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達峰、碳中和與中國增長模式的轉型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講話中指出，應對氣候變化《巴黎協定》代表了全球綠色低碳轉型的大方向，是保護地球家園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動，各國必須邁出決定性步伐。下面，我們將從氣候變化與“雙碳”目標、中國增長模式的碳成本、面向“雙碳”的協同發展三個方面出發，深入解讀“碳達峰、碳中和與中國增長模式的轉型”這一主題。氣候變化與“雙碳”目標中國增長模式的碳成本面向“雙碳”的協同發展目錄氣候變化與“雙碳”目標1氣候變化的原因與嚴峻趨勢相關數據表明，近兩千年來的全球氣候變化變得越來越不可預測與確定。如果只考慮自然因素，全球氣候變化是不會如此顯著的，而恰恰是在人類活動與自然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如此明顯。全球氣候變化是非常復雜而棘手的科學問題，對人類社會產生了深刻影響，尤其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巨大挑戰。從全球可持續發展評估結果來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不僅是發達國家的難題，也是發展中國家需要面對的挑戰，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相對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活動強度的增加是空前的從全球社會經濟的發展趨勢來看，包括人口、GDP、外商直接投資、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國際旅行在內的多方面數據，都呈現出增長得越來越多的趨勢。這樣一系列人類活動與地球系統的各個變量都是高度相關的。人類活動帶來的地球系統各個變量的快速變化，其直接結果就是讓地球不堪重負，地球系統的運作正在脫離安全范圍。平衡經濟發展和碳達峰、碳中和的路徑選擇并不是很多對于升溫明顯背后的原因，科學家們也在不斷探索，總體上比較一致的結論是人為的溫室氣體排放不斷增加是全球變暖的主要原因，尤其是二氧化碳的排放。從整體上來看，氣候變化也正在成為危及人類生存的非傳統安全風險，全球尺度上的各種災難性事件風險正在隨著溫度的升高而顯著增加。總體上，氣候變化對中國的影響是負面的。減排是一個重要任務，而且時間緊、任務重2016年，全球175個國家簽署了《巴黎協定》，承諾將全球氣溫升高幅度控制在2℃的范圍之內。然而，按照現在的趨勢，2℃的目標已經難以將影響控制在安全區間，1.5℃將是一個更加剛性的目標，但其減排要求顯然也更高、時間也更緊。從全球數據來看，1955年以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增長趨勢主要有幾個重要節點，一是三次石油危機，二是三次國際氣候行動，同時2019年以來不確定性顯著增強。控制在2℃需要到2075年實現零排放，而1.5℃就需要到2050年實現零排放，二者差別很大。如果以1.5℃為更剛性的要求，當前全球只剩下8%的碳賬戶額度，而如果按照現在的排放速率，10年就會突破界限。每個國家、每個企業、每個個人都需要行動起來1713年，馮·卡洛維茨提出“可持續性”概念。然后，全球發生了一系列相關活動，如1972年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討論了當代環境問題，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是人類歷史上首次以法規的形式限制溫室氣體排放，2015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巴黎大會通過了《巴黎協定》，2021年的聯合國第26次氣候大會達成了《格拉斯哥氣候公約》……自《巴黎協定》之后，碳達峰、碳中和已成為全球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新的目標和新的內涵。當今，全球開展了一場碳達峰、碳中和的角逐，已有137個國家和地區承諾碳中和，并且不丹和蘇里南兩個國家已經實現了碳中和。其中，烏拉圭承諾2030年達到碳中和，其目標是最早的；而后是芬蘭、奧地利、冰島、德國、瑞典，目標年是2045年或更早，九成國家設定了2050年達到碳中和的目標。我們的莊嚴承諾“應對氣候變化《巴黎協定》代表了全球綠色低碳轉型的大方向，是保護地球家園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動，各國必須邁出決定性步伐。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講話中強調怎樣理解“雙碳”目標全球碳循環包括陸地系統和海洋系統，二者的通量是比較大的，也基本平衡。化石能源燃燒與土地利用的變化，二者規模并不大，但是難以被自然吸收，也就成為干擾碳循環平衡的主要原因。據研究估算，人為的碳排放量大約每年帶來的增量是400億噸，其中一半能夠被陸地和海洋吸收。對于另外一半缺口，我們要做的就是減排和增匯。