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應麟《玉海文》編題目錄研究

1主題目錄的學術背景1.1博雜求雜的風格宋代的學術精神與漢唐的精神相似。概括言之,宋人治學以我為主,排斥偶像,注重個性,注重理性發掘,但也不忽視貫通綜合,尤其強調博古通今。正如錢穆先生所說,此種學問路數“若衡量之以漢唐儒之舊繩尺,若不免于博雜,又好創新說,竟標己見”,然“在宋儒之間,實自有一規格,自成一風氣”,“故宋儒在自漢以下之儒統中,實已自成為新儒,不得謂自理學出,始有新儒。”而這種“博雜”的風格,又正可作為研究宋代文獻學的一個起點;不妨說,宋代文獻學恰是在這種“博雜”中展開和深入的。此外,宋代的文獻學,既承漢唐注疏之余緒,又受了劉知幾特別是中唐以來疑經辨偽思想的影響,無論是新黨、舊黨,還是義理學派、考據學派,無不具有懷疑精神,致使疑辨成為宋代古文獻學中的一種普遍風氣。1.2目錄書的分錄與體例的定式。在前代史目錄部目錄宋人目錄學承漢唐而來,而官私編目眾多,且館藏目、史志目、專科目、讀書目、闕書目、禁書目、刻書目、乃至天下圖書總錄、系統參考目錄俱全;而在體裁上亦簿錄體、史志體、敘錄體、輯錄體、輯釋體以及增注式、專題式等應有盡有。尤為突出的是,官修國家藏書總目、部分館藏目錄及不少私家藏書目錄,都恢復和完善著西漢劉向《別錄》的做法,采用解題的形式編制,使目錄書逐漸向學術著作過渡。圖書分類學則出現了明顯的變革傾向,有多種目錄書突破了四部分類法,而采取了多種類或多位類的分法,同時,四部分類法的種類劃分也有變化和更新。就史志目錄而言,自班固依劉歆《七略》編定《漢書·藝文志》之后,便大體上以記錄一代藏書為主。其體例也逐漸形成一種定式,即對書籍進行分類,著錄書名、卷數、作者姓名,有時還用極簡要的話注出存佚、真偽等情況;一般全篇有總序,各大類、小類前面有通常所稱的大序、小序。宋代的史志目錄,編錄于官修前代史及私修通史的仍然繼承這一傳統;惟獨本朝國史的《藝文志》,因受當時官修藏書目錄的影響,不但大序、小序俱全,而且每書之下有提要,體例迥異于前代史志。這在史志目錄的編纂上也可以說是一種改進。2王應麟讀館閣書的方法王應麟(1223-1269年),字伯厚,自號深寧居士,慶元府(今寧波市)人,祖籍浚儀。宋理宗淳佑元年(1241年)進士,寶佑四年(1256年)復中博學鴻詞科,官至禮部尚書兼給事中。于朝政、邊事多所建言,力主抵御外患。《宋史·儒林傳》有傳。王應麟學術源自朱熹,博洽多聞,以考據見長,著作甚富,主要有《周易鄭康注》一卷、《六經天文編》二卷、《漢制考》四卷、《漢書藝文志考證》十卷、《通鑒地理通釋》十四卷、《玉海》二百卷、《困學紀聞》二十卷、《四明文獻集》五卷等。其中目錄著作有兩種:《漢書藝文志考證》十卷和《玉海·藝文》二十八卷。在元孔齊的《至正直記》中,記載了王應麟讀館閣書的方法,是“每以小冊納袖中入秘府,凡見典籍異文則筆錄之,復藏袖中而出。”據王著《辭學指南》稱,這種記筆記的方法是呂祖謙、真德秀等著名的學者為了掌握豐富的文獻資料逐漸摸索出來的。在當時,它已經成為有志博學鴻詞科的青年士子閱讀四部時所使用的方法,并且把這種筆記方法叫做“編題”。具體而言,就是在廣泛閱讀四部書的時候,凡是認為其中的一些重要資料都一條一條地抄出來,并且給每條做一個題目,這是第一部,叫做“初編”。等到抄錄的材料漸多了就可把相同相近的資料,整理成更大的條,編成更完整的一題一題的資料,這就叫做“編題”。通過如此長期地閱讀、長期地記筆記和整理筆記、長期地編排,就會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且融會貫通了。我們不妨可以這樣認為,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運用了這種科學的治學方法,奠定了王應麟在宋代古文獻學史中的地位。他兼容并蓄,以考據為主并通義理,堪稱宋學的集成者,類似于鄭玄在漢代古文獻學史中的地位。《玉海》二百卷是一部規模宏大的類書。《四庫提要》卷一三五說:“是書分天文、律憲、地理、帝學、圣制、藝文、詔令、禮儀、車服、器用、郊祀、音樂、學校、選舉、官制、兵制、朝貢、宮室、食貨、兵捷、祥瑞二十一門,每門各分子目,凡二百四十余類。…….其作此書,即為詞科應用而設。故臚列條目,率鉅典鴻章。其采錄故實,亦皆吉祥善事,與他類書體例迥殊。