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鐘健早期的博物館建館思想

楊忠健（1897-1979），陜西華縣人，世界著名地質(zhì)古生物學家和博士。早年就讀于北京大學地質(zhì)系,參加過五四運動,并參與組織以“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陜西社會”為主旨的進步社團“共進社”。1923年,大學畢業(yè)后,他前往德國慕尼黑大學留學深造,學習古脊椎動物學,獲博士學位。在留學期間,他曾到歐洲的眾多博物館參觀學習。四十年代,又赴美國等國家進行講學和從事研究工作,對當?shù)夭┪镳^進行了實際的考察。解放后,他以中央自然博物館籌委會委員的身份參與該館的籌建工作。1962年以后,他又擔任北京自然歷史博物館館長,對中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發(fā)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被譽為“中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拓荒人”。在讀大學期間,楊鐘健就已經(jīng)意識到博物館在教學和向群眾普及地質(zhì)科學知識方面的重要性。此后,他在國外較長時間的留學和研究生涯,讓他對西方博物館有了進一步更為全面的了解,他的博物館學思想,也就是在這一過程當中逐步形成的。他先后撰寫了不少文章,闡述了自己對博物館的理解,呼吁發(fā)展博物館事業(yè)。有關他的博物館學思想及他對博物館發(fā)展的貢獻,已有甄朔南、宋伯胤等諸位先生做過些探討。在此,我想著重就他早期建館思想談一些看法。一、中西方博物館的發(fā)展差異楊鐘健早期的建館思想集中反映在他1949年前的一些論述當中,內(nèi)容涉及到博物館建設的多個方面。楊鐘健指出,博物館的建設是一件急要的事情。對于博物館建設,楊鐘健的態(tài)度是積極的。他突出強調(diào)博物館建設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極力倡導建設博物館。他認為,博物館建設是一件緊要的事情。地方陳列館“雖不敢說是救國要政,但至少是現(xiàn)代國家設施上,一種必須而急要的設施”。在這里,博物館的建設不僅是一件急迫的事情,而且蘊涵了濃重的愛國情感,被賦予了更多的社會使命,成為與救國以及現(xiàn)代國家的建設聯(lián)系在一起的一項重要工作。楊鐘健強調(diào)博物館建設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可能主要基于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對博物館功能的深切認識。他指出,陳列館“不但為文化品物的儲藏的地方,研究人才集中的場所,普及專門教育的輔助機關,也是民族復興與國家元氣的大本營”,“是立體的表現(xiàn)事物的錄集機關。此等機關,為人類表現(xiàn)文化、保藏寶藏最進步的一種方法”。在應用方面,陳列館則能夠“普及知識”、“提高學術”,把好東西搜集在一起,使之“不至散失,甚至毀滅”。地方陳列館則是“保存文化實物,促進史地知識,與啟發(fā)人民愛鄉(xiāng)愛國觀念最要的設施,在教育上,有大功效”。對于博物館所具有的保存、普及、提高文化以及增進學術等方面的獨特功效的認識應該是他倡導博物館建設的一個重要原因。二是,他對于中西方博物館事業(yè)發(fā)展的巨大差距的反省。上個世紀20年代,他在《論陳列館》一文中,曾指出,西洋各國,“大凡少數(shù)大的城市,至少有一、二十個陳列館,最小的城,也有一兩個,甚至有些村堡,也有小小陳列館點綴其間”。而當時中國博物館發(fā)展狀況又怎樣呢?