要理解碳中和、碳達峰，我們還需要對全球的碳循環有一個基本的認識，即為什么人為的碳源排放會干擾碳循環。只有同時推動減排和增匯，才能實現近零排放碳中和，通過植樹造林、節能減排、技術進步等一系列方式來抵消人為的碳排放缺口，以實現正負抵消，達到一種相對的零排放狀態。海洋作為一個碳匯是全球公共資源，所以每個國家應當平等獲取海洋碳匯資源。在此基礎上，我們的碳中和公式就包括了陸地碳匯、海洋碳匯以及碳封存、碳捕捉等技術進步。碳達峰，即隨著經濟的發展，碳排放開始增加，而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碳排放達到頂峰后開始下降。但是，這樣的碳達峰實際上意味著增量減少或增速變慢，其總量還是在增加的。我們要實現碳中和，主要有三個方面內容在能源轉型方面，我國近年來還是做得不錯的。“十一五”以來，我國能源效率開始顯著提升，從而實現了能源消費總量和效率的雙控。在結構上，我國從過去的單一傳統能源大國，發展為既是傳統能源大國，又是新能源大國，而且新能源將會越來越重要。在產業發展方面，產業是能源轉型的重中之重，同時居住和交通也是轉型的重點。對此，我們致力于實現供給側和需求側的同步轉型。能源建設我們要實現碳中和，主要有三個方面內容我們要針對能源轉型進行生態建設，增加陸地、海洋能夠吸納的碳排放量，如增加森林、耕地、海洋、草原等。這實際上不是土地類型的問題，而是生態管理的問題，如經研究發現，亞馬遜雨林就從碳匯變成了碳源，主要是森林景觀格局的變化。森林景觀格局的變化又與人類的活動有關系，即大規模、破碎化的種植方式與全球貿易的流向密切相關，其背后實際上還是經濟發展的問題。增匯我們要實現碳中和，主要有三個方面內容大家比較熟悉的相關技術有碳捕捉、利用與封存技術，就是在確保發電等高耗能產業不中斷的情況下減少向大氣實際排放的二氧化碳量，這是重要的減排過渡技術。具體來說就是，首先辨識碳排放的源，然后將它們存化或分離，再進行氮化，最后運輸到一個地方進行封存，進而可以應用建筑原料、化工原料等方面。目前，這一技術的應用成本還是比較高的，需要靠進一步的技術進步帶來新的機遇。我國在一些新能源技術方面，如新能源汽車，實際上已經實現了技術領跑，在其他一些方面也都存在著彎道超車的可能性。對此，我們有信心能夠比發達國家做得更好。技術進步中國增長模式的碳成本2快速工業化進程中的碳成本相關數據表明，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業國家，工業化水平不斷提高。但是，我們的工業化、城鎮化的特點，就是依賴以化石能源為主的能源結構的支撐。大家知道，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雙輪，仍然是工業化和處于“高速”發展階段的城鎮化。雖然有人說我們的城鎮化已經減速了，但實際上我們的城鎮化轉向了高質量發展階段。能源變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其中，以煤炭能源為基礎支撐的工業化進程，勢必伴隨著高排放的壓力。原煤的碳排放占比可以達到全國能源排放的一半左右，曾經最高的時候達到70%左右，現在約為50%多，未來還要繼續下降。等實現了以新能源為主導，我們才有可能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在快速工業化的進程中，碳排放也保持著比較高的增長速度，特別是加入WTO以來，國際市場需要大量的我國產品，我國的出口可以說是指數級增長，經濟增長被快速拉動的同時伴隨著高排放。哪些因素會影響碳排放在產業結構與碳排放的關系中，高耗能產業的占比是比較高的，如鋼筋、水泥等。當然，這些產業也是當前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總而言之，能源行業和重化工業在排放結構中占比達到80%以上。在制造業部門中，金屬和非金屬冶煉、壓延等相關行業，以及有色金屬、化工行業在排放結構中占比較大。可以說，這些行業支撐了我們的工業化進程，但也形成了最主要的碳成本。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增長中，人均GDP增長是碳排放增長的主要因素。工業化碳成本下降的關鍵，還是在于新能源的成本我國新能源成本的下降速度還是較快的。從2010年以來，太陽能光伏發電、風能和電池儲蓄的成本顯著下降。如果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下降趨勢得以繼續，預計到2030年，我國60%的電力能夠來自非化石能源，其成本比常規成本降低10%左右。此外，我國電力部門碳排放量將比2015年少一半，成本比正常情況下降低約6%。屆時，我國將形成一個比較干凈、比較有效率、成本比較低的發展模式。快速城鎮化進程中的碳成本城市實際上也是碳排放的大戶。從全球來看，城市排放的二氧化碳占總量的比例約為75%，而我國城市占我國的總量達到80%。城市是一個系統，有各個碳排放的源，如城市邊界內部的各種商業、工業設施以及住房等，都會排放很多二氧化碳。同時，城市是一個開放系統，上游需要有各種物質、人員、電力輸入，也都是需要耗能的；下游如垃圾處理、廢水處理、貨物運輸等，也一樣需要耗能。很多專家認為節能減排的主要陣地應該是城市，即城市應該是實現碳中和的最重要的地方。城市要怎么為碳中和做貢獻城市規模與人均碳排放強度的關系是否城市越大，其碳成本就越高？