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對世界未來發展的貢獻學術研討會綜述

中國長期以來一直以絲綢之路貿易為最重要的手段，并已開通通往西方的國際大門。西北絲綢之路（西域街）、西南絲綢之路（蜀身毒街）、海上絲綢之路（南海街）。這些國際交通線特別是兩條陸路曾是聯接中國、印度、波斯、巴比倫、埃及、羅馬、希臘等文明古國的紐帶。世界三大宗教的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亦在絲路所經的國度形成和傳播。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國的絲綢織造、造紙、印刷術、火藥等偉大的創造發明,先后經絲綢之路流傳到全世界;外國的明珠、寶石、琉璃等奇珍異物以及上述三大宗教亦先后傳入我國,總的說來,西北絲路和海上絲路時人多有論述,而西南絲路論者較少。本文將著重討論西南絲綢之路的形成、作用及其現實意義。西南絲綢之路是從今四川成都經云南出國境,經緬甸到達印度,再往西延伸與西北絲綢之路西段匯合,經安息(今伊朗)、條支(今伊拉克)到大秦(古羅馬帝國)。這條絲路的中印一段古代稱為“蜀身毒(印度)道”。蜀身毒道的形成與西域道相似,首先由民間商旅往來,以有易無,逐漸形成商貿點,點與點連接而形成交通線。這又與交通線各點特別是交通線兩端主要商貿點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有關。此點將于下節具體論述。蜀身毒道是由幾條道路連接而成。首先是五尺道,即由蜀(成都)南下,經僰道(今四川宜賓)、朱提(今云南昭通)到達滇池(今昆明地區)。所謂五尺道,《史記·西南夷列傳》說:“秦時常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這說明秦朝在民間小道的基礎上進行開辟,并在邛都、巂、夜郎等族地區,設置官吏進行治理。《史記》司馬貞《索引》說:“棧道廣五尺”。《漢書》顏師古注說:“其處險阨,故道才五尺”。總之,常頞打通的五尺道,險窄難行。漢武帝時,唐蒙復“鑿石開閣,以通南中,迄于建寧,二千余里,山道廣丈余,深三四丈”。建寧為蜀漢建興三年諸葛亮分漢代益州郡設置,郡治先在滇池縣(今昆陽、晉寧)、后移治味縣(今曲靖)。隋唐時,由于此道經云南大關縣北豆沙關(石門關)到朱提,又稱石門道;又以朱提為連接蜀滇樞紐,故亦稱朱提道。漢晉時期這條道路為蜀滇之間的主要通道,雖經開辟,但山高谷深,且有險窄難行的棧道,往來商人須緊靠崖壁而行,甚至在七里長的窄路上擔物不能換肩。還應指出,唐蒙在修五尺道時,又曾“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這條道路是由僰道稍往東南至今貴州北盤江(即牂柯江),故稱牂柯江道;又因在夜郎王國所在地,又稱夜郎道。牂柯江南流至番禺(今廣州)入海。由于不直接涉及中印通道,故從略。第二,靈關道。司馬相如奉漢武帝之命“略定西夷,邛筰、冉、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通靈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司馬遷也于元鼎六年(111年)“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與司馬相如走的同一條路。此路從成都西南行,渡過沫水(今大渡河),通過靈關天險,于孫水(今安寧河)造橋而渡,至邛都(今西昌),再渡過與金沙江合流處之鴉礱江而至滇西洱海地區。這些地區為“西夷”分布的地區。其中斯榆即葉榆,亦即“昆明夷”,分布在洱海地區。兩位司馬雖不一定到過洱海地區,但卻能招、經略洱海地區的“昆明夷”,這說明邛都與洱海地區之間早已存在著交通往來。由于靈關道經過旄牛羌部居住的臺登(今冕寧)以北地區,故又稱旄牛道。東漢末旄牛羌部阻道,致此路不通。蜀漢時張嶷任越巂太守,與旄牛羌部“酋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蕭清,復古亭驛。”