他認為,當時中國博物館的發(fā)展狀況“令人慚愧無地”。他不無遺憾地感嘆到:“北京為我國首都,人口在百萬以上,除發(fā)了些清末洋財,弄了些文華武英二殿及歷史陳列館等且均未加整理外,地質(zhì)調(diào)查所有一個新近草創(chuàng),未臻完善的地質(zhì)陳列館外,曾有什么偉大的陳列館呢?”作為首都的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各省會城市就可想而知了。盡管當時西洋各國的博物館未必均達到楊鐘健所說的普及程度,但普及程度比較高應該是一個基本的事實。中西博物館之間存在的差距是現(xiàn)實的、巨大的。這種反差深深地觸動了楊鐘健,所以,他在留德期間,“幾乎無一日不感覺到外國陳列館眾多和其意義與效力的偉大,也幾乎沒有一天不感到我國關于此項事業(yè)的幼稚與有努力的必要”。博物館的獨特功效與中外博物館發(fā)展之間的若大差距,讓他深感博物館建設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楊鐘健不只認識到博物館建設之重要性和急迫性,更認識到實踐的重要。他在強調(diào)建設博物館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同時,還進一步就博物館建設中的一系列實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構想。在博物館建設主體問題上,楊鐘健主張一種多元共建的思想,即博物館建設主體應該多元化,且各主體之間應該各有側重、相互協(xié)作。對于大規(guī)模博物館的建設,他主張公私并舉,但似更傾向于由政府承辦。他指出,“大規(guī)模的陳列館,當然以政府辦理為最好,但私人也非絕對不能舉辦”。大博物館由政府辦理,自有其特有的優(yōu)勢。政府統(tǒng)籌辦理,總體力量強、資金相對充裕,創(chuàng)辦大規(guī)模博物館自然比較便當,也就“最好”。不過,政府并不是建館的唯一力量,社會力量同樣也是可以辦館的。“私人也非絕對不能舉辦”就是對非政府力量辦館的一種認可。自然,這里的“私人”,當不是一般的私人,應該是那些有相當實力的私人,否則是無力承擔大規(guī)模博物館建設的。至于地方性博物館的建設主體,他則另有看法。他指出,地方性陳列館“尤盼私方面的努力,不過官廳要給予以有力的愛護,最好能協(xié)助進行”。在地方性博物館建設方面,他更傾向于以私家之力來建設。同時,在這一過程中,政府應該積極地加以保護、協(xié)調(diào)和支持。這樣以來,各方各施其職,同心協(xié)力推動博物館的建設。在地方性的陳列館的建設中,強調(diào)“私方面的努力”的作用,可能更多地考慮到地方性陳列館的特點。地方性的陳列館通常規(guī)模小、分布比較零散、創(chuàng)辦所需各種資源相對較少,且需要有較大的靈活性,這樣的館由“私方面”承擔它們的建設任務,自然要比由政府來實施更為合適、有效。在楊鐘健提出這一論點的時代,無論在國外,還是在國內(nèi),均已出現(xiàn)了私人力量建設博物館的實踐。西方私人建立的博物館數(shù)量眾多,對于西方有著深刻了解的楊鐘健應該是知道的。在國內(nèi),當時也已有不少的私人博物館,如張謇的南通博物苑等。所以,楊鐘健以私力建設博物館的設想,是有實踐基礎的,是可行的,并非一種不切合實際的空想。在建館主體問題上,楊鐘健在強調(diào)公私并舉,肯定私家作用的同時,也強調(diào)了公私力量之間的相互配合。大博物館的建設,除政府力量外,私人力量可以參與;地方博物館建設,雖盼私家努力,但政府也需扶持。這是一種共建思想。可見,楊鐘健所倡導的乃是一種多元共建的思想。這種思想不僅強調(diào)博物館建設主體的多元性,同時也突出不同主體之間的相互協(xié)作。就對博物館的持久發(fā)展而言,這種多元共建思想具有積極意義。博物館是一個永久性機構。