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看待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矛盾、困難和問題，首先要對這些矛盾、困難和問題的產生和存在有一個科學認識。改革開放作為推進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偉大變革，擔負著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歷史使命，同任何偉大變革一樣，這必然是一個充滿矛盾的艱難曲折的過程，不可能不遇到困難和問題。改革開放的艱巨性和復雜性決定了必然出現矛盾、困難和問題。改革開放是中國歷史上前無古人的全新事業，沒有可供參考的現成答案，要靠我們大膽地探索和試驗。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矛盾、困難和問題，有的是舊體制下積累和潛伏的，有的是新舊體制交替和摩擦產生的，也有的則可能是人們認識上的局限性帶來工作失誤而造成的。改革開放是一個長期的漸進過程，一定時期內手段和條件的成熟程度制約著我們對矛盾、困難和問題的解決程度。我們必須十分注意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的關系，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以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任何急于求成，希望一蹴而就，一下子解決所有問題的想法都是不現實的。怎樣看待改革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發布時間：2012年11月05日10:40來源：解放軍報一路攻堅克難，一路輝煌相擁。改革開放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意義最為重大、影響最為深遠的歷史抉擇。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在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同時，也面臨著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怎樣看待這些矛盾和問題，事關能否堅定信心，凝聚共識，毫不動搖地把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推向前進。分清主流支流——決不能因存在矛盾和問題而改旗易幟或走回頭路改革開放在面對困境中拉開帷幕，在解決難題中綻放異彩。30年來，我國的綜合國力增強了，人民生活顯著改善了，國際地位提高了。同時，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逐漸顯現。比如，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資源、生態與發展的矛盾日益突出，腐敗現象比較嚴重，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等等。對此，有人產生了迷茫、困惑和疑慮，甚至出現了一些責難的聲音。正確看待改革開放中的矛盾和問題，關鍵是要從全局的高度，對改革開放的方向和道路、成效和功績有科學的認識，分清成就和問題、全局和局部、主流和支流。只有這樣，才能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改革開放方向和道路的正確性，集中地體現在我們所選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這條道路，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征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這是我們在長期的社會主義實踐中，特別是在認真總結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經驗和新鮮經驗的基礎上，找到的一條唯一能夠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正確道路。進入新時期以來，我們黨始終以改革開放為強大動力，在新中國成立以后所取得成就的基礎上，推動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取得了新的偉大成就。中國的發展，不僅使中國人民穩定地走上富裕安康的廣闊道路，而且為世界經濟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面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中國迎難而上、平穩較快發展，再次向世界展現了中國魅力。實踐證明，歷經滄桑路萬條，唯有改革是正道。我們強調改革開放的方向和道路是正確的，并不是要回避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我們黨從不回避問題，也不反對“反思改革”。我們講要善于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就是要善于做這樣的“反思”。但是，不能以“反思改革”為借口，否定和反對改革開放的方向和道路。評價改革開放，關鍵是要看改革的方向對不對，改革的目標對不對；是大多數人得到實惠，還是只有極少數人得到實惠；是成就多，還是問題多。對此，人們都有切身感受，也不難有清醒的認識。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事物內部處于支配地位、決定事物性質、主導全局走向。事實雄辯地證明，改革開放的成效和功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著改革開放全局的性質。當然，改革不會沒有問題，也難免會有失誤，但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是支流不是主流。各種矛盾和問題的存在并不意味著改革的方向出了偏差。恰好相反，許多矛盾和問題相當程度上是改革不到位、措施不完善造成的。因此，正確的態度應當是，對改革開放的方向和道路要堅定不移，對矛盾和問題不能掉以輕心。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企圖改旗易幟，主張走回頭路，不僅不能解決現有的問題，反而會帶來災難性后果。