靈關道又重新開通。唐代,以洱海地區為中心的南詔王國興起,強盛時其勢力達到大渡河以南地區。《通》:“太和四年(830),上命李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當時西川與南詔在大渡河對峙,清溪關為大渡河以南要塞,為入南詔地界第一站。因此漢代的靈關道在唐代又稱清溪關道。第三,永昌道。永昌(指今保山地區)是蜀身毒道上連接中、緬、印的重要交通樞紐。從上述的五尺道由成都經僰道南下滇池,再由滇池往西經洱海即可到達永昌;走靈關道則由成都經邛都渡過金沙江,再西南行經洱海往西到達永昌。兩道均由永昌往西到緬甸北部。因而經永昌往西至緬甸這段道路便稱為永昌道。具體說來,這段道路是由洱海地區的葉榆(今大理),逾博南山(在今永平),渡蘭倉水(今瀾滄江)到巂唐(今保山),再渡怒江經滇越地區進入緬境。關于滇越,首見于《史記·大宛列傳》。張騫奉漢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到大夏(在今阿富汗境),看見商人從身毒運去的蜀布、邛竹杖等商品,得知有道路從印度通往蜀地。他返長安后遂建議漢武帝開辟此路。探路使者后被洱海地區的昆明人所阻而未成功,但卻獲知昆明族之西“千余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奸出物者或至焉。”按今保山以西的騰沖原稱騰越,其與大理的距離恰和滇越與葉榆的距離相當。騰越與滇越音聲相近,早在唐代以前已有此地名。南詔王隆舜詩即有:“避風鄯闡臺,極目見籐(同騰)越”的詩句。大理國時設騰越府,即今之騰沖。滇越又稱乘象國,以其地產象和役使象。《華陽國志·南中志》所載,只有永昌郡有象。《后漢書·西南夷哀牢傳》亦載哀牢地區產象,且地望與滇越相當,可見乘象國應在永昌郡。永昌郡是個多民族地區,有越和鳩僚等族。滇越名稱之由來,與閩越、甌越得名相似。哀牢則得名于一代首領之名而成為族名,但哀牢人講僚語,應屬鳩僚。兩者均屬百越族系。⑩學術界一般認為今天居住在德宏等地區的傣族與滇越和鳩僚具有族源關系。《南中志》又載“永昌郡古哀牢國,……,東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地域甚為廣大,“當包有今之保山、德宏地區西抵伊洛瓦底江流域上游,明清時期之孟養、木邦等地,其南則為鳳慶及臨滄至西雙版納及以南地帶”。境內稱邑王者77人,5萬余戶55萬余人。在分布的各族中,尚有與今傣族具有族源關系的撣族。撣族在永昌建郡之前就已建立國家。撣族與鳩僚語言相通,境土相連,彼此早就存在著密切聯系。因而哀牢(鳩僚)的歸順東漢朝廷和永昌郡的建立,撣國隨之三次遣使到東漢首都洛陽,撣國王雍由調被封為漢大都尉。應該說,滇越——哀牢——撣與屬于氐羌族族系的昆明、巂等族加上蜀地商人的互相聯系,共同開辟了蜀、滇、緬、印的交通線。第四,至于緬印之間的通道,唐代文獻有較明確的記載。玄奘《大唐西域記》所記印度之迦摩縷波國位于阿薩姆東部,《蠻書》所記大秦婆羅門國之南。《大唐西域記》說:“此國東,山阜連接,無大國都,境接西南夷,故其人類蠻僚矣。詳問土俗,可兩月行,入蜀西南之境。”《新唐書·地理志》載賈耽“從邊州入四夷路程”說得更清楚:從永昌城“西渡怒江至諸葛亮城(在今龍陵)二百里,又南至樂城(在今瑞麗)二百里,又入驃國境(緬甸)。……一路自諸葛亮城西去騰充(今騰沖)二百里,又西至彌城(在今盞西),又西過山二百里至麗水城(在今伊洛瓦底江東岸之打羅),乃西渡麗水、龍泉水(今勐拱河)二百里至安西城(在今猛拱),乃西渡彌諾江水(今欽敦江)千里至大秦婆羅門國。以上賈耽所說自滇西通緬、印之交通線千余年可以通行。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42年緬甸淪陷,滇西的騰沖、龍陵失守。日本侵略軍曾由水陸兩面封鎖我國,我國僅靠空運與國外相通,軍需物資供應極為困難。當時我國與盟軍自印度阿薩密之雷多經緬北之胡康河谷,沿猛拱、密支那修筑中印公路,以通騰越和保山與滇緬公路銜接,重新打通中國之陸路運輸線。這條公路基本上即沿著千百年來之中——緬——印道,變險峻難行之步道為通行汽車之公路。