博物館的生存和發(fā)展需要一個強大而持久的支持力量,既需要政府的支持,也需要私人力量的支持。在博物館的建設中,公私之力合舉,且相互協(xié)作與配合,才能構建起多元化的支撐體系,避免單一支持力量所蘊涵的潛在風險,保證博物館長久健康的發(fā)展。同時,如果在博物館建設中堅持這樣一種建館思想,那么,就可以充分調(diào)動各方的積極性,利用各方力量和各種資源,服務于博物館建設,推動博物館建設。因此,多元共建思想是有益于博物館發(fā)展的。歷史地看,在中國,博物館建設主體的多元化思想并非始于楊鐘健。在他之前,張謇就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建館主體多元化的傾向。與張謇相比,楊鐘健又前進了許多。他對于創(chuàng)建主體多元化的思想進行了更具體的闡述,并強調(diào)了公私力量之間的相互協(xié)作與配合。他明確提出了私人力量在博物館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同時結合不同規(guī)模的博物館,論證了政府與私人力量在博物館建設中各自承擔的角色,顯示出相當?shù)撵`活性。這是他不同于張謇的地方,也是其思想的進步之處。在新近頒布的《博物館管理辦法》中,非公有資本已經(jīng)被允許進入博物館領域,博物館建設主體的多元化思想得到了初步的體現(xiàn)。而在70年前,楊鐘健就明確提出多元共建思想,實屬可貴。在博物館建設的宏觀思路上,楊鐘健主張采取一種“漸進”式的建設模式。中國博物館博物館史ChineseMuseum楊鐘健主張,博物館的建設應該采取一種“漸進”模式,即博物館的建設應當先行在重點地區(qū)建立,而后再從大城市到次要的都市、再到偏僻的縣鎮(zhèn)。他指出,地方陳列館的設立,“不妨逐漸推行,每省須先就地位較重要縣份,設有陳列館”,“不過初辦,當從重要區(qū)域辦起”。很顯然,這是一種由重點地區(qū)到一般地區(qū),由大城市到縣鎮(zhèn),甚至是偏僻縣鎮(zhèn)的漸次推進的建設思路。有意思的是,在早于楊鐘健的張謇的建館思想當中,可以看到類似的主張。張謇在談到博物館的建設時,曾指出,博物館應該首建于京師,“京師此館成立以后,可漸推行于各行省,而府而州而縣必相繼起”。楊鐘健與張謇是兩個不同時代的人,兩人對于建館思路的認識卻如此相似,的確是一個值得注意并探討的現(xiàn)象。如同我在討論張謇建館思想時所指出的那樣,這種漸次推進的建設模式,既符合博物館建設的規(guī)律,也符合當時中國的國情,因而是科學的。在討論張謇建館思想的那篇論文中,我曾指出,張謇的漸進思想曾受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可能也受到來自日本的影響。楊鐘健接受過中國傳統(tǒng)教育,同時又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現(xiàn)代教育。他在歐洲留學多年,對于歐洲博物館的情況,他是熟悉的,歐洲國家博物館建設所走的大多是從上而下的建設路子,楊鐘健的這種漸進思想或許也不排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來自歐洲的影響。若此,則楊鐘健與張謇又是有所不同的。除了宏觀層次上的認識之外,在博物館建設的微觀層次上,楊鐘健也提出了一些個人的主張。在大都市,他強調(diào)要建設綜合性大館,并對其設置提供出了具體的構想。他指出,大陳列館“在大的都市,如50萬人口以上的都市,尤為必要”。這些地方可以說是“陳列館事業(yè)中心”。對于大陳列館的基本要求,他進行了更具體的描繪。他指出,大都市的陳列館“務求其偉大,多而完全,無所不包,蔚為大觀,是采集研究和保存的中心,提高的研究,與普及的參觀并重,甚至可以說前者不妨重于后者”,“在可能范圍內(nèi),不妨包括的愈多愈好,因為包括愈多,陳列的意義也愈大”。