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選舉政治的農民實踐及其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在推動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過程中，農業政治創造帶來了許多新的變化。村委會選舉和村民自治的出現不僅使選舉政治拓展到一個新的領域,而且農民在村委會選舉中所創造的“海選”以及各種競選模式對我們黨的基層組織和基層政權機關選舉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在農民的自發要求下催生的農村黨支部“兩票制”直選更是一種中國特色的選舉政治創新,一些地方由黨政主導的鄉鎮長直選試驗也不同程度折射出農民對選舉政治改革的影響。農民在選舉政治中的種種探索和創造活動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也展示了農民的首創精神、政治智慧和政治潛能。在當代中國政治生活中一向被認為素質不高的農民在民主政治條件不足的農村所做出的一系列創造,不能不使人們重新認識農民和當代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問題。筆者認為,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在選舉政治中的創造對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具有重要啟示。一、民主參與:農村基層民主選舉的現實功能從農村選舉政治的發展進程可以看出,使選舉制度得以完善和豐富的種種創新活動基本上都源于農民的自發活動,沒有農民群眾在民主實踐中各種靈活的探索和嘗試,選舉制度的完善和民主政治水平的提高只能是一句空話。但農民的自發創造最終能否成功,其普遍價值能否得以展示并成為真正的制度創新則取決于國家政權的反應和態度。不僅各級黨政部門是否認可和支持至關重要,而且在此基礎上試點、推廣、加工提升和使之規范化也是其能否進入制度化軌道不可缺少的關鍵環節。農民在選舉實踐中的探索和嘗試,盡管其蘊含的基本精神與民主政治建設的原則和方向是一致的,但因其發端往往有某種偶然或者特殊因素而具有個案的局限,或是其形式、操作等較為粗糙,還不能作為制度生成的直接基礎,而需要國家層面必要的“加工制作”。因而,能否實現民間與國家、下層與上層、自發創造與自覺規范的良性互動非常關鍵。沒有國家政權的推動和引導,沒有各級黨政部門的認可和支持,農民在基層的創造活動就不可能上升到制度和法律層面,也難以體現其內在價值。反過來,沒有基層社會豐富的實踐和探索,國家的制度和法律便缺少支撐,顯得空洞和蒼白。事實上,農村選舉政治和民主政治建設的進程表明,農村選舉政治在各個領域的創新和發展,無論是以村委會選舉為基礎的村民自治,還是村黨支部的“兩票制”直選,都是農民自發創造與國家引導、規范之間互動的結果。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農民實行自治這一做法,從廣西果作一隅到全國各地的仿效,從各地自發模仿到有序試點和推廣,無不有著我們黨和政府以及地方黨政部門的許可、支持以及推動。而其作為公社體制的替代物被憲法確認成為正式制度的組成部分,進而頒行專門的法律予以規范實行則更是國家政權及其制度生成機制運作的結果。從法律規范角度來講,從醞釀村委會組織條例到將其提升為村委會組織法,從村委會組織法頒布試行到總結經驗修改后正式出臺,這一過程及其中一系列問題的解決,已經遠遠超出群眾自發活動的范圍和能力,其正是國家職能的體現。如果說村委會選舉和村民自治作為制度創新的原創意義更多地源于農民的自發創造的話,那么“兩票制”直選村黨支部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鄉鎮黨委“公推直選”試點,從一開始就有鄉鎮或者縣級黨政部門的積極參與,是在村民自治開展以后干群矛盾、村級“兩委”矛盾激化的背景下,農民的民主參與要求增強與上級黨政試圖重塑村級黨組織權威的努力共同作用的結果。正是農民日益增強的民主參與要求和因干群矛盾激化而不斷集體上訪的壓力,促使了鄉鎮黨政做出整頓村級黨組織和改革村黨支部選舉方式的決定。而鄉鎮黨政部門通過派工作組進村調研、謀劃解決方案等使農民參與選舉村支書的民主要求轉化為權威的、可以有效操作的選舉村黨支部的具體方式和程序,農民對村黨支部候選人的信任票成為黨員進行支部選舉的基礎和必經環節。“兩票制”試點的進一步推廣和制度化無疑也與縣、地以至更高層級的黨政部門的認可和支持不無關系。“兩票制”的醞釀和推廣表明,農民民主訴求增強對基層黨政的壓力和各級黨政部門對壓力的積極回應是選舉政治實現制度創新的重要推動力。在“兩票制”之后,鄉鎮長直選和鄉鎮黨委“公推直選”等試點,雖然較多地體現了市縣層級黨政部門創新的沖動,地方黨政部門在試點中發揮了主導作用,但其緣起也都不同程度地與農民的利益和民主訴求有關,并非黨政部門單方面推動的結果,是地方黨政部門較好地回應農民的民主訴求并將選舉改革與農民的利益有效契合的結果。否則,黨政部門選舉改革的創新沖動可能會因沒有基層的積極回應而夭折。農村選舉政治發展中這種上下結合、國家黨政與基層社會的有效互動表明,選舉政治以村級為起點逐級而上、橫向擴展的趨勢為農村民主政治建設提供了重要的突破口,農民群眾在選舉實踐中不斷增強的民主訴求及其創新精神成為推動選舉政治的基礎性動力;這種互動也使我們黨和政府從改革初期提出的“上下結合”的民主建設思路逐步清晰起來,有了切實的現實依據,并成為漸進式改革中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的有效途徑和模式。