這條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起了歷史性的作用。蜀身毒道在張騫通西域得知有這條道路之前早就存在了。這條道路存在的前提乃是有關民族經濟文化交流的需要,而這種需要之滿足又以有關民族社會較高經濟文化的發展為基礎,通過雙方商旅貿易、僧侶、使節往來等活動而實現。中印均為文明古國,具有燦爛的文化,西南絲綢之路正是連接和傳播兩者燦爛文化和經濟交流的紐帶。我國西南巴蜀地區,在很早的古代便發展了燦爛的文化。本世紀50年代在巴蜀地區曾有多處引人注目的重大考古發現。特別是1986年發掘出的廣漢三星堆遺址,面積廣,涵蓋眾多文化層,從新石器時代晚期中經夏、商、周到秦漢的連續地層都很清楚,出土青銅神人立像、頭像、金面罩、銅和玉制禮器、武器、象牙等上千件,還有成都郊外發掘出的商周時期大型木結構建筑群等均甚罕見。這些發現說明早期蜀文化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蜀人至遲在戰國時已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秦時蜀守李冰大興水利后,蜀國成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國。蜀人很早就以養蠶、制造絲織品著稱,古代記載中稱為“錦”。戰國時蜀錦已相當馳名。秦滅巴蜀,張儀、張若修成都城,特設置錦官。到漢代,蜀錦已名聞天下;成都有錦江,成都又稱錦官城,都與發達的蠶絲業有關。穿井煮鹽在漢代已很發達,政府特設置鹽官進行管理。至于開礦冶鐵,至遲在戰國時代已經出現。秦人卓氏在臨邛,“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比王侯。程鄭“亦治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蜀地的農業和手工業以及商業如此發達,成都的“工商致結駟連騎,豪族服王侯美衣”,以致漢初唐蒙開筑僰道,當地縣令因廢工無成、百姓愁怨,將受斬刑,他都要求先看看“成都市的繁榮景象然后就死。由于商人在滇蜀少數民族地區經商而發家致富,因而漢初盡管嚴令:“閉蜀故徼”,禁止與“西南夷”地區交通,仍無法阻止商賈貿易往來。蜀地的絲綢、布疋與鐵器等商品,遠銷云南以至經緬甸到印度而為張騫在大夏所見,也就不奇怪了。印度人最早稱中國為“支那”,是梵文Cina的譯音,印度古代史詩《摩訶巴刺塔》(Mahabharata)與摩奴法典(LawsofManu)均提到“支那”。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梵文古籍提到中國時還和絲并提,如“公元前320至315年印度桷陀羅笈多王(KingCandragupta)在位時,其臣商那閻(Chanakya)別名考鐵利亞(Kautiliya)者著有《政論》(Arthasastra)—書,書中載有“支那”之名,又記紀元前第四世紀中國絲已販運至印度。”聯系上述蜀國絲織業之盛以及蜀身毒道的存在,中國商人運至印度的絲織品中至少有一部分是通過西南絲綢之路運去的。前述張騫所到之大夏,古希臘人稱巴克特利亞(Bactria),是往西經伊朗、兩河流域至羅馬帝國的主要交通線,也是漢晉時期中印貿易的重要中轉樞紐。“據普林尼(第6卷,23,101),單是印度每年由羅馬帝國所得的絲款不下五千五百萬銅幣(Sesterces約等于六十萬英鎊)”由此可見,中印通道上絲綢貿易之盛。至于蜀布、邛竹杖、鐵器、漆器等商品也是源源外銷。商道總是雙向的,有來有往。為當時中國所貴重的五色琉璃、料珠、各色寶石、香料以及羊毛制品等也沿著這條商路輸入中國。在云南江川李家山和晉寧石寨山戰國和西漢古墓中均曾發現過琉璃珠,我國在五世紀初才開始自制琉璃,上述古墓中發現的琉璃制品,顯然是從印度經這條絲路傳入的。東漢時代,西南絲路有進一步發展。隨著哀牢王內屬朝廷,東漢明帝永平12年(69年)在滇西哀牢地區建立永昌郡。境內除鳩僚、濮人等以外,還有僄人、撣人和身毒(印度)人。