而且,在搜藏方面,此類博物館“不當拘泥于只收藏國內(nèi)的東西”。在他看來,大都市的陳列館務必要大而全,要研究與普及并重。在一些時候甚至研究要重于普及。楊氏倡導在大都市要建設綜合性大館的思想是與他對大博物館的認識聯(lián)系的一起的。首先,他認為,大博物館擁有世界性的收藏,擁有世界性收藏,才會有世界性的聲譽。楊氏在西方所感受到了博物館聲譽與無所不包的世界性收藏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在談到采集工作時,他說,“至于大的博物館,全為世界性的。全世界之珍奇異獸,奇石殊品,無不在搜集之列,博物館歷史愈久,名聲愈大,其采集之富,有世界性愈甚,此乃一定之理”。其次,他認為,只有大博物館,才有大功效。在他看來,“一個大的博物館,對于一地方的教育功能,是不可思議的”。一個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效能,要“比好幾十個學校的功能,過無不及”。再次,他認為,“包羅萬有”的大館具有多樣的好處。他指出,“蓋博物館的特點,實在于‘博’字,要廣博,要包括的越多越好,有如百貨公司,一入其內(nèi),要什么有什么,方可增游覽者之興趣便利”,“而其他方面的長處也不少。”。楊鐘健提出的在大都市建立大博物館的構想,既是對在歐洲所見景象的一種規(guī)律性的總結,同時也考慮到了當時中國的國情,是對中國國情的一種適應。在西洋各國各都市,“無不有規(guī)模偉大的陳列館”。在我國,強調(diào)建立這種大陳列館則是由我國的實際所決定的。“在我國人才既少,財力亦不多,尤不宜東一個陳列館,西一個陳列館。應當由知識界人士,通盤合算,設以大陳列館”。這種大而全的博物館模式可能是當時人心目中的博物館的一種典范。大而全可能是當時人所追求的理想的博物館模式的基本特征和要求。在中國早期博物館發(fā)展史上,存在著一個頗耐人尋味的現(xiàn)象:大博物館多為綜合性博物館。這一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或許是與這種大而全的觀念有著直接的因果關系。在楊鐘健的建館思想當中,尤其突出的是他的地方博物館建設思想。對于地方性陳列館的建設,楊鐘健表現(xiàn)出了更大的興趣。他曾專門撰文討論地方館的建設問題。對于地方館的模式,他提出了三部設置的基本構想,即自然部、工藝部和人文部。至于各部包含的具體內(nèi)容,他指出:“一、自然部——專陳列該地方關于自然的品物,如巖石、化石、動植物、物產(chǎn)、考古物件、新出土之歷史上材料等等,均歸此類,此類因地域關系,分組繁簡,可以大不相同,在山區(qū)的地方,于自然部中之地質(zhì)動植物當然可以豐富,但在平原或占沖積層的縣分,則除古代作物外,殆甚少此等陳列。惟關于歷史方面的東西,或者也可以很多,至于地理的沿革,各地均有,可不必述。總之,此須因地制宜,不能詳敘。二、工藝部——此部應當陳列一地方之商業(yè)上、工藝上及農(nóng)業(yè)上各種物產(chǎn)及出品,在任何縣,均可搜集成一個很好的一部,也有許多地方,可以有特色出品,不妨連制作方法也陳列一二。如此不但本地人可以知道本地有何出品,連外來人在短期內(nèi)也可對該地情形,一目了然。三、人文部——陳列一地方人民生活情況及關于風俗與其變遷等種種材料,例如一地方特殊之婚喪風俗,特殊樂器等等材料,均可搜集陳列。此外關于該地方歷史上有名人物之墨跡、遺著、墓石等等材料,均在搜集之列。地方上有紀念價值的材料也都可以歸入此類。總而言之,凡是人事方面可資永久保存的資料,都是人文部應該注意搜集的”。從這一段引文看,自然、工藝和人文三部是楊鐘健所構想的地方館的基本內(nèi)容模式。這一模式涉及到一個地方的自然環(huán)境、人文歷史以及風土民俗等多個方面。