認清深層原因——當前面臨的矛盾和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成長中的煩惱”中國的改革開放前無古人、世無先例，既要解決原有的矛盾和問題，又要應對新產生的矛盾和問題。這就意味著改革開放必然要在風雨兼程中艱難行進，在艱辛探索中不斷完善。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東方大國進行的，這就決定了遇到的矛盾和問題極其復雜。胡錦濤同志指出：“我國仍處于并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人口多、底子薄、發展不平衡，我們在發展中遇到的矛盾，無論是規模還是復雜性，都是世所罕見的。”當前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資源緊缺問題、勞動力就業問題等，并不都是改革開放后出現的，而是改革開放以來一些地區快速發展后，使這些問題更加凸顯了。基礎薄弱、超大規模、眾多民族的中國，在發展中衍生出的問題必然是多方面的，解決這些問題的長期性和復雜性是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對因基本國情而產生的矛盾和問題，我們既要看到解決它們刻不容緩，又要看到需要堅持不懈地長期努力。任何急于求成，希望一蹴而就的想法都是不現實的。中國的改革開放，既要解決世界各國發展中面臨的共同問題，又要面對獨特的挑戰，這也決定了面臨的矛盾和問題錯綜復雜。發展，是全人類的共同課題。在發展進程中，各國遇到的問題帶有一定普遍性，解決這些問題，也是世界的共同課題。比如，工業化導致的環境污染，許多國家都曾經遇到，曾嚴重污染的“霧倫敦”就是典型代表。倫敦從霧都茫茫到今日天藍水清，經歷了幾百年。還如，社會轉型期間面臨的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也是任何國家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都會遇到的。我們只用30年時間，就走過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路程，既面臨與其他社會轉型類似的共性問題，也產生了自己的特有難題。一些矛盾和問題就顯得更為突出、更為復雜。認識到這一點，就不會妄自菲薄，怨天尤人。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從初始階段進入攻堅階段，這就決定了諸多矛盾和問題會集中顯現。任何社會變革都要經過一個從初始、攻堅到完善的演進過程。當前，我國進入了改革的攻堅期、矛盾的凸顯期，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這個階段，是各種矛盾相互疊加和充分暴露的階段，也是社會變革不可逾越的階段。由于社會轉型加速進行，難免在思想觀念上不適應，在制度機制上不配套，在應對措施上不到位。這種“成長的煩惱”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如同一個人“成長的煩惱”出現在青春期一樣，一個國家“成長的煩惱”往往發生在社會特定發展階段。比如，收入差距黨史研究室在《正確看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一文中，對于毛澤東時代的“錯誤”，有這樣一段尖銳的批評：“黨的領導對形勢的分析和對國情的認識有主觀主義偏差，也犯過把階級斗爭擴大化、在所有制問題上急于求純和在經濟建設上急于求成的錯誤。在后來的實踐中，由于黨在指導思想上‘左’傾錯誤的發展，又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嚴重錯誤，使黨的探索進程遭受嚴重挫折，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這些刻骨銘心的教訓，是我們永遠不能忘卻的”。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紀念會上講話中也沒忘記指出：“毛澤東同志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走過彎路，他在晚年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雖然黨史研究室一文和習近平講話中都承認也非常強調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在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要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甚至要以毛澤東思想指導改革開放！但比較以上這些批評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嚴重錯誤”的話，給人感覺，那些贊揚毛澤東和肯定毛澤東時代的話顯得那么空泛和言不由衷！這三項否定扣在前30年毛澤東時代的頭上，不僅基本否定了毛澤東時代，而且也基本否定了毛澤東、毛澤東思想以及毛澤東領導開創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然而，毛澤東時代決不是封閉僵化的時代，在這個歷史時期，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改革了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建立了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改變了中國幾百年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侵略、欺辱、奴役的地位，而躍升為與世界各國平等交往并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社會主義強國。這些歷史事實是任何人也抹殺不了的，這就是人們為什么要肯定前30年的客觀原因。要真正落實習總書記所說不能否定毛澤東時代前30年的講話精神，就必須推倒這三項否定，對于毛澤東時代所建立的公有制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以及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和文革實踐都必須給予真正的、明確的肯定！另一種疑問是改革開放后歷史時期一直被肯定，但現實問題巨大，這一時期還能肯定嗎？黨史研究室一文對改革開放以后歷史時期的評價是肯定的：“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做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順應時代要求和人民期待，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推進改革開放”。