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主流紀錄片中的成功因素探究TOC\o"1-2"\h\u6746一、多因素表達情感 130415（一）深度挖掘人物精神世界 114676（二）將情感表達蘊藏于講好人物故事之中 121252（三）重視個人形象到國家形象的國際化表達 226471二、重視人物的情感表達 313915（一）聚焦時代背景下的小人物 321467（二）主流情懷與價值觀念表達 44150三、結語 4摘要：中國主流紀錄片，是由中國體制內的主流媒體或機構直接制作或投資制作、被體制內的發行方發行與傳播并宣傳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紀錄片。它產生于國家體制內，肩負著傳播主流意識形態的重要作用，題材多事關公共安全與社會穩定，政治因素鮮明，伴隨著時代的進程，中國主流紀錄片業已成為講好中國故事中不可忽視的傳播力量，在社會上承載著新的歷史使命、具有新的社會功能，也面臨著在復雜的傳播環境中進一步提升自身社會公信力與傳播影響力的挑戰。關鍵詞：主流紀錄片；情感價值；傳播力量；歷史使命一、多因素表達情感（一）深度挖掘人物精神世界在主流紀錄片當中，對人物形象進行挖掘，離不開人物的精神世界，即是自身與環境產生聯系時人的本性或者個性表現出的多重性，具體來說，就是通過對事件的闡述，對人的個性、追求、價值觀、生存狀況、命運等進行展示，這也是創作時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紀錄片是充滿遺憾的藝術，呈現在鏡頭前的人物創作永遠就像管中窺豹。所以要用凝練的具有代表性的故事來表現人物，更細膩地呈現感觸人物的內心世界，才能起到見微知著的好的效果，紀錄片《傳承》里的開場，用兩分鐘的時間刻畫主人公魏鐵良在每天工作前細致的整理衣襟、戴正工牌、漱口、整理發型，這樣一絲不茍的個人形象打理不僅是為了在每天在來參觀的觀眾面前有一個整潔大方的形象，也表現了主人公心底里對這份工作的真誠敬重、對革命烈士的尊重、對烈士祠守祠人這個身份的珍惜。（二）將情感表達蘊藏于講好人物故事之中故事是紀錄片的主體構成部分，也是紀錄片對觀眾構成吸引力的關鍵。沒有故事，事件的發展過程、人物形象的塑造、創作者思想情感的表達以及作品進行藝術表現就失去了堅實的依靠。因此，紀錄片創作者對事件進程中的感人故事進行發掘成為策劃的首選課題。在拍攝過程中，筆者數十次來到烈士祠，聆聽魏大爺的講解時，無不驚異他對于陳列排位的諸多烈士事跡都是了如指掌，以及他在歷史知識方面豐富的知識量，在與魏大爺攀談的過程中，他說：“我覺得這些事兒都是很有用的，很珍貴的，要花大功夫記錄下來。”就這么兩句話，感情簡單而且純粹，純真而且炙熱。主流紀錄片中故事典型性強，在時代背景下都是一些發人深省、值得贊頌的好故事。以《厲害了，我的國》這部主流紀錄片舉例，抓住典型細節，列數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薪火相傳的科學家的故事、同時通過對科技成果的影視表現，勾起了觀眾興趣，實現了觀眾民族自豪感的共情。通過講述普通人身邊故事，對發生在觀眾身邊“新四大發明”帶來的生活上的變化，奮戰在各行各業的30年齡層主力軍，以大視角小人物切入，向全社會進行內容眾籌。發掘故事，即是發掘故事其間所含的動情點，目的是為了更好進行情感輸出。有了動情點之后，才能表現鮮活的人物，才會有懸念叢生的沖突矛盾，才能激發起觀眾的共鳴，從而紀錄片的藝術感染力得以提升。筆者拍攝的紀錄片《傳承》中，魏鐵良大爺悉心打理烈士祠的一草一木，整理烈屬信息記錄本，走訪老戰士，聽他們講以前的故事，這些發生在他身上的日常生活工作，是他由于內心對這份工作的熱愛自然積極去做的，也更好表達他對于紅色傳承事業的熾熱感情。（三）重視個人形象到國家形象的國際化表達“人物”是任何影像都無法完全回避的問題，這里所說的人物專指紀錄片指影像文本對個人形象的呈現。中國主流紀錄片中的人物符號作為藝術符號的一種，它不再只是原樣復制現實生活中的個體形象，而是基于文本有意識地選擇指稱某類群體或某種社會力量，是紀錄片文本中的核心符號。在中國主流紀錄片中，尤以典型人物、領導人物與社會民眾這三類人物符號最為典型。1.典型人物在多元影像符號形式的共同作用下，如魏鐵良一般的個人成為中國主流紀錄片重點打造的代表人物符號，這一類多是在社會各行各業中有突出奉獻的普通個人。中國主流紀錄片中所呈現出的代表人物符號更多表現為扎根于各群體中的典型個體，這些個體符號因所處環境或所行之舉的特殊而被凸顯出來。