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占中：從“中國制造”到“中國智造”如果說1978年中國經濟開始走向世界，1998年中國經濟則已經影響了世界，到2018年中國經濟將有可能引領世界。中國經濟尤其是“中國制造”的快速發展，為世界經濟注入了強勁的動力和活力，2008年以來全球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使“中國制造”面臨新的發展“拐點”，“中國制造”能否轉型升級為“中國智造”，也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中國能否從如今的“經濟大國”走向世界“經濟強國”。一、“第三次工業革命”為“中國制造”帶來“彎道超車”的歷史機遇回溯地理大發現以來的世界經濟史，幾乎每一個大國的崛起和強盛，都與“產業革命”和新興產業的發展相伴生。18世紀60年代以珍妮紡紗機和蒸汽機等為主要標志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使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化國家，也使整個19世紀成為“英國的世紀”；19世紀70年代發生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則使美國和德國逐步取代了英國的霸主地位，人類社會也從“蒸汽時代”和“紡織時代”，跨入了“電氣時代”和“鋼鐵時代”。第二次工業革命推動了一大批新興國家的崛起，如美國、德國和日本都曾利用這次契機“彎道超車”超越了英國。第二次工業革命最先從美國開始，緊接著德國抓住機遇在1900-1910年間不僅實現了采礦、冶金、機器制造等傳統工業部門的重大技術革新，而且加快推進電器、化工和汽車等新興產業的發展，迅速改變了德國工業的面貌，以致在很短時間內趕超了英國。日本也緊隨其后，逐步建立了完備的工業體系，經濟實力也日漸雄厚。眾所周知，美國則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最大受益國。南北戰爭后，美國憑借其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利用大量移民和資本流入的有利條件，積極發展教育和科技、鼓勵創新，成功把握了這次產業革命的歷史機遇，推動經濟實現了突飛猛進的高速增長。1850年美國工業生產只占世界的15%，而英國占了39%；但到了1913年，英國卻只有14%，美國工業生產則占了世界的36%，在世界經濟總量中所占份額已經超過英、法、德三國份額的總和，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從此而改變。20世紀中葉以來，美國借助信息科技革命，又進一步強化了其世界強國的地位。進入新世紀以來，在某些重要科技領域取得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已經初顯端倪，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等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的發展，正在醞釀著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最近以美國著名趨勢學家杰里米o里夫金和保羅?麥基里等為代表的學者關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論斷引起全球范圍內的極大關注。他們認為全球經濟正面臨一次深刻的產業變革，變革的核心主要是智能制造、綠色能源和數字服務等相關領域，這三者的相互融合將導致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發生革命性變化，世界經濟將迎來一個新的產業發展周期？！近兩個多世紀以來，中國與世界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擦肩而過，延緩了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中華民族留下了太多的遺憾。西方發達國家的產業演進軌跡和新的發展趨勢給我們帶來了許多深深的啟迪，歷史的車輪已行進到21世紀，我們能否把握這一新的發展契機？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持續高速增長已使我國成為世界“制造大國”，為下一階段的轉型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但長期形成的出口導向和粗放型發展模式卻“難以為繼”；從國際環境來看，2008年以來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對我國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傳統制造業也提出了嚴峻挑戰。