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與毛文龍形象的嬗變

清朝中期，有人在文件中找到毛文龍寫的清朝太宗太極的信，袁崇煥和毛文龍對這一點的評價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據陳其元《庸閑齋筆記》云:“袁斬毛文龍,一時無不謂其冤者,即后世尤盛訾之。洎乾隆年間,紀文達公閱歷朝檔子,始知文龍曾通款我朝。則文龍在明,固萬死不足惜者也。”民國初年,金梁先生等翻譯盛京崇謨閣所藏《滿洲老檔》,擇要匯輯《滿洲老檔秘錄》上下兩編,于民國十八年(1927)出版,其中收錄《毛文龍來書》共七封。東莞張伯楨先生于三十年代初,撰《明薊遼督師袁崇煥傳》,將上述七書原文轉載,認為這是毛文龍“私通大清”的鐵證。他寫道:“得此各書,足以定文龍之罪案,可為崇煥白冤。”這一觀點,建國后不僅被沿襲,而且有發展,毛文龍遂被認定為“叛徒”。《毛文龍來書》既然事關對袁、毛的評價問題,確有探討之必要。《毛文龍來書》的第一書,只是試探明清議和的可能性,并無叛變投降之意;第二至第七書,雖有向清乞降內容,但是否真正出自毛文龍之手,則非常值得懷疑,不能據此就給毛文龍定罪。下面試作初步辨析。毛文龍的第一封來書寫于明崇禎元年(后金天聰二年)正月,時值袁崇煥與后金第一次和談破裂之后。前此于天啟六年(1626)十月,明駐守寧遠的遼東巡撫袁崇煥,以給努爾哈赤吊喪、并賀皇太極即汗位為名,主動遣李喇嘛等三十四人前往后金。從此雙方信使往還,和談長達半年之久。直至天啟七年(后金天聰元年)五月,后金進攻寧遠、錦州,袁于七月去職,繼任遼東巡撫王之臣以亡宋為鑒,反對媾和,和談中斷。此后,皇太極便將注意力轉向駐守皮島的毛文龍。據《滿文老檔》記載,皇太極于天聰元年九月下旬,派遣降清的漢族官員、鑲黃旗副將王子登去皮島,詐以逃回明朝官員的身份為后金刺探情報,并策動毛文龍與后金和談。在王子登的蠱惑下,毛文龍于同年十一月十三日,派遣游擊金秀珠與王子登的家人一同前往后金。但兩月過去,音信皆無,毛文龍便于次年(即天聰二年)正月,寫了現在所能見到的這第一封信。書中寫道:“今兩國與其互相捍御,迄無終期,何若共謀和好息兵之策,互相和睦。昔袁巡撫欲和之事,因眾宮齊相爭議,故事迄未成.后以海外大權授我,我若奏于皇帝,則必納我言而行之。……乞擇可使之人遣于皮島,我當面陳一切。”通篇內容僅僅是試探后金是否有再次與明進行和談的可能性,并無投降后金之意。與毛文龍第一書同時,王子登給皇太極寫了一封密信,備述自己來島后的活動與處境。他雖然在皮島騙得了總兵官職銜,但毛文龍對他仍嚴加防范,以致使他意識到:“被發覺時就會喪命。”密信還匯報了毛文龍對袁崇煥等西部地區官員的強烈不滿,抱怨他們在戰和問題上“議論不決”。密信也講到去年十一月他和毛文龍派人去后金而被扣留之事。為了防止激怒毛文龍,王子登“請求汗大施仁德,將去那里的人送還。”可見皮島與后金的關系仍相當緊張。王子登的這封密信,是毛文龍第一封來書的有力旁證。毛文龍的第二至第七封來書,只有第二書注明為天聰二年四月,其他各書均未書年月,《滿文老檔》都放入四月。其中第七書有“袁都司(督師)”稱呼,及第二次“寧遠議和”事,其時間似應為天聰三年(崇禎二年)春。從各書內容看,一律是向后金乞降,要求與后金協同作戰,進攻明朝。其第二書寫道:“如合上(汗)意,請即賜書,凡事合商而行。無論野戰、城戰,我皆已成竹在胸,行止得宜萬無一失也。保身家大富貴即在今日矣。”第三書說:“今山東登州府之總兵及塔守道不時以船出海,沿岸放哨。登州守道率其屬員及親隨人等復至皮島。因未知確信,未納下人之言,將其阻止。我與爾同起此事,恐失信用,故匆匆遣使答復。”