如畢業作品《傳承》中主人公魏鐵良，下崗后多次走訪優撫褒揚的退役軍人親歷烈士祠。又如《在武漢》（2020）中，接送醫護人員上下班的陳杰、為各地運送防疫資源的大象、免費為醫護人員理發的宋忠橋等志愿者符號，均被影像特別提煉出來加以深描。鏡頭一個接一個地對準這些人物，將他們置于畫面的中心位置，由此形成了極為明顯的志愿者符號能指形象。進一步地，紀錄片通過大量采用與其日常志愿服務相關的同期聲與展現具體服務行動的多元鏡頭符號，在人物的自我訴說與交流對白中植入意義，在紀錄片文本的語境下，這些個人含有大無畏的奉獻精神、作為社會公民的服務精神與主動參與國家社會治理事務的責任感。2.領導人物在中國主流紀錄片的文本中，領導人物符號可細分為國家政府領導人與組織領導人，此類符號在自新中國建國至今的紀錄片文本中從未缺席。國家政府領導人是國家形象與國家力量的重要代表符號，如新冠肺炎疫情題材主流紀錄片中的國家領導人物符號具有同樣的能指呈現，《中國戰疫錄》（2020）、《武漢戰疫紀》（2020）與《生命·方艙》（2020）等均以較大篇幅描寫了對防控疫情工作的戰略部署與實地考察，《中國戰疫錄》（2020）第二集《全民戰疫》中就有這樣一段極具代表性的旁白。當將上述解說詞與畫面聯系到一起，領導人物符號的能指形象與前一階段基本相同，但有所不同的是在具體語境中所表示的意義，此時國家領導人物符號攜帶著重視人民生命、強調生命至上的治理理念。究其本質可見，盡管在不同發展階段中，中國主流紀錄片針對政府領導人物符號所展開的解說詞側重點有所不同，但事實上這一符號均所指著特定歷史時期下國家的總體發展政策、目標與國家治理理念。總體而言，國家領袖人物符號與“國家-社會”維度下的文本意義是難以分割的。3.社會民眾在中國主流紀錄片多版塊并行的敘事結構中，社會民眾符號能指的呈現變化為在各行業內堅守本職工作、雖互不相識但并肩前行的平凡個體，正如《傳承》中魏鐵良一家，他們在如今的紀錄片文本語境中成為了維持社會正常運轉而堅持的社會某一行業的縮影。或是在《安靜，也是一種守護》（2020）中，社會民眾符號能指包括堅持工作的外賣員與快遞員、在各個路口日夜執勤的警察、不斷協調著社區需求的社區基層工作者等，紀錄片主人公職業群像符號所指的是社會各界各司其職、各安其位從而與國家政府力量形成互補的職責意識與理性公民精神。二、重視人物的情感表達在中國主流紀錄片中，情感主要通過深入挖掘情感內容來表現，以真實性為原則基礎，選擇最有利于情感表述的“人”和“事”。在主流紀錄片中，通過吸引人的情節來引起觀眾的注意力引發共鳴，體現出紀錄片在表意手法上從直接灌輸到意義寄寓的“軟化”，對多種自帶表意功能的聲畫符號的綜合運用使得主流紀錄片如今更多依靠訴諸情感共鳴而非硬性宣教來向受眾表意，這顯然是一種人道主義內涵的滲透，從平民化的視角出發，使主流紀錄片達到情感和真實的雙重結合與統一。（一）聚焦時代背景下的小人物主流主義是文藝復興的西方觀念的發展和延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主流精神的缺失。從哲學的角度看，人性是從創造主體出發，對人的生命、生存意義，尤其是社會個體的人性、生命價值和人的命運以及未來的折磨和關懷。主流紀錄片關注的是社會生活的多個方面，展現的是社會的發展和時代的變化，是生活在一個情感的表達和思維，國家和人民社會生活的生命體驗，是人與人的真實的故事，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從兩者的基本含義來看，兩者的最終目的和客觀作用的表達，都是社會生活主體的“人”，即一切人類活動的實現者和受益者。所以，關注社會生活中的中小人物的狀況，成為主流紀錄片表達人性感情的一個重要方面。以紀錄片《2008，我們共同成長》為例，采取主題式結構，在“成長”的大主題下，按事件的發展順序，設立8個既能獨立成篇，又有內在的聯系小主題。如果想讓觀眾觀影時保持興奮，就必須給足的“情緒點”，而中國主流紀錄片在引領精神風尚方面同樣發揮著獨特作用。在主流紀錄片文本當中，應該處處流露柔性的主流精神，通過書寫職業間、人物間的情感交互、社會個體對國家的主動付出、多國主體間的無私援助，當今主流紀錄片中流動著對人類主體價值的討論與追求。它們不再似建國初期的紀錄片一般將社會民眾整體描繪為缺乏個性的群像、也不似改革開放后的紀錄片視人們為國家統一管理下安定生活的群眾，而是將視角深入觸及至社會個體與群體的價值選擇。若說前述兩個歷史階段中的紀錄片內是“有了人”，那么現如今的紀錄片才是真正“表現了人”，這體現出主流紀錄片對生命的關懷、對人的生存價值的思考與對主流生長環境的營造。