然所引自經史子集,百家傳記,無不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諸實錄、國史、日歷,尤多后來史志所未詳。其貫串奧博,唐宋諸大類書未有能過之者。”我們知道,唐宋以來的類書從來沒有紀藝文的(有紀圖書典故的藝文,沒有紀圖書目錄的藝文),在《玉海》的各個類目當中,不僅提供了歷史文獻資料,還提供了代表這些文獻來源的圖書目錄,這既是《玉海》的特征,也是《玉海》的內容有別于過去所有類書的地方。3著錄方式的組織方式《玉海》全書共二百卷,而《藝文》占二十九卷(卷三十五——六十三),包含了大體按經史子集順序編排的四十四個子目。一般圖書目錄的著錄,在子目下都是以每一部圖書為一著錄單位,而《玉海·藝文》的四十四個子目下的著錄,不是以每一部圖書而是以每一個編題作為一個著錄單位。這種編題目錄的基本特點是在每一個子目下各設若干編題,分別而有聯系地加以敘錄,而不是以每一部圖書為著錄和敘錄單位。如“編年”目下的“治平《資治通鑒》”編題內,在介紹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的過程后,并錄有《編年通志》、《通鑒目錄》、《通鑒考異》、《通鑒外紀》、《通鑒舉要歷》、《歷年圖》、《通歷》、《稽古錄》、《通鑒問疑》、《通鑒釋文》、《通鑒前例》、《通鑒紀事本末》、《通鑒綱目》、《續通鑒節要》、《通鑒論篤》等相關之書。這樣的著錄方法是《玉海》的一般組織形式,但用在《玉海·藝文》的圖書著錄上,就走向了主題目錄的組織形式,給我國編制目錄的方法開辟了一個新方向。我們不難發現,《玉海·藝文》中僅介紹一部書的編題很少,絕大部分編題都相當于一個小專題,而每一個類目的小專題連貫起來,也就構成一部小型的專題文獻史。作者在敘錄時,又靈活地采取了互見、互著或同一部書在不同類目下作不同介紹等方法,注重以分類與主題相結合。如卷四十一“續春秋·論語孝經”目下的“續春秋又見編年”編題內,包含著春秋經以外凡以“春秋”為名的歷史編年書籍,其中有《漢晉春秋》、《楚漢春秋》、《唐春秋》,注明見編年。而在卷四十七“雜史·編年”目下的“編年”編題內,則包括著所有歷史編年類書籍,當然也就同樣有《漢晉春秋》、《楚漢春秋》、《唐春秋》,只是它們的解釋文字是不同的。因為《藝文》內有了編題,使傳統的著錄方式開始向主題目錄的組織方式過渡。王應麟靈活地發揮了分類與主題相結合的方式,因此不論從圖書內容的分類上或者從書名的形式分類上,讀者都能比較容易地找到自己所要參考的圖書。事實上,如果我們放眼整個宋代的目錄學史,就會發現這個時代的四部分類法已經愈來愈趨向形式化了。如《玉海·藝文》的集部部分,從總集文章開始,下分承詔撰述、類書、著書(附雜著)、別集、賜書、圖、圖繪名臣、記、志、傳、錄、詩(附歌)、賦、箴、銘、碑、頌、奏疏、策、論、序、贊、經、藝術等類別,基本上是以體裁和書名來分類的。其他部分也有這種情況。這種形式化的分類,既體現在標題上也體現在內容上,追根溯源乃是為適應士子應試的需要而采取的編制方法。王應麟另有《詞學指南》一書,類目也與《玉海·藝文》的集部相仿,說明圖書分類確與社會需要有著密切的關系。而《通志·藝文略》的最后一大類“文類”,也采用此種形式化的分類且劃分更細,可見這種方法在兩宋之際已經被廣泛使用,并非僅僅出于學者的創造。4《詩》類著作,從唐至唐毋庸置疑,兩宋時期是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高峰期,也是圖書文獻事業的興盛繁榮期,這一時期的文獻學術,上承漢唐,下啟明清,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如王國維先生在《宋代之金石學》中所言:“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學術,多發端于宋人。”與漢唐時代相比,宋代文獻學的每一方面都有新的創造性的發展,在博雜和疑辨的大環境下,宋儒革新政令并創通經義,逐漸形成了所謂“八面受敵”、“四面出擊”的讀書風氣和學問路向。而廁身博學鴻詞科的王應麟更是雜覽古今、泛濫百家、縱橫埤闔、不拘一格,其中,其博雜的風格似乎更多一些,正如其引邵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