如“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所涉及的智能制造將進一步提高制造系統的柔性化和自動化水平，使生產系統具有更精準的判斷與適應能力，也將會顯著減少制造過程中的物耗和能耗；如智能制造技術將使傳統意義上的單純機械加工轉變為集機械、電子、材料、信息和管理等諸多技術于一體的先進制造（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智造”）。在這種大背景下，我國該如何把握“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歷史機遇，推動“中國制造”升級為“中國智造”，從“世界工廠”轉型為“創新型國家”。美、德、日三國的歷史經驗對于中國的轉型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當今的中國應積極利用危機過后全球產業“重新洗牌”的市場機會，加快推進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互聯網、智能制造、生物工程，以及航天、海洋等新興產業實現跨越式發展。世界經濟中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將成為我國經濟轉型發展的強大動力。盡管“科技革命”有可能在歐美發達國家率先突破，但基于我國“世界工廠”的制造優勢和潛力巨大的市場空間，“產業革命”則有望在中國大地成“燎原之勢”，在歐、美、日陷入危機陰影自顧不暇時，我們應牢牢把握歷史機遇實現“彎道超車”。二、 “中國制造”轉型升級遭遇“去實業化”的迷霧令人擔憂的是“中國制造”在高歌猛進的發展過程中，卻遭遇'去實業化”的迷霧，近些年來我國經濟中“去實業化”現象開始急劇蔓延。以高速膨脹發展的房地產和金融市場為代表的虛擬經濟，正在嚴重沖擊我國實體經濟和制造業的發展。尤其是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制造業特別是一大批中小企業的發展環境日益惡化，曾經以“靈捷制造”而著稱的浙商群體、以資源開發為主體的晉商群體以及眾多民營企業，紛紛投身房地產、證券基金、藝術品投資等虛擬經濟領域，虛擬經濟活動成為獲取財富的快捷途徑。在這種示范效應下，出現了資本大量抽離“中國制造”的“去實業化”現象，越來越多的企業把投資重點轉移到不動產投資、銀行理財與信托投資領域，“中國制造”發展勢頭放緩已成為不爭的事實。許多中小企業開始棄實業而不顧，投身股市、期市、樓市、古玩甚至包括農產品的投機炒作市場，甚至一些成功上市后的企業，也進入股權投資、風險投資領域。在虛擬資本泛濫的浪潮下，許多創業成功的企業家快速成長但轉瞬之間又迅速蛻變為投機商人。對于我國這種“從制造起步”的發展中大國，投機炒作造成的損害和沖擊是災難性的；如果丟掉了實業富國、制造強國這一根本戰略，未來的發展前景不容樂觀。畸形的虛擬經濟活動嚴重沖擊制造業和實體經濟的發展，國際上有許多深刻的教訓：如荷蘭在近代史上因海運業發達而帶來商業繁榮，一度是當時歐洲最強盛的國家；然而不幸的是，后來對投機的狂熱追求愈演愈烈，導致了諸如“郁金香風波”之類極端投機行為的爆發，整個國家從此走向衰落。英國曾因“第一次工業革命”而成為世界強國，但隨著倫敦成為全球金融中心，國內的食利階層日益龐大，對制造業和實體經濟部門的投入不斷下降，大不列顛帝國后來也逐漸走向沒落。上世紀90年代之后，一場新科技革命曾讓美國經濟空前繁榮，但伴隨而來的房地產泡沫不斷加大，華爾街金融集團以各種手段貪婪地侵占社會財富，最終引發了至今仍在嚴重影響全球經濟的金融危機。與此投機盛行相伴生的是我們的社會也正在變得越來越躁動，各個階層都在被欲望和焦慮所困擾。即便是富裕階層，也在競相趕超的資本賭博和虛擬經濟的投資游戲中變得焦灼不安，以至于出現群體價值觀的迷失，快樂和幸福感似乎越來越遠離我們的民眾，整個社會也由此變得浮躁不安。大量實業資本和優秀人才流向虛擬經濟領域，使“中國制造”面臨巨大的信心危機。虛擬投資“一夜暴富”，不擇手段追逐短期暴利，導致貧富分化差距拉大和社會心理失衡，這還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引發社會危機。因此消除虛擬領域的暴利，遏制各種投機行為非常緊迫，凡是嚴重脫離實際、脫離國情、脫離社會平均利潤水平的投機行為，應通過一定的制度法規予以約束和規范，如通過征收資本利得稅、暴利稅等舉措，實現社會利潤率平均化，促使社會資本盡快回歸制造業，也促使陷入投機暴富夢幻中的企業家盡快回歸實業發展，使整個社會形成合力，共同推動“中國制造”的轉型升級。三、 “中國制造”面臨歐美國家“再工業化”的嚴峻挑戰危機之前走向過度虛擬化的美國經濟，已經開始了“再工業化”的華麗轉身。2009年底，美國總統奧巴馬發表聲明，美國經濟要轉向可持續的增長模式，即出口推動型增長和制造業增長，發出了向實體經濟回歸的強烈信號。這意味著，在當前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美國已充分認識到不能依賴于金融創新和信貸消費拉動經濟，開始重視國內產業尤其是先進制造業的發展。