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認定中犯罪自動性的判斷具體適用綜述目錄TOC\o"1-2"\h\u4597司法認定中犯罪自動性的判斷具體適用綜述 122260第一節突發障礙導致中止犯罪 117216一、現實突發障礙 114446二、預期外障礙 29953第二節目的障礙導致中止犯罪 215620第三節情緒障礙導致中止犯罪 313272一、因嫌惡、厭倦等消極心理中止犯罪 319092二、行為人具有廣義后悔的情緒中止犯罪 424550三、因擔心受到刑罰而放棄犯罪 429137第四節自身因素導致中止犯罪 527421一、因同情、憐憫、后悔而停止 517413二、因嫌惡、痛苦、恐懼等情緒而停止 513591三、因害怕刑罰或害怕被發現而停止 520467第五節外部因素導致中止犯罪 620692一、因被害人提供利益、合法的替代行為而停止 618111二、因對象障礙而停止 6第一節突發障礙導致中止犯罪一、現實突發障礙行為人犯罪時，所出現的客觀事實對行為人有影響。如果事實出現，加害人仍然堅持犯罪，這將極大地阻礙加害人繼續犯罪，甚至完全抑制犯罪的繼續，加害人的犯罪風險也將大大增加。比如，在盜竊過程中，肇事者遇到業主家中的檢查或警察。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法律利益保護的要求，行為人侵犯財產所有權是一種發展趨勢。如果沒有業主的家或者警方的檢查，行為人的盜竊目的就可以完全實現，侵害合法權益的行為也可以完成。但正因為如此，根據規范目的的主觀理論，行為人的放棄犯罪是主觀決定的。就他而言，放棄犯罪的理由不符合規范目的的要求，只能認定為犯罪未遂。但是，當客觀事實不符合現實的迫切危險性時，行為人放棄犯罪是犯罪成立、犯罪中止還是犯罪未遂，仍有待商榷參見韓哲、關振海:《犯罪中止之自動性判斷標準》，《人民檢察》2012年第12期。。比如，作案人在室內盜竊時，路人經過房屋，作案人因害怕被路人發現而停止作案。在本案中，有兩種情形：一是行為人認為外部事實的發生不足以制約犯罪的繼續，行為人因害怕處罰而放棄犯罪。根據規范目的主觀說，行為人因害怕懲罰而停止犯罪，對合法利益的侵害處于壓抑狀態，犯罪停止。其次，對于犯罪分子來說，事實足以抑制其犯罪的繼續。由于行為人自身的特點，不能繼續犯罪。主觀上不符合犯罪中止，只能成立犯罪未遂。參見韓哲、關振海:《犯罪中止之自動性判斷標準》，《人民檢察》2012年第12期。二、預期外障礙意料之外的障礙，是指行為人在犯罪過程中客觀上出現意料之外的情形，或者與預期的犯罪情形不同，對行為人繼續犯罪構成障礙，進而放棄犯罪行為的情形。例如，張三計劃進入李四家行竊。他以為家里只有李四的妻子。進入后，他發現李思也在家，于是放棄了犯罪行為。實踐中，該案被認定為犯罪未遂。在另一起案件中，行為人想用暴力強奸一名婦女。在強奸過程中，由于被害人的強烈反抗，加害人被殺害。本案認為，加害人雖已停止犯罪行為，但由于被害人的反抗，加害人沒有停止射精的余地。因此，本案中的行為人構成犯罪未遂。根據主觀說理論，確定中止犯罪自動性的首要條件是行為人中止犯罪時的意志是自由的，可以規范的評價具有自律性。在犯罪過程中，行為人客觀上出現了自己在犯罪前沒有預料到的情況。如果這種意外情況在主觀上對行為人形成了絕對的障礙，行為人失去了選擇繼續犯罪或者停止犯罪的自由，在這種情況下，就不符合規范主觀主義的第一個條件，所以這種情況應該認定，如果行為人在實施犯罪的過程中，這些不可預見的情況對行為人不構成絕對的障礙，行為人可以自由選擇是否繼續實施犯罪，在這種情況下，就分析了行為人的意志。比如第二個例子，如果行為人因為被害人的強烈反抗不是因為射精而停止強奸，那么行為人害怕被害人的強烈反抗會傷害到自己，停止自己的犯罪行為，然后在被害人力不從心時強奸被害人。此時，肇事者被警方抓獲，且肇事者通過理性計算停止其犯罪行為，犯罪態度與之前計劃使用暴力強奸被害人并無變化，因此停止犯罪的決定并不“異常”，且肇事者仍有人身危險，故本案判決成立行為人仍然不能被視為自動犯罪。在行為人因意外障礙中止犯罪的情況下，不能總認為行為人的中止行為不是自動的。根據規范的主觀理論，層次分析法可以正確判斷行為人的中止行為是否自動。第二節目的障礙導致中止犯罪基于目的客體障礙而放棄犯罪，是指在犯罪過程中，行為人所期待的客體不存在或者不符合行為人所期待的情形。主要有兩種觀點認為，當客體受到阻礙時，行為人放棄犯罪。在盜竊案件中，如果行為人不盜竊他想盜竊的財物，則是犯罪未遂參見參見鮑遂獻:《論犯罪中止的自動性》，《法學雜志》1989年第6期。