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馬克思主義地理學70年代西方社會的經濟處于停滯和蕭條狀態。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越來越嚴重的經濟、社會危機之后,社會科學家逐漸重視能夠概括資本主義危機的既有學術理論(顧朝林,1994年),于是他們把目光不約而同地投向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注重研究在歷史變化過程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與此相比,原有的社會科學理論都成為“溫和”和“中立”的,在短短的幾年間,它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遭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洗禮,人文地理學也在其中。一、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淵源與其他大部分社會科學相比,60年代的人文地理學只受到了很有限的激進主義地理學派的抨擊。而對西方人文地理學家來說,一方面,戰后的蘇維埃地理學對他們產生重要的影響,與其說這一時期的蘇維埃地理學是激進的地理學,還不如說是專家政治的(Technocratic)地理學;另一方面,在人文地理學的發展中,空間分析學派的缺點愈來愈明顯,行為地理學的研究亦未能給地理學帶來新的突破,一系列的政治事件推波助瀾,這些都成為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產生的重要背景。我們知道,區域地理學在戰后的地理學中的統治地位一直延續到地理學的計量革命。這場革命用強調空間分析的方法給地理學帶來了實證主義的新范例。馬克思主義地理學正是作為對這種新的支配地位的范例的批判形式而產生的。它追求的是把地理問題置于更廣闊的社會和政治背景之中。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認為,實證主義的空間分析存在著三個方面的錯誤。首先,當前的地理事實被無條件地劃作空間形態,而不是社會形態,于是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意識形態得到進一步肯定。例如人文地理學家可以根據階級和種族編制城市社會空間分異圖,可是他們從來不去研究導致這些社會不公正和區域不平衡的地理分布的政治和經濟過程。其次,盡管自稱實證主義在科學上是客觀的,但這些空間分析卻致力于提供“對社會有用的結果”,即為資本服務的“空間技術”。例如區位分析為工廠尋找最有效率的區位的時候,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傳統上對“有效率區位”所下的、以階級觀念為出發點、帶有濃厚經濟色彩的定義。第三,實證主義的空間分析所追求的是所謂普遍空間規律,但該規律乃是子虛烏有,事實上在不同社會中必定會得到不同的空間格局。行為地理學同樣是為了避免空間分析學派的機械性,而將人——地關系物化而出現的(許學強、朱劍如,1988)。早期它以存在主義哲學為基礎,即要把握事物的本質必須剔除掉一切外在的、虛假的成分,使事物呈現它固有的赤裸裸的本性。反映到人文地理學的研究上,它正面探索了城市內人——地關系中人的主觀能動性問題,即:人的行為是非理性的(或最低限度可以說不是合理性的),個人的心理價值和感應都可以影響空間的形式。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空間分析學派過分偏重客觀和數量化,往往忽略了社會現實的限制,顯得過于理想化。同時,淡化研究者的立場,運用大量統計分析手段,尋找非理性中的規律(Castall,M.,1975)。馬克思主義也對行為地理學的方法論——約束方法論進行抨擊(Anderson,J.,1973)。在60年代末,當時公民權利、反戰情緒和女權主義運動在歐美的興起引發了對現有西方政治制度的挑戰,激進主義地理學不僅作為理論界對學院派地理學的一種批判,更作為實踐中對以上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反應。在這個時期,幾何抽象的空間分析看起來無助于認識和理解危機的起源、地理上的不平等以及它們所誘發的社會平等問題。于是,馬克思主義學派對為資本主義服務的意識形態和技術手段的社會科學狂加指責。有人把克拉克大學(ClarkUniversity)在1969年出版的首卷年刊《對立面:激進地理學》作為激進地理學向建設地理學發起進攻的第一聲號角,而它日臻成熟的標志應當是哈維在1973年發表的極其影響力的《社會公平和城市》(D·Harvey,1973)。哈維是英國地理學家、政治經濟學家,曾任美國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地理與環境工程系的教授。作為后來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他在1973年出版的這部著作是一本過渡性的著作。首先,這本書追述了哈維自身的一段思想軌跡:從對令人不滿的自由主義假設的驚愕到全面系統的馬克思主義式的分析。其次,這本書還論證了空間形式和城市地理學是如何整合到整個剝削性的社會和政治制度之中的。例如城市中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形成就是由于住宅市場的種族歧視和階級歧視引起的。哈維認為:所謂空間分析的科學客觀性似乎并不現實,從政治動機上來看,與其說是對資本主義內在的剝削和壓迫的批判,倒不如說是對它們的隨聲附和。哈維指出這樣做勢必將呼喚出革命的理論。這種理論不僅能夠幫助理解現有的地理學,而且體現了力圖通過實踐改變這些地理現象以及它們背后社會基礎中不合理部分的愿望。哈維在后來的研究中認識到自己在《社會公平和城市》一書中所提出的某些結論存在著實驗性或不確定性的問題,然而他的整個工作卻沿著這一方向深入下去(Harvey,D.,1973)。