盡管其中有些內(nèi)容與我們今天所理解的略有不同,比如,在自然一部里,他也包括了考古物件、新出土之歷史上材料等,但他所構想的地方館類似于他留學多年的德國的鄉(xiāng)土博物館和上個世紀50年代在我國發(fā)展較快的地志博物館,其在性質(zhì)上仍是一個無所不包的綜合性博物館,而不是一個專題博物館。楊鐘健所構想的地方館的基本模式延續(xù)了他的博物館所涉及的內(nèi)容越全面,發(fā)揮作用越大的思想,是前文提到的大而全思想在地方館層次上的一種反映。在地方館規(guī)劃方面,他提出了通俗性與地方特色兩條基本原則。至于地方性博物館的辦理,他指出至少應當遵循兩條原則:一是“一般陳列物品,不求其充足,但當注意于比較通俗的陳列。使參觀的人一看可以得到普遍常識,感覺他對于所看過那一部分的興會”;一是“地方陳列館,自然應當努力求帶些地方性的色彩,如此始能引起外來人的興趣,而本地人看道了,也能油然引起其愛鄉(xiāng)愛土的觀念”。在這里,他不僅闡明了兩條原則的內(nèi)涵,同時也對遵循這些原則的益處進行了解釋。在楊鐘健提出的有關地方館規(guī)劃的兩條原則當中,前一條涉及到通俗性問題,指出了陳列品數(shù)量與通俗性之間的關系,強調(diào)了通俗性的重要。在我看來,通俗性的指向更多的是普通的民眾。因為對于專業(yè)人士而言,通俗性在更多的時候可能是沒有意義的。同時,陳列只有做到通俗,一般觀賞者才能夠看懂,并引起興趣,更好地利用博物館及其資料,博物館提供的服務也才會因通俗而有效。因此,楊鐘健提出的通俗性原則實際上包含了兩個重要的理念:大眾服務與有效服務。這些觀念又是現(xiàn)代博物館的基本服務理念和生存基石。后一條實際上就是通常所講的地方特色。地方特色的構建對于地方博物館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地方特色直接關系到地方博物館的生存。沒有特色,地方博物館就失去了對參觀者的吸引力,就失去了生存的根基和活力。對此,楊鐘健顯然已經(jīng)認識到了。在藏品建設方面,他提出了“世界性的搜集”的主張。在談到博物館的收藏對象與范圍,他指出,“大陳列館不當以國內(nèi)材料為限”,“為了解一類東西的全貌計,當然有搜集本國以外的東西的必要”。他的這些話主要是針對大博物館說的。這些話體現(xiàn)了一種面向世界的廣闊的搜集視野,反映出來的是一種“世界性的搜集”的理念。如前文所述,在楊鐘健的思想當中,博物館聲譽與形象是與搜集廣度密切相關的。在他看來,世界著名的博物館,其搜集往往是“世界性”,“世界性搜集”是一個博物館成為世界級博物館的前提之一。從這一點上看,楊鐘健所構想的博物館志在高遠。此外,他還特別地強調(diào)了這種“世界性的搜集”對于弱國的意義。他說,“倘若弱國的陳列館專限于本國的東西,而放棄國外的東西,不但減少工作的力量,參考的效力,且可以啟人的非笑與輕視”。在他看來,對于弱國而言,“世界性的搜集”還有更多一層捍衛(wèi)民族尊嚴的意味。至于實施“世界性的搜集”的具體途徑,他認為,可以通過藏品的交換,也可以進行實地的采集。他指出,國內(nèi)的博物館可“與外國各大陳列館發(fā)生關系,以我們的好的標本或模型,去交換他們的好標本或模型。”“若有力量,當然也可到外國采集”。在藏品建設方面,楊鐘健所倡導的“世界性的搜集”,與張謇也有一些相似。之處。在搜集方面,后者曾提出“縱之千年,遠之異國”的思想,只是沒有前者細致罷了。在陳列規(guī)劃方面,他也提出一些有見地的主張。比如,他指出,博物館需要重視陳列的方法。“無論大小陳列館,于陳列的方法,絕對不能忽視,并應隨時注意改進”。對于有特色的物品,在陳列實物之時,“不妨連制作方法也陳列一二”。這些認識,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也頗有價值。