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公正公平視角下刑事法律關系之建立摘要：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我國憲法確定的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也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在社會變革、社會轉型和社會進步的歷史背景和條件下,建立公正、公平的刑事法律關系,無疑具有極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關鍵詞：刑事法律關系公正公平

刑事法律關系是刑法的一個基本法理問題，它雖然不直接影響定罪量刑，但卻從宏觀上對刑事立法、司法活動提供指導和規范。然而，無論是大陸法系國家還是英美法系國家，對刑事法律關系的專題研究均甚少。我國刑法界對這一問題也只稍有論及，并且遠遠落后于其他部門法，可見，“刑事法律關系問題是刑法理論急待開發的一塊處女地。”

一、有關刑事法律關系的主要爭議：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范圍

法律關系作為法理學研究的基本范疇之一，是法規范對社會關系進行調整后而形成的一種社會關系。任何一個部門法的法規范對與其對應的社會關系進行調整，就會形成一類法律關系，刑事法律也不例外。然而，有關刑事法律關系的一些爭議問題，在法學理論界迄今尚無定論。因此，要建立公正公平的刑事法律關系，有必要在研究刑事法律關系時對刑事法律關系的爭議問題做出較為合理的界定。

傳統的刑事法律關系主體論采用的是“犯罪人——國家”的二元結構，傳統意義上的刑法認為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是國家與犯罪人，其理論體系自然會在二元結構的基礎上展開。但是，隨著人權觀念的不斷發展與深入，被害人學的興起使傳統刑法學的基石——犯罪的概念產生了動搖，即犯罪不只是孤立的個人反對整個統治關系的斗爭，而且也是對被害人個體的侵害，法律應當凸顯對個人尊嚴和人權的保護，這使對傳統刑事法律關系的修正。一般認為形式法律關系的主體就是犯罪人與國家的二元結構模式，而當犯罪的概念不只被認為是個人對國家的侵害時，刑事法律關系也不再只是犯罪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

筆者認為，人權既應給予犯罪人，也應平等的給予被害人，因為被害人在被國家保護的層面上，是絕對平等的，甚至國家應給予更多的保護。被害人的重新發現提醒我們，犯罪本質上是一種糾紛，被害人既然是其中的利害關系人，便理應成為一方當事人。這意味著，刑法體系應該放棄“犯罪人——國家”的二元結構，而建立一種全新的“國家——犯罪人——被害人”三元結構。在此結構中，國家、犯罪人與被害人都是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其地位是相對平等的，他們不僅參加整個爭端解決程序，而且對最終的處理結果都具有影響。形式法律關系三元結構模式的建立是人權思想與實現法律公平正義的必然要求。

二、建立公正公平的刑事法律關系的必要性

（一）法的正義價值的呼吁

正義本身是個關系范疇，它存在于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交往之中，容，則意味著法律只不過是推行專制的工具。法律是社會秩序的規則表現,是社會成員的行為規范,是社會公正、公平的價值體現。當前,司法公正是人們關切的熱點問題,而司法公正的核心在于司法獨立,司法獨立的基礎在于人民法院不能自覺或不自覺地介入到刑事法律關系的沖突中。因此,我們應當首先從觀念上確立起公正、公平的刑事法律關系新概念,讓人民法院遠離刑事法律關系的沖突雙方主體,超脫沖突雙方的利益,讓人民法院的權力讓位于公正、公平的現代法治要求。

第二，公正公平是法的評價體系。這就是說，公正公平擔當著兩方面的角色：其一，它是法律必須著力弘揚與實現的價值。其二，公正公平可以成為獨立于法之外的價值評判標準，用以衡量法律是“良法”抑或“惡法”。這就是公正公平觀念固有的影響力，也是法學研究本身的任務使然。在法制社會里,任何一種極端的矛盾沖突而形成的刑事法律關系的最終解決,必須訴諸于法律,訴諸于法院。法律是社會秩序的規則表現,是社會成員的行為規范,是社會公正、公平的價值體現,是一個國家內部社會絕大多數的共同意志的反映。

第三，公正公平也極大地推動著法律的進化。公正公平形成了法律精神上進化的觀念源頭，使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價值觀念深入人心；公正公平促進了法律地位的提高，它使得依法治國作為公正公平所必需的制度建構而存在于現代民主政體之中，從而突出了法律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位置；公正公平推動了法律內部結構的完善，它使得權力控制、權利保障等制度應運而生；公正公平也提高了法律的實效。法律的執行不僅要有利于秩序的維持，更主要的是要實現社會公正公平。

刑事法律關系是一種以犯罪為紐帶,聯系著國家、罪犯與被害人三方的,以刑事責任為主要內容的,既涉及實體又涉及程序的一種極其特殊的法律關系。對這種法律關系的形成加進公正公平的新概念,有助于了解與評價一國刑事(法制的)水平;有助于發現和改善存在著的制度漏洞和改善相關當事人的人權狀況。

參考文獻：

[1]劉貴萍，許永強：“論刑事法律關系”三元結構模式”的建立”，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

[2]楊興培：“建立公正公平的刑事法律關系新概念”，載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0年第4期。

[3]葛洪義著：《法理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11頁。

[4]劉嘉，余行飛：“刑事法律關系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