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近年來，社會上出現了“國潮熱”“國風熱”“漢服熱”等現象，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正逐步煥發出強大的生機與活力，充分彰顯了民眾日益增長的大國自信。年輕群體被中國傳統文化的審美與內涵所吸引，“國風”成為新時代青年群體彰顯個性、表達觀點的新方式。與此同時，“非遺熱”也在興起，“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個詞匯開始進入大眾視野。[1]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歷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標志，擁有著不可估量的文化內涵和時代價值。根據絨花，諧音“榮華”，有富貴榮華、吉祥如意的美好含義，是以天然蠶絲為主要原材料的絨質工藝品的統稱，又稱絨鳥，宮花，多用于舊時民間的喜事佳節之中[2]。其工藝可以分為以北京為首的北方派和以南京、揚州為首的南方派兩大流派，北京絨花現已被確定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留項目，而南京絨花也于2007年列入江蘇省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其產生主要是由于古代傳統簪花習俗。然而在古代，各色花草都有其花期，受制于四季節氣，又易凋零。于是，古人便采用其他材料和技藝來仿制花草，常見的有絹花，紙花，通草，絨花等[3]。在唐人馬縞《中華古今注》中便記載了秦始皇讓其妃嬪“插五色通草蘇朵子”[4]。而絨花確切的起源時間已無據可循，學者普遍認為絨花起源于唐代，后興于宋朝而盛于明清[4]。據南京絨花世家6代傳承人吳長泉[5]所著的《絨花史料》抄本記載，在清朝的康熙，乾隆時期，南京絨花工藝技術較前幾代相比居于鼎盛的地位。據《清史稿后妃傳》，乾隆皇帝的孝賢純皇后富察氏平日“以通草絨花為飾，不御珠翠”[6]。但此時的絨花依舊是宮廷貴族之物，至明末清初才從宮廷流入民間。絨花的傳統形式主要有頭花、胸花、帽花、禮花、戲劇花等，圖案大多是具有美好寓意的鳳凰、石榴、雙喜及各色花卉等，與中國傳統民間藝術題材具有相似性，后幾經變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絨花制作技藝幾近斷絕，近年來又重新煥發出了新的生機與活力[5]。圖1圖2（圖片源自：故宮博物院）部分學者也關注到這一現象，并加以研究與分析，如2016年李瀟云、田海濤的《國內絨花傳統手工藝研究綜述》、2021年于千涵的《非遺絨花工藝的發展與傳承》都對絨花手工藝的歷史文化脈絡進行梳理，但文章數量不多，且多集中在正統的絨花制作工藝的傳承與創新，本文則加入了民間自發形成的對絨花的學習與創新的研究，來分析近年來絨花的復興模式，以此為例，思考傳統手工藝類非遺傳承與創新的方向。一、絨花制作的工藝與流程不論是南方派絨花還是北方派絨花，二者風格有一定的區別，但制作工藝都相對一致。絨花制作的材料主要為蠶絲和銅絲，其中，蠶絲可以分為生絲和熟絲，根據造型的不同而選用不同質地的材料，生絲堅挺，適合做鳥獸蟲魚等絨花制品，而熟絲柔和，適合做花朵造型。在古代無銅絲時多用銀絲。其傳統的工序可以分為練絲、染色、晾曬、勾條、燙絨、打尖、傳花、粘花、包裝等近十道工序[6]。二、傳承創新的局限與困境（一）工藝復雜繁瑣，學習周期漫長絨花制作需要近十道制作工序，其中練絲、染色、晾曬都可直接機械生產，通過線上購買獲得，但是勾條、燙絨、打尖、傳花等卻必須親手完成。市面上雖然有機器制做的絨條，即扭扭棒，但與傳統的手制絨條相比，手制絨條可以根據計劃進行排絨，以此來控制絨條的密度，和顏色的漸變，而扭扭棒的絨密度固定且較稀疏，且顏色單一，并且扭扭棒的絨為合成纖維，材質較硬，沒有蠶絲的柔順纖薄質感，也無法進行燙絨，因而扭扭棒制作的成品并無法代替傳統手工制作。圖3扭扭棒圖4手制絨條（圖片來源：淘寶商家）（圖片來源：自攝）而手制則十分考驗制作者的水平，一時不察，瑕疵就會直接展現在成品之上。這也是大多數傳統手工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多達十幾道的工序，需要制作者大量的練習和實踐，耗費大量時間精力，且入門較難，練習數年，才能夠出師，想要獨立完成一件作品，需要幾年時間。而現代社會節奏快，生活壓力大，長時間無法盈利的傳統手工藝傳承者只能被迫轉行，面臨“人走藝失”的危機[7]。