在這種上下結合和互動中,基層群眾、黨和政府部門以及各級地方黨政部門都有著不同的角色和功能,尋求創新與秩序、改革與穩定之間的平衡,對體制的突破與銜接具有特別的意義。基層群眾維護自身權益的需要和民主訴求、地方黨政部門的創新沖動以及我們黨和政府推進民主的需要和執政安全考慮等諸多因素,在這一結合和互動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一些學者將此稱為中央、地方、民眾各利益主體之間的相互博弈,來說明改革的動力與阻力,認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改革中互有需要和制約,有某種合作,而這種博弈關系是漸進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事實表明,這些不同主體之間保持適度的張力是民主政治建設在改革和創新中逐步推進的決定性因素;而政治改革和創新的程度也取決于這種互動和博弈的效應。二、作為法律和制度的村民自治。“改造的思想和效果,更選舉是民主政治的基礎,選舉制度的改革和創新是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途徑之一。而改革創新既是對現存體制的突破和改進,又是對人們思想觀念的沖擊和考驗。反過來,制約和阻礙改革創新的因素既有來自體制的,又有來自思想認識和觀念的。各種認識誤區和思維定式會使一些改革舉措、創造活動極易被視為“異端”,得不到應有的支持,而遭到懷疑、指責和否定。當代中國農村民主政治建設的進程表明,農民在選舉中的創造活動能否成為制度創新,同樣受到諸多思想和觀念因素的影響,而其中具有關鍵和決定意義的是各級黨政領導者的認識、觀念和態度。領導者的支持與否,決定著各種改革試驗和自發創造活動的命運,領導者對于改革方向的把握、對于民主政治建設形勢的判斷、對于基層群眾民主訴求的反應直接關系改革的進程及其成效。農民在選舉政治中的諸多創造能夠進行并予以制度化、法律化,與各級黨政領導者的支持密不可分。沒有各級黨政領導者的認可,村委會選舉、海選等在當初頗有“離經叛道”之嫌的做法,便難以存在下去,更不可能在其他地方模仿和推廣,進而上升為法律和制度。村委會選舉和村民自治經過層層總結經驗和加工提升,能夠成為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的組成部分,這既與我們黨和政府的支持有關,又與當時主管法制工作的彭真同志的個人作用不無關系。他不僅在關于1982年憲法的說明中,從加強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建設、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角度闡述了將村委會選舉寫入憲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在調研的基礎上建議將擬議中的《村委會組織條例》上升為《村委會組織法》(以下簡稱《村組法》),并在人大常委會議上審議通過。在關于《村組法》的討論和審議中,他明確提出了通過“上下結合”,加快社會主義民治法制建設的思路,多次肯定了村民自治對民主建設的意義。各級黨政領導人對于改革創新活動的這種特殊影響是由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的特點、政治文化的復雜性以及由此產生的改革的某些特殊性決定的。盡管自改革以來在推進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一直強調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但由于習慣的影響,在實踐中不難看到領導者的個人作用仍然具有特殊的意義。許多重要的改革試點和突破與各級黨政主要領導者的個人關注點、思想認識有很大關系。凡涉及農村政治領域的改革都無法繞開黨的領導、政治穩定、農民素質和個人政績等幾大問題,這幾方面的考慮也往往成為領導者判斷一項政治活動合理性甚至是否合法的重要標準;如何權衡這幾方面與政治改革之間的相互關系往往考驗著領導者的政治能力。在當代中國,由于體制、政治文化傳統等復雜因素的影響,在對上述問題的認識和處理上,各級領導者還受到傳統觀念、思維定式的制約。黨的領導被簡化為推行黨的意志和組織意圖,而黨的意志、組織意圖往往被等同于領導者的意志和意圖;民主在相當程度上被視為一種需要發揚的取決于個人覺悟的工作作風;政治穩定被等同于維持現狀;農民往往被視為素質低下、愚昧落后的群體;個人政績得失、仕途升遷優先于群眾利益。正是這些片面化、簡單化的觀念和思維習慣致使政治生活中往往有所謂“敏感”問題乃至“禁區”存在,長官意志決定著政治生活的風向,防民治民成為處理黨群干群關系的基本邏輯,政績工程隨處可見。由此不難看到,在農村選舉政治實踐中,任何不體現組織意圖的舉動、不體現黨組織影響力的做法都會被認為是削弱黨的領導;一些與現行法律有沖突但符合民主法治建設方向的新突破則極易被以“法制”的名義封殺;選舉操作中的某些問題往往被歸結為農民政治素質低下,而當農民民主訴求增強時,又懷疑其行使民主權利的能力。因此,各級黨政領導者能否解放思想,擺脫以往的思維定式,更新觀念,對于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有著重要意義。