第三節情緒障礙導致中止犯罪在犯罪過程中，行為人可能因某種情緒而被迫中止行為。比如，肇事者想強奸一名路過的女子，但在作案過程中，發現女子長相丑陋，放棄了強奸。另一個例子是，當肇事者想殺人時，當他掐受害者的脖子時，他聽到旁邊孩子的哭聲，并因為同情而停止犯罪。另一個例子是，行為人放棄犯罪，因為他害怕被發現或被起訴后。以上每一種情況都代表著不同的心理狀態。在不同的心理狀態下，行為人的犯罪中止具有不同的效果。有的可以認定為犯罪中止，有的只能認定為犯罪未遂。一、因嫌惡、厭倦等消極心理中止犯罪根據有限主觀性理論，這些心理狀態不屬于廣義的悔過，因此不能視為犯罪中止。厭惡和厭倦與行為人的內在觀念密切相關，但這種觀念可能不是道德倫理觀念，也可能是其他價值評價或審美觀念。在德國和日本刑法中，在討論性犯罪與自動性的關系時，往往涉及性犯罪。例如，在德國有一個案件，犯罪者想強奸一個15歲受害者。看到受害人有月經帶后，他知道她正處于月經期，便失去了強奸的情緒，停止了強奸。對此，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問題不在于經期能否與女孩發生性關系。而是行為人在不同情境中的感知決定了自動判斷。由于被告人明知被害人經期已到，認為該女子不是性行為的對象，因此這種情況是行為人無奈放棄實施犯罪計劃（未遂）的原因”。案件的行為人能否確認其自動性，從規范目的的主觀角度看，被害人處于月經期，這實際上降低了行為人的欲望，從而停止了犯罪。從客觀角度看，被害人的經期是否足以導致強奸行為的延續，而從生理角度看，被害人的經期不會阻礙強奸行為的延續。其次，從加害人的主觀認識來看，當加害人意識到被害人剛過月經期，停止犯罪的理由可能是流血影響情緒，或者加害人壓制繼續強奸的意愿，以保護女性性健康。從規范目的的法益角度看，月經期不足以迫使行為人放棄性行為。行為人選擇放棄犯罪，對法律利益持積極態度。因此，將本案認定為中止犯更為妥當。二、行為人具有廣義后悔的情緒中止犯罪行為人的停止犯罪是基于悔罪、同情、憐憫、悔恨等倫理正當情感。從規范評價的角度看，行為人對停止犯罪的廣泛悔恨，足以表明行為人對法律利益的保護持積極態度，違法性和責任性相應降低。因此，無論采用何種理論，行為人一般都會認識到其自動性。三、因擔心受到刑罰而放棄犯罪行為人是因害怕暴露而主動停止犯罪，還是當場被逮捕處罰，也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一般來說，犯罪中止的成立可以是因為害怕處罰，但不能一言以蔽之，而是需要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來分析行為人是否放棄犯罪。例如，如果行為人想偷東西，在偷東西的過程中，他認為如果以后被發現，他會進監獄，所以他放棄了偷東西。再比如，作案人行竊時，發現有人從外面經過，怕被路人發現而放棄作案。以上三種情形對應的是行為人在面臨抽象刑威脅時停止犯罪、犯罪可能被發現或者不可能被發現、犯罪已經被發現但仍有可能繼續實施的情形。在第一種情況下，行為人出于害怕懲罰而放棄犯罪。正是刑法的一般預防起到了作用。刑法設立中止犯的原因也是出于一般預防，其自動性可以肯定。第二種情況是，雖然肇事者尚未被發現，但有可能找到肇事者，因此肇事者會停止犯罪。從主觀上看，對犯罪分子被發現的恐懼與犯罪分子害怕的事實之間有很大的距離。只有在事實發生后才有可能，這不足以成為繼續犯罪的障礙。因此，應將其視為出于本人意愿而中止犯罪。而且，在行為人未被發現之前，行為人對法益的侵害可以繼續暢通無阻，但行為人出于自己的意愿停止犯罪，這對于法益的保護是值得肯定的。第三種情況是肇事者的行為隨時被發現并逮捕。行為人的行為是因害怕懲罰而放棄犯罪逃跑。在本案中，肇事者所關心的事實處于緊急狀態。如果肇事者仍然有罪，他的恐懼就會成真。因此，行為人處于完全克制的停止犯罪狀態，其自動性無法確定。第四節自身因素導致中止犯罪一、因同情、憐憫、后悔而停止基于同情、憐憫、悔恨等動機的犯罪中止通常得到較高的倫理評價，有限的主觀理論只承認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是自動的。同情、憐憫和遺憾是人類可以積極評價的情感。它們反映了人類高尚的情操。因此，有學者認為，“雖然中止動機的倫理性質不一定要確立自動性，但如果中止動機具有倫理性質，就可以肯定自動性。”正因為如此，幾乎所有的自動性理論都承認，在同情、憐憫和悔恨的動機下停止犯罪是自動的。