他把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和級差地租理論分別應用于城市功能變化和城市土地利用模型的分析上,1977年他以“相互關聯的資本循環”為基礎,簡要地提出資本主義城市體系分析中的一般框架(Harvey,D.,1985)。后來哈維在自己的巨著《對資本的限制(TheLimitstoCapital)》(Harvey,1982)中對馬克思《資本論》進行了概括性的再解釋和再構造,更深刻地體現了《社會公平和城市》后半部分的主題。二、馬克思主義地理學主要研究內容要概括出西方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本質內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為它涉及的內容特別廣泛,而且在與形形色色各種批評言論的論戰之后它本身也在不斷地調整之中。但從大的框架來看,西方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研究可以歸入下面三個范疇:政治經濟學分析,空間理論,以及自然與環境問題。(一)政治經濟學分析政治經濟學分析把資本主義的地理現象解釋成是在更廣闊社會背景下以政治和經濟為主的諸多關系和作用的結果。哈維在其著作《社會公平和城市》中深入解釋了為什么城市空間是60年代末-70年代的西方經濟衰退的中心,并證明了一個城市的地理空間布局正是大資本家為追求自己的經濟目標而造成的結果。他認為由于資本增長的驅動,一方面造成工人實際工資和福利的下降;另一方面導致整個經濟系統中資本的進一步積累。這種分析是采用積極的批評代替以往對空間不平等現象消極看法。于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城市地理可以被理解成是階級斗爭和資本積累之間內在矛盾的結果。同時他也認為城市化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資本積累導致生產在地理空間上的集中分布,另一方面階級斗爭導致受剝削、受壓迫的工人階級在同一個地方的大量集中,形成社會的極化和空間分異現象。然而以哈維為代表的一批西方學者認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里,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力度遠比資本家之間的競爭要弱小得多。此外一些研究者重新對郊區化進行了評價,在他們看來,郊區化不再是中產階級史詩般的傳奇故事,而是城市發展的一種奇怪的地理形式。由于資本家高額利潤的吸引,在某一社會階層領域集中過量的投資,必然會造成市場的崩潰以及一些小銀行倒閉。郊區化曾被公認為是一種用來解決資本積累危機的方法,政府為了創造不斷的有效需求,對此進行了積極規劃和公開資助。在城市核心地區,貴族化(Gentrification)的產生不僅是因為消費者的選擇,而且與城市空間經濟中投資與撤資的地理格局有關,所以它既是經濟問題,又是社會問題;同時它也是在城市范圍內由于城市重構和不均衡發展而形成的現象。政治經濟學分析也注重發掘階級關系與其他社會關系之間的復雜聯系。女權主義者(Feminist)揭示了性問題(GenderRelations)在當今城市形成中的重要性,麥肯齊和羅斯(Mackenzie,S.AndRose,D.,1983)認為社會再生產的要求,婦女勞動力的類型以及不同階級對婦女正當地位的不同認識這三個因素結合起來形成了資本主義的城市化。女性問題也被列為郊區化的前提;而貴族化的發展部分源自婦女在社會、經濟角色中的變化,部分由于家庭定義的變化以及福特主義(Fordist)積累制度的重構。區域地理學的演變也受到類似作用的影響,即非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與勞動力、資本、技術諸要素組織形式的變化。這些轉變與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危機是緊密相聯的,同時它們帶來了工業和非工業增長的新地理格局和新生產效果。從環境生態學的角度看,欠發達社會已經出現社會生態具有了以慢性饑荒為特征的高度危害性,并使得社會再生產方式徹底瓦解。然而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欠發達社會導致區域結構反中心化和失衡。這種空間結構,進一步強調了欠發達地區與殖民首府城市及殖民源頭歐洲的聯系,而不是它與相鄰地區的聯系(Slater,D.,1975)。概言之,政治經濟學分析認為資本的投入、積累和經濟危機在時間頻率上與區域經濟擴張和衰退的地理進程相吻合。經濟危機促使資本尋找空間轉移——用馬克思的話講,資本的積累依賴“用時間消滅空間”的動力機制(Marx,K.,1973)。這就是說資本和區域的聯系強度是與生產、消費和再生產已有環境的周期性重建同時發展的。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的地理結構實際上是一場永遠充滿建設與破壞的過程。當然對于這些論點西方學者還有廣泛的爭論,例如所謂“革命理論”的可行性如何?歷史上資本主義地理演變的關鍵是勞動力工資還是商品市場?區位是不是評價區域重構過程和結構的正確標尺呢?等等,不一而足。(二)空間理論空間理論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第二個研究重點。由于馬克思主義對實證主義的空間分析持批評態度,這也使得傳統區域地理研究所用的空間觀念受到了懷疑。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理論不同意把空間概念僅僅等同于場或者容器,因為如果這樣會使地理學家一昧去考察抽象的空間形式和進程,從而脫離產生這些空間形式和過程的具體社會背景。西方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者則稱持這種空間理論者為“空間崇拜者”(SpatialFetishism)(Anderson,J.,1973)。