似乎毛文龍與后金商定了某種聯合行動,因遭到明朝的懷疑和監視,不得不改變原定計劃。第四書提出了具體行動方案:“爾取山海關,我取山東,若從兩旁夾攻,.則大事成矣。”第五書寫道:“我與上及諸貝勒共謀國事,同享幸福,俾名垂萬世,但不知上與諸貝勒信否?”第六書針對后金要求送還滿洲逃人問題答道:“兩國之事成時,不僅送滿洲人,即我亦豈能往他處耶?……我何為惜此數人,若先送之,何以掩我人民之耳目乎?”第七書乞降之意更為急切,竟直言不諱地要求:“請率兵來,我為內應,如此則取之易如反掌。……我雖為此地之官,而歸順之心常存也”。這六封來書,如果確實出自毛文龍之手,則其降清之心十分明顯。但是,我們經過初步考證,發現有許多可疑之點:第一,這六封信的熱烈氣氛,與第一封信之后出現的僵局無法銜接。毛文龍于崇禎元年正月所進行的和談嘗試,遭受了嚴重挫折。這是由于皇太極派王子登去皮島之后,明朝的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新即位的崇禎帝,于天啟七年十一月嚴懲宦官魏忠賢,大抓逆黨,次年(崇禎元年)二月又重新起用袁崇煥為薊遼督師。與此同時,被誣為與閹黨關系密切的毛文龍處境急劇惡化,不少官員借機劾其冒功、冒餉,甚至建議將其移入蓋州、連云島一帶,以便對其加強控制。皇太極見毛文龍并未取得處理遼東問題的地位與權力,不屑與之對話,于是便提出苛刻條件,進行無理刁難。他不僅一再扣留毛文龍派去的使者,而且以歸還全部滿洲逃人作為和談的先決條件。他派往皮島的使者闊科、馬通事等人,亦驕橫跋扈,出言不遜。毛文龍對此大為惱火,作為報復手段,于崇禎元年三月殺了馬通事,并將闊科等人執送北京。毛文龍還斥責王子登:“你說汗寬厚仁德,尊賢者,敬智者,非常好。我聽信了你的這種勸說,與之聯系議和之事。然而,不僅沒能更加接近,他反而派來諸申照樣侵擾我領土,并以大話欺凌于我,這都是由于你王副將的過錯。”毛文龍的斷然措施,又進一步激怒了皇太極。王子登于三月廿五日再次給皇太極寫密信進行調解,仍無濟于事。雙方態度都十分強硬,僵局已達到無可挽回之地步。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從四月收到的第二封來書起,卻一反常態,突然變得熱烈起來,提出的問題也不只是什么“和好息兵”,而是一心降清,聯合抗明。從僵局到火熱,中間沒有任何轉變過程,也沒有發生任何足以導致這種轉變的條件。第二,六封來書的中心內容是毛文龍向后金乞降,這與毛文龍一貫的思想和表現不符。據王子登的密信透露,毛文龍似乎有過思想動搖。崇禎元年七月,袁崇煥即將以督師出鎮遼東,朝廷一再壓縮毛文龍的兵餉,從二十萬減為十余萬,又壓至二萬八千人。毛文龍氣憤不過,曾“想去登北岸”,投降后金。但由于部下提醒,奇襲鎮江活捉佟游擊,以及執送牛錄額真闊科等事,與后金積怨太深,未必能取得諒解。毛文龍聞聽恍然大悟,立即推翻前言說:“言之有理,我派人去了解一下汗的意思。”結果,派去的人再次被扣留,從而堵塞了與后金達成任何妥協的可能性。后金奸細王子登為了給自己表功,對毛文龍“想去登北岸”之事肯定有所夸張。但即使象他所描述的那樣,也只不過說明毛文龍僅僅是思想上一度有動搖,并未造成任何嚴重后果。此外,從全面看,毛文龍是忠于明朝堅決抗清的。后金前汗努爾哈赤,曾于天啟五年(1625)二月和次年五月先后兩次致書毛文龍,以優厚的條件招降。毛文龍堅決予以抵制,立即將來信轉呈明朝皇帝,為此一再受到明廷的嘉獎和封賞。他與努爾哈赤頑強對抗,自天啟元年以來,五、六年間,“大小近百戰,積俘至四百七十有零,搶獲器械馬匹累百。”毛文龍與皇太極的斗爭同樣堅決有力,據稱:“毛帥(天啟)七年正月以來,五戰而五勝。”