（二）材料工具昂貴，付出成本較高絨花制作主要需要使用天然蠶絲和銅絲，且需要各種剪刀、刷子、鑷子、鉗子、搓絲板等工具，配以其他輔助材料，雖然相較于其他傳統手工藝所需的工具材料，并不算貴，但制作過程中的失誤卻無法修改補救，一旦失誤，只能廢棄，尤其是在勾條過程中，失誤無法補救。因而其工藝需要大量反復地練習，所以練習成本較高。其他傳統手工藝類的制作同樣如此，或是材料工具昂貴，如花絲鑲嵌工藝，需要使用金銀絲、金銀片，及各色珍珠寶石，或是無法修補，一旦失誤只能廢棄，或者二者皆有。圖5絨花制作工具圖6蠶絲線（圖片來源：自攝）（圖片來源：自攝）除此之外，傳承傳統手工藝所付出的時間成本也無法忽略，除前期的學習和練習需要幾年時間外，即使出師，制作一件成品也需要一絲不茍地制作幾十上百小時，才能完成[8]。金錢成本、時間成本，都是需要傳承人在學習和練習中自己付出的，因而傳承人壓力極大，難以堅持。三、現代絨花的轉化與復生（一）絨花工藝得以復生的原因絨花工藝得以復生，究其原因，可以概括為：近年來，國家越來越重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推廣，2021年4月中央宣傳部正式印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十四五”重點項目規劃》，對做好2021-2025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作提出具體要求[7]；2022年2月又印發了《關于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全面加強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強調抓好學習宣傳貫徹，廣泛宣傳新時代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新進展新成就[8]。與國家政策相配合的是視頻媒體的宣傳推廣，《了不起的匠人》《非遺傳承，少年敢當》《尋找手藝》《指尖上的傳承》等一系列高質量的以非遺為主題的紀錄片，展現了每一位“守藝人”的堅持，贏得了大眾，尤其是青年一代的關注[15]。電視劇《延禧攻略》《如懿傳》的熱播，尤其是《延禧攻略》中專門由南京絨花傳承人趙樹憲老師及他的徒弟親手制作的19款絨花，是根據故宮里現存清代皇室發飾的館藏圖所設計制作的，每一款飾品中所出現的元素都有其吉祥美好的寓意，在高度還原歷史的同時又融入了現代的審美于其中，使得絨花重新火熱起來，受到更多的關注[16]。在此之前，熱播劇《甄嬛傳》中蔣欣飾演的華妃所佩戴的點翠發冠也曾引起熱議。圖7《延禧攻略》中的絨花（圖片來源：愛奇藝視頻）圖8絨花“搖錢樹”（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而在傳統媒體之外，抖音、B站等新興媒體的興起，也加速了非遺的傳播。2019年，抖音“非遺合伙人計劃”正式啟動，出現了許多非遺制作的優秀視頻，拉近了非遺與人們日常生活間的距離。據統計，到2022年4月，在抖音上絨花的話題播放量已達6.50億次，而與之相似的花絲鑲嵌的話題播放量為1.6億次，點翠為0.78億次，通草花為0.26億次。巨大的流量使更多的人學習絨花制作，發布視頻宣傳絨花技藝。而由于2020年以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很多人被迫隔離在家，時間長達幾個月，使得抖音等新媒體得到快速普及，人們也有了更多的時間與機會去學習非遺技藝。（二）傳統手工藝類非遺的發展思路近年來絨花的復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也有其普遍性，對于其他手工藝類非遺的傳承與創新具有借鑒意義。首先，要完善推廣促銷的策略與渠道。現代社會，酒香也怕巷子深，傳統手工藝類非遺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中國人的歷史變遷不斷發展延續，符合中國人的傳統習慣，道德倫理，體現的是中國人血脈中的文明典雅、生態綠色[20]，這一內涵即使在現代也從未過時。對于傳統手工藝類非遺的宣傳也應突出這一理念。并構建完善的傳播體系，加大媒體宣傳力度，提高人民群眾高度感知和認同，提高青年一代對非遺保護的認同感和參與感，營造全社會參與非遺保護工作的良好氛圍。鼓勵和支持設立非遺傳播中心以及專題網站、專題欄目，建設專門的傳播隊伍。并且圍繞重國家地區的大活動、重要傳統節日開展主題宣傳活動，形成品牌傳播。支持開展優秀記錄作品、傳播作品的評選和展映活動，促進非遺內部的良性競爭。