西方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對于空間的重構試圖超越物理進程提出空間的相對概念。關于空間問題有著許多爭論,例如皮特(Peet,R.,1977)認為地理學家需要創立一門“空間辯證法”,但這個提法由于肢解了辯證法而遭到了非議,于是索婭(Soja,E.,1980)提出了一個折衷的方案——“社會空間辯證法”。這里的空間被看作是與事件和過程相關的空間,其本身不再比自然空間優越。在他們看來,與其說物質實體充滿了空間,還不如說物質實體的放置創造了空間,所以享利·勒菲弗(Lefebvre,H.,1991)曾建議采用創造空間的說法。他認為資本主義正是通過創造空間(Productionofspace)來渡過“馬克思時代”的。與資本主義所不斷強加的抽象空間同質性相反,他主張通過反過資本主義、階級斗爭和社會運動來確定一個有差別的建設空間。可以說創建異質性空間正是革命理論和革命實踐的目標。(三)自然—環境關系理論在過去20多年間,西方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研究的第三個焦點是涉及到自然—環境關系這一命題。許多人誤認為馬克思很少談及自然和環境問題,事實上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抨擊正是建立在對社會與自然關系的基礎之上的。馬克思主義認為自然和社會并不是各自獨立的王國,相反它們之間有著基本的相互關系—即通過社會勞動來實現自然與社會的統一。勞動不僅把自然存在的物質凝聚到社會商品之中,而且在改變自然形式的同時也改變了人類社會自己(Marx,K.,1987)。馬克思的觀點使西方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者獲得了類似的靈感。有些人主張地理學家應該發展一個相當于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地理唯物主義”(Wittfogel,K.,1987),另一些人則主張應采用更加社會中心化的觀點看待自然(Schmidt,A.,1971)。但也有些人則從馬克思那里得出這樣的結論:人類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參與了“創造自然”(Productionofnature)(Redclift,M.,1987)。這聽起來似乎是異想天開,但是如果把自然的概念擴大到包括世界上的任何東西,而且就這個范圍而言,整個地球都已被生產性的人類活動完全改變了,那么創造自然是一個事實。這有力地提示人們:自然界再也不能從概念上或實體上脫離人類社會;環境政治從本質上講就是社會政治。這正如科斯格羅夫(Cosgrove,D.,1984)所說,“統治他們社會組織的不是人類和土地人間的關系,歸根結底是他們相互之間在生產過程中結成的關系”。許多學者都曾論述到具體或者理論抽象的環境問題。討論的焦點大多集中在重新解釋環境風險的概念上。馬克思主義者不同意傳統的風險專家在自然與技術風險之間劃出一道鴻溝,因為這樣導致人們相信自然風險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的”風險(災害)在他們看來是用詞不當。因為所謂風險(與自然事件相對)概念上就是社會的(O'keefe,P.,1976)。他們的論據是:一方面由于收入和階級之間有著很強的相關性,另一方面對于風險來說,低收入和階級之間的關系又是很脆弱的。任何已知的環境條件對于不同的人群會有截然不同的意義,對一部分人而言是有風險的事物,而對另一部分人來說卻可能是一種休閑資源。三、西方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發展階段概括起來,西方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發展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被稱為地理學中馬克思主義研究時期,一直持續到80年代初期。這一階段研究的側重點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思想和體系應用到地理學中去。在60年代,由于地理學僅僅利用社會理論中的實證主義,正如大部分馬克思主義者并不信服地理學一樣,地理學者也不信服馬克思主義。直到80年代初期,傳統的地理學理論出現了空前的危機,急需其他社會理論注入活力。馬克思主義終于超越了其它社會科學理論對地理學產生巨大的影響。第二個階段西方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發展時期,開始于80年代初一直延續到90年代。由于地理學者不滿足于只是相信馬克思主義能為地理學的發展提供一些東西,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也需要地理學的某些理論,尤其是空間的觀點。據此,這一階段西方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發展不再放在挖掘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哪些理論可直接應用到地理學中,而是改為批判性地使用它們并創立西方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學派。這被稱為“社會理論空間化”運動(Soja,E.,1989)。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本身受到來自地理學家日增益多的批判分析,此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真正地滲透到地理學的研究之中,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出現了用激進的情緒去重寫文化地理的嘗試。