公共媒體（如書籍和電影）和雙向個人媒體（如電話）間進行的選擇，如今擴展出了第三個選項：從個人到公眾的可延展的雙向媒體操作。舊世界已經讓位于一個全新的世界，在這里，大多數形式的交流，不管是公開的還是私下的，都以某種形式可為任何人所用。早在2003年，美國多個牛肉源被發現帶有瘋牛病菌（學名“牛海綿狀腦病”），其后韓國便禁止從美國進口牛肉。除少數的特殊情況外，這項禁令一直持續了5年。一直以來韓國就是美國的第三大牛肉出口市場，因此這項禁令成為了兩國政府間的敏感問題。最終，在2008年4月，韓國總統李明博和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就重新開放韓國對美國的牛肉市場問題進行了磋商，并以此作為兩國更為廣泛的自由貿易協議的試行。表面上看來，這項自由貿易協議結束了此前的禁令，但那是在韓國民眾參與進來之前。當年5月，美國牛肉重返韓國市場的消息一經披露，韓國民眾就在貫穿首爾市中心的綠化帶——清溪川公園舉行了公開抗議。抗議以燭光守夜的形式開始，大量民眾聚集在公園過夜。此次抗議具有一些與眾不同的特點，其一是持續時間長：抗議并沒有逐漸趨于平息，反而持續了數個星期；其二是抗議的涉及面廣：盡管示威開始的時候規模很小，但隨后人數增加到了數千人，最終達到上萬人。截至6月初，此次抗議已成為韓國自1987年爭取恢復民主選舉以來最大規模的抗議示威。大量民眾對清溪川公園的長時間占據破壞了大片綠地。然而，最不同尋常的卻是參與抗議的民眾本身，這里所指的不是民眾的數量，而是他們的構成。此前韓國的抗議游行大多是由政黨或工會組織的。但在針對瘋牛病的抗議中，一半以上的參與者（包括初期的組織者）都是青少年，特別是十幾歲的小女孩兒。這些“燭光女孩”年紀太小而沒有選舉權，她們不是任何政黨的成員，而且她們中的大多數人在此之前也沒有參與過任何公眾性的政治活動。這些人的參與使守夜行動成為韓國首例家庭式抗議：在長達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很多人舉家出現在公園里，他們甚至經常帶著嬰幼兒。無論哪個國家的政府在調查威脅國家安全的可能因素時，都不會擔心十幾歲的小女孩兒。那她們究竟來自哪里呢？這些女孩一直都存在——畢竟，她們是韓國的公民，只是此前她們沒有被大批地動員起來。民主國家既培養也依賴公民的知足常樂。當一個國家的公民足夠滿意而不出現在街上游行的時候，這樣的民主國家是正常運行的；而一旦公民上街示威，那么就意味著這個國家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對了。由此看來，小女孩兒們的參與著實是個問題：是什么令這些年幼到連選舉權都沒有的小姑娘接連數周，夜以繼日地出現在公園里抗議呢？韓國政府曾試圖指責一些政治外圍團體和試圖挑釁的組織蓄意破壞韓美之間的關系，然而此次抗議游行的規模如此之大，持續時間如此之久，很快便令政府之前的解釋顯得空洞無力。這些孩子是怎么變得如此激進的？南加州大學的文化人類學家伊藤瑞子（MimiIto），一位致力于研究青少年行為和通信技術之間的交叉關系的學者，引用一名13歲燭光女孩的話解釋了小姑娘參加抗議的動機，她說：“是因為東方神起（DongBangShinKi，DBSK）我才來這兒的。”東方神起既不是一個政黨組織也不是一個熱衷于政治活動的團體。東方神起只是一個男子樂團（意為“上帝從東方升起”），各地的男子樂團都有這樣一個習慣，樂隊中的每一名成員都象征著一種不同的類型：金俊秀浪漫可愛；沈昌珉高大英俊、健碩黝黑，等等。他們俊朗瀟灑，大多對政治漠不關心，也鮮有對外交政策的言論發表，就連抗議性的音樂作品都沒有發表過。然而他們卻是韓國女孩兒們的重要注意力焦點。當韓國市場重新向美國牛肉打開大門時，擁有近百萬用戶的樂隊粉絲網站“仙后座”（Cassiopeia）的公告版面上發布了禁令被取消的消息，很多抗議者便是率先由此得知此事的。“是因為東方神起我才來這兒的”和“是東方神起讓我來這兒的”并不是一回事。東方神起從未真正建議任何公共甚至政治活動。但他們的網站或多或少向這些小女孩們提供了一個可以隨心所欲討論包括政治在內的所有問題的平臺。