對此，我們展開了低碳試點城市，以研究低碳試點城市的規模對單位GDP碳排放強度的影響。我們發現，隨著城市常住人口規模的擴大，城市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是在下降的。也就是說，大城市的碳效率相對更高。這些試點城市的規模與人均碳排放的強度關系也表明，大城市的人均排放是最低的，其碳效率比很多中小城市都要高。究其原因，應該是大城市的集聚效應、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提高了碳效率。城市群建設能夠在減碳方面做出更大貢獻一是結構整體優化，主要是市場規模效應，要素資源和商品得到充分自由流動，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二是創新能力提升，主要是企業創新研發，推進低碳技術應用，產生持續且顯著的正向溢出效應；三是區域協同治理，主要是密切城市間關系，強化環境協同治理能力，帶動區域間生態環保協作。盡管不同城市群的絕對排放量存在明顯差異，但都表現出了先上升后下降的階段性特征。絕大多數城市的碳排放都遵循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經濟發展的早期，碳排放隨著經濟發展而增加；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程度以后，碳排放開始下降。其下降原因，主要是經濟結構從傳統的重化工業、較污染型的產業轉向服務業、高技術行業，同時技術進步也在增速，最終導致了這樣一個倒“U”形關系。人均GDP達到2.1萬美元左右時，碳排放有望達峰，樂觀估計達峰時間有望提前5-10年。但是，自下而上的集成模型所推斷的達峰條件，卻沒有那么樂觀。尤其是2060年碳中和目標情景下，能源轉型順利與否，關鍵在于傳統的火電項目能否不再新增甚至減少、新能源能否進行有效替代。提前達峰是一個平衡發展的戰略問題目前，由于技術進步的原因，我們各行各業的化石能源排放強度顯著減少。但是，根據不同的碳達峰年限進行推斷，提前達峰雖然有利于控制排放總量，但其經濟代價也不小。此外，空間因素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為每個省（市、自治區）的發展階段、產業結構都不同，各自碳達峰的時間也就各有差異，所以我們也不能“一刀切”，目的只要是最終實現全國碳達峰就可以了。根據模擬結果，河北、黑龍江、遼寧、寧夏沒有出現可以預見的峰值，而北京、天津、吉林、上海、江蘇、浙江、廣東、湖北、重慶、甘肅、青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等省（市、自治區）預計能夠實現提前達峰。從環境影響評估到社會成本評估我們又該如何計算這一成本？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計算由于碳排放，我們損失了多少；二是通過減排，我們能夠節省多少。所以，從經濟的角度來看，碳排放的社會成本決定了我們的減排目標。關于減排，我們過去只考慮環境影響，而現在則需要考慮整個社會的成本。減排需要付出怎樣的社會代價、經濟代價或其他環境代價，正是我們決策的基礎。社會成本顯然要比經濟成本重要，社會成本包括社會穩定、就業、生態安全等方面的內容，但其計算實際上是有難度的。所以，我們要推動實現碳中和，就必須在決策時堅持減排與社會成本之間的平衡。面向“雙碳”的協同發展3污染物協同減污和降碳是可以協同增效的。我國的大氣污染，實際上與二氧化碳排放是同根同源的，都來自能源消費、工業生產、居民生活、交通運輸等方面，所以具備協同治理的巨大潛力。從中長期來看，我們需要科學研判不同歷史時期減污降碳的主要驅動力，系統謀劃協同減排路徑。從區域來看，大氣污染嚴重的地區通常也是碳排放量比較大的區域。從行業來看，重化工業、交通運輸、民用航空等都是大氣污染和碳排放的主要來源，需要作為協同治理的重點予以關注。生態要素協同我們現在要建立的是一個包括人類社會在內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國土空間既是人的社會經濟生活的基本場所，同時也是碳源和碳匯的重要載體。我們應該以碳承載力為基礎，聚焦區域國土空間規劃和建設用地開發規模，對土地利用轉變進行嚴格的管控，探索土地利用碳排放標準的制訂。在生產要素協同方面，我們要規避一些誤區的影響：一是自然生態空間越大越好；二是需要恢復到原生自然環境和原始生態系統狀態；三是追求齊全的生態系統類型和不符合實際的生態指標；四是只講保護和修復，不提開發利用，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地區協同實現“雙碳”目標迫切需要地區之間的協同，尤其是優勢地區和后進地區的協同，主要原因有三點：優勢地區發展附加值高的高技術行業，而后進地區在上游供應資源，這樣可能會透支生態環境；能源供應和需求存在逆向分布，長距離的運輸實際上也在增加成本和排放壓力；實現效率和公平之間的平衡也是一個重要議題，每個地區如果能夠實現適度的自給自足，也就能夠有利于增加區域的韌性，即抵抗外部壓力的能力。系統協同系統協同主要指的是城市和社區，即建設一個包括城市土地、就業、居住、交通、建筑在內的多體系聯動的低碳空間。高密度城市減碳和增匯的主要路徑是改善土地利用，如提倡短距離出行以提高空間利用管理效率、減少高碳交通模式、在建筑布局上營