而在金融危機前夕的2007年，美國制造業占國內GDP的比重只有11.68%，當時對美國GDP貢獻最大的行業是金融、房地產業，其利潤總額占美國企業利潤總額的40%以上；“產業空心化”、經濟過度虛擬化是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主要根源。歐洲許多國家也是如此，隨著金融服務業近半個世紀以來的快速發展，大量制造業外遷也導致實體經濟“空心化”，歐盟大部分成員國存在“去工業化”現象，西班牙、法國、英國、比利時等國尤為嚴重。“去工業化”不僅削弱了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也對國內就業產生了極大的消極影響。1996?2007年，歐洲失去了280萬個就業崗位。在金融危機與歐債危機中，惟有德國經濟“一枝獨秀”，作為歐洲頭號經濟體，德國經濟總量占歐盟的三分之一，可謂歐洲經濟的“發動機”。德國工業制造業占GDP的29%，成為其經濟發展的“中流砥柱”，并且帶動了相關產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德國的精密機械、工程裝備、汽車制造、化學制藥、環保產業聞名于世，德國的產品以質量精良而著稱。正是由于制造業的發達，面積與中國云南省相當的德國，雖然自然資源匱乏，但自2003年開始成為世界頭號出口大國，一直到2009年才被新崛起的“世界工廠”中國推到世界第二的位置。如果說德國最嘈雜的是工廠機器發出的馬達聲;而美國最喧鬧的則是證交所交易員的叫嚷聲（這是德美經濟的兩副面孔）。但正是這種叫嚷聲最終釀造和引爆了2008年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機，而現階段“再工業化”已成為美國重塑其競爭優勢的重要戰略，重新從交易員的叫嚷聲中回到工廠機器的馬達聲中。歐盟委員會也提出了歐盟工業政策的方向與目標，其重點是促進創新，加快“再工業化”進程。尤其值得我們引起重視的是：美國“再工業化”并非是簡單的制造業回歸，而是致力于試圖引領新一輪“產業革命”，以智能制造、綠色能源和數字技術等為代表，搶占科技和產業的制高點。由此我們也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美國的制造業過去和今天依然擁有強大的競爭力，“輪子上的國家”（世界汽車工業發源地）一旦回歸到'實業立國”的傳統增長軌道，再加上美國強大的科技創新能力和技術轉化能力，美國的高端制造和實體經濟也將很快迎來復蘇。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對于我們中國經濟而言是最大的外部環境轉換。類似于中國加入WTO之后2001年到2008年的全球貿易環境，很可能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美國還推出了未來5年的“出口倍增計劃,，，在此過程中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也會變得越來越嚴重。這將使我國發展實體經濟，推動制造業的轉型升級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四、從“中國制造”到“中國智造”：任重而道遠從歷史上看，任何國家的崛起和騰飛都是憑借強大的實體經濟優勢，當初的英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后來的美國取代英國，以及今天的德國、日本得以保持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的優勢地位，依靠的都是以制造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競爭力。從某種意義上說，制造業的強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家的興衰。據統計數據分析：2010年中國制造業在全球制造業總值中的比例為19.8%,超過美國的19.4%成為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在500多種工業產品中，中國已有煤炭、鋼鐵、水泥、汽車、紡織服裝等220多種工業產品產量位居世界第一。盡管這些產品都僅僅是就數量而言，產品附加值仍很低，但中國制造業在世界市場中的地位與影響力，已讓歐美發達國家深感震撼和不安，由此提出了劍指中國的“再工業化”戰略。2012年1月11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刊登題為《為什么說現在是輪到中國擔心制造業了？》的文章宣稱：未來20年里，美國將利用新技術挖空中國的制造業，并重新在制造業領域獲取“絕對競爭優勢”。這一論調并非“危言聳聽”，也非“空穴來風”。科技界有三種飛速發展的技術——“人工智能、機器人和數字制造”，這將重新構筑制造業的競爭格局。“人工智能技術”今后將會進入制造業，輔助人們進行設計、測試和制造，這將使制造業中的大規模定制成為可能；“機器人技術”將在人工成本和易操作性方面產生革命性影響，機器人不用睡覺、不用休假、也不會要求加薪，美國的機器人也許不久就將與中國的勞動力直接展開競爭；“數字制造技術”是指一系列的技術能力，包括對新產品進行構思、利用模擬器進行測試的能力；如果將人工智能、機器人和數字制造技術綜合集成應用于制造業，那將絕對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制造業革命”。