她們開始焦慮，事實上是接二連三的為圍繞著重新開放韓國市場可能造成的健康和政治問題而感到焦慮。女孩兒們對李明博政府辱沒國家尊嚴、危害民眾健康的妥協行為驚恐萬分，心懷憤懣，于是她們聚集在一起，決定要對此采取些行動。東方神起的網站為成百上千的韓國年輕人聚集在一起提供了一個平臺，也提供了一個理由。在這個平臺上，發生在校園或咖啡店里的原本稍縱即逝的對話獲得了兩種此前只有專業的媒體制作人才能擁有的特質：可及性和永久性。可及性的意思是一個人寫的東西可以被一群人讀懂，而永久性是指給出的作品一直存在。當人們接觸了網絡之后，可及性和永久性都會增加，而韓國是世界上人與人聯系最為緊密的國家。首爾居民利用電腦和移動電話上網的質量、速度和范圍的平均水平均好于倫敦、巴黎和紐約居民。諸如PopSeoul和K-Popped這樣的八卦娛樂媒體報道東方神起的時候，從未曾詢問過讀者對政府食品進口政策的看法。同前面提到的兩個八卦網站一樣，東方神起的公告板也不是一種特定的政治環境，但與八卦網站不同的是，這些公告板也不是完全無關政治的。它們由其參與者塑造，具有參與者所賦予的特征。主流韓國媒體報道牛肉禁令的解除，一小部分專業媒體制作者將此消息傳達給一大批彼此不太搭界的業余媒體用戶（這是20世紀廣播媒介和印刷媒介的常態）。與之不同的是，無論什么時候東方神起的粉絲在“仙后座”上發布消息，不管是金俊秀剪了新發型還是韓國政府的進口政策有變，都會像韓國報紙上的文章一樣被廣泛公開地傳播開來，遠比電視上的消息更加唾手可得——因為網絡上的東西總比電視上的東西更容易被分享。此外，這些零星而業余的媒體用戶不是沉默的消費者，而是喧鬧的制造者，他們本身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對各種消息做出反應和轉載。在針對瘋牛病的抗議事件中，聯合起來的韓國民眾們一個比一個激進，既使是13歲的孩子也不例外。韓國對美國牛肉的政策究竟應當如何，很多人對此其實不甚了了。但是李明博總統對協議做出的改變令韓國民眾感到不安，他們本期望政府在更改決議時可以顧及自己的利益，然而政府卻沒有這么做。當因年幼而沒有選舉權的孩子們出現在街道上反對政府政策時，這一舉動著實撼動了政府——此前政府習慣于享受缺乏公眾監督的高度的行事自由。在這次圍繞食品安全（當然，隨著抗議的進行，教育政策和居民身份問題也被一并提了出來）這樣的街頭巷尾熱點問題的大規模抗議事件中，李明博政府的聲望大打折扣。2008年2月李明博是以接近75%的支持率進入內閣的，然而，僅在5月一個月，其支持率便驟然跌至不到20%。到了6月，抗議仍然沒有結束，李明博政府終于決定讓抗議者適可而止了，于是下令警察鎮壓抗議游行——警察饒有興致地開始了行動。一時間，網絡上到處充斥著警察用水炮和警棍襲擊并無暴力行為的抗議人群的景象；成千上萬的觀眾在線觀看警察踢打十幾歲小姑娘頭的視頻。鎮壓與李氏政府的初衷大相徑庭。一時間，公眾對韓國警察的譴責之聲四起，甚至蔓延到國際社會，亞洲人權委員會（AsianHumanRightsCommission）等組織都開始著手調查此事。由于暴力鎮壓，抗議得到了更多的關注，規模也更加壯大。6月10日是20世紀80年代韓國軍國主義政府結束，重新恢復民主制的紀念日。在臨近2008年6月10日時，針對瘋牛病的示威活動呈現出一種全面的反政府抗議的趨勢。無奈之下，李明博總統在電視上為沒有充分征詢民眾意見就取消美國牛肉進口的禁令而向全體國民道歉。至此，抗議活動結束了。他不得不迫使所有內閣成員辭職，重新議定從美國進口牛肉的限制協議，從整體上向國民解釋攸關自由貿易協議的究竟是什么。他對民眾說道：“此前我以為，在我任期滿一年之前我若不對政策做出些挑戰就不能稱之為勝任，因此，當選總統后，我有些操之過急。”李明博總統的一系列舉措起作用了。雖然仍有人對李明博和李氏政府及其某些政策不滿意，但聽到總統承認自己未直接向公眾征求意見是錯誤的，看見總統向采用極端手段鎮壓抗議的內閣直接開火，民眾的不滿情緒大大緩解。盡管耗費了大量的政治資本，李明博仍舊取得了部分勝利，而公園里的抗議者同樣也贏得了一些東西。民眾渴望在重要問題上有話語權，如果正常渠道無法實現，那么像東方神起的公告板這樣的地方總能提供給大家他們想要的協調行動。