境內物產豐富,有“黃金、光珠、虎珀、翡翠,孔雀、犀、象、蠶、桑、棉、絹、采帛、文繡……木棉布、干(佇麻)細布,又有罽旄、帛疊、水精、琉璃、軻蟲、蚌珠。宜五谷,出銅鐵。”上述物產中帛疊、水精、琉璃、軻蟲、蚌珠等系境外產品運入境內;晉寧石寨山滇人墓葬發掘出的數量巨大,用青銅貯具器貯藏起來的海貝,自然也非云南所產,至少印度是產地之一。《馬可波羅行記》第118章哈剌章州就說:“彼等所用海,非本土所出,而來自印度”。永昌郡治為巂唐在今保山。巂唐不僅為政治中心,而且和騰越都是蜀身毒道上的商貨集散地,上述印度人可能不少是僑居的商人。1938年在騰沖縣西八里寶峰山下核桃園的荒冢中,曾發現漢五銖錢千余枚,可見當時商業之盛。在這條絲路上,隨著商業交換的發展,文化交流也日益加強。撣國王雍由調于東漢和帝永元九年(97)、安帝永寧元年(120)及順帝永建六年(131)三次遣使前往洛陽“奉國珍寶”。特別是第二次,“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撣國和羅馬帝國有來往,羅馬的表演藝術家也隨撣國使團到了洛陽宮廷。這條絲路也是佛教傳入我國的另一途徑。印度古代有“以新棉裹尸,更以棉布纏其上,系佛在世時之印度風俗,而在佛涅槃后,傳亦如斯,是以哀牢人關于桐華布之‘先以復亡人。然后服之’云云,似亦起源于茲。”這里意指哀牢人此種習俗乃受印度風俗之影響。考慮到哀牢地區有印度僑居之商人或移民,此種推論值得注意。滇西傣、白等族后來信奉佛教,自亦受到印、緬等國的影響。除印度僧人傳播佛法于中土外,我國僧人亦有經行西南絲路往印度求佛法的。唐僧慧琳《一切經音義》卷81就提到曾有二十余僧“從蜀川南出牂柯,往天竺得達”。他并就蜀川天竺道作了概括敘述。音樂舞蹈亦有交流。除前述撣國音樂外,玄奘在印度羯朱嗢袛邏國與戒日王相會。戒日王早已聞知“秦王天子”(指唐太宗)的政績以及歌頌他的“秦王破陣樂”。緬甸古代的驃國“在云南西,與天竺國相近,故樂曲多演釋氏詞。”“唐貞元十七年(802)驃國王雍羌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難陀隨南詔使臣入唐,由云南重譯進獻其國樂。”驃國樂成為唐代樂曲中的一部。兩千多年來,這條商路通過各國商人、僧侶你來我往以及各國使節的往返聘問,促進了西南絲路沿線各國、各地區和各民族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交流。然而,19世紀中期第二次英緬戰爭后,緬甸南部為英國所喬併,特別是1885年第三次英緬戰爭后,緬甸為英所滅亡。英帝不僅奴役緬甸人民,而且把侵略矛頭指向我國邊疆云南。中緬商道不僅民間貿易受到影響,且成為英帝吮吸我國財富、進行侵略的孔道。滇西的騰越自古為商貿樞紐,但自1898年開埠后,由于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對外貿易全為入超。例如1918年以前,出口額僅年達銀70萬兩左右,而進口額則多在200萬兩以上,大量白銀外流。與此同時,法國占領越南后也將侵略矛頭指向我國云南,英法二國一在滇西,一在滇南,對我形成鉗形攻勢,競相掠奪我國資源,傾銷商品,使我國經濟遭受嚴重破壞。三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受到戰爭破壞的中緬商務往來逐漸有所恢復。新中國成立后,歷史上的西南絲綢之路已悄悄復蘇。特別是1960年10月1日中緬邊界條約的簽定,解決了歷史上由于帝國主義侵略政策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進一步促進了中緬兩國的友好關系,中緬之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聯系進一步有所加強。中緬國境線云南地段長約1900多公里,其中西南絲綢之路通過的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即占500余公里。云南省是我國跨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