崇禎元年三月執送闊科之后,九、十月又先后收納從后金逃來的著名猛將劉興祚(即劉愛塔)等兄弟七人。劉氏兄弟肯于投往皮島而不去寧遠,毛文龍又敢于收留他們而不怕開罪于后金,這都再次有力地證明毛文龍一向以后金為主要敵人,雙方關系,勢同水火。崇禎二年五月,袁崇煥召文龍于雙島相會,毛文龍以誠相待并無任何戒備之心。據《毛太保傳》記載:“公坦然揚帆來,且欲因是細陳宜速發軍餉狀。”時軍中有人“頗以為疑”,請多帶從者。毛文龍答道:“我大將,任東隅一面,彼不奉詔,豈敢殺我?果奉詔而來,雖多人何益?徒滋猜貳。”說明毛文龍盡管與袁崇煥有矛盾,但他仍然忠于明朝,相信朝廷會從抗清大局出發,公正地解決袁崇煥給他制造的種種困難。反之,如果毛文龍對明廷已不抱任何幻想,確是處心積慮地企圖降清,他便會處處戒備,以防暗算,甚至會利用雙島會面之機,主動將袁除掉。實際他不僅無殺袁之意,而且深盼袁崇煥能與他合作。即使袁不予配合,他仍有信心獨自奮斗。他在被害前夕曾對袁說:“惟我知滅奴孔竅”,“關寧兵馬俱無用,止用東江二三千人,藏云隱霧,一把火遂(逐)了東夷。”此言不量彼己,顯然夸大,但可證明毛文龍直到臨死前仍是堅決抗清的。從毛文龍的一貫表現看,他在內部矛盾尖銳并受到外人挑撥時,思想上一度動搖也許可能,而死皮賴臉,苦苦哀求,屢遭拒絕之后仍一再乞降,則不大可能。第三,從六封來書看,后金對毛文龍乞降的反映極為冷淡,或以歸還使者和遣返滿洲逃人相刁難,或一再無端懷疑毛文龍“欲降之心,未必全真”。這種一再拒降的作法,與后金一貫誘降的政策不符。后金對于一切有意投降的明朝文武官員,從來不計前怨,熱烈歡迎。皇太極即位之初,陷于內外交困境地,其招降明將之心更是如饑似渴。皇太極由于聞聽袁崇煥即將復任,因而對毛文龍要求進行和談的第一書不予理睬,完全可以理解。在皇太極看來,毛文龍顯然并不是最合適的和談對手。但第二書至第七書提出的中心問題根本不是和談,而是乞降。后金對一切乞降者從未拒絕,怎能惟獨拒絕毛文龍?后來事實表明,毛文龍的部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以及大凌河的祖大壽等人,在走投無路情況下先后降清,清廷均優禮有加,并未刁難。其中祖大壽,不僅殺過皇太極的使者,而且臣降后復逃,但皇太極并不介意,再降時仍一視同仁。可見,毛文龍果真一再乞降,絕不會輕易遭到拒絕。第四,明朝記載,不見有毛文龍私通清朝之說。袁崇煥于崇禎二年六月初五殺害毛文龍之后,羅列十二大斬罪上奏崇禎帝,凡能上綱之事一概囊括,但并未提及毛文龍私通后金致書乞降之事。其第五斬罪為“皮島自開馬市私通外夷。”這里所謂的“私通外夷”,顯然指的就是“自開馬市”。崇禎帝見“私通外夷”并無實據,在朱批中改為“通夷有跡”,語氣大為減輕,而六月十九日上諭兵部暴文龍罪,則根本未提“通夷”二字。查袁崇煥曾一再派遣手下親信徐敷奏等人潛往皮島進行偵察,對皮島情形了如指掌。如果毛文龍確有通敵請降之事,袁崇煥不能不知,更不能不公開揭露,以作為殺害毛文龍的主要借口和為自己辯護的有力證據。第五,從王子登的活動看,毛文龍與皇太極的關系不是越來越親近,而是越來越疏遠。前已述及,與毛文龍第一書同時,王子登附有密信,對毛文龍的情況作進一步的反映。崇禎元年三月毛文龍執送闊科之后,王子登又于三月廿五日再次給皇太極寫密信,解釋毛文龍殺馬通事及執送闊科的原因。但是,從第二書起,王子登再也沒有寫密信來作旁證。而且,來書中也不再提王子登,除第二書一度提到王總兵(即王子登)之外,其他各書均不再提及。實際王子登后來并沒返回后金,而是一直在毛文龍軍中活動。毛文龍被害后,王子登與孔有德等人一起到山東投奔登萊巡撫孫元化,又一起率眾造反攻陷登州城。付都元帥李久成犧牲,王子登曾代李守城。王子登不僅一直在毛文龍軍中,而且直到崇禎二年上半年還與皇太極有通信聯系。