首爾的普通居民使用了一種對“從前作為受眾的人們”（ThePeopleFormerlyKnownastheAudience）既不鼓勵沉默也不禁止發聲的交流媒體，這個說法是我紐約大學的同事杰·羅森（JayRosen）最喜歡用的。我們習慣了依賴媒體將信息傳達給我們：電視里的人告訴我們，由于恐懼瘋牛病，韓國政府禁止美國牛肉進口，同樣也是電視里的人告訴我們，牛肉禁令解除了。然而，在韓國此次抗議期間，媒體不再僅僅是信息的來源，而同時開始成為協調的核心力量。參加廣場上抗議的孩子們使用東方神起公告板，也使用Daum、Naver、Cyworld和其他一些門戶網站的在線聊天室進行對話。他們還通過手機發送圖像和文字信息，不僅為了傳播信息和發表言論，也為了依靠這些信息和言論采取行動——無論是在網上還是在現實中。就因為這樣做，這些孩子們改變了韓國政府的運行環境。對網絡的傳統看法大多認為，它是一個獨立的空間，一個有別于現實世界的虛擬信息空間，是歷史的一種偶然。追溯到當初網民數量還很少的時候，我們日常生活中認識的大部分人還都不在這少數的網民中。而現在，越來越多的人使用電腦和智能手機，虛擬信息空間的整個概念都在退化。我們的社會化媒體工具不是現實生活的一個選項，而是它的一部分，尤其是社會化媒體已經日益成為現實世界中應對突發事件的協調工具時，就像在清溪川公園里所顯示的那樣。這種與日俱增的公眾參與所帶來的的長期影響將會怎樣，現在還不十分清楚。韓國總統的任期是五年一屆，所以李明博再也不用面對選民。另外，韓國政府強勢推行上網實名制\h[1]。（值得注意的是，這項規定只適用于月訪問者超過10萬人次的網站，這無疑給該規定增添了政治意味。）政府試圖將百姓帶回到我們稱之為知足常樂的狀態。就這樣，政府和人民之間的競爭開始成為一場軍備競賽，但這場競賽的參與者是嶄新的階層。當十幾歲的小姑娘們無須專業的組織和組織者發起，就能幫忙組織一場令政府焦躁異常的抗議時，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領域。正如伊藤瑞子所形容的：他們參與抗議大多并非立足于他們日常生活的具體條件，而是源于他們共享同一媒體而凝結成的團結力量。盡管孩子們在網上所做的很多事都被看做是瑣碎而無關緊要的，但正是這些事練就了他們相互團結、相互交流的能力，最終，他們動員起來。從口袋妖怪（Pokemon）\h[2]到大量的政治抗議，不是獨特的媒體表達形式，而是如何將這種媒體表述和社會行為綁定在一起，造就了這獨一無二的歷史性時刻，也造就了當今崛起的一代。關注數字媒體的人通常會擔心面對面的交流方式會沒落，但是在首爾，世界上有線網絡和無線網絡最為發達的地方，數字媒體的影響卻恰恰相反。數字工具對于協調人類交往和現實世界活動至關重要。認為媒體是相對隔離于“現實世界”之外的領域的傳統觀念，將不再適用于類似于針對瘋牛病抗議的情況，事實上，也不適用于人們利用社會化媒體安排現實活動的多種方式。不僅社會化媒體在嶄新的族群——也就是我們的手中有了新的一面，當溝通工具掌握在新的族群手中時，也會呈現出新的特點。

新方法，解決老問題交通問題，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時段的交通問題，是現在亟待以社會方式解決的現實問題。上下班都要歷盡一番周折，更有千百萬的人一周有5天都要忍受這樣的折磨。乍看之下這個問題似乎和媒體毫無關聯，但有效解決交通擁堵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合伙搭車（carpooling），合伙搭車的關鍵并不在于汽車本身，而在于協調。合伙用車并不需要新車，需要的僅僅是現有汽車的最新消息。PickupP是眾多新消息渠道之一，它是一個為協調路線相同的司機和乘客而設計的合伙搭車網站。司機提供報價，如果乘客同意的話，系統就會讓司機和乘客彼此聯系。就像任何一份一句話商業計劃書一樣，有太多的細節藏在后面，大到如何找出相近路線、相同時間以達成一宗可接受的組合，小到如何在最少泄露個人信息的前提下讓司機和乘客相互聯系。PickupPal同樣面臨著規模的問題——當司機和乘客的數量處于某一臨界數字以下時，系統很難運行，當然超過臨界數字越多則越好。