在博物館人才建設,他對博物館人員特別是博物館的主要負責人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對于人才缺乏的地方陳列館,他仍指出,“主持該館的人,也應當至少對于某一項,具有相當專門的知識,那么不但他本人也可以研究他有興趣的一項,而其他材料,亦可認識或對辨別其重要性”。除了對博物館建設提出了種種原則性的構想外,楊鐘健對于博物館建設實施措施,也有不少的論述。從博物館建設的構想到實施是一個現(xiàn)實的過程。就楊鐘建所處時代中國的實際狀況而言,走過這一過程并不輕松。對此,楊鐘健已經(jīng)充分認識到了。對于博物館建設的實施,他指出,“關于如何促其實現(xiàn),是不易令人樂觀的”,“至于地方陳列館更是不易辦”。不過,他并沒有因困難而放棄,相反他呼吁“我們不當悲觀,仍當努力,求其實現(xiàn)”,并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措施。在人員安排上,他提出,地方陳列館需要有能力有知識的人去辦理。“少數(shù)有能力的人應當組織起來,居于倡導的地位”。在具體運作時,他又提出,“關于陳列館,或由教育部聘約專家,擬定地方陳列館的組織法,或興辦大綱,或由博物館協(xié)會負此項責任,再由公家提倡,列為地方要政之一”。在這段話里,楊鐘健實際上對于各方在博物館建設實施中的職責作出了基本的規(guī)定。我認為,其中有兩點需要加以特別的說明:一是博物館的建設需要有專家的介入;一是博物館建設要由公家提倡,并列入地方要政之一。對于博物館建設而言,兩者缺一不可。專家的介入為博物館建設提供了智力支持,保證博物館的學術性、科學性。而將博物館建設列入地方要政,則為博物館建設提供了堅實的行政保證,有利于建設的順利實施。其中的第二點與新近頒布的《博物館管理辦法》中有關“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將博物館事業(yè)納入本級國民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規(guī)劃,事業(yè)經(jīng)費列入本級財政預算”規(guī)定所體現(xiàn)出來的主旨是一致的。由此,我們不能不佩服楊鐘健的高遠與睿智了。在博物館建設實施中,楊鐘健強調(diào)定點示范的積極作用。他指出,在建設地方陳列館時,可選擇“地位要沖,文化進步的縣鎮(zhèn),設立一二,以資楷模”。楊鐘健早期建館思想的主要內(nèi)容大略如上。綜上可知,楊鐘健早期建館思想的內(nèi)容是豐富的,已經(jīng)涉及到建館主體、宏觀思路、基本模式、藏品、陳列、人才建設以及具體運作實施等多個方面。其中,既有宏觀性問題,也有微觀性問題;既有原則性的構想,也有具體的實施措施。盡管楊鐘健早年缺少象張謇那樣身體力行建設博物館的經(jīng)歷,但從其建館思想的內(nèi)容看,他對于博物館建設的感悟和見解的深度并亞于張謇,也不乏精辟之見。同時,他的建館思想也呈現(xiàn)出自己的一些特點。二、楊鐘健早期建館思想的特點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國開始逐步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面對嚴重的民族危機,一批批有識之士開啟了救亡圖存的探索之路。作為西方近代文明的重要標志之一,博物館也正是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開始進入國人的視野。大約自19世紀中期起,博物館就引起了一些有識之士的關注。從早期出國的清政府官員到力主變法的維新派,從王韜到蔡元培,對于博物館的關注,幾乎從未間斷過。此間,呼吁和倡導建設博物館的聲音也日漸洪大,一些博物館也相繼建立起來。楊鐘健早期的建館思想也就是在近代中國特殊的歷史背景之中產(chǎn)生和形成,因此,他的建館思想就不可避免地受到這一特殊歷史環(huán)境的影響,體現(xiàn)出一些時代性的特征,與生活在同一歷史環(huán)境下的其他人的思想表現(xiàn)出一定的相似性。