十八大以來對后一個時期也是肯定的，主流媒體更是鋪天蓋地宣揚“改革開放”35年的輝煌成就，十八屆三中全會更是做出了繼續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又是“歷史性決策”，又是“偉大轉折”，又是“輝煌成就”，又是“繼續全面深化改革”！“后一歷史時期實際上一直被全盤肯定，那為何習總書記此時卻提出不能否定后一歷史時期的問題呢？答案是有人要否定這一時期，這就有必要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要否定后一歷史時期：一是因為貧富兩極分化。私有化改革浪潮，一方面通過對公有制企業的改制，改出了一大批老板、資本家，改出了一個新生資產階級，另一方面工人下崗、農村包產到戶，又改出了一批廉價勞動力的新生無產階級。私有制條件下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勞動剩余價值的剝削，是造成貧富兩極分化和社會不公的根本原因，也是必然結果。現在私企的產值、就業人數等方面已經超過公企，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有關指數也已名列世界前茅，已經翻身當家做主人的廣大工農勞動群眾重新被剝削，被邊緣化。雖然我們的理論“精英”和主流媒體竭盡全力用民企來掩護私企，用民營企業家來掩飾資本家，用市場經濟來掩蓋資本主義，用分配不公來掩蓋剝削，用一般社會矛盾來掩蓋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等，但嚴重兩極分化和已經形成了新生資產階級的殘酷現實是無法掩蓋的，連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都說過：“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的走了邪路”。二是因為嚴重官場腐敗。“改革開放”以來的官場腐敗是伴隨私有制發展和新生資產階級而產生的，這些新生的大大小小老板、企業家、經營商、承包商要想在市場經濟自由競爭中攬到項目，必然會用“糖衣炮彈”不擇手段地賄賂、腐蝕官員，以取得競爭的優勢。又由于改革開放以來，基本上放棄了廉潔自律的思想約束，許多干部很輕易地就被拉下水，或自己主動地下了水。30多年來官場貪污腐敗的嚴重程度，無論從深度（從國家最高領導層到街鄉村基層小頭頭）、廣度（黨政軍民學幾乎找不到沒有貪腐的干凈地方）還是從惡劣程度（貪污金額從數千、數萬、百萬、千萬、上億一路貪去，名車洋房二奶、抑郁自殺外逃......）都令人觸目驚心，引起天憤民怨。特別是官員的貪腐已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中國特色的特權官僚富豪階層，它不僅具有資本主義特色而且具有封建主義特質，這些貪腐集團正是共產黨內部的走資派，他們已不是一個半個的走資分子，而是成千上萬的走資集團，是抓不盡殺不絕的正在走的走資派，從這一點上來看，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何等的英明，從這一點上來看，“歷史決議”的支撐點是何等的脆弱！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也采取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政策措施，也揪出了一批“老虎蒼蠅”，這是值得稱道的，但如果不堵住資本主義私有化這條路，不論下多大的功夫，要想根治貪腐問題，要想解決走資派問題，是根本辦不到的！三是因為社會道德淪喪。“改革開放”以來，在私有制經濟大發展浪潮的沖擊下，毛澤東時代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文化和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受到了資本主義唯利是圖、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嚴重沖擊：城市國企改制過程中，大批國企高管、大批黨政干部及子女，搖身變為買辦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農村解散人民公社包產到戶也重新激發了農民小生產自發資本主義意識。在個人主義價值觀的沖擊下整個社會道德迅速敗壞，毛澤東時代早已絕跡的黃、賭、毒沉渣泛起，坑蒙拐騙之風盛行，地溝油、假藥、假醫、高考作弊、院士抄襲、電訊詐騙、銀行詐騙等層出不窮；拐賣兒童婦女、販賣人體器官，甚至產科醫生干起了倒賣新生兒勾當，真是令人發指；殺人放火爆炸的報道屢見不鮮；社會道德水準降到世界排名后列，這樣的時期怎么能同毛澤東時代相提并論！四是因為環境污染、資源破壞。以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市場經濟，具有唯利是圖、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盲目性，必然造成嚴重的資源破壞與環境污染。在農業方面我們經常聽到農民種植跟不上市場變化，今年獲利的農產品，到明年秋后賣不出去爛在地里。在工業方面，中小私企盲目競爭，造成產能過剩，建了再毀；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企業盲目建設，對河流、空氣造成嚴重污染，相繼出現“癌癥村”、“AIZIBING村”；各種私人礦企，亂挖粗掘，不僅浪費了寶貴的礦藏資源，也破壞了青山綠水的環境。另外大量盲目生產和引進的汽車造成城市霧霾污染；房地產無序發展，一方面高房價使窮人買不起房，仍然住在貧民窟，甚至住到下水道或橋下，另一方面少數有錢人、有權人，一家幾套、幾十套住房，許多高樓大廈空置率很高；人們看不起病，上不起學，這哪里像個社會主義國家啊！這樣的歷史時期難怪人們要否定。如何正確看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不僅是對新中國60多年歷史能否正確評價的問題，更是對我國今后走什么道路的重大考驗。我們應該肯定前30年，搬掉對這一歷史時期的三項否定，同時也要肯定后30年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巨大成就，但要看到取得這一成就的主要原因，是在政治上有一大批真正的共產黨人頑強地堅守四項基本原則的結果，在經濟上竭澤而漁了前30年艱苦創業所留紅利（資源紅利、人口紅利、積累紅利等）的結果，也就是說，后30年的成就是在前30年成就基礎上取得的，是前30年成就的延續，再換句話說，后30年成就是對前30年成就的肯定。