同時也要重視非遺的隱性宣傳，在相關電視電影等節目中加入非遺元素，既可以提高國民認識，讓非遺潛移默化地在觀眾心中留下記憶，慢慢從特定的圈子中突破出來，也可以使視頻內容更加還原歷史，相輔相成。其次，要融入現代時尚的設計與創新。在保留傳統手工藝類非遺產品核心特色的同時，對其產品形態進行創新，關注當下的設計特點和審美趨勢，制作一些更加符合當代人審美的現代生活中也可以使用的產品[21]。“向前看”的同時也要“不忘本”，結合現存博物館館藏資源，根據其藏品的形制、紋樣、配色等進行設計與創新，將非遺與文物聯系起來，創作一批更加富有文化內涵的文創新產品。最后，要推進扶持政策的制定與落實。對于絕大部分的傳統手工藝類非遺資源而言，政府政策和資金上的支持是其傳承創新的重要保障。在比照其他國家的相關保護與扶持政策的基礎上，建議可以增大資金扶持的力度，同時細化資金分類，如傳承活動補貼和生活補貼應區分；修訂政策中不符合實際情況的硬性要求；并且通過稅收等宏觀調控手段，以此來鼓勵非遺資源開發企業的發展。[22]四、結語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我們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實現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9]。這為中華傳統手工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創新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中國的傳統工藝是五代先民在數千年的漫長歲月中生產實踐，逐步形成的一種生活智慧，體現了古人的生產生活方式與審美意趣，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種表現方式。傳統手工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當代傳承與創新具有深遠意義。

參考文獻[1]章莉莉、朱藝蕓.國潮背景下的非遺傳承與創新設計[J].裝飾,2021,(10):30-35.[2]董靜．絨[M]．重慶:重慶出版社，2017[3]廖晨晨.傳統簪花習俗視閾下的南京絨花傳承與創新研究[J].蘇州工藝美術職業技術學院報,2021,(04):06-09.[4]董靜.南京絨花的歷史與傳承研究[D].南京.南京藝術學院，2008.05.13[5]郁周凌平.南京絨花藝術傳承推介和發展研究[D].昆明.云南大學，2018.07[6]于千涵.非遺絨花工藝的發展與傳承[J].美術教育研究,2021,(1):49-50.[7]]申靜.南京絨花制作工藝研究[J].大眾文藝,2014,(6):91-92.[8]王瑛.非遺傳承的現實困境及創新模式[J].文化產業,2022,(1):64-66.[9]張宇.設計價值轉化時代下南京絨花的非遺傳承探析與思考[J].藝術與設計(理論),2021,2(06):137-139.[10]陳星宇.揚州絨花文化的生存現狀剖析與創新生成路徑探索[J].美與時代(上),2020,(04):42-44.[11]杜小鈺，張佳麗.文旅融合視角下南京絨花的創新發展研究[J].商業經濟，2020,(11)：20-22.[12]潘璐，范麗，張華．淺談南京絨花和揚州絨花的區別［J］．紡織報告，2021,(2):123－125.[13]王錦升,孫琦.傳統手工藝的可視化思路與應用研究——以南京絨花為例[J].美術教育研究,2021,(23):31-32[14]周逰.南京絨花的制作工藝及其價值研究[J].大眾文藝,2012,(08):179-181.[15]季中揚,陳宇.論傳統手工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創新性保護[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51(04):59-65.[16]白玥.非遺視閾下《延禧攻略》的服飾造型研究[D].遼寧師范大學，2019.[17]陳家琪.南京絨花的現代設計創新研究[J].美與時代(上),2020,(01):32-33.[18]董岳.論傳統手工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藝”與“理”[J].上海工藝美術,2019(04):56-59.[19]王韋堯，張毅.非遺傳承視域下南京絨花的發展新形式研究［J］.服飾導刊,2021(04)67-72[20]俞燁.文旅融合視角下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