只有當他們切實從有利于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角度,認識黨的領導、政治穩定等問題,克服在農民問題上的種種偏見和局限、順應民主發展趨勢和廣大群眾的民主要求,才能成為民主政治建設的促進者。必須認識到,民主政治建設要注意改進黨的領導,改進黨對選舉工作領導和管理的方式。黨對選舉工作的領導不是強行貫徹組織意圖而使民主選舉流于形式,而是應對選舉工作方向的領導,否則便會挫傷基層群眾參與選舉的積極性,使黨組織的威信降低。要認識到農村民主政治建設需要廣大農民的積極參與,并充分發揮他們的主體作用。三、營造有利于農民進行自我創造的政治氣氛、社會環境政治領域的探索和創造活動往往會遇到阻力,要冒一定的風險,阻力和風險既有來自體制方面的,又有來自與體制相聯系的政治氣氛和社會環境方面的。思維的誤區、認識上的偏見、滯后的觀念等所形成的、對改變現狀的要求和舉動缺乏寬容的政治氣氛和社會環境往往會增強來自體制的制約和壓力,使人們在政治生活中易于養成因循守舊的習慣,畏首畏尾,不敢越雷池一步,使體制的弊端不斷加深和固化,使得探索和創造活動可能因此夭折。因此,探索和創造活動的開展以及持續,既需要充分調動體制內的積極因素,又需要營造有利于改革、創新的政治氣氛和社會環境。在當代中國的社會構成中,由于主流意識形態關于農民地位的認識局限,城鄉分治格局的固化,使得農民相對于工商兵學等其他群體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中處于弱勢地位,其政治探索和創造活動也因此遇到更多的困難和阻力,要冒更大的風險,也更需要一個良好寬松的環境。村委會選舉和村民自治在其發展的過程中,一直受到諸如削弱黨的領導、不利于農村穩定、農民缺乏民主能力等諸多懷疑和批評,甚至被指責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表現。在上上下下已經形成的習慣認識中,農民是落后的,是需要被代表和教育的,因而他們對既有體制的觸動和改變往往不易被接受和認可。農村改革發展的實踐表明,無論是農民在選舉政治中的自發創造,還是官方主導的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村選舉改革試驗,都不是一帆風順的。總體來看,農民在選舉政治中的種種創造都是在改革政治體制的弊端逐步成為社會主流觀念這一大背景下進行的,是改革開放的大氣候所決定的。但各個具體的探索和創造活動又與改革的不同階段的具體環境以及各地區的具體特點和小環境密不可分。雖然經過不斷的思想解放運動,政治生活中倡導“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相對于“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動輒“上綱上線”的年代,政治氣氛要溫和、寬松得多,但整個改革過程中仍時時會有各種舊的思維和觀念而形成的條條框框,以至出現大大小小的“敏感”問題和禁區,改革探索和創造活動仍不時受到整個大環境和各地小環境的影響和制約。實踐經驗表明,只有通過不斷的改革和創新,政治體制才能逐步完善,民主政治建設才能向前發展。改革和創造活動的開展不能不注意營造相應的政治氣氛和社會環境。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農民在選舉政治中的某些創造是在舊體制的壓力較大和思想羈絆還比較牢固的情勢下不得已的非常之舉,那么,在改革已經穩步推進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政治體制改革中的探索和創造活動就應該成為促進民主政治建設的常態,需要為農民的探索和創造活動提供更為充分的條件。為農民的探索和創造提供更為充分的條件,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營造有利于農民的創造潛力發揮的政治氣氛、社會環境,就要有一個鼓勵創新、允許失敗、允許不同意見交鋒的寬松的政治環境,使改革和創新主體免于政治恐懼。要允許不同意見和看法的存在和交鋒。任何人無權壟斷真理,改革的成敗得失最終要通過實踐來檢驗。對如何促進民主政治建設、如何使農村選舉政治健康發展,難免有不同的認識和看法,歸根結底在于是否有利于人民當家做主。營造有利于激發農民政治創造潛力的政治氣氛和社會環境需要在推進改革開放中進一步解放思想和更新觀念,其核心在于清除對農民的種種誤解和偏見,充分認識農民在農村以至整個國家民主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農民是政治生活中最為龐大的群體,蘊藏著巨大的政治創造潛力,農民的首創精神和政治創造潛力的發揮已經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政治實踐中得到了體現。但農民政治創造潛力的進一步發揮在現實中還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約。農民的創造精神和創造活動與其主體性、可塑性等相聯系。改革以來農村的變化表明,“農民一旦成為社會主義條件下掌握自主權的商品生產者,他們的智慧才干就解放出來了,他們就聰明起來了。”農民的自主性、主體性、可塑性等成為一些學者解釋農民創造性的重要視角。然而就農民在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