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居民主觀幸福感研究國內外文獻綜述1國外研究狀況1967年，一篇文章橫空出世，代表著人類對主觀幸福感研究的興起，這篇文章就是Wilison發表的《自我幸福感的相關因素》。文章中總結到，幸福的人具有以下特點：“年輕、健康、受過良好教育、收入高、外向、樂觀、無憂無慮、有宗教信仰、自尊高、已婚、熱情、期望適中、知識淵博，且與性別無關。”關于如何去定義幸福，學者們眾說紛紜，其中Diener（1984）提出的主觀幸福感定義是最為大眾所接受的。他認為，主觀幸福感是評價者以自己的主觀認知設定標準對其所體驗到的生活質量做出的總體性的評價。且主觀幸福感具有三個基本特征：一是主觀性，評價依據的是評價者的內在標準而不是他人的標準；二是穩定性，這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值，因為主要衡量的是長期而不是短期的情緒反應和生活滿意度；三是整體性，是對情緒反應評價和認知判斷的綜合評價。此外，國外其他學者也對主觀幸福感作出了他們自己的定義，比如荷蘭的社會經濟學家RuutVeenhoven（1996）認為，主觀幸福感是一種人們根據自身當前生活質量的體驗所進行的正面的描述，換句話說，就是人們對自己生活的喜好程度；布魯諾·弗雷（2006）認為，幸福是一個主觀概念，可以分為主觀幸福和客觀幸福，主觀幸福感是一種態度，包括情感和認知兩部分。隨著研究的深入，國外的研究者們逐漸進入對主觀幸福感的實證研究階段，他們采用了多種方法對主觀幸福感進行測量，其中被學者們采用最多的方式是編制量表。時間長一些的有1961年的“生活滿意度量表（LSI）”、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自我校準量表”（SAS）和1985年發表的一般生活滿意度量表（GSWLS）。此外，還有癥狀自評量表（SCL-90）、情緒平衡量表（ABS）、費城老年中心正、負情緒量表（PGCPANAS）、正、負情緒量表（PNAS0）、紐芬蘭紀念大學幸福量表（MUNSH）等。盡管有學者對于自我報告幸福感是否有效提出了質疑，但Veenhoven等人已經證明了幸福感量表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截至現在我們的結果可能仍有一些偏差，但這樣通過自我詢問所得到的幸福感調查問卷已經是當前獲取關于幸福感數據的最佳方式。而關于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國外學者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就有著名的關于收入與幸福感之間關系的“Easterlin悖論”，也叫幸福悖論。1974年Easterlin在《經濟增長改善了人們的命運嗎?一些經驗證據》一文中，通過對20多個國家的統計、抽樣調查資料進行分析，正式地論證了幸福悖論。其核心內容主要有三點：一是從一個國家內部來看，收入的差異會導致一定的主觀幸福感差距，高收入、高社會地位人群的主觀幸福感指數會高于低社會地位人群；二是從國家之間來看，富國與窮國的主觀幸福感差距并不明顯；三是就國家的整體水平而言，一個變得更富裕的國家并不會改善人們的主觀幸福感，例如美國從1945年到1970年間的經濟增長就并沒有導致人民總體幸福感的提高。其中第一點說明了收入與幸福感之間存在的正相關關系，而后兩點則體現了收入與幸福感的負相關關系，這兩者結合起來就是幸福悖論，Easterlin將第一點結論作為幸福悖論的邏輯前提，即如果沒有個人收入與幸福感的正向關系，也就不會有總收入相對增加與幸福感下降之間的悖論關系。除上述研究外，對于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因素，國外學者還做了其他的研究，比如有研究顯示，性別、年齡、宗教、教育、健康、婚姻等條件的變化會對一個人的主觀幸福感產生不同程度和方面的影響，但Rogers（1998）和其他學者研究也發現，人口統計學變量只能解釋不到20%的幸福感的變化；Abbasi等人（2020）從智能手機使用和游戲消費體驗的角度研究影響兒童主觀幸福感的因素時發現，兒童對智能手機的情感投入、享受和感官體驗對他們的主觀幸福感產生了積極影響，然而，兒童對智能手機的幻想、逃避、興奮和角色投射體驗未能影響兒童的主觀幸福感；Bailey等人（2020）在研究社交媒體上真實的自我表達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時發現自我表達更真實的人也報告說生活滿意度更高，這種影響在不同的人格特征上似乎是一致的，同時還發現社交媒體的使用與幸福感的關聯程度取決于個人如何使用它；Luchesi等人（2018）在研究與社區老年人幸福相關的因素時發現心理因素和年齡影響著中老年人的幸福感，此外，更好的篩查、診斷和治療心理健康可以增加老年人的幸福感。2國內研究狀況在國外開始研究主觀幸福感近30年后，國內才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這方面的研究，但迄今為止也有三十多年了。在最開始進行研究時，國內學者在國內對此研究基本為零的情況下，不得不大量借鑒與使用來自國外的相關理論與量表，從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吸收較為優秀的理論與測量工具，同時于實踐中融會貫通。而目前，國內的學者在此基礎上，結合中國自身的特點，開展了主觀幸福感的本土化研究，也取得了較好的學術成果。