而這一價值取向是與中國現代化發展理念不可分割的，主流紀錄片借此反映并建構著中國社會的主流環境，緊扣住時代發展的價值脈搏。同時，通過樹立典型人物形象與群體形象，紀錄片借由他們表現出的優良品質將時代精神印刻入受眾的腦海之中。默默無聞的昌邑市白塔村革命英雄烈士祠守祠人魏鐵良大爺、在除夕夜緊急集合深入武漢的軍人，這類人物符號被紀錄片加以深描，并不斷強化在困難現實面前挺身而出的大無畏民族精神，由此激勵著社會民眾勇于奉獻、攻堅克難。總體而言，中國主流紀錄片對時代精神與民族精神的謳歌成為引領受眾積極發展的動力。當前的社會是中國后現代消費社會的轉型期，一方面是現代化與傳統文化緊密相連，作為一般人的新時代的代表性比任何一個時期都是獨特的；在社會過程，另一方面，任何變化都可能涉及到普通人的生活巨大的變化和人的內心世界，其波動值。所有的這一切都是主流紀錄片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也讓我們對“主流主義”的解釋找到了一個新的視角，為紀錄片觀眾渴望改變紀錄片的創作方式，因為只有一個發生在他身邊的真實故事的觀眾，為了吸引觀眾，為了刺激觀眾的收視熱情。因此，主流紀錄片要用現實的社會來調動觀眾的認識欲望，滿足他們的審美需求。（二）主流情懷與價值觀念表達主流價值的肯定是主流紀錄片主流情懷的重要體現，價值觀念的呈現也是基于普世價值。當前的社會是在主體意識和大眾的時期相結合的消費意識，從“我”從“我”在社會實踐和情感故事感興趣，這就要求我們原來的紀實風格和創作態度和做出改變，主流關懷的價值和在首先思考。紀錄片的情感調動一般是通過一系列情緒的積累而成，如該片當中的雪災中關懷、圣火傳遞受阻時的憤怒、汶川地震中堅強與悲痛、奧運會的拼搏奉獻、“神七”上天時的自豪等，一連串的“情緒點”，最終形成一條情緒線，這條線高低起伏、慷慨與悠揚并存，體現出的是在黨和政府領導下的中國人民眾志成城的偉大民族精神和氣概。由此可見，不同于非主流紀錄片對問題的直接袒露，中國主流紀錄片在感性表達與理性思辨的張力中明顯偏向于前者，體現出共情傳播的特征。對符號表意的情感化處理能夠避免影像的說教感與生硬感，然而一味以情動人卻易使文本意義迷失在主觀的情感宣泄之中，造成理性思考的退卻，甚至缺失，而后者卻恰恰是中國主流紀錄片應該引領社會大眾追求的方向。無論是作為國家相冊留存記憶、或是整合社會價值觀以凝聚力量，中國主流紀錄片意圖達成的傳播效果均應是在主流精神的引領下號召民眾正確作為，在行動當中與國家社會的發展構成互動和反作用。因此，時下的中國主流紀錄片應該通過在線互動、引導創作等方式對受眾需求進行借力，紀錄片能夠有效融合符號的生產語境與接受語境，使受眾在與傳者的互動中、甚至是自身對文本符號的創造中加入到對紀錄片公信力的建設與傳播隊伍之內，通過感性共鳴與理性引領的結合，受眾更能夠在懷揣滿腔熱忱的基礎上明晰自身奮斗的方向。三、結語中國主流紀錄片中的人物符號作為藝術符號的一種，它不再只是原樣復制現實生活中的個體形象，而是基于文本有意識地選擇指稱某類群體或某種社會力量，是紀錄片文本中的核心符號。通過樹立典型人物形象與群體形象，紀錄片借由他們表現出的優良品質將時代精神印刻入受眾的腦海之中。在接下來的中國主流紀錄片發展進程中，應當由理性探究引領和感性共鳴呼應，通過在線互動、引導創作等方式對受眾需求進行借力，有效融合符號語境，使受眾在與傳者的互動中、甚至是自身對文本符號的創造中加入到對紀錄片公信力的建設與傳播隊伍之內，使拍攝者在紀錄片中的形象塑造和感情表達得以順暢完成，也得以讓受眾更容易接受拍攝者所傳遞思想，三者感情更容易產生互動，使主流紀錄片“在主流精神的引領下號召民眾正確作為意圖達成的傳播效果”得以更好達成。參考文獻[1]魯慧.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主旋律紀錄片的情感營造[J].新聞世界,2021,(06):81-84.[2]李晨.理念·文本·敘事：主旋律紀錄片融合創新的三重向度[J].當代電視,2021,(06):63-66.[3]王安潮.主旋律題材歌劇的多元思維構建[J].藝術評論,2020,(11):119-129.[4]王宇明.新時代中國主旋律紀錄片的創作轉型與路徑探索[J].當代電視,2020,(08):59-62.[5]李晶一.新時代主旋律紀錄片的藝術探究[D].遼寧師范大學,2020.[6]王晶彤,王超群.主旋律紀錄片的年輕化表達——以《我的青春在絲路》為例[J].新聞世界,2020,(03):12-14.[7]胡智鋒,陳寅.新中國70年電影發展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