無獨有偶，2011年8月世界上最大的電腦組件供應商富士康公司宣布，計劃在未來三年里引入100萬個機器人替代現有員工從事的工作，這些機器人將從事重復性的機械工作，降低持續增長的勞動力成本并且提高效率。“機器人投入使用的信號”意味著勞動力成本優勢不復存在，這也將徹底顛覆我們傳統制造業的發展模式和比較優勢。我國傳統制造業發展中長期依賴的“人海戰術”模式將面臨終結，何況隨著中國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人口紅利”也將隨之消失殆盡。未來實體經濟發展中的“制造”將徹底轉型為“智造”，這對我們研究型大學的教育培訓也帶來嚴峻的挑戰，如何把更多的“人手”培養成為現代大工業生產中所需的“人才”。過去30年我們制造業取得巨大成功依賴的是我們“勤勞的雙手”，而未來30年繼續成為世界制造業巨頭必須依靠我們“智慧的大腦”，未來的制造業競爭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技術競爭”。因此我們的產業部門和企業家對此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必須快速增加創新投入，強化技術儲備，否則將不可避免在未來制造業國際競爭中淘汰出局。我國制造業發展必須致力于完成由“加工代工型一一技術模仿型一一自主創新型”的產業轉型和跨越，缺乏核心技術的模仿創新將無法扭轉我國制造業競爭的弱勢地位。現階段我國制造業企業雖也常有技術上的革新，但與其國外同行相比，大多僅局限于應用技術的開發和工藝創新，缺少核心技術的重大突破。這一方面由于技術創新能力的先天不足所致，但更重要的是，我國企業缺乏明晰的研發投入體制，研發經費的資助缺少持續性與穩定性，對于需要龐大經費支出的核心技術開發，由于缺乏研發后的保障而憚于嘗試。2008年在歐盟的研發投入報告中，中國制造業企業研發投入排名普遍偏低，這在一定程度上便決定了我國企業往往只能在引進技術上進行局部的改良。而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早在2006年韓國三星依托政府的巨額研發投入，動用166.6億美元建設世界最先進的TFT-LCD生產線，搶占技術制高點后三星就在液晶電視領域擁有絕對的話語權。顯然，如果不致力于推動能使我國制造業“獨領風騷”的核心技術創新，將最終導致我國無法實現真正的“技術跨越”，更遑論引領未來制造業的發展。而從現階段來看，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依然采取過去那種'引進設備”、“擴大產能”的傳統發展模式，仍在重蹈傳統產業'引進——落后——再引進”的覆轍。原有的“路徑依賴”將可能成為當前“中國制造”轉型升級的巨大隱患。企業如僅僅通過引進國外技術和先進設備，而不是自己進行研發投入，這在技術路徑不明確的新興產業中往往會帶來巨大的'沉沒成本”，一旦產業技術升級，前期大量的固定投資將迅速成為不良資產，使得新興產業面臨比以前傳統產業更大的發展風險。五、研究型大學在未來制造業競爭中應“有所作為”也“大有可為”未來的制造業競爭是科技的競爭，而研究型大學是國家科技創新的主力軍和生力軍，凝聚了眾多優秀人才，又擔負著培養新一代創新人才的重任，因而必須面向未來制造業競爭的主戰場有所作為。現階段我國高校的辦學理念和考核導向必須進行相應的調整，研究型大學不應滿足于“閉門造車”和“紙上談兵”，更不能在論文數量競賽中攀登所謂的“科學高峰”，國家巨額的科研投入衍生出大量研究水準不高的學術論文和眾多沒有太多市場價值的技術專利，以致研究成果既無創新水平也不能惠及產業界。富有創造力的莘莘學子為了畢業和晉級而炮制學術論文，可謂“皓首窮經”，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創新資源和民族創造力的巨大浪費。因此科技創新的著力點必須從“論文導向”向“需求導向”轉變；從看重數量指標向注重有質量的貢獻轉變，從科研封閉的自我循環向產學研用協同創新轉變。惟有通過變革我國研究型大學的傳統辦學理念和考核體制，研究型大學在服務于未來制造業競爭中才能'有所作為”。研究型大學還有一個重要使命就是培養創新人才，但我們許多大學培養的卻主要是“創新能力不足、動手能力不強”的學科性人才，畢業后面臨著就業困難，每年有60萬大學畢業生處于待業狀態，優秀的畢業生也僅滿足于進入跨國公司成為高薪白領，缺乏遠大理想和抱負，未能最有效地激發自身的創新潛能。而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畢業生在世界各地創辦的高科技公司總數已達到了2.6萬余家，年營業額超過2萬億美元，相當于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的GDP。因此我國的研究型大學應加強對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