在測評工具的建設來看，雖主要是引進和修訂國外量表，但也有個別研究者自編問卷進行測驗，比如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和中國家庭收入調查（CHIP）等。對于主觀幸福感的定義，鞠春彥和趙佳琳（2020）將主觀幸福感定義為由個人根據自身情況制定適用于自己的標準，對生活環境與質量進行主觀描述與整體評價，是對個人和社會生活質量的綜合衡量；劉中一（2016）從社會學角度出發來定義幸福感，他認為幸福感是人們以社會生活中各方面所感受到的約束和規范為前提，做出的對其生活質量的完整性和肯定性的評價，是一種表達人們內心世界的正向的情感；邢占軍等人（2004）認為，人的主觀幸福感是一些因素在一定條件下集體發生影響所形成的一種對自我存在感知的積極心理體驗，這些因素包括積極健康的心理、質量生活、自我完善和自我實現等。研究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對于最終形成提高幸福感的方案十分重要，在這方面的成果有，孫鳳（2007）發現，社會保障和收入分配政策同居民幸福感之間有所關聯，一般來說若居民的職業帶來的利益越高，居民的主觀幸福感越高；家庭是一個人從出生開始就對其產生影響的存在，譚琨和謝舜龍（2012）通過分析家庭經濟情況與居民主觀幸福感的聯系時發現對居民的主觀幸福感有顯著且正向的影響的因素只有家庭收入和儲蓄的相對指標以及家庭住房面積，家庭收入與儲蓄相對指標的提高會使得家庭成員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社會自信，而家庭總收入和總支出則并沒有顯著影響到居民主觀幸福感；呂雁琴和邱康權（2020）的研究表明，不同地區之間的幸福差距是存在且顯著的，通過對地區進行劃分，我們可以簡單得出以下結論：東部和城市居民的幸福值高于中西部和農村居民。這種幸福差距來源于地區間的發展不平衡和由此導致的幸福資源在地區間分配不均衡。而在我國城鄉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差異研究中，王慧慧（2014）研究了民生因素與城鄉居民幸福感之間的關系，發現從影響程度的大小來看，對居民幸福感影響最大的因素是健康和家庭條件，其次是生態環境和社會保障，最后是個人工作和教育等因素，此外，男性相較于女性更容易獲得高的幸福感，城市居民的幸福感高于農村居民，居民的幸福感和年齡呈“U”型變化；鞠春彥和趙佳琳（2020）的研究表明，對城市和農村居民主觀幸福感起主導作用的分別是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而經濟資本并不顯著影響居民的主觀幸福感。參考文獻[1]WilsonWR.Correlatesofavowedhappiness[J].PsychologicalBulletin,1967,67(4):294-306.[2]Diener,Ed.Subjectivewell-being.[J].PsychologicalBulletin,1984,95(3):542-575.[3]VeenhovenR.Happylife-expectancy[J].SocialIndicatorsResearch,1996,39(1):1-58.[4]弗雷,斯塔特勒,靜也.幸福與經濟學:經濟和制度對人類福祉的影響[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5]戚雪楓.國外主觀幸福感研究[J].邢臺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1,28(06):99-102.[6]熊謀林.經濟增長不能促進幸福嗎?——四十年“幸福悖論”的全球追蹤[J].天府新論,2015(04):98-108.[7]AbbasiAZ,ShamimA,HooiTD,etal.Playful-consumptionexperiencesandsubjectivewell-being:Children'ssmartphoneusage[J].EntertainmentComputing,2020.[8]BaileyER,MatzSC,YouyouW,etal.Authenticself-expressiononsocialmediaisassociatedwithgreatersubjectivewell-being[J].NatureCommunications.[9]Bruna,Moretti,Luchesi,etal.Factorsassociatedwithhappinessintheelderlypersonslivinginthecommunity[J].ArchivesofGerontology&Geriatrics,2018.[10]鞠春彥,趙佳琳.城鄉差異背景下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研究[J].中共桂林市委黨校學報,2020,20(02):50-54.[11]劉中一.社會學視角下的幸福感:內涵、產生機制與影響因素[J].學習論壇,2016,32(01):69-72.[12]邢占軍,黃立清.西方哲學史上的兩種主要幸福觀與當代主觀幸福感研究[J].理論探討,2004(01):32-35.[13]孫鳳.性別、職業與主觀幸福感[J].經濟科學,2007(01):95-106.[14]譚琨,謝舜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