可以說這也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發展新階段的一個重要標志,這個階段西方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發展還迎來來自于馬克思主義和地理學陣營外部的挑戰。它們是:(1)人文主義把馬克思主義描述成一種結構主義,即認為馬克思主義注重研究結構而不是人的行為。基頓(Giddens,1979,1981)的結構主義理論恰恰印證了這個思路,他為了研究“結構”和“人的因素”之間的聯系而截然把它們孤立起來看待,從而肢解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2)現實主義者認為馬克思主義過高估計了當代資本主義“必需的”(即結構性決定的)關系的范圍,即偶然的關系被用來說明當代許多地理布局的原因(Sayer,A.,1984)。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地理學只占現代地理形式和過程的一小部分。(3)后現代主義者認為:既然整個西方思想的現代紀元已經終結,那么馬克思主義和實證主義都難逃厄運—不是被作為現代主義拋棄掉,就是被以各種形式重新解釋。后現代主義者主張把社會理論看作是文化的內涵,而不是政治性或經濟性的課題。由于地理學在后現代主義者看來只不過是空間代替時間而成為焦點的社會理論(Soja,E.,1989),所以后現代主義在地理學中也找到了用武之地。(4)女性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熱衷由來已久。在70年代早期女性主義地理學(FeministGeography)的出現與激進地理學和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發展密切相關;到了80年代晚期,由于女性主義者不滿意“馬克思主義”對性別問題的“敷衍了事”,他們提出的一個折衷的立場是希望把階級與性別的問題合二為一,其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態度更多地具有批判性。四、結語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將地理學與革命理論結合在一起:地理大發現為新興的資產階級開辟了新的活動場所,使正在“垂死的”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然而他們一定不會想到竟然會有一大批資產階級的社會理論家試圖“巧妙”地利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框架和分析方法去解決資本主義社會自己的地理問題。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所謂資產階級社會理論對馬克思主義的關注,不過是在西方知識界出現的挽救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諸多努力之一。當然我們應當承認:西方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一些觀點已經從形式上接近了馬克思主義對于地理環境的認識,例如有人提出了人們可以能動地“創造自然”,而不是把人和自然絕然地割裂開來;另外也有人嘗試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探討資本主義世界的地理空間格局形成與發展過程;甚至有人主張用革命的行動消滅資本主義在空間格局上留下的陰影。從這些側面說明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洞察資本主義世界運動規律的社會理論的科學性,也可以稱得上是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在第二戰場上的勝利。然而也有人擔心:“西方地理學出現的人本主義思潮和結構主義思潮,前者力圖以人的價值,人的自由取代地理學規律的客觀性,后者專注于社會問題,有脫離地理學主旨的危險”。甚至有人斷然認為:西方人文地理學的一個流派“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絕不是馬克思主義地理學。中國的改革與開放已經進行了20多年,“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明顯地富裕起來”,社會極化產生和區域差異擴大,中國的地理學家能非從馬克思主義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地理學中汲取有效營養來建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派呢?因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者盡管表現了對受剝削、受歧視階層的同情,但他們作為資產階級的一部分絕不會真正為受剝削、受歧視階層創立革命理論和鼓勵革命行動,至多只是希望權力當局通過政策和法規的改變對統治手段加以改良來平息或減緩日益激烈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矛盾和民族沖突。推薦閱讀參考資料1.顧朝林、劉海泳,1999,西方馬克思主義地理學──人文地理學的一個重要流派,地理科學,第19卷第3期,第239-242頁。2.Castall,M.,1975,Theurbanquestion:aMarxistapproach.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MITpress。3.Cloke,P.,Philo,C.,andSadle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