王子登崇禎元年三月廿五日密信的后半部分,記有“劉副將(即劉興祚)去年八月來到島上”,“十月劉副將之弟(即劉興治)等到達島上”,“毛總爺(即毛文龍也從心里高興”等話。考《清實錄》,劉興祚、劉興治兄弟七人先后來皮島的時間為崇禎元年九月初三和十月十五。此外,信中還提及“去年七月”和“去年五月”之事。這里的“去年”也是崇禎元年,因王子登在天啟七年五月和七月還未來皮島。既然以崇禎元年為“去年”,則寫信的時間當然在崇禎二年,而且在毛文龍六月被害之前。據此可以認定,崇禎元年三月廿五日密信的后半部分,是王子登于崇禎二年上半年寫給皇太極的另一封極為重要的密信,被清朝整理檔案的官員將其與崇禎元年三月的密信混抄在一起。然而此信并未與毛文龍第二書至第七書的內容相呼應,亦未為之辯解。我們不禁要問:如果毛文龍的態度確實越來越靠近后金,急于投降而不可得,那么這位肩負“促成停戰議和”重任而來到皮島的王子登,為什么不再寫信予以溝通?第六,將《毛文龍來書》與袁崇煥的書信相比較,亦可看出《毛文龍來書》的虛偽性。袁崇煥于崇禎元年、二年先后兩次與后金議和,《滿文老檔》備載雙方往返書信,并詳書年月日及雙方使者姓名。雙方書信內容緊密銜接,有間必答,互相呼應,故基本可信。而《毛文龍來書》,則只有來書,而不見后金的復信。雙方聯系,有來無往,僅見一面之詞,這在《滿文老檔》記事之中是絕無僅有的。難道后金真的沒有復信?據明朝檔案記載,毛文龍并未隱瞞與后金書信往還之事。他在崇禎二年閏四月十八日題本中寫道:后金“屢次遣人特(持)書請和于職,職亦遺書遏彼。”可見,后金方面并非如第六書所說:“惜前所致之書,竟無一言答報”,而是屢有回音。既然如此,為何《滿文老檔》不載?最大的可能是:現有的《毛文龍來書》已不是原來的真正來書,后金的復信與之無法銜接,如果同時保存,不僅不能進一步印證毛文龍“叛國降敵”之心,反而會暴露了這些乞降書信的虛偽性,因而不能同時并存。根據以上六點,我們初步認為:《滿文老檔》中的毛文龍七封來書,除第一書之外,其他六書可能并非出自毛文龍之手,而是清廷偽造,欲借以行反間之計,誣陷毛文龍。當時明清雙方互搞反間,屢見不鮮。被皇太極派往皮島的王子登,最初曾任后金右城島參將。天命八年(1623)明毛文龍與之通書,被王景隆首告。經議政諸王詳審,識破明方計謀,認為由于王子登“效忠我滿洲,明國不悅,欲蜚言誣謗以殺之。”因此不僅未處罰王子登,反而從參將升為副將,而將“受敵國之言,誣謗無辜”的王景隆擬罪。王子登僥免于死,對后金感恩戴德,誓以死報。這是明行反間未逞之例,下面再舉一基本得逞之例。天啟二年(1622)正月,后金進軍遼西,明廣寧守將孫得功降清。明薊遼經略王在晉遣人入獄索原廣寧巡撫王化貞手書招得功,“多方設計間之,得功為奴所疑。”遂不敘其倡廣寧降將獻城之功,令其仍以原游擊職銜“轄降眾移駐義州。”直至十二年之后才得追敘,“予二等男世爵。”與此同時,后金也不斷地與明朝將領通信,其中真假混淆,似是而非,《毛文龍來書》即是顯著一例。毛文龍第二至第七封來書的偽造者,估計是后金奸細王子登。王子登久駐皮島,與上層交往,熟習內情,具備有利條件。他于崇禎二年上半年寫給皇太極的密信說:“副將我于去年五月四次派回家人,至今杳無音信。”而《滿文老檔》此時并未見以王子登名義送來的任何密信,屢次派遣家人何干?此外,《來書》中的某些思想,如第四書:“爾取山海關,我取山東,若從兩旁夾攻則大事成矣。”第六書說:“兩國之事成時,不僅送滿洲人,即我亦豈能往他處耶?”這些觀點在王子登的密信中都有反映。王子登極為重視登萊二府的戰略地位,認為“山海關是北京的前門,登萊二府是北京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