在規范目的上，基于這些情感的停止可以表達行為人對既往行為的否定，其可非罪性的降低也不存在爭議，可以滿足公眾的公正情感。另外，這種情緒的動機所引起的停止是徹底的，這足以說明行為人再犯的可能性降低了。二、因嫌惡、痛苦、恐懼等情緒而停止厭惡、痛苦和恐懼也是人類的情感，但它們可能不會直接表現出對演員的正面評價，因此需要具體的判斷。有學者認為，厭惡、痛苦等情緒具有倫理意義和非倫理意義。基于厭惡和痛苦的倫理意義，當它們停止時，可以認為它們是自動的。本文認為，這種道德厭惡和痛苦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廣義后悔”，在第一種情況下認同自動性，這是合理的。這種非倫理情感不能否認其自動性，而應以修正后的規范主體性來判斷。三、因害怕刑罰或害怕被發現而停止在害怕懲罰的情況下，應該是自動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在心理判斷中，行為人出于對懲罰的恐懼而停止。因為這種處罰不具體、不現實，只要不產生足夠的內在壓力來壓制行為人的行為，這種行為之所以停止，是因為行為人內心所想象的對處罰的恐懼是行為人自發的結果，而不是心理下無法實現的強迫目的目標。第二，在標準判斷上，停止對刑罰的恐懼，只要不停止和實現另外，在特別預防的意義上，刑罰會促使行為人在基本開始之前停止犯罪，所以沒有理由對行為人施加刑罰來達到特別預防的目的。因此，在綜合心理和規范判斷的基礎上，應該認識到，因害怕處罰而停止的行為人是自動的。怕被發現而停止更復雜。有學者認為，應該對研究結果進行具體區分。例如，有的學者主張將其進一步細分為“抽象恐懼”、“具體恐懼”和“現實中被發現”；有的學者主張區分人們害怕當場被發現而不能繼續的情形，以及那些害怕當場被發現會損害自己聲譽而被當場逮捕的情形現場參見張明楷:《中止犯中的“造成損害”》，《中國法學》，2013年第5期。。雖然第二種分類更為詳細和具體，但分類中沒有邏輯。不能繼續、損害名譽、當場被逮捕三種情形不能完全包括因害怕被發現而停止的所有具體情形。雖然第一種分類在邏輯上可以包括所有害怕被發現的情況，但除了“現實中被發現”之外，很難界定“抽象的害怕被發現”和“具體的害怕被發現”。雖然很難區分，作為一個初步假設，本文認為“抽象恐懼被發現”是由于害怕被發現沒有基礎和停止，和“特定的恐懼被發現”，這可能是由于一些外部環境參見張明楷:《中止犯中的“造成損害”》，《中國法學》，2013年第5期。彭文華:《我國刑法分則犯罪模式不應為既遂模式》，《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第五節外部因素導致中止犯罪一、因被害人提供利益、合法的替代行為而停止因被害人提供利益而停止，是指行為人在犯罪過程中因被害人提供利益而停止，這不同于其侵害的合法利益。例如，當行為人殺死受害人時，他停止殺人，因為受害人要求一筆錢來“買”自己的生命。在心理判斷方面，被害人提供利益的行為使行為人停止犯罪。但在行為人看來，被害人的行為顯然達不到“欲而不能”的程度，使被害人被迫停止，因此在心理層面上可以認為是自動的。在規范層面，行為人以被害人的利益為基礎停止犯罪，這是兩種不公平利益平衡的結果，即行為人最終實現犯罪目的還是獲得被害人提供的利益是不公平的。放棄不正當利益只表明被害人提供的利益可能對行為人更有吸引力。不能看出被害人否認了以前的犯罪行為。即使他完全放棄了犯罪意圖，這種放棄在報應層面上仍然不能減輕他的量刑責任。因此，本文認為，當受害人停止提供救濟時，受害人不能被自動識別。二、因對象障礙而停止當行為人因客體障礙而停止犯罪時，主要爭議的是如何理解行為人是否在障礙的強制下被迫停止犯罪。本文認為，在殺人過程中，如果發現要殺的不是目標，就要從行為人的角度來判斷行為人是否建立在心理層面，這就需要對行為人的犯罪意圖進行調查。如果行為人是針對某一特定客體完成犯罪的，在客體障礙的情況下，行為人的停止是“想達到目的但達不到目的”心理下的被動反應，不能視為心理層面的自動停止；如果行為人是帶著障礙實施犯罪的認為任何物體都可以犯罪，突然不想對面前的物體犯罪的心理，應視為自動停止犯罪參見張明楷:《中止犯中的“造成損害”》，《中國法學》，2013年第5期。參見張明楷:《中止犯中的“造成損害”》，《中國法學》，2013年第5期。值得注意的是，在財產犯罪中不能簡單地考慮行為人的犯罪故意。由于財產具有很強的可替代性，即使行為人對特定客體有目的，當客體障礙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