同樣是使用該系統的兩個人，一個三次中配對成功了一次，另一個十次中配對成功了九次，這兩者對該系統的認可程度一定截然不同。三中一是備選方案，而十中九則變成了常規。解決PickupPal規模問題的最基本方法是從社交可能性較高的地方著手，再向其周邊擴展。由于該系統對大城市周邊通勤最有效，與PickupPal合作的是可以向員工或成員發布拼車信息（該策略亦能協助增強使用者之間的信任感）的公司和組織。PickupPal同樣整合了像facebook這樣的現有社交工具，以便盡可能容易地找到合適的拼車伙伴。上述這些策略非常有效：到2009年底，PickupP已經擁有了107個國家的超過140000的用戶。PickupPal提供的服務和我們所知的認知盈余大致相似。當每個人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上下班高峰的擁堵問題時，辦法只能是每個人買輛車自己開。然而這樣的“解決方式”無疑只能使問題雪上加霜。一旦我們把上下班高峰問題當做協調問題來看，我們便能想到不僅是一兩個而且是一大堆解決辦法。在合伙用車的情景中，馬路上的汽車數量會演變成一種機會，因為每一輛有空位的汽車都有可能找到同路人。PickupPal將過剩的汽車和駕駛員重新整合，把他們當做潛在的共享資源。只要能使用允許群組交流的媒體，人們就可以依賴司機和乘客間的信息變化尋求解決交通問題的新方法，此一方法使人人都能受益。對大多數人都有益，卻未見得對公交公司也有益。2008年5月，位于安大略湖區的汽車公司Trentway-Wagar聘請了一位私家偵探來使用PickupPal。偵探確認了PickupPal的運營方式如廣告所述，并以書面文字陳述了他支付司機60美元搭車到蒙特利爾的事實。憑借這一證據，Trentway-Wagar向安大略公路交通管理局（OntarioHighwayTransportBoard,OHTB）請愿，要求關閉PickupPal網站，理由是PickupPal以幫助協調司機和乘客的名義啟動，但它運作得太好了，已經不像一個合伙搭車網站了。Trentway-Wagar引用了《安大略公用機動車條例》（OntarioPublicVehiclesAct）第11章，其中規定合伙搭車只能發生在家庭和工作兩種情況下（學校和醫院除外），并須在政府規定的線路內；同時，每天的司機必須是同一個人；此外，汽油和途中的開支應按周支付。Trentway-Wagar主張鑒于合伙用車曾經很不方便，因此應當一如既往地“不便”，一旦這種“不便”消失，就應當有法令重新介入。奇怪的是，一個機構在擔負起協助解決某一社會問題責任的同時，亦扮演著保護該問題的角色，因為這種機構的存在是以社會對其管理行為的持續需求為前提的。公交公司提供著至關重要的服務——公共交通運輸，然而它們亦放縱自己去限制競爭，阻止把旅客從一個地方送到另一個地方的替代性方式，就像Trentway-Wagar所做的那樣。安大略公路交通管理局支持Trentway-Wagar公交車公司的訴訟，下令禁止PickupPal在安大略的營運。PickupPal就此事進行了抗辯，但在聽證會上失敗了。然而公眾開始關注此事，在油價飆升、重視環境、財政縮減的年代，幾乎沒有人站在Trentway-Wagar一邊。從在線請愿書到T恤銷售，公眾從各種渠道的回應都傳遞著同一個信息：保護PickupPal。人們對于無法享受PickupPal網絡服務所帶來的不便進行的討論激烈到令政府無法回避。在Trentway-Wagar贏得了短暫幾周的勝利之后，安大略立法機關修改了公用機動車條例的相關規定，使PickupPal重新合法化。PickupPal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利用社會化媒體：首先，PickupPal能夠迅速為其用戶提供充足的信息以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PickupPal無法在缺少令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