前文中所提到的楊鐘健建館思想與張謇建館思想之間的一些相似之處,如對于博物館建設的迫切性的認識、建館思想中積聚了強烈的愛國熱情等,就屬于這種情形。同樣地,楊鐘健早期建館思想中的外來影響一定程度上可能也是與近代社會的大的歷史環(huán)境聯(lián)系在一起的。因為在張謇建館思想中,也可以看到不少的外來影響。所不同的是,楊鐘健早期的一些建館思想似更多受到來自歐美的影響,有的認識是以歐美博物館為藍本的或由其引發(fā)的。比如,他的世界性搜集的思想與其對于紐約自然博物館的感受是分不開的。此外,在辦館的主體、藏品搜集等方面,他明確提出,西方各國的做法,“我們很可以效法”。這些方法可以效仿,而西人熱衷于搜集的這種精神,“我們也應當效法”,且尤當擴充到自然界。而張謇建館思想似乎更多地接受了來自日本的影響。不過,除了這些時代性的特征之外,楊鐘健早期建館思想也呈現(xiàn)出一些鮮明的個性特點。首先,突出了地方博物館的建設。在楊鐘健早期的建館思想當中,地方博物館的建設占據(jù)著突出的地位。他甚至將地方館的建設上升到救國的高度,與救國圖存聯(lián)系在一起。在《地方志與地方陳列館的意見》一文中,他指出,在“國勢日危,國土日削”的情勢下,愛國者“莫不感到史地的重要”,而設立地方志和地方陳列館則與史地教育“有重大的作用”。在地方博物館建設問題,楊鐘健更是傾注了大量的心血,論述尤多,從建設原則到模式,他均有所論及。有些問題(如建館主體、地方館模式等問題)的論述,細致而獨到。他對于地方館的特色構建的論述,更是超越了他所處的時代。可以說,突出地方博物館的建設乃是楊鐘健早期建館思想的最突出的一個特點。其次,充分肯定了私人力量在博物館建設中的作用。在中國近代博物館發(fā)展中,私人力量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近代博物館史上著名的南通博物苑就是張謇以個人之力創(chuàng)建的,其后,陸續(xù)也出現(xiàn)了一些私人的博物館。盡管如此,對于私人力量在博物館建設中的作用及其與政府力量之間的關系卻少有人進行討論。即使張謇,更多地也只是在實踐層次上對于私人建館的作用及其可行性給予了證明。楊鐘健則從理論上對私人力量在博物館建設中的作用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論證,并給予的明確而充分的肯定。楊鐘健肯定私人力量在博物館建設中的作用,但是并沒有片面地強調(diào)私人力量,而是指出了私人力量與政府在博物館建設中各自扮演的角色,強調(diào)了私人力量與政府之間的相互協(xié)作與配合。肯定私人力量的作用而又不以私力為上是其建館思想又一個特點。再次,突顯了高度的靈活性。楊鐘健早期建館思想的這一特點集中體現(xiàn)在他提出的一系列建館策略上。作為早期建館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楊鐘健提出的建館策略表現(xiàn)出了高度的靈活性。他對于建館主體的論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對于不同規(guī)模博物館的建設主體,他沒有采取簡單的一刀切的辦法,而是針對不同規(guī)模館的特點,提出不同的對策,體現(xiàn)出了靈活性。在不同博物館的規(guī)劃上,同樣可以看到這種靈活性。如同在前面看到的那樣,大都市博物館的建設,要講究大而全,講求世界性搜集,而地方博物館則要講究通俗和地方特色。在楊鐘健早期建館思想中,類似的體現(xiàn)這一特點的例子尚有不少,不煩勝舉。應該說,楊鐘健早期建館思想中所體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