而對于后30年“改革開放”把已建成的公有制經濟體制大量改向私有制經濟體制，包括大量無限制地引入國外、境外的私企，雖然對經濟發展有一定積極作用，但由此帶來的貧富兩極分化、官場貪污腐敗、社會道德淪喪和資源破壞、環境污染等嚴重問題，則是應該否定的，而不能一味地不否定！當前對“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一直被否定，現在能被肯定嗎？”和“改革開放后歷史時期一直被肯定，但現實問題巨大，這一時期還能肯定嗎？”這樣兩個問題，答案都是否定的，中國的現實情況是，在社會上層，對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很難被肯定，習近平自己說肯定，其實也在否定；在社會下層，對改革開放后歷史時期很難不被否定，被邊緣化的工農群眾對這一時期很難有“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如此說來，習總書記要貫徹兩個歷史時期都不否定的講話精神，還真有點難辦，你說是不是？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正確看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一文第一部分：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他強調，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要正確評價，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以下簡稱“兩個不能否定”）。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重要論述，集中體現了我們黨對于這一重大問題的根本立場和鮮明態度。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對于我們從宏觀上正確認識和把握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乃至整個黨的歷史，進一步在堅定黨的歷史自信中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堅定不移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具有重要指導意義。一、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包括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兩個時期都不能否定路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跨出第一步，才有第二步。我們黨領導的革命、建設、改革，也是一脈相承、薪火相傳、生生不息的壯麗事業。新中國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基礎上接續奮斗、接力探索的結果。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新中國歷史分為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無數事實表明，這兩個歷史時期都是不能否定的。（一）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是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我們黨自誕生之日起，就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肩負起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這兩大歷史任務。黨領導人民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了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這就為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掃清了障礙，為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改革開放前的奮斗探索，是承接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成果而開始的新的偉大歷史進軍。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人民建立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創造性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全面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黨不失時機地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黨還領導人民建立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符合中國國情和人民根本利益，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礎。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后，如何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是黨面臨的嶄新課題。黨曾經號召學習蘇聯經驗，但很快察覺到蘇聯模式的局限。毛澤東同志提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的任務，要以蘇聯的經驗教訓為鑒戒，獨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經過實踐探索，黨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黨團結帶領人民全力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對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的探索成果和巨大成就，必須充分肯定。毋庸諱言，由于黨領導社會主義事業的經驗不多，黨的領導對形勢的分析和對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